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间日益强大的经贸联系未能阻止双边关系断崖式下滑，未来中美化解冲突危机，稳定关系，需要超越经贸寻找策略。

压舱石效用几何

经贸压舱石有作用。1990年代，美国政府和国会经常在人权、台湾、达赖和涉疆等问题上发难，而每当矛盾激化，中美贸易往来面临严重威胁，从中受益的美国企业会主动站出来，阻止对华政策走向极端。但是，现在这一情况发生变化。企业转而支持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不过对关税手段有所保留。

二战后，中美关系经历过三次大转变。1940年代末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发生政权更迭。1970年代变化（破冰建交）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希望联合中国结束越战并对抗苏联。当前，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失速下滑，尚未见底。

此次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出现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即中国在快速崛起，而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威胁，从而产生恐惧。中国快速崛起过程中，中美经贸关系也在迅速发展，但是美国关注的不是经贸利益，而是中国打造并运用日益强大经济实力的方式和目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认为，经济实力的增长成为中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推进外交议程的主要政策工具。最新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称，随着经济和军事优势增长，中国“在近期谋求印太霸权，长期内谋求全球优势地位”。

贸易和平论者主张，经济相互依赖会提高国家间产生冲突的成本，有助抑制冲突。爱德华·D·曼斯菲尔德经过对十六世纪以来的大大小小战争的详细统计分析，得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与战争爆发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现实主义者则质疑，经济相互依赖虽然加强国家间联系，但也增加了关系的脆弱性。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关键性经济要素上严重依赖别国的国家不可避免的会担心供应被切断，当一国企图对资源供应进行政治控制，就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冲突，更加激烈的安全竞争也就随之出现。

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实现繁荣的愿望并不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机，当政治与经济产生冲突时，前者将统帅后者。进入全球化高峰时代，地缘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仍大于地缘经济。中美关系，本质上仍由力量格局决定的，而不是由快速加深的经贸关系决定。过去四十年来的“压舱石”作用，很大程度是一种“幻觉”，它掩盖了权力格局的实际支配性作用。当力量格局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必将随之变化，而一旦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发生变化，经贸联系越紧密，矛盾往往会越大，问题反而会越多。换句话说，当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用互利或者让利来争取一份临时“停火”协议，是可能的，但希望通过互利或者让利来争取美国对华战略产生重大转变，恐怕于事无补。

能指望全球化吗

今天的全球化水平与一战前相比，许多方面实是处于低谷。以跨国金融流量计，一战前英国高峰期的资本输出（流量）占其GDP的10%。日本是当今第一大资本净输出国，但其高峰期的资本输出只相当于GDP的2%～3%。以劳动力流动计，今天只有3%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之外，而19世纪则是大移民时代，大量人口移民北美、大洋洲和南美等新拓殖地。以贸易计，当今贸易总量很大，但占GDP之比仍低于19世纪。既然一战前的全球化水平没能阻止大国走向冲突，今天的全球化恐怕也不能为世界和平和大国合作打保票。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因政治原因而夭折，两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打断了这一趋势。而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潮流，也不能不受制于国际政治，不排除逆转。

全球化需要几个方面的政治前提。一是各国愿意降低壁垒，放弃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某种保护，开放外国投资。二是有一套国际秩序和经济治理机制处理贸易冲突，管控经济金融危机。三是各国愿意保护国内受损人群，换取其支持开放市场。四是大国要保障秩序稳定这一公共产品。进入“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时代，这些条件都在不同程度发生变化。各国保护主义措施近年来大幅增长；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功能弱化；西方国家以“内嵌式自由主义”保护国内受损人群的政策走向末路，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搅乱欧美政局；美国全球控制力影响力削弱，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大幅下降，全球化越来越缺乏政治保障。诸因素中，主导国态度是关键，如果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成为美国的感知，反映到政策上，必然是更多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国际机制价值的贬低。美国提高关税和壁垒，长期看会引起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降低全球开放度。全球化还会存在，但内涵正发生重大变化。数字经济和贸易快速增长代表了促进全球化的技术和市场力量，但是大国竞争全面加剧，贸易投资壁垒增多，多边机制遭遇空前危机，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安排蓬勃兴起。因为其中排它性条款增多，全球化正向开放性趋弱的区域化发展，未来或将见证地缘政治主导的贸易集团复兴。

单边开放如何

比较优势理论充分说明了取消关税和壁垒的好处，即使一国单方面取消关税的收益也将大过损失。但是，克鲁格曼教授发现，GATT以推进自由贸易为宗旨，但谈判方的基本态度有三条：第一，出口越多越好；第二，进口能少则少；第三，增加进口必须换来增加出口。自由贸易思想在二战后深入人心，但主导各国贸易政策的本质思维仍然是重商主义。为什么？公共选择理论给出了一种解释，大国贸易政策是国内利益方博弈的结果，产业资本（倾向于保护主义）的游说效率相对于分散的消费者（倾向于鼓励进口降低消费价格），其利益诉求更容易得到反映。

二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就是大国在重商主义指导下博弈的结果。理论上取消关税是可使各国获得净收益，但是由于国家在国际上有地缘政治目标，在国内要面对利益团体的施压，只能追求次优结果，寻求对等开放的自由贸易。战后美国带头发起贸易谈判，推动降低关税和壁垒，首要目标是打掉英帝国的贸易特惠制，实现对等降低关税和壁垒，后来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为扩大世界市场，带有交换条件。

中国的国内利益平衡采取了不同方式，政府有较大自由度追求贸易政策的最优效果，不妨大胆尝试单边开放。但是从国际上看，全球化遭遇逆风，大国竞争加剧，经贸冲突日益安全化。中国恐怕不得不将包括关税在内的保护主义措施作为博弈手段。单方面取消关税和壁垒的动力将越来越弱，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开放很可能成为未来的贸易政策方向。美国学者研究显示，由于中美贸易战，美国被中国降低壁垒的措施排除在外。

两条半值得考虑的出路

二战后的国际环境与二战前相比，有两大变化值得注意。一是存在核恐怖平衡，这有效制约大国矛盾冲突发展成为热战。一种共识是，只有大国间的核恐怖平衡才是二战后大国间长期和平相处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形成了体系化的国际治理机制。二战前，国际治理机制稀有而脆弱，约束大国行为的能力十分有限。但是战后国际间合作机制有了质和量的飞跃，大到联合国等全球性、支柱性机制，小到各领域、不同层级的功能性、技术性机制，政府间的、半官方、准官方的，以及民间的机制蓬勃发展。这些机制对大国行为有相当大牵制作用。国际社会不再是纯粹的霍布斯丛林，一定程度上的治理秩序始终存在并在不断强化。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鉴于历史上经贸关系的深化无力有效阻止大国关系恶化并走向冲突，防止当前大国竞争走向失控和战争的另一种选择，可考虑如何发挥核平衡和国际机制的作用。这两个因素在二战前没有过，有可能帮助我们突破历史定律。另外，中国可以尝试单边开放，这也是大国很少尝试过的，鉴于博弈需要，这种开放可以是选择性的、对准目标的，并视情况而调整范围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