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越来越强劲的逆风，在转型中曲折前行。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停滞，对经济全球化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疫情四处蔓延，各国均在全力尝试防控。全球经济增长、市场稳定以及政治社会秩序修复主要取决于疫情发展态势和防控成效。从历史经验看，大流行往往带来社会深刻变化，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未来。

一、本轮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正在转型中的这一轮全球化兴起于上世纪末，它与之前的全球化有所不同。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化意味着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原料从发展中世界流向发达世界，制成品从发达世界流向发展中世界，商品贸易以及背后的跨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成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制造业开始形成垂直分工，发达国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着重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环境友好高附加值产业，劳动密集型、重污染行业向发展中国家逐渐转移，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成为这一阶段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跨国公司不但将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且将先进产业的大量环节转移或者外包。这样，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被生产环节的跨界布局所取代，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各自生产、相互交换的全球化模式被全球生产、全球交换所取代。产业链延伸到全球各地，任何一款较为复杂的产品，其组件可能来自数十，甚至上百个国家。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实现了高度优化。据统计，目前2/3的世界贸易是中间输入件，而非最终商品和服务。

2008年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速高于全球经济增速，颠峰时高达一倍以上，体现出全球化对于世界经济发挥了强大推动作用。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出现大幅度下降，而且一直没有恢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未能恢复惯有的增长率，这与以前几次衰退明显不同。1974~1978年间世界贸易占GDP之比经历了连续四年的平滑，1980~1986年间是六年，2000~2004年间是连续两年，而自2008年以来，连续十年如此。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贸易停滞期。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以下。全球出口在2009年大幅下跌后经历和2010年的快速反弹，但此后全球出口的年增长率一直低于3%，与全球GDP增长率持平。世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仍在增长，但是外国直接投资新增流量则表现出令人担忧的下降。外国直接投资新增流量从2007年的1.9万亿美元峰值下降到2014年的1.2万亿美元。

与贸易和直接投资增速下滑趋势相一致，产业链的跨国延伸也出现了变化。英国《经济学人》2019年1月24日发表“全球化已经失去势头”文章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变化是，跨境投资、贸易、银行贷款和供应链相对于全球GDP一直都在收缩甚至停滞。全球化已经让位一个缓慢的新时代。根据荷兰作家创造的一个词，我们称之为“全球放慢化”（Slobalization）。1995~2007年，全球价值链增长迅速。但是近年来，几乎所有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强度（出口占产出之比）均出现下降。贸易的绝对量在增长，但跨境贸易占比从2007年的28.1%下降至2017年的22.5%。贸易量的增速也在放缓。1990~2007年，全球贸易量增速是真实GDP增速的2.1倍，但是2011年后，贸易量增速下降至真实GDP增速的1.1倍。贸易强度的下降在大多数复杂和高频贸易价值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产业链、价值链局部收缩的同时，还出现了相关的区域化现象。即世界日益形成北美、欧洲和东亚三个经济和贸易体系，三个体系内部的贸易超过了其与区域外的贸易，区域内产业链的整合度也更强。大量超大型和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和签署，大量自由贸易圈的兴起，这些活动都助长了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这是对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不力的一种替代。与产业链变化有关的另一个现象是本地化生产的增长，即从全球生产（globalization）走向本地生产（glocalization），制造业更加贴近消费者。区域化和本地化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全球化的逆动，它体现的是全球化的另一种前进方式。

二、全球化“放缓”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近年来出现的这些变化有着复杂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新技术的影响复杂化。以前，技术进步通常导致的交通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的降低，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成本降低，有助于推进经济全球化。新兴的数字技术在降低运输成本，加快贸易速度的同时，也产生其他效应。有时候，新技术会阻碍货物贸易，推动服务贸易。同时，技术进步导致大量的生产转移成为不必要，如阿迪达斯重新在德生产，这些生产线根本不需要工人，完全由机器操作。

第二是制造业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到了某种极限。制造业的大规模全球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国国家转移产能推动的，近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已经发展到某种极限。2008年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充分认识到产业“脱实向虚”可能面临的重大隐患。美国从奥巴马总统任内开始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到特朗普政府执政，推动力度更大。同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转移产能的机会也在减少，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全球直接投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饱和”，从廉价劳动力国家生产中获利的大多数企业早已将生产线转移。“‘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贷热潮的结束，会导致跨境金融资产持有量的下降。在数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之后，可从中受益的许多公司应该已经抓住机遇并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况下）失败了。”就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的努力虽然进展不太顺利，但是仍然形成了一定势头，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了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保护主义升温，贸易限制增多。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大幅度修改美国政策，倡导美国优先，放弃多边承诺，使得贸易问题受到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多重干扰。据世贸组织报告，自2008年以来，G20经济体记录了1583项贸易限制措施（包括贸易救济措施）。到2016年5月中旬，只有387项被删除（约占25%），目前限制措施还有1196项。世贸组织在2016年6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2015年10月中旬到2016年5月中旬，G20经济体实施了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相当于平均每月有近21项新措施出台，月均登记的新措施数量为2009年WTO开始监测贸易措施以来最多。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全球贸易预警》报告称，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2008~2016年间对贸易伙伴实施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4天一项。”2019年7月，世贸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世贸组织成员方新出台了38项关税、进口禁令等贸易管制措施，受影响的全球贸易额达到了近3400亿美元。此前一年，这一数额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5880亿美元。与此同时，截至2019年5月之前的七个月，成员方出台的贸易促进政策数量也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复杂影响。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是全球贸易放缓的重要甚至主要原因。《经济学人》刊文表示，中国的宏观政策调整导致的需求变化和信贷涨缩成为近年来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2015年中国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让经济摆脱对信贷的依赖，同时开放金融市场，结果是，随着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放松，大量资金外逃，股票价格崩溃。金融动荡向外辐射，险些拖累世界经济的大部分陷入衰退。中国很快调整政策，放松货币并启动大笔开支。据官方数字，中国财政赤字在2015年和2016年仅小幅扩张，占GDP的近4%。但地方政府善于利用特殊融资工具来借贷并投资项目。高盛估计，包括这类扩增预算赤字在内，中国2017年的财政赤字上升至GDP的15%。爆炸式增长的赤字导致世界经济在2017年底开始同步复苏。然后，中国政府再度开始紧缩，2017年初以来，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缩小约6个百分点。国内需求随之萎缩。并且，供国内消费的制成品进口降幅超过了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进口降幅，即“加工进口”。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量大幅下降，从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量也有所下降。虽然贸易战有一定影响，但世界经济近期的起伏与中国断断续续的经济改革和抑制贷款乱象的努力关系更为密切。美国对此没有好政策应对，利率仍然低迷，美国、欧盟和日本没有降低利率空间。美欧对财政刺激政策也没有兴趣。缺乏抵销中国影响的办法。

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长工，对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速有影响，这并无疑义，但经济和贸易增速的变化有周期性，并不代表本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在拓展产业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供给侧改革推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继续延伸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国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多边体制，出台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特别通过各种方式，如举办进口博览会等，努力扩大进口，提振全球需求；中国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积极扩大对外投资，促进全球直接投资增长。放松资本流动管制，促进资本全球化。中国政策大方向，始终是在推动而非阻碍全球化。麦肯锡报告认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其消费超过其产出。它们的国内供应链更加综合，减少了中间品进口。这或许放缓全球贸易增速，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相反，它反映的是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这些经济体的消费逐步超过了其生产。这是全球化的另一种方式。

三、新冠疫情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经严重冲击当前世界经济。2020年1~2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预计为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预计为4%）；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4.5%；从一到二月份的按美元计价的货物贸易数据来看，进出口下降了11%，其中出口下降17.2%，进口下降4%。美国经济在二季度也会陷入负增长，有的预计是GDP将萎缩50%，自1958年美国开展GDP统计以来，历史上萎缩的最高纪录是10%。欧洲情况更不容乐观，根据英国市场调查机构IHS马基特公司3月24日发布的初值显示，3月份欧元区综合PMI降至31.4，为1998年创立该指数以来最低。

2020年3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针对本次新冠疫情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负面影响的分析报告；并通过对总投资趋势“风向标”的跨国企业100强的调查，UNCTAD预计2020年全年FDI总量或将下降5%至15%。

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停工停产，全球贸易也在相当程度陷入停滞，下一步会否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要看各国大规模救助和刺激政策的效果，看这些政策能不能落实到位并切实改变人们的心理预期，启动消费和投资。当然，一切取决于各国政府，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成效。中国是最先经受疫情全面冲击的国家，现在局势已得到控制并逐步好转，但是美国和欧洲成为了新的“震中”，疫情正在蔓延，形势不断恶化。未来，疫情将继续在发展中世界，如印度、印尼，还有非洲、拉美等地蔓延，这些地区的防护与救治能力更为窘迫，可能形成更多“震中”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全球陷入普遍衰退或者萧条的可能性在逐步上升，前景难以乐观。悲观的预期认为，美国经济可能陷入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的衰退，可能陷入“大萧条”，而且是持续的萧条。但也有偏乐观的预期。比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认为，这次与大萧条截然不同；大萧条源于人类自身问题、货币和金融冲击；这次的状况有一些这样的感觉，但更像是一场大暴风雪或自然灾害，而不是典型的 1930 年代大萧条。3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召开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一场全球卫生流行病已转变成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随着经济活动突然停滞，全球产出在2020年将收缩。4月1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最新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近1%。

一些医学专家估计，新冠病毒难以彻底扑灭，将与人类共生，此次流行有可能反复，也可能在局部长期化。鉴此，主要经济体因疫情而采取的部分限制措施，也可能长期化。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四处挑战多边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通过加征关税、调整税收、限制投资、加强进出口管制等，不断增加美国以及全球贸易成本。一旦应对疫情的部分限制措施长期化，全球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壁垒将进一步上升。全球贸易的成本可能经历一个较大幅度上升。

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遭遇的国内外政治社会阻力可能会全面强化。应对疫情措施不同、效果有异，各国社会政治恐将发生深刻变化，并触动国际关系变化，大国关系可能进一步重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将经历重构。与之相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经贸格局也将发生重大深刻变化。近年来，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疫情可能强化“区域化”。同时，美国某些政治势力努力谋求中美经济脱钩，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压迫各经济体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寻求合作的重大机会窗口，但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没有放弃脱钩努力，反而希望借助疫情，加速这种努力。世界会因疫情而更加团结，还是更加分裂？全球化是在曲折中逐步转型，走出低谷，还是一蹶不振，走向逆全球化？我们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四、全球化的未来

从长期看，公共卫生，甚至战争这类突发事件均不会对全球化的大方向产生影响。一个世纪以来，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四次“全球大流行病”，全球化遇到过许多阻碍，但一直在曲折中发展，不断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它符合各国发展利益。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如果停止跨境贸易，全球最富有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但最底层的10%的人口会丧失63%的购买力。另有研究表示，与世界经济融合度较的国家，其经济效率也较高。总体而言，无论穷国还是富国均从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净收益，但是这些收益的分配，在国与国之间、国内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远远没有实现公平公正。全球化的未来在短期内要看疫情防控发展态势，但长期看，还是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

政治互信有助于解决全球化的四个关键问题：降低国家安全疑虑，相互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各种壁垒；支持国际机制的协调，必要时接受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仲裁结果；主动适应全球化分工要求，为国内受损群体提供扶助和保障，换取他们支持全球化；维护基于共同规则的全球经贸秩序，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的挑战在于，由于美国宣布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核心原则，上述支持全球化的政治能量正在瓦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冲击，在全球最需要政治共识的时候，大国深陷地缘政治角力无法自拔，《经济学人》感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正走向终结”。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以产业链延伸到全球的“全球化”，它意味着跨国公司成为重要国际行为体，市场成为资源跨国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意味着生产技术、管理诀窍、产业资本和经济收益的全球再分配，意味着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各国需要就税收、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定新的国际规则。世界银行2020年报告指出，1990年～2007年是全球价值链兴起的黄金时代（即将生产过程分割，分布在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不生产整个产品）。全球经济能走到这一步，冷战结束，全球政治走向某种“趋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政治共识已经全面瓦解，美国将中俄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政治互疑不断下刷底线。全球化的政治环境逆转。疫情发生后，中美合作风波不断，虽然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各方暂停地缘政治角力，通力开展防疫抗疫合作，携手应对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但是两个趋势令人担忧，一是美国仍然没有放弃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共识，相比之前的中美在抗击非典、埃博拉病毒时期的通力合作，这次中美抗疫合作十分有限，摩擦和矛盾不断，两国围绕疫情应对开展舆论对抗，争夺话语权。美国官民指责中国隐瞒疫情，致使美国延误战机，深陷危机，并因此主张向中国索赔。得到西方多国附和，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但没有增进中美互信，反而加深双方战略互疑。不但没有拉近中美两国的民意和人心，反而加深双方的认知差异。认知差异不属于误会，而是对同一事实因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判断分歧。这是非常难以弥合的分歧。二是美国精英和领导层在推进有限合作同时，继续加力推进各项遏制中国的措施，在南海、台湾、新疆等敏感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继续推进针对中国高技术的封锁政策。基辛格博士在4月3日的评论文章中虽然呼吁国际合作，但不忘提醒西方，在全力应对疫情扩散同时，不要挤占另一项同样重要的紧迫任务，启动向后新冠时代过渡的秩序建设这一事业。在基辛格设想的新秩序中，可能不会有中国太多位置。

全球化的未来大体上将取决于中国与美、欧正在展开的全面博弈。有几方面的原因让我们仍可以保有谨慎乐观。

首先，正如历史不会终止于冷战结束，全球化也不会止步于美国主导下形成的模式。推动全球化的技术变革、发展需求和全球共识仍然存在，虽然支持和保障全球化的政治能量在消退，但是，从两次大战之间，以及冷战时代的经验看，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力量会不断寻求冲破政治藩篱的机会，曲折向前，并形成新的高潮。

发达经济体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加速产业回流，疫情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限制措施，长期看，可能提高商品，特别是重要国计民生相关产品的自供比、自给率、国产化率，这将引起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美国、欧洲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加剧，疫情之后，发达国家对各自产业链的痛定思痛之后，将加快弥补和完善各自或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形成竞争中心，美欧可能会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2月28日，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艾丽西娅·加西亚-赫雷罗（Alicia Garcia-Herrero）文章《企业必须将供应链从中国进一步转移》。文章认为，冠状病毒的爆发提醒了国际公司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在疫情下，中国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已经崩溃。各地的工厂现已关闭或处于低负荷运转，国内和国际的运输大部分都已停止。中国供应链的中断现已影响到日本汽车工厂、印度制药公司和西方工业电子产品制造商。虽然美国、日本、韩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将海外生产投资分散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东南亚自身在生产投入方面也严重依赖中国，将价值链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对企业降低集中度风险收效甚微。跨国公司必须考虑如何尽快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将采购和制造转移回本国市场、客户市场或第三国，比如墨西哥、土耳其和东欧国家。文章认为，尽管冠状病毒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但它对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影响将会更持久。从全球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形成北美、欧洲、东亚（加上东南亚）等多个完整产业链中心是客观趋势。我们要对此作好准备。

但是，只有主要大国才有条件在国内建立较完整的产业链。对于美欧来说，即使结成冷战时那样的同盟，打造一个新体系来重建全产业链，只要将中国排除在外，其成本就可能高得难以承受。美国已经在高科技领域推出与中国脱钩政策，努力削减“国家安全”相关产品对中国的进口依赖，积极寻求替代供应。疫情发生后，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开始向医疗产品领域延伸，正寻求在这一领域替代中国产品。但是，这只是美国政客的一厢情愿。考虑到美国当前的劳动力供应、技术研发和其他生产条件，要在美国恢复较完整的药品和医疗产品生产线，恐怕需要较长时间，其成本可能高出想象。以口罩为例，医用口罩巨头3M公司是美国企业，可是由于人工成本和利润原因，其生产早已全产迁移海外或者外包，加上原料需要进口，美国医用口罩的95%需要进口。美国不可能将中国完全挤出全球供应链，它会在努力提供关键产品自给能力的同时，着重遏制中国高技术发展，将继续在高技术领域围堵中国产品与服务，同时保持中美基本的经贸联系。中美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有望在现有水平基础上扩大经贸往来规模。同理，中国与欧洲和其它主要经济区的经贸联系可能会遇到复杂情况的冲击，但仍将继续推进，曲折发展。

其次，数字经济有助于克服限制人员和商品跨境所带来的影响。据一种宽口径的统计，预计到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4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50%。数字经济具有重构全球产业链的潜力，而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美国举全政府之力在全球封杀华为5G网络应用，虽给华为制造了极大困难，但仍未能在英国等核心盟友圈彻底清除华为。这一点可为未来的中美技术全球竞争提供一个参考视角。数字经济的另一项功能是使服务业可贸易化。据麦肯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里，服务贸易增速比产品贸易快60%。在商品贸易增速日趋势收缩的形势下，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日渐增长，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提升，均大大有助于改善贸易增长放缓态势。有了数字化助力，服务贸易更容易打破地域限制，如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服务可以绕开通关壁垒，实现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制造业产业链跨越物理边界可能会面临更多阻碍，但是数字可以帮助服务业跨越虚拟边界。这将赋予全球化新的内涵。

最后，推进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这为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中国走的是一条从封闭到开放的道路，顺应了全球化的需求。发达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政治运动，是在开放条件下的某种回调，其直接目的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保护本国全球化受损者，以及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美国现在担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挑战其国际领导地位，冲击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利用了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情绪，将加征关税、限制高技术出口、限制高技术交流等措施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国内对全面遏制中国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有高度共识，但具体的策略却不尽一致，存在许多争议。提升贸易壁垒、限制技术交流等逆全球化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即妨碍中国的发展，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损失。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反全球化的政治阻力呈现较强周期特征。美国的关税和壁垒水平受两党政治斗争影响很大，经历过高低起伏，但总趋势是逐步降低。特朗普任内关税和壁垒经历了上升周期，但未来美国的政治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推动关税下行的力量或者会重新执政。特别是，当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最终发展成为自我封锁，其成本已远远大过收益的时候，那么彼时美国可能不得不再度调整全球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