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对新时期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升从政道德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政以德：德乃政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德行，才能行为端正、处事公正，才能为群众起引领示范作用，从而影响社会风气。
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强调从政者必须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人可一生不仕，但不可一日无德”“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更把道德品质放在立功（建功立业）、立言（著书立说）之首。孔子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重视从政者的道德修养。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要害怕自己没有地位，而是怕自己有没有赖以立足的德行修养。在孔子看来，为官者必须有德，这是做官的前提条件。鲁哀公问孔子，怎么做才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用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上面，民众便会心服；举用不正直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民众便心不服。这强调了选拔任用贤能的重要性。荀子巧妙地使用比喻来说明官德的重要性，为官者就像是水的源头，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为官者就像是测定时间的标杆，民众就像是标杆的影子，标杆正，影子自然就会正；为官者就像是盛水的盘子，民众就像是盘子里的水，盘子是圆的，水就成为圆形的。这些思想旨在表明，为官者的道德修养非常重要。反之，如果官员德行不高或者说没有德行，但又居高位，那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是“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德不称位，不祥莫大焉”“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若无德行又居高位，那是灾祸，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严重问题。古今案例已经一再证明。
从政者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才能够完成治国安邦的政治目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治理国家者若重视以德施政，天下人就会像众星拱月一样团结在周围。孔子认为，修身立德对各级为政者尤其重要，修身立德是安抚百姓的基础。《论语·颜渊》记载了两次问政的事情，一次是学生子张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在位时不要疲倦懈怠，执行政令时要忠于职守，尽心尽力，换言之，不能尸位素餐，不能不作为。强调的是要勤政不要懒政，为政不要不作为。另一次是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政者带头端正自己的言行，那么，谁还敢不端正行为。为政者正人先要正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管好自己。进一步讲，官员的德行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修身问题，也关系到百姓的福祉、社会的公平公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平民百姓好比是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
在德与才关系上，中国文化把德比喻为树之根、水之源，把才比喻为树之叶、水之波，主张“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周纪一》）。历朝历代对官员的选拔、考核、任免、升迁，都是把官员的德行放在第一位。道德与才能相比，德是灵魂，是核心。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也是秉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用人原则。清代康熙用人也是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学放在其次，他坚信“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古人治学为文，尤重道德。古往今来评价一个人的学问，也往往是先道德后文章，学问再大，文章再好，若德行不好，也会被别人看不起。后人用通俗的比喻概括德才关系：德才兼备是贤人，有德无才是庸人，有才无德是小人，无才无德是恶人。今天选用官员时所提倡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思想就是来源于此。
二、不畏人知畏己知：秉持一颗敬畏之心
敬畏之心是中国思想史上连绵不断的传统，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宋代学者朱熹对敬畏思想有着深入的阐述。他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只是一个畏字”。这些话的主要意思是，君子应该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敬畏之心不是不做任何事，而是遇到事情时心思专一、有所畏惧、谨慎不放纵。和朱熹同时代的大学者吕祖谦认为：“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天下之事往往成功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敬畏之中，败亡于疏忽大意、骄傲自满、放纵怠惰之中。明代方孝孺讲：“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一个人常怀敬畏之心，一定会行为端正、言语得体、遵守规矩，即使是偶尔犯错，也不会是大错。明代大学问家吕坤指出：“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做人有所畏惧则不敢放肆，因此能修养德性；无所畏惧则任性纵欲，从而招致灾祸。
敬畏观念传承不息，对于古代官员廉洁自律产生了重要作用。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四知却金”故事，就是典型例子。杨震是汉代大儒，一次他在赴任东莱太守的途中，路经昌邑县，县令王密为报答杨震的恩情，特备黄金十斤，于更深夜静时送来，并表示：“现在已是晚上，不会有人知道。”杨震坚决回绝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受到谴责后，王密十分惭愧，只好作罢。杨震的故事被后代人所传颂，成为历代官员学习的楷模，它昭示的正是敬畏的力量。清代乾隆时期，河南巡抚叶存仁离任时，下属们执意送行话别，在晚间设宴相送，并赠送了一批礼品。叶存仁当即写诗一首：“明月清风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 叶存仁将礼物全部送还。“不畏人知畏己知”，这是清廉为官的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了古代一些官员对道德权力的敬畏，对自律慎独的追求，至今仍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敬畏心的培养，领导干部应该作出表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影响着社会风气。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领导干部的敬畏观念。周恩来总理常告诫领导者要始终保持一种“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的心理状态。邓小平同志1957年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就指出：“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 陈毅元帅写过一首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彭德怀同志有“三怕”：怕言过其实，怕出名，怕老百姓骂娘。任弼时同志也有“三怕”：怕工作少，怕麻烦别人，怕花钱多。2015年，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指出：“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作为履行公职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肩上的重任和使命，秉持一颗敬畏之心，对党组织、对法律、对纪律有所敬畏，讲规矩、守纪律，时刻对自己言行进行反省自查。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在做人应常怀的“敬畏之心”外，还要有更高的标准，就是应有为政者的“敬畏之心”。一要敬畏组织。作为共产党员要对党组织深怀敬畏之心，时刻牢记使命，忠于党的事业。要坚定理想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重大原则问题面前立场坚定。要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局、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尊崇权威、服从大局。二要敬畏人民。领导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真心实意地从心理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融入群众、行动上帮扶群众。对人民没有敬畏，必然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要牢记党的宗旨，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三要敬畏法律。法律法规是治国理政最重要最基本的规矩。不管处于多高的社会地位，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法规之上的权利。每位领导干部都要把法律法规视为行为的准绳，心存敬畏，做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信仰法律、敬畏法律，逐步形成法治思维，自觉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问题，提升依法办事的能力。总之，领导干部只有对组织、对人民、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才能使外在的约束转换为行动的自觉，才能真正从内心遵守党纪国法，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人之立身，惟在诚信：诚信是从政的基础
小信诚则大信立。诚信，是修身处世之根本、社会治理之纲要、文明社会之标志，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敬畏与尊崇。《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指真实无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假，作为天地万物之一的人应该把追求真诚作为立身之本。《论语》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谨而信、泛爱众”，做人要尽力做到守信，守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古人看来，诚是内在的品质，信是外在的表现，只有遵循真诚心灵的要求所做出的实在行为，才具有感染他人的力量。
诚信在政治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保护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论语》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面官员能够待人以信任，那么民众没有敢不真情相待的。荀子则强调，“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君主地位尊贵，但是如果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政策法令取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强大，政策法令失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衰弱。《贞观政要》中讲到，“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君王保住基业的根本，只有讲究诚信，诚信树立了，天下才没有与君王二心的人。
对于政府而言，要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必须取信于民。孔子认为，要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秩序井然的社会，政府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一定的道德原则来对待民众，为政者自身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正者，政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贡曾请教孔子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认为，在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以及人民的信任三者之间，如果必须去掉一项的话，先去掉军备，再去掉一项的话，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而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就会垮掉。可见，孔子是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孔子告诫人们说：“言必信，行必果。”说话首先要讲诚信。“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要以金玉为宝物，而要以忠信为宝物。
诚信是国家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道德支柱。政府诚信作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诚信建设需要政府来引导，现代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需要政府诚信来保障。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信用建设，指出“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政府在社会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必然决定了政府的诚信表现会受到市场主体、广大公众的高度关注，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政府必须以自身诚信为表率，引领社会诚信建设。现在我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更应该强化诚信意识、加强诚信建设、打造诚信中国，这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实现社会稳定、提升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四、厚德载物：正确处理德与财的关系
从政者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身上背负的地位、权力、财富、名誉等，都是外在表象、身外之物。若要守住这一切身外之物，使之与自己的自然生命相始终，唯有积善成德、慎独慎微，靠德行来支撑，即《周易》上讲的“厚德载物”。换言之，官员应厚培美德，雅量容人，像大地一样厚实和顺、滋养万物、广纳百川，才能担得重任、守住财富、不负众望。
从政者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够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只有增加了自身内涵，具备了崇高的道德和博大精深的学识，才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够兼容并蓄、关心人、爱护人，以正直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语》中说：“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若无德行支撑，有权有财者就会滥权任性、自我膨胀、忘乎所以。这些身外之物就会把拥有者压垮压死。一个内心缺乏道德精神或道德意志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横流中随波逐流、腐化堕落。人往往在身陷囹圄、负债破产之后，才能感悟到权倾一时、财气熏天的可怕，才能懂得没有德行，再大的权力也保不住自身性命，再多的财富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源泉。只有精神的充实和道德的追求，才能体验由内而外的快乐与幸福。儒家提倡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使中国以 “礼仪之邦”享誉世界。现实社会中，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一种精神追求的乐趣。道德能够让人有尊严地生活，感受到人际和谐和受人尊重的欣慰。
财富只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有深刻认识。一方面，认为德本财末，德是根本，财是枝末，厚于金钱财货者，必薄于德。个人所拥有的外在的地位、财富、名誉等，要靠内在所拥有的德行来支撑，否则不可能长久拥有。另一方面，认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以不合理手段获得的财富，也会以莫名其妙的方式丧失，无法守住。如果财富是自己应得的则心安理得，不是自己应得的则分文不取。若个人没有德行，却身处高位，又聚敛了大量财富，那是灾害，“无德而禄，殃也”。个人有德，不仅会保住自己的官位、俸禄，还能获得名誉、长寿，反之，就会遭受灾难，“不祥莫大焉”。可见，注重道德修养始终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
“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韩非子·八经》）如果一个官员家私巨万，那么必是贪官无疑；官吏的腐败会导致人民群众离心离德，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国家的败亡。西汉董仲舒揭露当时的大官僚们“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无已”。所谓“畜其积委”，即财富的积累日益增加；所谓“务此而无已”，即贪欲无止境。这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他提出稳定政局的对策：“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食禄者即吃公家饭的公职人员，不应该兼营私人工商业发横财，同老百姓争利。不与百姓争利，正确对待财富，公职人员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不断前进。将道德修养之根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肥沃土壤之中，政德之花就会永不凋谢。作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才能提高抵御各种风险考验的能力，肩负起应有的使命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