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吴馆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下午好！
吴馆长要我来杭州的国家版本馆做讲座，其实我是很没有底的。因为在学校里上课的内容比较固定，在这个场合来讲有一个“怎么样跟各位对接”的问题，所以我就报了这么一个题目。希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能够向各位汇报我的一些思考。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的无尽资源
我们国家历史非常长，区域非常广，在全世界来说它是非常大的、文明特别长的国家，是一个文化大国，它的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我们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上也出现过一些反复。例如我们国家在清朝后期遭受了外国的入侵。外国入侵的时候，他们有比较先进的军舰，同时也有比较先进的武器。我们在抵御外来侵略过程当中感受到人家比我们强，于是就希望赶上先进的水平，在清朝后期表现得比较强烈，希望尽快摆脱落后的局面。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例如张之洞提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就是保持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当然也包括文化体系。同时也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军事技术。让我们国家能够不再受外来的欺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对中国为什么落后有一些思考，在这些思考当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
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就进行了文化方面的一些革新。尤其是辛亥革命，我们国家由封建帝制进入了资本主义框架的社会体系，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新的制度推翻了帝制。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教育部部长蔡元培，也是浙江文化的巨匠，他代表政府宣布取消“经学”学科。取消经学学科是一件大事情，因为经学就是我们现在认定的国家古老的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这样一些书籍，它们构成的学科叫“经学”。经学学科取消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一个学科它不能在高校里单独存在了。经学废掉了之后，我们还要不要读经书呢？于是就要有一些新的替代方案。
按照国外的学科框架，经学的典籍就分流了。比如说《诗经》就不再作为经学，而是作为古代的诗歌总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作为文学欣赏的对象。《左传》《尚书》，史学色彩比较浓厚的，就归到历史学学科。当然像《论语》，哲学学科也看，文学学科也看，教育学学科也看，多学科的都要看。但是有一些书就边缘化了，比如《仪礼》就边缘化了，中文学科不看《仪礼》，历史学科也不看《仪礼》，哲学学科也不看《仪礼》。儒家文化被称为“礼乐文明”，标志性的书是《仪礼》。这本标志性的书不归任何学科了，图书馆分类当中可能会进入到综合类。所谓的综合类，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是“其他”，各学科归不进去的，它的边缘化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现在重新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礼”的核心经典就是《仪礼》。能够在大学里把《仪礼》一字一句跟学生讲清楚，这样的老师可能是个位数。我们有十几亿人口，也就是我们基本上丢掉了传统文化当中比较核心的那本书，就是《仪礼》。
100多年来，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所走过的路基本上是批判传统的。辛亥革命之后有很多先生在对经书做注释，但这个注释有一个倾向，就是去孔子化、去皇帝化。我们的《诗经》直截了当对接先秦文学了。从汉朝把经书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行为的标准、是非的标准，从汉武帝之后到辛亥革命，《诗经》这本书作为经书究竟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一页大约2000年一下翻过去了，不看了，直接对接先秦文学，这就是我们现在对待《诗经》的态度。
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怎么度过来的，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看什么书，尤其不能不了解他们怎样理解这本书。我们这样一页掀过去是不行的。经学学科，从经学角度认识经典，至少从汉朝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常态。常态到什么程度呢？从小就要念这个书，就要念朱熹的《诗集传》，因为科举考试要考这个东西，不念的话考不上，所以它的普及度极高。由普及度极高到放在一边另作解释，我们文化上就把主要的部分放在一边了。《诗经》还在念，但作为经学的《诗经》没有了。经学当中所蕴含我们的行为规范也就没有感受了。我们还承认“仁义礼智信”是中国文化，还承认“忠孝节义”是中国文化，但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和认识逐渐概念化了，空了。
今天，我们重新看一看传统上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中国文化是什么。我们在杭州国家版本馆能够深切体验到什么叫建筑文化，这个建的太美了！建筑和周边的环境非常和谐的统一在了一起，这个属于建筑文化。当然我们说穿什么衣裳，这属于服装文化。我们要吃饭，这是饮食文化。数不清的文化，但总要有一些核心性的概括。如果有人问你中国文化是什么，那么你说有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图书文化、版本文化，都没有任何的错误。但这样数下去就没有边了，所以中国的先人对中国文化从几个角度做了一些概括，其中之一就是“仁义礼智信”。
仁，仁者爱人，当然是爱他人，也爱自己。
义，实际上就是舍己为人。你有困难，我帮你一把，但并不图回报。我可以去出把力，也可以去拿点钱，也可以说几句赞扬的话。总而言之，是你用自己的行为，你付出的大或者小都不要紧，那是你的。但你的行为或者资源是为了他人，这就是“义”。我们举行一场音乐会，我们把收来的门票钱用来建希望小学，这就是“义演”。哪里出现了灾害，我们要捐钱，捐1块钱也可，捐10块钱也可，捐1万块钱也可，这个钱是你的，你给了他，对他有帮助，这就是“义”。“义”是很典型的无偿帮助别人。当然你帮助的别人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社会。比如你爱护卫生，这是为了大家共同的环境好，这也是“义”，义举。
礼，它和另外一个词相连，就是让。开车说礼让行人。“礼”的表现就是让，就是让着别人。老师称呼同学为“同学”，老师和同学是不是同学呢？不是。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老师为什么要称学生为“同学”呢？老师把自己的规格、高度降得和学生一样。这就是老师矮化自己，用这样的方式抬高学生。因此“同学”的称呼纯粹是个礼。学生不能称老师为“同学”，足见它是不平等。不平等非要拉得平等，这就是“礼”。礼的本质就是让，“礼让”连在一起。
智，智慧的智。这个解释起来比较隐蔽一些。《孟子》对“仁义礼智信”的“智”有一个解释，他说“是非之心”就是智。我们说读书干什么？读书为了明理。明什么理？明是非之理。凡是好的事我去做，别人做的好事我去赞扬。非，不对的，我不去做，别人这样做我不表示赞成。这样一种表现，这样一种心情，是智。
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了要算，尤其是有契约的时候更得守信。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仁义礼智信”提倡的“信”比较多，是为了国人之间打交道以及与外人打交道，需要信守诺言、信守契约、信守合同。
“礼”讲的比较多，但“仁”和“义”讲的不是太多。这五个字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概括，当然不一定是最权威的概括，我们没有继承好。浙江省在做古籍的数字资源。我是搞古籍的，我们以前要看古书时要出差，要到北京、上海、浙江，住下来，到图书馆里去，写好了书单，我要看什么书，可能还要拿介绍信。人家上班了，我们递上书单，管理人员到库房里把书提出来，你在这里看。你可以拿铅笔抄，戴上白手套。等到人家快要下班了，书要收回去，人家要入库，晚上肯定是不行的，休息日或者馆里内部整理，也不行。所以阅览的效率不高。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国家图书馆第一批挂出来的善本书1.6万种，有的书一种就是一大摞。我所在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总量也就2000种，因为大学图书馆要服务于教学，没有钱买善本书。国家图书馆一次挂出1.6万种，这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们说海外的藏书机构，比如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他们的善本书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挂出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以及静嘉堂文库也都逐步把书挂出来了。这样我们在单位上，在家里，就可以登录有关网站，登录有关平台，来看这些珍贵的版本，效率就提高了。原来一年可以办的，现在一个月就办了。所以大家现在为什么那么忙呢，因为节奏快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图书馆不舍得把古籍数字资源挂出来，而这些不往外挂古籍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使用网上的信息，每天都在使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古籍图像资源，是人家投放上去的，而你自己并不愿意把手里东西投放上去，“仁”和“义”这两条一个都不沾，这是肯定沾不上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为觉得很正常，但实际上不正常。至少朋友之间，我都挂出去了，你每天都看，你不给我看，这个不仗义。不仁不义的人能交吗？可以说我们国家大部分图书馆都没有挂出来资源，我想“仁义礼智信”，“仁”和“义”怎么衰退的，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但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感受到了。
再比如很多医院血库里存着救人命的血液是严重不足的，为什么？因为愿意献血的人少。以前还有献血的“队伍”，他们用什么办法能够稀释血液，多喝水或者怎么样，这个队伍有什么传染病更要了你的命了。愿意献血的人少。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他每年都去献血，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觉得这个人是有仁义之心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能救人的命。春节期间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回家过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紧急抢救，做手术需要输很多血，怎么办？连夜把家里的人从农村叫来六七位，献血。是不是他们献的血直接用于这位病人呢？不是，库存的血用上了，下面再来的人怎么办呢？所以动员他们献血，以便于为下面的病人用，可见资源是很不充足的。献血对人的健康损害不大，可以说极小的损失可以救人的命，这些都属于义举，属于仁义，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提这些老话题呢，是想表达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有点淡漠，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最为宝贵的东西，最为核心的东西。有了仁义，中国人是有文化的、文明的民族，才成立。没有仁义，基本上就不成立了。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的无尽资源，这是我要表达的第一个看法。所有人的行为都有指导思想，所有人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是文化在指挥着你，所有世界上的争端，它的背后几乎都是文化支撑的。所以国家要发展，尤其是要健康地发展、文明地发展，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我们的吴雪勇馆长非常勤奋，社会各界都有很多勤奋的人。勤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勤奋一点就多给一点钱，没有。也没有说你勤奋一点就有人跟着唱赞歌。到底什么东西驱动着他呢？背后有文化，有信仰，这个东西是最最核心的。所以我们可以发明这、发明那，但背后都要有一个问号，你发明这个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肯定是对人类社会有用，这个文化是看不见的资源。
1978年算是改革开放的开端，1980年之后基本方向没有变。我1981年上大学，亲历了这个过程，国家发展得非常快。最初的时候，我们会买一些很落后的机器，因为它便宜，有人就说了这个东西都是人家淘汰的，你为啥要买？淘汰的我们也没有。我们是想买好的，没有钱，于是就买差一点的。买来以后很快我们也淘汰了，淘汰的速度之快难以想象，所以我们迅速就跟上了人家的先进水平。而人家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投入巨大资金和人力，不舍得让我们这样用的。于是当你接触到更先进技术的时候，人家要保密。你为什么自己不发明创造？原先没有手机，手机从我开始。和人家有了手机，我们也要有，还要做得更好，这样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在缺钱的情况下还要快一点发展，只能采取这个跟进的办法，所以我们走过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路。
要想发展经济，就得搞好科技；要想发展军事，就要搞好科技。科技人才从哪儿来？学校。于是抓教育。教育、科技和经济建设、军事事业紧密挂在一起，这是我们发展的急需。但高校里培养科技人才，是不是也要培养文化人才？尤其重要的是，是不是要把科技和文化融在一起来传授？我们经常讲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还要开思政课程。山东大学有2位入选了院士，一个是陈子江，医学家。一个是李术才，工程学家。他们在入选院士座谈时回忆成长过程，他们只讲自己的导师，认为是自己的导师教导他们、影响他们，尤其是这些老师艰苦奋斗的精神。我没有听到他们表扬哪个学院院长，也没有听到表扬哪个校长和辅导员，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教书和育人是一回事。我们的工匠精神，就在工匠教他们的学生当中传授的，所以我们文化和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军事建设应该是拧在一起的，应该是不可分离的。作为专业，杜老师是搞传统文化的，把它分离出来了，这个适合于做研究，不适合于做教育。做教育的时候应该把文化融到各个岗位上来，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丢失，成为行业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国家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成为文化大国，而这两个要拧在一起，就是一个良性的状态。国家对这个问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所以总书记讲话多次，杭州国家版本馆有一个轮番播放的视频，把总书记在文化领域视察讲话做了非常精要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做法特别好。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清醒，所以要采取措施来加强文化建设，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样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脉，这是国家领导人的表述。这个表述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非常有针对性的。国家要成长，文化要跟上，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无尽资源，是这么一个意思。我想在座各位对此是同意的，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对传统文化的概括，“仁义礼智信”是一套，还有一套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好多年前台湾大学编了一套台湾地区用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一共8本，16开的。每一本不是太厚，并且字大一点，适合学生看。《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编好之后，他们来中国大陆访问，征求一些人的意见，正好我是被征求者。我看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8本，它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完全来自《四书》，对《四书》里基本内容做了新编。原文是什么样的，注释也很好懂，再加上串讲，非常容易接受。《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贯彻的东西非常明确，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书名就叫《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但修身和齐家不能分开，修身和治国、平天下不能分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放在一起理解。不能单独讲修身。民国年间《修身教科书》，它的编者就是蔡元培，它的“修身”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确说不能单独讲“修身”，要和治国、平天下放在一起讲。“修齐治平”是一种概括，还有一种概括是“忠孝节义”，我今天把“忠孝节义”拿出来和大家一块学习学习，和另外那些概括是不矛盾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角度不一样。
二、关于“忠”
我们说忠君爱国。为什么要忠君呢？因为“君”是国家代表，他不是个人。当了国家领导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立场就是国家立场，大约不会再考虑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家里房子怎么样，这些问题都要放在一边，考虑的是国家发展，这是他的职责。在这个意义上，“忠君”和忠于国家是一回事，忠君爱国是一回事。
当然忠于职守，也是忠。我们说忠于国家，你不能光在那里念口号，做好你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忠于国家。如果你是个学生的话，你就要好好学习，不能贪玩。你是一个工作人员，你做好职分内的工作，这些就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国人都是这样的话，国家肯定会健康地发展。
具体的表现就是忠于你的岗位，我是一个老师，我要上课，于是我要备课。我在1999年给山东大学文学院全体研究生开了一门必修课“文献学”，领导谭好哲院长让我开这个课，我那时候36岁，一个星期4个学时，一次上完，从下午2点一直上到6点。我这一个星期任何事情都不干，只为这一次上课来写讲稿。写多少讲稿呢？100页的稿纸，以前用稿纸抄，100页稿纸，小方格有300字，也有400字的。100页稿纸，我每个星期写1本。一学期18周，我写了18本，这个课就上完了，讲稿也写完了。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必须得上好课。那时候对于教学成果的评价比较不值钱的。比方说我出了一本《良渚文化研究》，这是10分。我出了一本《文献学概要》，才5分，要打对折的。我的课讲得非常受学生欢迎，在我评教授时一点用处没有。什么时候有用呢？你在教育类的杂志上，C刊发文章管用。能发教育学C刊的老师不一定能上课好，所以教学显示度低。但作为老师，好几十个学生听了两个小时一无所获，你能对得住这些学生吗？作为老师到底合不合格呢？所以我要花一个星期时间来准备这一次课。当然我的课是大课，好几十人，也没法点名。可能上着上着，学生越来越少，那就要了命！
我第一次开课时非常清晰记得换了三次教室，不是从大换小，而是从小换大。为什么要换3次教室呢，总是坐不下，旁听的越来越多。我的课在1999年大获成功。我的老师霍旭东先生曾经告诉我：“上好一门课就是一碗饭。”作为老师能上好一门课就不会丢饭碗了，这个概念只是忠于作为老师的岗位而已。如果你不能全心全意地上课，就是对这个岗位不忠。你对这个岗位不忠，作为老师就是不合格的。你想赢得学生对你的尊敬，也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所以“忠”作为一种文化，它是我努力备课背后的力量。为什么说文化是一种资源呢？所有人的行动背后都有一个文化，也许你自己没有这样去考虑，我们拿正面文化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我们的一生处理好任何事情都会是一个资源。
什么叫资源？资源就是兜里有钱。我到了商店里可以买喜欢的东西，我到了书店里可以买好书，这叫资源。你没有这个资源，这个书再好，你也不能买。所以资源这个东西是人人都需要的，所有的资源永远是正面的。文化资源呢？看不见又摸不着，可是它比金钱重要得多。忠于职守，这是一个“忠”的表现。
还有一个是忠于老师，我在一次山东大学开学典礼上讲到学生对老师要“忠”，有的学生在空间里反对。学生对老师忠有什么不好？如果这个学生不忠于老师的话，那对老师的话就不当回事了。在座各位有些属于青年同志，你没有到我这个年龄，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可能会有新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我的学生，我大会的讲话请他录下来进行整理，他会查考一些我提到的人、地、年份，可能有错，因为演讲很难不出问题。他一一查清楚，并且告诉我这个地方有错，我就会和他说改。他整理老师的录音，只要忠于这个录音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底线。我怎么说的，他怎么整理，他不添错。但他觉得这样对老师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老师出错，让外人看这个东西时对老师有看法。”他这么想，他就有了维护老师的心，这是“忠”。
当老师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是很感动的。老师没有让你这么做。所以忠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你在单位上，或者你是学生，你这样做能带来什么呢？就是下次有艰巨任务的时候，老师会首先想到让你去办。为什么？因为没有时间再反复了，一定要在规定时间一次性达到最好的水平，把这件事情做完，不能再商量了，来不及了。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委派给一个他认为最可靠的人。我们的军队提拔指挥员，基本机制全世界都是“积功”制度。“积功”带来提拔，这是军队的基本制度。怎样才能“积功”呢？你自己擅自做主跑去立了一个功，这是不行的，部队上有纪律。因此，你圆满完成任务的能力极大，你获取关键任务的机会就多。你完成这样的任务多，你的“积功”就多。你积的功不是领导送的，是你自己用能力和忠诚换来的。
我们在其他岗位上也是这样，哪个学生不是好学生呢？当老师的能明白表达出来说A学生特别好，B学生不太好？当老师的不能这样表达。都好。但内心里到底有没有差别呢？肯定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的话，孔子为什么说要因材施教呢？那一定是有差别。但老师不能说，都在心里。有重点任务要完成时，他会想到你。你在完成重点任务过程中得到巨大的提升，于是你的水平就上去了。你的水平上去了，当然你未来的发展，实现理想的脚步就快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呢？肯定没有任何不好。你发展得快，我也发展得快，我们的国家就快了，有什么不好？我们的家长也高兴，可以说没有什么人不高兴。当然有可能个别人嫉妒你，那是不好的。我们对别人的进步还是要乐见其成。总之忠于老师也是一种忠。
我举个例子，这是《左传》上的，这个人叫逄丑父。这个“丑”大约只表示天干地支的“丑”，“辛丑条约”的“丑”，与那个“丑俊”的“丑”不是一个意思。所以逄丑父不是不好看，可能是他出生的时间，丑时。商朝帝王大都利用这个取名字。什么“太甲”“武丁”“帝辛”，都是。“父”，读音fǔ，是说这个男子比较好，魁梧英俊，叫“父”，和杜甫的“甫”含义一样。姓逄。逄丑父做了什么事情呢？在春秋时一个大国是晋国，另一个大国是齐国，它们两个发生了战争。地点在济南市。一开始齐国占上风，后来齐国就处于下风。齐国的国君坐的战车当然是指挥车，他的旁边有一个人是逄丑父，他的武器长一点，在国君旁边。如果有危险的话，一下挑过去就可以排除危险。其实不一定要挑过去，因为对方看到你很壮，武器很长，他是不会靠近的，因此主要是威慑作用。
晋国反过来了，齐国处于劣势，齐国军队是战车，围着一座山“华不注”，“华不注”也念“华夫注”，齐国军队围绕这个山在前面跑，晋国军队在后面追，三圈，历史上叫“三周华不注”。这时候“华不注”山前面有一些树木，把齐国的战车给挂住了。这样跑不了了，国君就会被俘。这时候逄丑父认为敌人并不认识他的统帅，于是换了位置，让统帅当保卫，逄丑父自己当统帅。局面还没有很严重时，他让“国君”，就是假装的保卫，让他下去取水。下去取水的时候脱身了。人家以为逄丑父是国君，就把他抓起来了，后来发现他不是国君，就要杀掉他。他说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为国君死，你们把他杀了，你们的名声不好。于是晋国统帅就把他放了。因为杀了他价值也不大。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为国君去死。《论语》里说了，“贤贤易色，事君致其身”，你跟着国君干要随时准备献出生命。“事父母尽其力”，对待爸爸妈妈尽力就行了。“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你只要答应了朋友的兑现就可以了。级别是不一样的。逄丑父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他的行为就是忠。他被记载在《左传》当中。
至于说忠于老师，我们举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在《吕氏春秋》中记了一个故事，说孔子和他的弟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现在的河南），由于没有国君欣赏他，供应他们粮食，他们就断炊了，“七日不尝粒”，七天没有吃上粮食。“粒”也不一定是大米粒。在这个时候颜回去找米，找到了，当然大家都去找米。孔子已经饿得起不来了，在座各位没有经过那个困难的时候，老一辈是有一个丰富的经验，就是如果你早晨起来没有饭吃的话，千万不要起床。你躺在床上饥饿感很弱，你起来就不得了的。所以孔子昼寝，白天躺着，不是睡觉，而是饿坏了。颜回找到米之后就做饭，做了饭给老师吃。但孔子老远看到一幕：米快熟的时候，颜回伸手到锅里抓了一把吃了。
由于距离比较远，孔子觉得说不出来的滋味，他就装睡。颜回做好了米就捧着给老师送来了：“老师，吃饭吧。”孔子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说饭食很清洁献上来。颜回的聪明在孔门弟子当中是头号的，“闻一而知十”。颜回立刻明白了，他跟老师说：“刚才是灰落到锅里了，我把灰吃了，扔了舍不得，我把它吃了。”老师心情五味杂陈，他就觉得自己对不住学生。他对学生们说，有时候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也不可靠。这就是颜回。
当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在匡这个地方（在今河南省），有人要杀孔子，大家都仓皇出逃。逃出来了，可是颜回没有来。孔子就很着急，颜回最后一个来了。孔子见了说的什么话呢，“我以为你死了呢”。颜回的回答不是很容易想象的，他说：“子在，回安敢死。”老师在，我怎么敢死呢？这个话当老师的感动，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就是说我没有死的资格。现在有的学生恋爱失败了，自杀。你想没想过家长该有多么痛苦。我是亲眼见到这样的家长，基本崩溃，已经无法正常上班。这个学生想没想过你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你难道只为自己活着吗！颜回的回答，“老师在，我怎么敢死呢”，这个话就是对老师的“忠”，这个精神不得了。所以我们说“忠孝节义”，对老师，忠于老师，有什么错？可能你听着时间长了，认为是“愚忠”“愚孝”。怎么是愚忠呢？愚在哪里？
孔子对颜回的夸奖是不遗余力。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厉害？子贡说我怎么敢和颜回比，颜回是“闻一以知十”，我子贡是“闻一以知二”。子贡非常谦虚。但孔子马上表示同意，说你和我都不如他。所以孔子对颜回的肯定无以复加。颜回死了，孔子哭得很痛心。学生们说，老师你过于伤心了。孔子说，我不是为颜回，我还能为谁这么伤心呢。鲁国国君问孔子，弟子谁好学。孔子说，颜回好学，不幸早死，现在没有了。其他学生听了孔子这个话怎么想？老师心里只有颜回。孔子对颜回的夸奖从不掩饰，所以当他看到颜回伸手到锅里抓一把米吃了，在他看来除非这个人不是颜回，颜回不能干这种事情，可是明明白白他是吃了，所以他就要启发他。启发的结果，颜回还是颜回，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学生忠于老师，我们忠于工作岗位，都是忠。
三、关于“孝”
“孝”，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很大的传统。我以前出差时买了一本书，我为了消遣买的，《富兰克林自传》，是富兰克林给孩子写的3封信，讲他的经历。中国的家训其实主要是写的家书。我看了一遍，给我的儿子看。我儿子也看了一遍，他说，爸爸，富兰克林什么都好，有一条不好，外国人不孝顺。我说何以见得？他说，整本书没有谈任何孝顺的事情，自从富兰克林离开家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的爸爸妈妈。我心想很对，但外国人有自己养老的办法，人家也不是说爸爸妈妈不亲，人家有人家的办法。但是这件事情让我考虑，“孝”还是中国文化中很有特色的东西。
闵子骞，《二十四孝》之一，也是孔子的弟子，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东汉画像石上就刻有他的事迹。大家看，一共三个人。东汉的马车是一匹马，车轮，一边一个。车上的长者就是闵子骞父亲，右上角有“子骞父”。长者背后一个小朋友，是闵子骞后母的孩子，车下的青年就是闵子骞。
闵子骞背后有两行字：“闵子骞与后母居，爱有偏移，子骞衣寒，御车失棰”。他替父亲驾着车，大概是说马绳或马鞭子掉下来了，也有可能他从车上掉了下来。他父亲伸手拉他，当然发现他的手冰凉，已经冻僵了。回去以后，跟他的老伴说：“我为什么要娶你？我为了孩子。你现在这样对待，你作为后娘，这是没法再过了。”闵子骞在这时候，极其关键的时候，他说的话你就很难想象。我们看唐朝欧阳询《艺文类聚》引西汉刘向《说苑》：
闵子骞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复有二子。子骞为其父御车，失辔。父持其手，衣甚单。父则归呼其后母儿，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谓其妇曰：‘吾所以娶汝，乃为吾子。今汝欺我，去即无留。’子骞前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闵子骞，一言其母还，再言三子温。
母亲在，我一个人受冻。母亲不在，哥儿四个都要受冻。他是多么深明大义，多么顾全大局，他只是个半大孩子。所以孝不单纯是给父母吃喝，他有很高的要求，就是在精神上支持父母。这不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么。所以在孔子弟子当中，孔子夸奖孝顺就夸闵子骞，至于闵子骞怎么孝顺法，孔子没有说，但这个故事里说了。他记入《二十四孝》，绝对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孝顺，他有非常高尚的境界，他真不愧为孔子的学生。
四、关于“节”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伯夷和叔齐两兄弟，周武王把商朝灭了，兄弟两个认为他们是商朝人，他们不能吃周朝的粮食，于是逃到首阳山，就在山里采野果子吃，饿死在山里。司马迁修《史记》，那么多人物，有几个人这么有面子在《史记》里有传？都是立了大功劳。伯夷和叔齐有什么功劳？所谓的功劳就是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司马迁要树个标，我们要有气节。节，就是现在的身份证，证明你身份的。《汉书·苏武传》记载苏武牧羊，苏武是大汉使者，到了北方，人家扣留了他，无论什么情况下他手里都要举着这个节。那时候的节大概像现在的小旗，没有那个旗，而是上面坠着牛毛。始终拿在手上，这个东西标志着你是大汉的使臣，这个东西不能变，命可以没有。
文天祥，已经打得没有一兵一卒了，他作为大宋宰相被俘了。他一个人没法战斗。一个这么高尚的人，敌人也想用他，问他是不是一块来管理天下。文天祥说，我怎么能跟你一块呢，我是宋的宰相。当文天祥还没有死的时候，王炎午就写了一篇祭祀文天祥的文章，你虽然活着，我写好祭文了。为什么？文天祥你可不能投降，我们都看着你呢。所以文天祥不能活，只能死。他是从容就死。这是什么东西呢？是“节”。“节”是文天祥的工作证，大宋的丞相，这个东西不能变。
所以司马迁把伯夷、叔齐作为《史记》第一篇，不是他们有什么功劳，而是他们是个标杆。如果历史仅仅是真实就可以了，那还需要历史学家干什么？有档案就可以了。历史学家之所以是历史学家，是因为他能提供一面镜子，让人们照照自己。不是仅仅真实就可以了。苏武一生如果都记下来，他自己就是一本书，班固就把苏武牧羊放大，让你看这一块，这就是我们的史学家。史学家不能撒谎，但要表现什么，是他们的任务，要不然叫《资治通鉴》？“鉴”就是镜子，所以读史就是看一面镜子。
这个“节”很关键，凡是民族危亡时伯夷、叔齐就蹦出来了。古代的诗歌文章提到伯夷、叔齐频率多么高，每提到他们的时候唯一指向就是气节。如果没有气节的话，什么人来了和什么人合作，那国家还有吗？所以这个“节”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五、关于“义”
我们说舍生取义。以前曾经批判过武训，一九五几年。批判武训干什么呢？武训是个要饭的，连个名字都没有。武训这个名字是他死了以后，别人给他的名字。他没有名，他要饭，一边要饭一边打工，他把积累的钱办学校，让人家的孩子来上学。他请了一个老师，他要管老师吃饭。老师吃饭的时候，他在门外伺候着，他都不敢进去。武训要饭办学，这不就是“义”嘛，所以武训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地位的人在修《清史稿》的时候，他进入《孝义传》，有《武训传》，没有任何学校教育他，他连个家都没有。谁培养了武训呢？是我们的土壤培养了武训。当然武训的思想属于那个时代，这是必须明白的。
再一个是童书业先生家的保姆。童书业先生是个名教授，祖籍是浙江人，山东大学教授。当年山东大学在青岛。保姆姓张，也不知道名字。有一次童书业的外孙子，他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黄永年先生的儿子，版本学家。他从小在外祖父家。前些年他回山东大学，已经50多岁了。他要去看望当年他在山东大学家属院里的那些伯伯。那时他可以随便串门，童先生孙子上谁家都行。他现在要看看这些先生们，找不着门了，我带他去。在董治安先生家（原山大古籍所所长）谈及往事，说到他家保姆张妈。谁会记得她？张妈在青岛一主人家当保姆，四个孩子，夫妻两个因为意外的原因都不在了。四个孩子还没成年，那张妈怎么办？肯定不能继续在这家当保姆了。于是到童书业教授家当保姆。挣了钱，她接济这四个孩子。她没有上过学，连个名字都不知道，她怎么会这样做呢？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了她？
后来童先生过世了，童太太给她女儿看孩子，童先生外孙子回到西安自己父母那里。张妈就没地儿去了，青岛这四个孩子把她接去养老。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没有血缘关系。在谈到这个保姆张妈的时候，董先生的话很少，但他嘴里冒出两个字：“义仆。”仁义的仆人。
这样的人物还有。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国学大师。一个拉洋车的李义贵。献唐先生经过观察，认为李义贵很不错的，他和李义贵说，拉洋车一个月多少钱？说洋车不要拉了，给我当仆人吧。这是解放前。李义贵就成了王献唐的仆人。王献唐日记里“李仆长、李仆短”很常见，就是这个李义贵。转眼之间日本人占领了济南，山东图书馆的国宝装箱，先运到曲阜，后来经过长江运到万县，再运到四川的乐山，存在大佛寺。运到那里就稳下来了，但他们在漫长搬迁当中有谁给经费呢？山东省政府？没有了。没有后路了。所以到了万县的时候，山东大学也迁到了万县，山东大学校长林济青聘任王献唐为教授，你是山东大学教授，这些国宝就能装到山东大学船上。不然怎么弄？这样就运到后方。
一起搬运的还有一个屈万里，山东鱼台人，后来去台湾了，大学者，“中央图书馆”馆长。这三个人没有饭吃了，李义贵去要饭。要了4个汤圆，王献唐说，李义贵吃两个，他和屈万里一人吃一个。到了后方，他们不得不找工作，王献唐到了“国史馆”当总干事，他每个月挣的工资要供应李义贵，因为李义贵要看守文物。屈万里去了“中央研究院”，后来去了台湾。但王献唐后来很艰苦，供不上李义贵了。李义贵就自己卖菜赚钱，看守文物，一件都没有丢。解放后，这些文物回到了济南。李义贵没有上过学，不知道这些文物多重要。但王献唐是他的主人，王献唐让他看着，他就看着，一件东西都不能少。所以李义贵作为仆人，也是义仆。李义贵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建国之后安置在山东博物馆当工人。他没有学历，只能当工人。他家里一家人，也很困难，收入低。每个月发了工资，王献唐要拿出一部分给李义贵，还维持着主仆关系，已经不是仆人了。童先生家保姆张妈和王献唐家的仆人李义贵，他们都是在建国前后，离我们很近。“义”是很感人的，不能丢，这是我们传家宝。
张妈的事迹，我和黄寿成教授说要写一篇东西，不能让它淹没了。他比较忙，我久久不能忘，我写了一篇《义仆张妈事略》，我念一下：
义仆张妈，不知何许人也，在青岛某氏家做保姆。其家夫妇四子女，忽遭变故，夫妇皆亡。四子女失怙，生计无着。无已，张妈转至山东大学童书业教授家，仍做保姆。时山东大学在青岛，后迁济南，亦随之至济。童先生夫妇，有外孙黄寿成，幼名小宝。国家计划经济，供应凭票，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鸡蛋票、糖票等，童家票证常由张妈领取。小宝在大学宿舍区，来往于王仲荦、路遥、董治安各教授家，如穿街市，口称王公、路伯、董叔。尝云：“王公夏天写书，光脊梁，忽红卫兵来，即躺床装病，红卫兵去，爬起来再写。”家中开饭，张妈即大呼：“小宝！小宝！吃饭了！”四邻尽闻之。
童家浙人，夫人能做南方菜。张妈北人，口味不同，常自为之。遇有剩饭菜，不忍弃，则回锅加热自食之。所获酬劳皆寄青岛老主人四子女，俾免于饥寒。时局渐紧，不许佣工，张妈复无所依，则青岛四兄妹迎以奉养之。今寿成教授年近花甲，十数年前来济，余陪同访故旧，至董先生府，娓娓叙往事，谈及张妈，董先生叹曰：“义仆。”余重有感焉，时萦于怀，因记之，以告世人。
2022年7月13日
六、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
优秀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转化什么，转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不甚明白。我觉得转化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把“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转化来。仅仅搞一个“文创”也是转化，但那个转化用不着从国家战略层面来提。文化的转化是件大事。为什么要转化呢？主要是经过转化之后，在现在要好使，要好用。不需要再让我们去敦促，仁和义就可以深入人心了。如果不转化，我们就把它作为“历史文化”来对待。什么是历史文化？已过去的文化，和现在没有关系了。我们要把已经过去的文化，看似和我们疏离的文化，经过转化重新流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去，这样转化才有用。所以“转化”的目的是让过去的好东西、感人的东西在现在还好用，这是转化的目的。现在好用，就能让我们的人民生活的质量更高，生活得更幸福，让人事关系更融洽，让我们对周边的人和事情，包括国际上的事情，它的态度和认识更高明一些，这就是转化的目的。所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个很大很大的任务。孔子周游列国，他的那一套没有玩转。到了汉武帝时期出一个董仲舒，他是春秋学大家。他提出了孔子儒学统治天下，被汉武帝采纳，一管就管了两千年。这就是说孔子那一套经过董仲舒的创造性转化，成了汉朝好用的东西。当然到了宋朝又出了朱熹，到了明朝又出了王阳明（浙江人），他们是创造性转化的典范。
我们当代也很需要董仲舒，也很需要朱熹，也很需要王阳明。能够对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创造性的转化。转化以后它的名称叫什么？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当中，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1000年之后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标志。当历史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有文化的时代，它是要有标志的。我们在座各位青年在这方面可以考虑考虑，怎么样为这件事情做做工作。当然你要想做工作的时候，老祖宗基本的书要念得懂。如果那几本书念不懂，你不知道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感人的故事在哪里，你又怎么能讲好中华故事，又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典籍活起来呢？所以还是要读懂古书。
浙江省图书馆、杭州的国家版本馆这种地方，让我们的孩子多来一来，这里好东西很多。我匆匆忙忙参观，吴馆长亲自介绍，我眼界大开，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几天几夜也看不完，好东西太多了。在这里讲传统文化是应该的。我实际上是一种感受式的讲法，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谢谢！
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来源：2024年3月23日杭州国家版本馆“文润讲座”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