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是雅尔塔体系延续下来的旧国际秩序进一步“礼崩乐坏”的最新表现。这场冲突正在改变很多传统的国际政治规则,并将给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带来长远影响。虽然某些影响并不一定立即显现,但有可能对中长期的地区与国际秩序产生溢出效应。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人类到了世界新旧秩序交替的抉择关口。
现实主义“硬核政治”回归?世界秩序走向“深层多元主义”
俄乌冲突对世界政治的首要冲击,是现实主义“硬核政治”回归,安全上的零和博弈困境将长时间困扰各国。用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泛安全化”对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多国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与理念受到颠覆性影响,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正重新占领各国从普通民众到决策精英们的思想高地。
俄乌冲突发生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失效”和多边主义“式微”的疑虑在增加,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关注或将重新让位于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考量,欧洲及其他地区各国之间的互信似乎正变得脆弱易碎。
俄乌冲突还凸显多元中心主义正取代单极全球化及西方新自由主义。俄乌冲突的深层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对美国单极霸权体系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修正。柏林墙倒塌后,西方世界曾陶醉在“历史的终结”思想狂欢之中,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模仿时代”。但俄罗斯在过去30年中同西方的交往历史表明,西方并不愿真心接受俄罗斯成为自己的一员。俄乌冲突正沉重冲击冷战后美式自由主义单极霸权秩序的基石,宣告“模仿时代”加速终结,刺激了世界各大陆早已出现的“去西方化”进程。
在这样的冲击下,美国将更无力支撑一超多强的世界秩序,新世界秩序将向“深层多元主义”发展。其中,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更为分散,世界性大国和区域性强国将取代单一超级霸权形成共生局面。欧洲、中东、拉美等地区近年来已形成各自的地区中心国家,以及围绕这些国家的各类政治、经济、安全等“议题联盟”,地区国家纷纷实行“多元平衡”外交,同全球各力量中心和主要经济体发展多样化合作关系。俄罗斯对西方道路的修正将加速世界多中心秩序的形成,多元世界理念将取代西方自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国际秩序。
大国博弈加剧?“小多极”或开启“权力的游戏”
俄罗斯以“特别军事行动”的方式挑战现行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使该秩序暴露出更多制度性、规则性、结构性弱点,在将来可能刺激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各类中等强国或地区中心国家,修改这套秩序与体系中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地方,通过越来越大胆地采取更多“修正主义”行为,在欧亚和中东广阔的“新中间地带”恢复各自历史上的“荣光”和传统势力范围。
于是,我们可能看到这样一种相互联动的景象:全球性大国之间的博弈与对抗愈发激烈。俄罗斯与欧洲将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缓慢消化俄乌冲突给欧洲安全带来的后续效应。美国本想集中主要力量聚焦“印太”区域,但现在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与资源来应付俄罗斯的“威胁”并安抚欧洲盟友。
在各地区的中、微观层面上,全球性大国间的激烈竞争使美国难有足够精力顾及欧亚、中东等“新中间地带”内部的事态发展和力量变动。同时,为了在相互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美、俄、欧等将更倚重各类地区中心国家构筑地区均势,通过满足地区中心国家部分发展与安全需求,换取其加入自己的阵营对抗更强劲的对手。
上述发展趋势将在客观上增强地区中心国家的政策自主性,令其加快通过制造历史叙事整合区域合作,恢复其历史性势力范围,甚至通过各类愈发难以预测的先发制人行为,来应对其所界定的“安全威胁”,使地区乃至全球局势更加不确定。在此过程中,“新中间地带”的秩序将呈现地区“小多极”同全球“大多极”相互嵌套、相互影响的新局面。
在此影响下,各地区的“小多极”博弈有滑向热战边缘的风险。在各类安全与发展领域,各国正形成多样化“议题联盟”,以“云合作”模式实现利益共享,构建自主性地区安全架构与权力安排,同时与更多世界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建立综合性伙伴关系,向外部寻求多元化发展与安全保证。
然而,俄乌冲突似乎正部分打断这一势头,各类地区“小多极”可能趁全球“大多极”的主要精力被俄乌冲突牵制之机重启“权力的游戏”,地区局势可能由“冷和平”重回“热对抗”。各地区内部的强弱分界恐将愈发模糊,强国难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制定地区规则,必然与弱国妥协,地区秩序可能重新形成某种动态平衡。
此外,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各地区国家将尝试走“自主自强”之路。在世界政治层面,许多国家目睹美、俄、欧对世界和平难负有效责任,在探索构建本地区安全架构的同时,可能会以抱团方式在联合国中集体发声,共同推进联合国改革。在世界经济层面,各地区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积极探索之中,俄乌冲突与疫情叠加将加速各类区域化、小多边贸易投资新机制,对现有WTO体系形成更多挑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WTO等国际主要经济组织的改革中自主行动与联合自强的趋势将进一步上升。
人类站在十字路口?世界新秩序的曙光在哪里
冷战后的过渡性世界秩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其根源在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趋势愈发明显。在欧洲、亚太、中东的广袤土地上,许多国家正雄心勃勃,希冀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区域秩序乃至国际秩序。在新的制度和规则体系没有完全构筑起来之前,各类对过渡性秩序的冲击势必给世界带来更多混乱,并颠覆许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认知,甚至不排除升级到类似俄乌冲突的烈度和层级的可能。
在新旧世界秩序交替的紧要关头,对世界和平、稳定、安全和发展负有关键责任的大国,更应团结起来共同确立一个可控的规则体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本可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美欧和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争斗正酣,除了相互的制裁与反制裁,双方似乎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化解当前的矛盾。如果进一步升级,全球经贸、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必会面临严重危机,使本已困难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加重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从而加速过渡性世界秩序的瓦解和新动荡的产生。
作为世界巨轮的领航者,大国们应该关心全人类的福祉,新的世界秩序并不需要大国们重回19世纪“欧洲协调”的老路。当此之时,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散发出自信耀眼的光辉。大国首先应该做到相互尊重、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阵营对抗,然后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逐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进而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套符合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新型多极化世界秩序,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上的秩序建构新路。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首发自《半月谈内部版》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