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元宇宙至今仍然持比较激烈（甚或偏激）的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但既然此番是参与公共讨论，不妨转而做一点积极的事情。暂且“假设”元宇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对未来有着关键启示的哲学概念，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对它进行真正切题的、有建设性的研究？这里我从三个要点来展开，分别是正名、正本和正念。
正名
先从正名开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metaverse”这个概念中译作“元宇宙”，虽然不能说是误译，但确实颇有几分本土特色的“转译”之意味。从词源上来说，“meta”在古希腊语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分别是“之后（after）”和“超越（beyond）”。
既然如此，“metaverse”也就理应兼具这两重意义。如果它真的是涵纳时空万境的至大无外的宇宙的话，那么它就既是人类世界“之后”的宇宙，又同时是“超越”人类之上的宇宙。“之后”的意思很清楚，无非是一种鲜明的未来指向，对人类历史的下一个全新的进化阶段的憧憬和向往。但“超越”可就不同了，它骨子里包含着非常强烈的末世和救赎的气息。正是在这一点上，元宇宙跟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对于彼岸和天国的信仰、想象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它并非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而是终极的、最后的阶段。它不仅是人类历史向着未来的世世代代的更迭，正相反，它极有可能标志着人类既有形态的彻底终结，并由此以一种极端断裂的态势向着理想的天国超升。就“超越”这个意思而言，元宇宙既包含时间的鲜明断裂，是旧人之死，新人之生；同时又展现出高下分明的价值判断，也即对实然（de facto）世界的否定，对应然的（de jure）、理想世界的肯定和弘扬。
有人会说，元宇宙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有必要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词源么？古老的词源真的能够界定当下的现实吗？这个质疑当然有理有据，但仍可以进行两点回应。其一，语言的传承和思想的发展一样，其历史虽然不乏曲折和偶然，但背后总还是有相对连续的脉络。因此，或许扎克伯格在启用“meta”这个词的时候压根没想到过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源远流长的词语中积淀的深厚含义注定会在潜意识中对他及那些元宇宙的拥趸施加影响。其二，更重要也更切实的是，如果我们回到元宇宙真正发端的两个重要源头——小说《雪崩》和游戏《第二人生》，那么“超越”“终结”和“拯救”的种种意味就体现得更为明显。由此恰好可以在这两部重要作品之间形成对照。《雪崩》的终结意味显然更为强烈，它字里行间所弥漫的灰暗绝望的气息确实很吻合“后赛博朋克”这个标签的特性。从阿弘进入元宇宙中的那一刻开始，读者就强烈感觉到一个不祥的信号，这根本不是虚拟的天堂，而活脱脱就是数字的炼狱。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美好与良善，而更是将晚期资本社会的种种“血和肮脏的东西”都展现到极致。到了《第二人生》之中，绝望的气息有所缓和，甚至可说是一开始就发生了从炼狱到天堂、从深渊到巅峰的极端逆转。这一点鲜明体现于厚重的《第二人生》游戏手册的开篇第一句话：“一个全新的身体。不分男女。无病无痛，亦无死（no illness, pain, or death）。飞吧。这听起来酷似《圣经》里对天堂的界定。”即便如此，伴随着这个元宇宙雏形的诞生、展开和成熟，那美好天堂的原初愿景似乎也一点点被残酷的现实所撕破、揭穿。《第二人生》中所充斥的种种腐败、邪恶和暴力的乱象，确乎会让人对元宇宙的未来充满忧虑甚至恐惧。
这或许多少也说明了，在《第二人生》问世后的十多年的时间内，元宇宙为何从未真正成为学术和文化关注的焦点。那无非是因为人们对于它的前景和潜能并无太多乐观的期待。它虽然憧憬着天堂，但实际上却在天堂和炼狱之间震荡不已。
但无论怎样，我们这一番正名工作要强调的就是，“metaverse”更为准确的译法应该是《雪崩》小说中的原始中译“超元域”，也即必须把“超越”这个含义鲜明地表达出来。由是观之，“元宇宙”这个现在通行的译法至少丧失了这个概念的一半含义。“元”在汉语中的诸多含义皆与“meta”相近，但唯独缺少了超越、彼岸和拯救这些极具宗教气息的意味。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何“metaverse”来到中国之后，顿然间失去了其中所深深隐含着的末世和绝望的气息，反倒摇身一变，成为一派欣欣向荣、全民动员的“天下”盛景。
正本
所以我的想法是，要真正认真对待元宇宙，那首先就应该暂缓那些对于未来的空幻的狂热想象，而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向过去，理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谨慎但坚定地向前推进。这就涉及“正本”这第二步重要的准备工作。关于元宇宙的“本”和“源”，上面已经谈到了两部奠基性的作品。这里不妨再深入一步，看看催生元宇宙的真正、直接的技术前提到底是什么。这确实也意在对当下的元宇宙研究热潮进行另一种纠偏。回顾元宇宙在中国兴起的两个重要动因，一个是产业，另一个就是技术，或更准确地说，是二者的合体。这当然无可厚非，产业的发展需要技术的刺激，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必然带动产业的进化升级。所以很多研究者也就不假思索地仅将元宇宙视作下一次技术和产业变革的萌芽和愿景。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且有必要追问一句，到底是何种技术直接加速了元宇宙的骤然降临呢？研究者们似乎莫衷一是。更麻烦的是，大家几乎把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技术，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都说了个遍，最后得出的也就只能是一个极度空泛的结论：元宇宙，就是“新技术”的产物。但新技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为何元宇宙却不早不晚就偏偏在2021年这个时间点上出现呢？为何在《第二人生》中第一次出现元宇宙的落地方案之后，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个看似划时代的构想却几乎止步不前，甚至无人问津呢？
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只谈技术就不够，还必须把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现实（甚至是社会的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2020—2021年间发生的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至今仍然风波未平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所直接刺激、推动的新技术形态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不只是虚拟现实或人工智能，而绝对是、只能是大数据。在此之前，大数据技术已经颇为发达，但却并未真正找到一个波及全球的堂而皇之的借口。疫情的爆发，可以说一夜间将一个蛰伏已久的“新”技术的可怕潜能释放到极致。今天的我们，离开各种五颜六色的“码”已经寸步难行，甚至连进入小区和家门都要扫码。一个更为直观可见的事实是，舍恩伯格和库克耶的《大数据时代》这本经典在2013年出版了中译本，到了2020年已经重印了28次。从餐饮到购物，从教育到行政，大数据早已成为遍布、掌控整个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技术的架构。这里用“治理”这个福柯的重要的概念，也正是要提醒世人，大数据并非仅仅是一个技术工具，它更是一部将各种错综复杂力量勾连在一起的权力装置。
那么，大数据又究竟怎样成为元宇宙的直接的技术前提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大数据本来就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无往不利的技术手段，但恰恰是危机的形态在晚近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清醒地认识到，21世纪以来的危机和风险越来越呈现出微观而弥漫的叵测未知的形态。自“911”之后，这一态势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剧。借用马苏米在《本体权力》中的著名说法，恐袭对全球的安全治理所造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刺激性变革正是以“预制”（preemption）而非“预防”（prevention）的方式来面对未来的风险。预防，意味着我们总是大致能够对危机进行辨认、定位乃至预测；但预制则正相反，面对一个幽微莫辨、诡异未知的未来，最为有效的方法显然不是坐以待毙，而更是先发制人。先行制定未来，并由此规制当下，导引过去，这就是大数据得以兴盛的最直接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世间万物的数据化”，这个大数据的金科玉律堪称是预制未来的最强利器。巨细无遗地搜集数据，最大限度地建立关联，至深至广地铺开网络，这就是大数据技术的最终旨归。也正是由此，它就与元宇宙这个宏大的图景直接关联在一起。元宇宙并非只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巨大游乐场，它其实更是饱受创伤的人类的一个终极避难所。人类向往元宇宙，并非仅仅因为它是技术加速发展的一个未来趋向，而更是想以一种毅然决然的方式来逃避千疮百孔的现实，去预制一个无病无灾甚至无生无死的安全堡垒。那也许将剥夺迄今为止人类身上的所有本质规定性，尤其是“必死”（mortal）这个有限性的根本规定，但那或许也好过在一个日渐崩溃的世界之中沉浮煎熬。元宇宙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近乎终极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人类自身的彻底数据化，整个世界的全面数据化，才是实现从现实宇宙向虚拟宇宙进行“整体迁徙”（total migration）的唯一途径。
正念
最后也就涉及正念这第三个要点。这无非是指我们理应对未来抱有一种健康或合理的“信念”。我不想多谈，仅援引Daniel Innerarity在名作《未来及其敌人》中的两个要点：其一，面对未来，切莫忽视其不可还原和简化的“复杂性”，亦不宜秉持一种过于盲目乐观的进步论立场；其二，是对于未来的思考，不能仅仅将其交给技术或市场，而更应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冷静甚至冷酷的反省。不妨用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格言来作结，未来是“一种试验，哦，我的弟兄们！不是什么‘契约’!”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