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扩张是资本永无止境地追求规模增大、空间扩展、权力膨胀的历史过程，规模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是资本扩张的三重基本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空间场域，资本扩张的三重逻辑存在不同的展开方式。无论是资本的规模扩张还是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都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周期性重塑现实世界的资本形态、空间景观、权力结构和规则体系，持续性导致劳动与资本、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国家以及资本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导资本有序运动并充分发挥资本扩张的积极作用、约束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要有效发挥社会调节的价值引领作用。
关键词：资本 资本扩张 规模逻辑 空间逻辑 权力逻辑
运动和扩张是资本的固有本性。只有处于不断的运动与扩张之中，资本才能够成为资本。当然，资本扩张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扩张的基本逻辑，引导资本有序运动，约束资本无序扩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普遍要求。
一、资本扩张的规模逻辑
内在的增殖冲动与外在的竞争压力，是资本规模扩张的直接动因。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而且，“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也就是，永无止境地扩大自身规模是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空间场域，资本扩张的规模逻辑也存在不同的表现方式。
一般来说，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存在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两种方式。在自由竞争时代，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往往主要依靠资本集聚、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实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主要是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并最大限度地促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伴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现代社会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也必然成为现代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伴随着自由竞争向垄断时代的过渡，更多的资本日益扩张和膨胀为垄断资本。相比于过去时代的小资本，大资本和垄断资本“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受到追求利润的逻辑的统治”，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持久的、且不断增强的规模扩张趋势。而且，对于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而言，资本集中相对于资本集聚的作用日益重要。一般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三次以企业之间的合并、兼并和收购为表现形式的资本集中化运动即企业并购浪潮。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于1895—1904年，以横向并购即横向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于1916—1929年，以纵向并购即纵向一体化为主要特征，混合并购的数量也开始大量出现；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混合并购即跨行业并购、多元化扩张成为主要形式。尽管资本集中“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而不扩大社会资本总量，但却快速促进了大资本的出现和垄断资本的形成。伴随着资本规模的更快扩张，资本与资本以及资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凸显为现代国家所必须面对的焦点。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借助现代金融工具、数字信息技术和新自由主义体制，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以更快速度、更大幅度在更广范围蔓延开来。相较于前一时期，资本集聚因新自由主义体制泛滥和“去工会化运动”盛行而对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发挥了更高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资本集中对单个资本规模扩张的“放大效应”也更为显著。统计表明，在此时期全球范围又发生了三次规模巨大的资本集中化运动。第一次并购浪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杠杆并购即融资并购为主要特征，跨国并购也开始涌现；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成为极为活跃的全球性经济力量；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平台资本成为企业并购的主角，而且不同于以往企业间的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平台资本往往采取“根茎式”整合形式，按照以数据为中心的资本集中逻辑，将完全不同领域的公司聚合在一起。伴随着资本规模的快速极度膨胀，全球范围各个国家各类产业几乎都已成为巨型资本的“帝国”，资本与资本以及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观资本扩张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资本的规模扩张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首先，资本规模的扩张速度趋向加速。研究表明，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在1870—1913年为1.9%，1913—1950年为1.8%，1950—1973年则高达4.8%，并在此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资本规模的扩张速度之所以能够趋向加快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本集聚的作用稳定增强。曼德尔等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验分析表明，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幅度缓慢且有波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经验分析也表明，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一直稳定地保持4%~5%的高位水平。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收益率的稳定提高为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总量的规模扩张提供了坚实基础。二是资本集中日益成为单个资本规模扩张的主要方式。相对于资本集聚“极为缓慢的过程”，资本集中可以快速增大单个资本的规模水平。三是信用手段和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成为资本规模急速扩张的“加速器”。马克思指出，随同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起来的信用事业和金融工具会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分散在社会表面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或联合的资本手中，最后“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其次，资本规模的扩张幅度趋向增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集中化运动即企业并购浪潮的频率和规模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二是社会资本愈益集中于少数巨型公司和垄断寡头。统计分析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并购浪潮发生的时间间隔趋于缩短、巨型企业并购交易案例屡创新高。20世纪90年代之前，企业并购少有超过百亿美元的案例；在此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并购超过千亿美元案例却屡见不鲜。伴随着资本集中化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单个资本规模也呈现不断攀升趋势。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加权平均的四企业集中度从1947年的35.3%升至1972年的39.2%再到1997年的42.0%；英国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占制造业产值比重从1907年的15%升至1948年的22%再到1978年的41%；美国制造业、矿业和商业部门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公司数量从1929年的65家升至1988年的466家，超过百亿美元资产的特大公司则从1970年的两家升至1998年的220家；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高达33万亿美元，接近中美两国GDP的总和。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集中程度和单个资本规模已经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其经济已经形成以大公司为核心和以中小企业为边缘的二元结构，身处中心的巨型公司和庞大资本影响和支配着社会经济和中小资本的走势与命脉。
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趋向“脱实向虚”。早期阶段资本的规模扩张主要发生于工业、农业以及交通运输和通信产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产业资本是资本规模扩张的主导力量。具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集中化运动主要发生于钢铁、化工、煤炭、石化、食品加工、汽车制造以及电气设备等实体部门，银行等金融领域虽然不乏并购案例和资本规模过度膨胀现象，但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却主要服从和服务于产业资本的规模扩张。然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兴起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规模扩张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现代金融资本逐渐成为资本规模扩张的主导力量。这不仅表现在金融资本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历次资本集中化运动浪潮，各种新型金融杠杆和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资本规模扩张最为有效的“加速剂”和“放大器”，也表现在金融领域资产规模和单个金融资本规模的急剧膨胀，整个社会的各类资本大量流入虚拟经济领域。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存量在1980—199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增长率的2.6倍。随着虚拟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走向自我扩张之路，资本在16世纪开始了其近代生活史之后，金融资本以螺旋式上升方式和现代形态实现了其统治地位的“复归”，资本主义又一次回归野蛮的“赌博资本主义”。
当然，资本规模的扩张过程并非田园诗般浪漫美好的稳态过程。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往往是有序而理性的运动过程，因为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会淘汰掉无序的、非理性的行为。但是由于市场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局限，整个社会的资本扩张却往往导致无序和混乱，导致“非理性繁荣”和周期性危机。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单个资本的有序运动与整个社会资本的无序扩张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以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后者一部分归于消灭，另一部分转入前者之手。因此，经济危机既是整个社会资本规模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单个资本规模扩张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资本规模的扩张过程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中小资本的毁灭和社会财富的流失，也伴随着新旧资本力量的对抗以及资本扩张方式和扩张条件的变革。从经济长波的视角来看，每一次结构性经济危机既是一个新旧生产方式“对峙”的过程，也是一个新旧资本力量“博弈”的过程，代表旧的生产方式的庞大资本往往会“拖住”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力量的规模扩张，但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相对弱小资本一定会借助新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为自己的规模扩张开辟新的道路。
二、资本扩张的空间逻辑
资本无国界。“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而且，资本的空间流动会“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积累的全球体系。也就是，资本运动必然不断扩展空间和释放空间，从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到赛博空间，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皆会伴随资本扩张而被不断重新塑造和不平衡发展。
显然，资本扩张的空间逻辑在不同历史时空也存在不同的表现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意味着，资本的规模扩张必然伴随着资本的空间扩张，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和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必然会不断占有空间并按自身逻辑不断生产空间。在早期阶段，资本通过“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亦即对农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剥夺，使资本得以“合并”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形成财富的原始要素，并使“城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合的主要场所得以快速扩展，从而开启“农村服从城市”“城市统治一切”的资本的现代历史时代，奠定了资本扩张的空间基础。但是，资本扩张显然不会停留于国内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之中。为了满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资本必然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并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从而开启现代资本的世界历史时代。而且，“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空间扩张步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资本输出趋于取代商品输出成为发达国家资本对外空间扩张的主要方式。按照希法亭的分析，资本输出主要有三类情形：向发达国家势力范围内的不发达区域的资本输出；向“无人认领的”或独立但落后的区域的资本输出；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资本输出。伴随着资本输出的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之间必然爆发围绕“领地”而展开的全球性激烈竞争。单个资本或一国资本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地”并不断地在新的地域寻求利润，同时必须努力抵制其他资本或别国资本向自己的“领地”扩张，以各种独特的方式阻挠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也就是说，资本空间扩张的激烈竞争会不断地制造边界同时又不断地消解边界。竞争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瓜分世界的资本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国际卡特尔不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成为世界范围“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导致资本的空间扩张必须依赖国家力量，各个资本“领地”之间的竞争往往会演变成为以贸易战和货币战为主要形式的国家之间的对抗，甚至会演化为国家之间广泛的军事对抗，通过战争重新“定位”资本的全球空间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的空间扩张趋向冲破一切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从而逐渐步入了“全球资本主义阶段”，“以致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每个人都被卷进资本的轨道”。1968—1972年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福特主义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此产生了一种更加富有弹性和灵活性的生产体制和积累模式即后福特主义。灵活积累的后福特主义“以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新方式、新市场的出现，以及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速率的极大强化为特征”，使得资本周转速度不断加快，资本全球流动的空间障碍几近消失，资本运动真正具有了全球的意义。因此，在此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总额、跨国并购呈现急剧上升趋势。垄断资本的全球流动，不仅瓦解了民族国家原有的资本循环，而且使之整合到新的全球资本循环之中；不仅使得全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呈现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趋势，而且使得全球生产链的各个组成部分呈现功能一体化趋势，使得全球经济的管理、控制和决策权力也史无前例地趋向集中化和集权化，集中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带有霸权性质的跨国垄断资本之手。这样，伴随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真正独立的或自主的国民生产体系趋向解体，众多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资本被迫沦为跨国垄断资本全球生产体系的“一环”，成为其“剥夺性积累”的对象而陷入依附状态。同时，具有高度流动自由的跨国垄断资本一方面继续依赖国家力量助力其全球扩张，另一方面也试图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以谋求更大的扩张空间，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双向“依赖-控制”关系。
毫无疑问，资本的空间扩张不仅在于地理空间和物理空间，也在于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更在于各类空间扩张的有机结合，它会迫使一切民族的一切生活卷入到资本的“文明”之中。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资本的空间扩张会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部纳入资本的运动范围。基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和资本循环思想，美国著名学者哈维提出了其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哈维认为，过剩资本脱离了初级循环之后会改变方向，或者进入次级循环，或者进入三级循环。其中，进入次级循环的资本或者用于厂房、铁路、港口等生产的固定资本，或者用于住房等消费基金；进入三级循环的资本同样也被分别投入到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是直接以生产为导向的科研与开发或技能培训，二是教育和卫生保健等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思想有多远，资本追求剩余的触角就能够有多远。”当物质生产领域无法满足资本无限扩张的需要时，资本的空间扩张必然拓展至各类非物质生产领域，导致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休闲游戏等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资本的“生产空间”。甚至，人的情感空间和生存世界也被不断地纳入资本的扩张体系，并且成为资本运动的重要环节。
一个世纪前，罗莎·卢森堡曾经提出这样一个严峻的诘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能够经久不衰？卢森堡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在她看来，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消亡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限。21世纪初，加拿大著名学者艾伦·伍德在其《资本的帝国》中明确指出，“全球资本主义”表明资本的空间扩张已达至顶点。那么，现实世界里资本力量的无所不在是否确实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已至极限？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资本的空间扩张有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其中技术方式尤其是连接技术（包括交通运输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是影响资本空间扩张的关键因素。连接技术和连接方式的演进是容易被忽视的推动历次工业革命和人类社会进步进程的重要力量，同样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影响资本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回顾资本扩张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资本空间扩张的推进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连接技术和连接方式的演进过程，没有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连接技术和连接方式的进步所带来的“时空压缩”，资本扩张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程度。当今世界正在步入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伴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迭代，数字化资本在网络社会里必将拓展出更多“流动空间”并将更加“无孔不入”。
另外，区域环境和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也是影响资本空间扩张的关键因素。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曾经指出，尽管正常的资本竞争会导致部门和区域之间的利润率倾向于一种平均化，但是扩大再生产必须以抽取高于平均比率的超额利润为其生存手段，而这又反过来需要部门之间或区域之间的差别。因此，资本的生存和规模扩张及其富有特色的空间生产仰仗于将占有的区域区分为过分发展的区域和欠发展的区域。列斐伏尔同样认为，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和资本过度积累既会导致资本的全球化，也是当代社会资本扩张得以延续的微妙法门。这样，资本的空间扩张必然被一种悖论的趋势所困扰：“一方面空间的障碍和地区差异必须被打破。然而完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却是必须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这些地理差异成为将要被克服的新型空间障碍”。这一悖论必然导致的后果是，资本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空间景观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又不得不将这一空间景观破坏，并在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完全不同的空间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由此，“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被写入资本积累真实的历史地理学景观之中”。也就是，资本的空间扩张过程同样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过程。资本可以通过空间的扩张、重组与再造，不断地生产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不平衡发展的多样性空间，资本空间扩张并非需要一个“他者”的存在。
三、资本扩张的权力逻辑
资本的无限扩张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必须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因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也就是说，资本谋求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的过程更是资本谋求权力扩张的过程，资本扩张在不断扩大资本攫取社会财富权力的同时，也在不断重塑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规则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一种权力，首先体现为一种经济权力。作为一种经济权力，资本首先体现为对他人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权力源始于劳资之间“平等”的市场交换，然后显现于“异化”的劳动过程，并由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最终发展为实际上从属于资本。这样，劳动的自然能力就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能力，正像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劳动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而且，“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其次，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权力体现为对社会经济过程的统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循环流转的过程既是资本实现自我增殖自我积累的过程，更是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支配的过程。随着资本的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的不断展开，垄断资本和跨国资本对于各个国家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格局的控制权力和能力也必然随之膨胀。最后，资本必然表现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资本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不仅合并了劳动力和土地两个原始要素也逐步合并了技术、数据等其他要素，不仅“轰开了一切万里长城”也推倒了雇佣劳动的“全球围墙”，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工场”，成为主宰和统治整个现实世界的经济权力。
资本作为一种权力，也必然体现为一种政治权力并在资本发展的每一阶段“取得进展”。资本甫一诞生，“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并往往以“法律”为名。15世纪末以来，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之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英法等西欧国家颁布了系列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可以说，资本的早期发育是其基于经济权力之上的政治诉求不断获得满足的历史过程。但是，随着资本的成长壮大，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产生了一种持续强化的张力。一方面，资本的扩张需要国家权力为其背书并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资本的扩张又带来自身权力的扩张并会侵蚀国家权力的作用及范围。为了缓解这一张力，资本不仅在经济领域持续扩张，也通过影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在政治领域进行扩张，从而不断蔓延成长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权力，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权力主体。这样，由国家权力饲育的垄断资本在逐利本能的驱动之下必然日益趋向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甚至反向控制国家权力。因此，虽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选择过程貌似公正、民主，但是通过操纵投票规则和程序，票选民主却只能是少数垄断资本的“盛宴”。而且，随着垄断资本的空间扩张和全球流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竞争加剧，巨型跨国资本日趋演生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最具流动性和控制力的“超级资本”，它们不仅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突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对逐利行为的“时空约束”，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本扩张的“套期保值”和“空间补偿”，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控制范围，并影响后者自身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成为影响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力量。
资本作为一种权力，也会“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且愈益“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资本的生长发育过程，是一个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即由人对人的直接支配方式向以物为中介的人对人的间接支配方式转变的历史过程。资本诞生以来，逐渐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也就是，资本力量在其所到之处会不断消解由权力和地位建立的等级关系、由血缘建立的族群关系、由地域建立的友邦关系，代之以“冰冷”的货币交换关系。这样，社会因人与人之间通过货币和商品连接起来而“重塑”，资本也以交换手段的形式拥有了“抽象”的社会权力。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的社会权力也在不断扩张。这正如奈格里所指出的，“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但是，资本一般形成的社会权力与单个资本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也会随着资本扩张而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为了缓解这一矛盾，资本必然要求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重塑社会的规则体系和权力结构，使“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资本社会权力的扩张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过程。而且，随着资本空间扩张的不断延展，资本的社会权力也会扩张到资本所及的一切地方，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使得“国际社会”成为资本的权力范围。
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必然也会上升为一种文化权力。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按照自身的发展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力量的限制。而且，随着资本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不断扩张，资本也会生产出自己的“文化霸权”，资本的内在追求和价值标准由于“潜移默化”地被人们广泛认同与接受而成为普通大众虚幻的“共同意识”。在资本的文化霸权的统摄之下，“追求利润的旅行受到了鼓励，而追求生存的旅行受到了谴责”，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和情趣偏好追随着“追求利润的旅行”而四处“漂移”。更为可怕的是，普通大众往往认为自己的行为选择完全出于自己的理性决策，完全意识不到自身行为正在被资本的意志所驱使。鲍德里亚指出，“物远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当代垄断资本正是通过符号体系的生产并通过引导普通大众主动消费“符号-物”而使之无意识地接受了资本的意志以及相应的社会体系。这样，“作为无处不在的‘狡计’，资本隐身为幽灵、为幻象，为不在场的在场，人们甚至可以安然地忘却它的存在，将它悬置为一个‘不在家的上帝’，来谈论尘世的生活，世俗的存在”。凭借其文化霸权，垄断资本和跨国资本实现了对当今世界的隐匿的统治。
资本作为一种权力，最终必然表现为一种结构化的总体性权力，成为“一切权力的权力”。资本的权力虽源发于经济领域，却不只是一种经济权力，它既是经济权力也是政治权力，还是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而且，资本的各种权力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构成一个独立的结构化的有机总体，拥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仿佛具有生命一般，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描述，资本的权力如同有生命的人一样能够站起来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资本的权力扩张过程必然表现为一个各项权力协同作战、自我强化的自组织过程。因此，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全面扩张和权力膨胀，资本的权力既会无所不在又将无孔不入，遍及微观领域和宏观世界，渗透和掌控人们的选择、喜好、关系等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资本作为一种总体性权力也会扩张为现代社会权力结构之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深刻影响甚至支配现代社会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一切其他权力。这样，面对资本的强权，“几乎没有民族-国家可以说是自治的，更不必说是自我维持和自给自足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或者文化上，莫不如此。几乎没有现存国家能够经得起严格的国家地位的考验”。可以说，现代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资本权力野蛮扩张所带来的“总体性危机”的严峻挑战。
四、结语
资本扩张的限制在于资本本身。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⑦。显然，资本扩张在当下阶段尚未达致“最大限制”。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必须引导资本有序运动并充分发挥资本扩张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同时限制和约束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
无论是利用资本还是约束资本，都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资本无序扩张是市场调节失灵的必然结果，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是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的必然要求。必须着力完善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努力构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同时，必须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尤其是，必须完善和重构公共选择的规则与机制，确保普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意愿表达，限制和抵制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权力扩张。
引导资本有序运动、限制资本无序扩张，也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并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能动作用，弥补市场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局限。基于价值或正义的社会调节除了可以在狭义的社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也能够在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场所发挥作用，从而更好地约束资本的无序扩张。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成功的市场经济是将资本力量与道德力量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必须规范和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规范和引导行业协会和雇主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完善和重塑社会价值规范与社会团结机制，充分发挥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的调节作用，约束和抵制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在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权力扩张。
（注和参考文献略）
胡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