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遇到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不利的）供给冲击，还有预期转弱。本文对“供给冲击”做些解读。
什么是供给冲击
根据杰弗里·萨克斯和格里高利·曼昆的界定，供给冲击是可能引起生产能力和生产成本改变的事件，由此影响到整个供给链的稳定，引起价格波动。
供给冲击可分为有利的冲击和不利的冲击。形成供给冲击的事件，既有短期偶然事件，也有体制改革形成的事件，最大最长远的影响因素是经济体制本身。经济结构转型，要求不相适应的体制改革。改革本身也会形成供给冲击。对于有利的供给冲击，要顺应、顺势而为。对于不利的供给冲击，则要妥善化解。
最有利的供给冲击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会引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排放多的产业比重下降，传统能源碳排放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过去明显减少，单位GDP消耗的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大幅下降。萨克斯和曼昆认为，最严重的破坏性冲击之一是垄断，尤其是政府部门对市场的垄断和不当干预。比如，欧佩克控制石油供给产量，导致石油价格持续上涨。从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的具体情况看，不利的供给冲击引起价格上涨的传导机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自然灾害可能引起一些农产品供给减少，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二是新环境保护法要求企业减少碳排放，使企业治理环境的刚性成本提高，企业将成本上升部分转嫁给消费者，导致价格上涨。第三，工会组织施压提高工人工资，也会增加企业成本，企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最后一个是扩大垄断。一个经济体扩大垄断、限制竞争，也会引起生产波动，如果是导致供给收缩，会引起价格上扬。
同供给冲击相对应的是需求冲击。推动总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事件，形成了对需求的影响。比如说信用卡的引入应用，可使货币需求减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使用信用卡常常比使用现金更加方便快捷，导致现金货币持有减少。这意味着每一单位货币转手更快，流通速度提高。这容易引起名义支出增加和总需求扩张。在短期内需求规模扩大又会刺激产出，会带来经济繁荣。还比如网购等。
供给冲击的复杂性
从当前看，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冲击要比教科书上介绍的复杂得多。就目前看，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冲击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新冠疫情暴发并多次反弹持续蔓延，阻断和延缓产业链、供应链。去年5—8月之间，煤荒、电荒、柜荒，还有原材料短缺，形成供给冲击，引起价格上涨；疫情较重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列车因疫情反弹出现不正常，开行只有正常水平的30%，比过去正常情况下减少了70%。香港有学者做过一个模型测算：假定疫情反弹导致北上广深全面封城封市一个月，会导致这四个城市的实际收入减少61%，将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12%。这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数据。去年全国房地产销售总额18.2万亿元，对经济间接影响达到30万亿元。去年中国汽车产业主营业收入8万亿元以上，加上间接影响，会达到10万亿元以上。在新冠疫情反弹供应链受阻情况下，汽车产业、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40%，对就业的影响更大。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的疫情态势，对汽车产业、电子零部件、电脑、机械、医疗、半导体、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物流运输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去年以来，对房地产在金融上采取了限贷、抽贷、断贷等措施，教育实行“双减”，还有“减碳”和环境整治等。这些政策就每项措施看都是正确的，出发点也是好的。这几项措施在同一空间同时执行，带来的供给冲击则不容忽视。比如，就业、收入、产品供应、销售、投资等都受到了影响。
中美贸易争端和经济、科技、贸易规则“脱钩”，俄乌冲突等，导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发生了变化，造成中国在关键产业链关键节点上出现供给瓶颈。比如石油、天然气、粮食、化肥、芯片供应紧张，对正常的供给形成了不利冲击。就目前看，自从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以来，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发生了以下三个变化。一是搞自给自足。一些经济体，特别是受此影响比较大的经济体，在产业链上实现“自给自足”，实际上是采取被迫型自我封闭。二是多中心化。在供应链上，一个经济体降低对另一个经济体的依赖，不依赖于最大的供应方。多中心化的结果是什么？是搜寻和交易成本增加，导致价格上涨。三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受到价值观和制度的影响。以价值观和制度伙伴化来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就是产业链、供应链以价值观取向、制度取向加强分工与合作。这对中国的供给应该是影响比较深远的。
一个例子是粮食供给。今年3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是159.3，环比比2月份上涨12.6%，同比上涨了33.6%。4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为158.5，同比上涨29.8%。再看天然气，3月份东北亚天然气现货价比2月份环比上涨47%，欧洲环比上涨56%。还有芯片，国内目前汽车产业的芯片供给出现了供应链的断供，导致一些品牌的成车有订单没供给。
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疫情和诸多异常事件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垄断部门的管理权限。比如，价格管制，对有些相关药品控制销售，限定商品流向，采取封城、封市、封路等措施。这些都加剧了供给紧张，引起价格上涨。
就当前来看，在供给和需求两类冲击中，我国经济当前主要是面临供给冲击。这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多重事件在同一时段同一空间发生，形成的供给冲击具有叠加效应和放大效应。目前在经济运行中，在同一时段同一空间，我国遭遇多重事件冲击。比如，疫情反弹、俄乌冲突、中美贸易争端、一刀切“减碳”、环境治理等，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交叉叠加影响。有利的供给冲击和不利的供给冲击相互交叉。不利的冲击起主导作用，而且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
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两大破坏性或者是不利的冲击影响。第一大影响是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化对中国的供给冲击，既有短期的，又有长期深度的。第二个就是垄断加强，各级地方政府对市场干预强度加大，对中国的产业链转型升级和长期供给造成显性和隐性的冲击。现在看，宏观经济面上形势很好，但在微观层面上市场活力不足。市场活力不足与供给冲击，形成潜在和隐性不利影响，这是分不开的。
顺应与化解
如何应对供给冲击？一般而言，稳定化的财政货币政策可降低和抵消供给冲击，使得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自然合理增长水平之内。
从短期看，围绕应对供给冲击，实行稳定化的财政货币政策，重点要在突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瓶颈制约上下功夫。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就是当前宏观政策应对措施要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哪个方面下功夫寻找着力点。显然，要以供给侧为主，兼顾需求侧。同时，要防止因供给冲击引起通货膨胀。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双重性，输入性通胀和内生型通货膨胀同时发生。双重通货膨胀，在供给侧，提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难度；在需求侧，引起能源、食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群体带来伤害。
下一步，政策重点应该瞄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要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建立预警机制，并提前准备充分的解决预案，避免临时“抱佛脚”。要千方百计降低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以供给侧为重点，处理好“封堵”与“疏导”的关系，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从体制和政策上打通堵点和“栓塞”。第二是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第三是通过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为中低收入群体减负增收。
当前我国政策目标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目前最大的课题是：让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通过正常上升渠道成长为中等收入者；同时，稳定中等收入群体，让中等收入群体不因为供给冲击突然之间滑向低收入群体，让他们在中等收入群体“频道上”稳定成长，赋予他们真正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长期看，应对供给冲击难度比较大。从目标看，应对供给冲击，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供给的结构适配性。
对外，坚持实行适应性改革。积极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采取灵活战略举措、寻求共赢方案应对“脱钩”。这是因为，不管从过去40多年的发展经验看，还是从中国向新的大台阶迈进的需要分析，全球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什么叫适应性改革？就是要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制度安排，构建命运共同体，改自己，改自身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相冲突的体制机制，实施精准靶向性改革。在命运共同体中，有共存利益和自存利益。共存利益要尊重要维护，通过改革使自存利益更多地适应共存利益。在共同体内，共存利益强弱直接决定了朋友圈多寡和联系紧密强度。
对内，坚持减少垄断，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降低各级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强度，把各级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约束限定在法治框架下。政府对实体经济应该采取更多包容性政策，赋予市场、企业、社会更多的权利，实施更充分、有法治保障的市场竞争性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政府作为要有市场边界，国企实行竞争中性政策，民企实行充分的市场竞争政策，并依法保障他们财产权利。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