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明确稳定的转型方向、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和双向互动的转型路径为转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府权威、社会秩序和民间活力。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和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社会建设并充分发挥社群治理的能动作用，保持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共生。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书写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明确稳定的转型方向、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和双向互动的转型路径为转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权威、秩序和活力。
一、明确稳定的转型方向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方向，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从一开始便具有明确的方向目标和推进逻辑。②客观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目标，其基本取向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成为其基本要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三个有利于”是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并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三中全会持续重申并不断深化阐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一重大原则，始终没有忘记“社会主义”这一市场经济的“中国定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③
也就是，自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弊端的深刻反思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现实的清醒认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便确立了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此后尽管历经诸多理论质疑和现实挑战，但是上述方向目标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更加明晰稳定。这样，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便在实践层面具备了前后一致的行动指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方向既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经济的强大优势，又能够持续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使得整个社会始终充满改革发展的巨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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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年，第1页。
②蔡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0-51页；郑永年：《中国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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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方向目标通过有效的“传播机制”被具体化为能被广泛接受的明确的行动理念和通俗的生活话语，从而持续地凝聚起引领各种资源和各方力量积极参与转型发展的社会共识，使其具备了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稳定而灵活的主流社会意识的支撑和保障。“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等，便是此类话语的生动呈现。经济发展史实表明，任何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若要取得成功都必须通过主流社会意识预设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逻辑后果，不断增进人们对于转型发展预期收益的广泛认同，以形成普遍包容和持续推动转型发展的社会共识。离开了主流社会意识，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政府能够成为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个方面比较关键。一方面是我们的政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确保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方向目标的相对稳定，而且能够以其执政宗旨有效地链接起政府与社会；同时，多党合作、民主协商也能够最大限度整合各个阶层各个界别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愿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联邦制度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①中国的实践则雄辩地证明：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中国的政党制度更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禀赋，包括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它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认同。理解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不能拘泥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必须考察中华传统文明和中国社会禀赋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大同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②“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③这些思想观念长期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也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培育，中国的社会公众普遍注重社会平等、集体成果、长远利益。这种社会禀赋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能够长期获得普遍认同从而顺利开启并持续推进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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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3页。
②丁晏：《孝经述注》，清咸丰刻本，第6页。
③胡仔：《孔子编年》(第5卷)，四库全书本，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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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①面对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社会利益分化分裂等等各种冲击和挑战，“两个确立”是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惟有如此，中国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方能持续获得赖以顺利推进所必需的权威力量和共同价值的广泛认可。
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尽管缺少关于政党制度与意识形态经济作用的系统分析，却不乏关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经济作用的精辟论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经指出，马克思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紧张关系”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②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诺斯成功发展出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变迁解释框架。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过度聚焦于生产关系的抽象分析，而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抽离了其研究视野。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无数的困境”。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必须重新认识政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解释和学术支撑。
二、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
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存在激进式变迁和渐进式变迁两种基本方式。关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方式选择，一种曾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广为称颂的看法是，必须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彻底告别官僚体系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从而一步跨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迅速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必需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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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11页。
②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③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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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以及东欧诸国转型发展失败的惨痛教训表明，上述“共识”不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完美市场秩序”宗教般虔诚的再一次不完美的“祈祷”。①与之不同，中国立足本国实际，大胆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走出了自己的转型发展方式，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正确地选择了渐进式变迁方式，这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方式的普遍认识。其基本特点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边缘区域出发，采取先易后难、摸索前行、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以来，经过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次推进，我们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价格体制改革是渐进式变迁的一个典型。②我们先后采取了从“以调为主、调放结合”到“双轨合并、市场定价”的一系列变革举措，历经10年之久才初步完成了从计划价格体系到市场价格体系的转变过程。
显然，这样一种转型方式确保了政府能够有效把握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政治发展的大格局，使市场力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政府培育到自我生长的演变过程，避免了激进式变迁容易导致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失调乃至严重的社会冲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渐进式变迁由于摩擦成本和时间滞后往往会导致制度的真空和无序，且难以有效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要求快速转型发展的压力与挑战。因此，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也不乏“激进”之举。例如，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以及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等等。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过程呈现为一种“积极的渐进式变迁”。
这样，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之巨大的规模、深刻的变迁和快速的发展所引发的挑战和问题往往都能够在当下的时空得以协调和解决，从而为转型发展取得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权威力量和稳定秩序。③然而，通过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我们虽然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但是“社会”的发展却也是“滞后”和“脱节”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时空压缩之下，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及社会运动往往被化解于萌芽之中，“社会”始终处于缓慢发育与快速跳跃的状态，或者说，“社会”始终处于“漂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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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乐明：《政府与市场的“互融共荣”：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②袁恩桢：《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艰难探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
③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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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再到信息智能社会，从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我们的“社会”与“个体”其实是伴随着积极渐进的变迁过程而不断被“带入”新的社会状态的。在此过程中，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与“型塑”始终处于“新旧时代”多重社会价值和社会规则的“冲撞”之中，日常生活的建构以及社会矛盾的消长都呈现为转瞬即逝的状态。但是，“社会”必将发育起来并凸显其矛盾，波拉尼意义上的“反向运动”也必将发展起来，并影响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①四十余年来，伴随着积极渐进的转型过程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劳资关系总体呈现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可以预计，随着智能经济的深度发展及其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消极效应的逐步显现，我国劳资关系也必将出现更为复杂更为急剧的变化。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新的挑战。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②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立力量，诸如基本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亦即“共同活动方式”恶化必然直接损害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们应努力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让每一个劳动者都具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同时切实推进社会的组织化建设，推动建立相互信赖相互扶助的新型社会关系和组织体系，改善社会成员的“共同活动方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必须继续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建设和增加共同所有的制度保障，更加凸显“共同活动方式”对经济体制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设性作用。同时，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个领域改革的关系，协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体制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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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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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向互动的转型路径
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一直存在理性建构论与自发演进论的纷争。理性建构论认为，制度是人为理性设计的结果，制度生成和变迁受到“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和塑造。自发演进论认为，制度不是某个决策者理性建构或设计的结果，而是所有参与者之间互动和学习的产物，制度生成和变迁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依赖于所有参与者依据自身决策模型采取的互动行为，而不是源自某一参与者或权威主体事先有意图的理性设计。①前者以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代表，后者以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为典型。也有论者认为，现实社会的制度变迁既有理性设计也有自发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既非完全的理性建构也非完全的自发演进，制度变迁需要理性设计力量与自发演进力量的协同发力。②
与之对应，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解释也一直存在类似的歧见。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成功是自由市场秩序自发扩展的结果，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不断深化的必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决定性特征在于非正式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型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成功是政治精英们理性设计的结果，是政府“援助之手”持续推动的产物，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决定性特征是正式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建构”。③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过程绝不是一个政府力量不断“退出”从而市场秩序持续自发扩展，或者政治精英理性建构从而市场力量“被动接受”的单边主义行动过程，而是政府理性设计力量与市场自发演进力量协同推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既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也同时不断被制度变迁所“重塑”。政府与市场任何一方的单边行动或自发扩展都难以塑造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结构”。只有政府与市场协同互动，才能够推动各种制度安排的优化演进并不断塑造出“新”的政府与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国家行动“理性”地培育和塑造市场，市场也可以通过自发扩展“非理性”地倒逼政府改革，任何一方谋求单边扩展的“脱嵌行动”都会导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扭曲和制度变迁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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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凯南：《制度理性建构论与制度自发演进论的比较及其融合》，《文史哲》2021年第5期。
②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倪志伟：《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作用》，《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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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正是通过不断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持续获得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权威力量与秩序基础，同时通过持续激发市场与民间的创新能力也不断获得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潜在收益”和社会活力。
也就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取得成功既依赖于“顶层设计”主导之下的理性建构，也依赖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自发探索，更依赖于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根本领导力量。转型发展进程开启、目标设立以及方式选择，无不体现着党的领导智慧和顶层设计。同时，人民群众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转型发展目标落实、进程推进以及方式创新，也无不体现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大胆探索。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①更为重要的是，“顶层设计”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上下互动的理性过程，“基层探索”是党的领导和改革方向引导之下的边际创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意味着，社会基本矛盾总在不断运动变化，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而且，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完善步入深水区，必须处理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首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②同时，必须聚焦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推动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的改革走实走深。
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部署，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必须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也需要进一步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加强顶层设计是推进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只有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充分发挥顶层设计对基层实践的引领、规划和指导作用，才能把握住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的配套组合和系统集成，使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向中心目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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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鼓励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人民日报》2014年12月3日。
②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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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必须警惕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导致“理性的自负”，防止顶层设计成为不切实际、不合民意的空中楼阁。必须继续保护和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的差别化探索、多样化实践，有效推动顶层与基层、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双向互动，充分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作用和发展活力。
四、结语
“任何社会所出现的任何形式的转型发展都离不开权威、秩序和活力这三大基本要素。权威力量的存在是转型发展的前提，秩序是转型发展的保障，社会与民众的活力是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方向明确、积极渐进、双向互动的探索实践，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取得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政府权威、社会秩序和民间活力。展望未来，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尚在路上。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最好的社会类型是在竞争的市场、有效的政府和富有活力的市民社会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如果市场影响过大，就会带来不平等和过度商业化；如果政府影响过大，就可能造成专制主义；如果市民社会过于强大，则会造成社会分裂而引起冲突。②
首先，必须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政党制度和政府治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必须在提升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和权威性的同时使我们的党真正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切实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增进民众福祉和获得感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处理好生产领域的政治也处理好日常生活领域的政治，更加有效地连接政府与社会，“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也必须改善和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有效地使党的行动理念和使命价值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生产性作用”。
同时，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并充分发挥社群治理的能动作用，弥补市场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局限，保持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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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②安东尼·吉登斯、任剑涛等：《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是对人的投资——吉登斯对话录》，《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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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写道：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受到公共权力的足够制约，没有受到金钱以外的其他社会价值的竞争，那么，资本主义越是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就越有可能变成长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①我们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约束资本逻辑统摄之下市场力量的盲目扩展，限制资本与市场在社会领域的“野蛮生长”，充分发挥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的调节作用，努力激发民间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创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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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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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