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古代人物身体史的考察，人们会注意到地位高贵者因生活安逸形成特殊肥胖体态的故事。尊贵者的画像，甚至可见表现“腰腹十围，踞坐一榻适满”的体型（[清]孙衣言：《候选训导洪君墓志铭》）。“以肥瘦知贵贱”（《古谣谚》卷一九），成为社会常识。讨论国家政治，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历史信息。《吕氏春秋·知化》写道，齐湣王亡国而居于卫，竟然“容貌充满，颜色发扬”，自称“带益三副”。汉代学者高诱解释，“三副”或作“三倍”。“带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而历朝“冗官”“赘员”益增，成为王朝下腹“垂腴”，几乎形成周期性的病患。有关行政得失与王朝盛衰的认识，也许能够由人体脂肪过度的有害堆积这种病理现象，得到有意义的启示。
古来成功致富贵人士，状貌往往肥硕。有人说“凌烟阁上人”皆“伟哉风骨”（[宋]张纲：《代人上郑相生日三首》）。或言功臣将相“丹青上凌烟”者，其形象大多“腰腹伟”（[清]查揆：《题陈树斋军门听雨图》）。
《后汉书·耿秉传》可见“有伟体，腰带八围”的记述。《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说司马朗“身体壮大”。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称其“腰带十围”。《晋书》中说到传主“腰带十围”的，还有《庾敳传》《尹纬载记》《赫连勃勃载记》。《李势载记》说“势身长七尺九寸，腰带十四围”。《宋书·南郡王义宣传》也可见“腰带十围”的记载。《梁书·韦放传》有关“腰带十围”的记述，见于《昭明太子传》《太祖五王传·萧嗣》《太宗十一王传·安陆王大春》。《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东阳王丕》说到几位曾经“从驾”立功，“并以旧老见礼”的皇亲贵族“皆容貌壮伟”，亦“腰带十围”。《北齐书·孝昭帝纪》：“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仪望风表，迥然独秀。”可知依当时的人体美学意识，一定的腰围，被看作仪容出众的表现。《北齐书·文襄六王传·河南王孝瑜》：“体至肥大，腰带十围。”《娄昭传》“腰带八尺”，《慕容俨传》“腰带九尺”，又《周书·叱列伏龟传》“腰带十围”，《庾信传》“腰带十围”，《隋书·世积传》“腰带十围”，也都值得注意。《南史·文学传·高抱》也可见“腰带十围”。以“围”计“腰带”尺寸，应当是指两手拇指和食指合围的长度，有说“径尺为围”的（如《庄子·人间世》陆德明释文引“李云”），也并非准确测定。我们只大略知道“腰带十围”“腰带十四围”体型惊人肥硕。但是“腰带八尺”“腰带九尺”，据丘光明编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以九件骨尺、铜尺文物实物考察的南北朝尺度，以为“根据仅有的材料，似以李淳风所定尺长三十点二厘米更为可信”的意见，则“腰带九尺”，竟然可达二百七十一点八厘米。
据《北史·恩幸传·赵修》记载，赵修“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颇有膂力”，而“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傲无礼”。其体态特征，史称“素肥壮，腰腹博硕”。这应当与“贱伍”时期已经大为不同。据《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江王元祥》：“元祥体质洪大，腰带十围，饮啖亦兼数人。”当时“腰带十围”情形可能并不罕见，于是唐诗有“将军带十围，重锦制戎衣”句（耿：《入塞曲》）。《旧唐书·太宗诸子传·濮王泰》 则称李泰“腰腹洪大”，以致“趋拜稍难”。《新唐书·太宗诸子传·濮王泰》则说“泰大腰腹”。唐代后期强势军阀朱泚，据说“资壮伟，腰腹十围”（《新唐书·逆臣传中·朱泚》）。
就个体人生来说，曾经是“英雄”“武士”的董卓，出身陇西临洮，以“六郡良家子”身份“为羽林郎”，“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他奉命击羌、胡，“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然而控制“京都兵权”，横暴朝中之后，已经成为超常肥胖将军。据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董卓被吕布等格杀后，“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看守董卓尸体的官员“暝以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汉书·董卓传》的记述是：“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庾信《哀江南赋》所谓“燃腹为灯”，以及杜甫诗句“燃脐郿坞败”，李贺诗句“曾燃董卓脐”，苏轼诗句“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等，都是对这一故事的回顾。俞樾诗作以“卓脐肥”与“楚腰细”为对，也别有意思。
历史上另一位曾经“以骁勇闻”的名将安禄山，据说“肚大，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抬挽其身，方能移步”，于是“肥大不任战”，当年“骁勇”（《旧唐书·安禄山传》），只是往日的记忆。《安禄山事迹》卷上说：“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写道：“禄山体充肥，腹垂过膝，尝自称腹重三百斤。”竟然具体说到“腹”部的重量，固未足信。但异常“肥壮”“肥大”，腹部下垂“过膝”，应是事实。
关于董卓“素肥”“素充肥”，史籍都说到“脂”“膏”。《说文·肉部》说：“膏，肥也。”“肪，肥也。”段玉裁注以为这两处“肥”都“当作脂”。又引“王符曰‘白如猪肪’”。《说文·肉部》说：“脂，戴角者脂，无角者膏。”可知“脂膏”都是指动物脂肪。
作为生理知识而介入政治生活，借用为政治比喻，“肥肉”“脂膏”的超常蓄積，被看作恶政的象征。《说文·肉部》：“腹，厚也。”段玉裁注：“腹厚叠韵。”“谓腹之取名，以其厚大。”又引《释名》曰：“腹，复也，富也。”以为“文法同”。《释名·释形体》是这样说的：“腹，复也，富也，肠胃之属以自裹盛，复于外复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腹”与“复”和“富”的关系，以及所谓“似富者也”的表现，是发人深思的。
对于《说文·肉部》所谓“腴，腹下肥者”，段玉裁注指出是指人体，“此主谓人”。又写道：“《论衡》传语曰‘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余’是也。”《论衡·语增》：“传语曰：圣人忧事，深思事勤，愁扰精神，感动形体，故称‘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余’。夫言圣人忧世念人，身体羸恶，不能身体肥泽，可也;言尧、舜若腊与腒，桀、纣垂腴尺余，增之也。”王充说，言圣人忧民勤事，“不能身体肥泽”，是可以的。但是所谓“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余”，则应是夸大其词。按照《礼记·少仪》郑玄注的说法：“腴，腹下也。”《论衡·道虚》也可见“世称尧若腊，舜若腒，心愁忧苦，形体羸癯”的说法。《太平御览》卷八0引邓析言曰：“古诗云：‘尧、舜至圣，身如脯腊，桀、纣无道，肌肤三尺。’”
先古圣王形象多黑瘦，往往“羸恶”“羸癯”，“不能身体肥泽”的情形，又见于《意林》引《尸子》所谓“尧瘦舜黑”，《文子·自然》引老子所谓“神农形悴，尧瘦癯，舜黧黑，禹胼胝”，《淮南子·修务》所谓“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黴黑，禹胼胝，则圣人忧劳百姓甚矣”。《吕氏春秋·贵生》高诱注使用了“瘦瘠”文字：“尧、舜、禹、汤之治天下，黧黑瘦瘠。”
与此不同，《荀子·非相》说到反面政治人物的形象：“古者桀、纣”，其身形“长巨姣美”。这应当与养尊处优相关。《楚辞·天问》直言其“肥”：“受平胁曼肤，何以肥之？”王逸解释说：“言纣为无道，诸侯背畔，天下乖离，当怀忧癯瘦，而反形体曼泽，独何以能平胁肥盛乎？”按照王逸的理解，纣的形象，正是《论衡》所谓圣人“不能”的“身体肥泽”。而所谓“桀、纣之君，垂腴尺余”，是更极端的说法。
有人重视腹部过量脂肪堆积的危害，并且将这种生理现象与贪腐行为相联系。晋国大夫叔鱼初生，其母观察其体型，以其“牛腹”，断言“必以贿死”（《国语·晋语八》）。“牛腹”竟然是与“贿”相关的人体征象。又如刘克庄《 贫居自警》 诗以清贫志向与“燃脐”悲剧对比：“夸士燃脐犹殉货，先贤覆首或无衾。”沈錬《休贪百姓钱》也写道：“请君但看燃脐报，可是黄金坞内填。”现在看来，把这种政治告诫看作对王朝格局构建、帝国决策倾向、君王行政取舍提出的警告，其实也是适宜的。关于腹部的异常，又有“腹尺”之说。“腹尺”或许与“垂腴尺余”有某种关联。《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平原祢衡传》说到“赵荡寇”“有腹尺”，于是有“可使监厨请客”的调侃，据说“其意以为”“赵健啖肉”。所谓“腹尺”，《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腹的阔度”，以为“比喻食量大”。
“腹大”“垂腴”的情形，也适合用以形容传统政治体制。
以身体部位比喻王朝秩序之安危得失，是中国传统政论的语言习惯。如《晋书·刘聪载记》载刘易、刘敷等谏语有“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的警告。《六朝通鉴博议》卷七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治国如治身。心肠四体，将养调治缓急，各自有序。人失其序，则疾生之。国失其序，则乱生之。”指出古来有“虚心腹，肥支体，遂为后世深患”者，于是发表了“可不戒夫”的严正警告。
而历代开明的政论家言称帝国政治弊病最多见的批评，是对“冗官”“赘员”现象的指摘。《说文·肉部》：“肬，赘肬也。”又《说文·部贝》：“賸，物相增加也。”段玉裁注：“賸增叠韵。以物相益曰賸。字之本义也。今义训为赘疣。与古义小异，而实古义之引伸也。改其字作剩而形异矣。”“賸”字现今简写为“剩”，已经“形异”。古字“賸”结构有“肉”，可以理解为不必要的，甚至灾难性的“增加”，是可以从人体生理与病理的角度认识其意义的。史籍所见王朝的“赘员”（《明史·忠义传·阮之钿》）、“赘余”之“官”（《清史稿·职官志二·太常寺》），都是可以由“赘肬”有所认识的。“赘肬”，有时又写作“赘疣”（《清史稿·选举志·考绩》），更强调其病患性质。宋人陈彭年《重修广韵》卷四《去声·八未》：“赘，赘肉也。又最也，聚也。”“赘”即“赘肉”可以理解为脂肪的过度壅积。
“冗官”“赘员”，造成民众过于沉重的负担。有人称此为“官多则民扰”。唐代名臣刘晏曾有此说（《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同样的说法又见于宋人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二二。明清政论中，“官多则民扰”频繁出现。李鸿章言“官多则民必扰”（《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六），语气尤为肯定。又有“官多则民困”（[清]陈澹然：《权制》卷一）之说。“冗官”“赘员”也导致行政运行效率的降低，往往也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隐患。顾炎武写道：“官多则乱，将多则败。”（《日知录》卷五）这样的意见，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如下说法是一致的：“如果国家仍然是同一个国家，行政官的数目纵然可以任意增加，政府却并不会因此便获得更大的实际力量”，“还可以肯定：负责的人越多，则处理事务就愈慢”，“随着行政官的增多，政府也就会松弛下来”。“行政官的人数愈多，则政府也就愈弱。”卢梭指出：“这是一条带有根本性的准则。”（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0年版，84、82 页）
顾炎武生年较卢梭约早一百年。他提出的行政学“治官”理念，其实已经相当先进。前引“官多则乱”，可以看作顾炎武治官第一定律。他的治官第二定律是“大官多者其世衰”（《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顾炎武治官第三定律是“省官之故，缘于少事”。他提出的“省事”更重于“职官多寡”（《日知录》卷八《省官》）的主张，是符合文景之治坚持的“无为而治”的原则的。
“冗官”“赘员”直接成为影响吏治效能的危害。“官多则权分”（[明]曾大奇：《治平言》卷上），“官多则各持其柄则无所营”（[明]程开祜：《筹辽硕画》卷三三），“官多则十羊而九牧”（[明]吴节：《吴松坡先生文集》卷一）等意见，都说明相关规律的发现。当然，“冗官”“赘员”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也被指出。如多有学者指出，“官多则吏多，吏多则民扰”（[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七一），“官多则事烦，吏多则民残”（[宋]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卷五），“官多则役多，役多则费多”（[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五），“官多则食繁，食繁则赋重，赋重则民困，民困而国未有不贫者焉也”（《志远斋史话》卷五）等。
元人臧梦解曾作《座右铭》，借人体各部位为喻，提出了“硬着脊梁”“净洗眼睛”“牢踏脚跟”“紧缚肚皮”四个方面的要求。其中“紧缚肚皮”所说，是可以作为国家政治史思考的借鉴的：“这肚皮忍得饥，众肥甘，我糠糜。将军腹，宽十围。贪取败，脂燃脐。平生事，百瓮齑。咬菜根，事可为。”（[元]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三二《铭》）所谓“百瓮齑”，使我们联想到刘克庄诗句“赤粟黄虀味最深”。“咬菜根，事可为”是个人修养的境界，也是端正世风的目标。然而就王朝管理者来说，在控制“冗官”“赘员”方面“紧缚肚皮”，以避免“腹宽十围”，是有很大难度的。《黄帝内经素问》卷四说，有的方域“其民华食而脂肥”，“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这里所说的“其治宜毒药”，可以理解为，要治愈“华食”“脂肥”的“内”“病”，必须下决心，用重药。政府结构这种“官职冗滥”现象，往往总是在历代王朝的中期发生，于是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循环。这种现象同政府成员的腐败、政府效能的退化，幾乎是同步的。所谓“官职冗滥”，即“官数”表现为极度膨胀的反常现象，是病态政治的症状，也形成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起因。
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吏员簿》是关于西汉东海郡吏员编制的简牍资料，又有《东海郡属吏设置簿》。两相比较，郡太守府实际所用属吏数远远超过定员数。人们还发现，《东海郡吏员簿》所记载东海郡县之属吏名目与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一书中考定的郡县属吏名目差异甚大。前者名目少，分职简略，后者则名目多，分职详密。或许简牍资料所反映的东海郡吏员名目是汉初制定的编制。郡县行政长官起初按照这一编制设置属吏。然而，后来郡府县廷行政分工逐渐细密，郡府县廷的组织机构也日益增大，在定编之外，又以“君卿门下”“以故事置”“请治所置吏”“嬴员”等名目任命增设属吏，于是吏名人数出现新的规模。“嬴员”，就是多余的吏员。朝廷知道郡县属吏之实际用人数远远多于定编数，可能有适当更改增加编制以适应实际的情形，但是地方政府膨胀不已，朝廷对郡县政府属吏编制之调整永远赶不上实际用人数的增加（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版，63—67 页）。据《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补引《古今注》，汉顺帝永和三年（一三八），“河南尹及雒阳员吏四百二十七人”。可是据《汉官》一书提供的东汉京师地方官府员吏编制资料，“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此外，雒阳县又有“员吏七百九十六人”，两者相合，多至一千七百二十三人，是《古今注》所说河南尹及雒阳员吏四百二十七人的四倍余。两种记载数字如此悬殊，可能也反映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法定编制和实际员额的差别。
“官职冗滥”现象的严重危害，往往可以促使国家机器加速腐化乃至彻底朽坏，逐渐出现烂透了的态势。列宁曾经说，官吏，是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所谓“寄生机体”“寄生赘瘤”也是他形容这种“寄生物”使用的语词（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135、158 页）。这种寄生物日益繁生且拥塞于肌体，可能窒息政治机构的活力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克服“官职冗滥”现象以解救政治危局，如所谓“救官冗之弊”（苏轼：《论冗官札子》），“省罢”“赘员之无益有损”（[宋]黄震：《榜放县吏日纳白撰钱申乞省罢添倅广德君》），是历史上许多次改良与改革运动曾经提出的政治任务。然而官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的主体构架，是专制主义王朝实现历史存在和行政运行的主要支撑。于是往往有“虽知冗滥，力不能裁节之”（《宋史·李迨传》）的情形。政治体制中“紧缚肚皮”的失败，在中国专制时代是经常的。正是帝制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其自我调节的机能逐渐退化。因为官吏久已成为有重要影响的社会阶层，于是革裁冗官的改革常常会遭遇十分顽强的抗拒。
《齐民要术》卷六《养牛马驴骡》谈“相马之法”，指出“弱瘠大腹”是“羸”马的形象。政治生活中的“大腹”情形，确实在王朝中晚期歷史中导致“羸”的实力消减。畜牧业的相关经验可以借以帮助理解社会政治现象。有学者指出，元代政治术语可见“要肚皮”“吃肚皮”“使肚皮”等，据说与“赃贿”有关。“要肚皮”指索贿，“吃肚皮”指受贿，“使肚皮”指行贿。成为这种政治语言背景的，在于“马是游牧社会的重要财产，母马腹中胎儿隐含附加值的意义，官员以权谋私，索贿受贿，实际上是割取附加值”（特木勒：《释“肚皮”》，载《中国史研究》二0二一年一期）。论者的发现很有意思。联系到“紧缚肚皮”之说言及“贪取败，脂燃脐”，政治史现象的这种揭示，对于官员个体的道德“紧缚”和国家政治的体制“紧缚”，都是有意义的。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严耕望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0一九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