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中，中亚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亚五国既是中国的周边地区，也是大国利益云集之地，还是发展中国家。除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之外，四国均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换言之，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四个方向上，中亚均占有一席之地，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近年来，美国千方百计遏制和打压中国，无论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还是所谓“四国机制”“印太战略”，美国对华围堵主要来自东、南方向，得益于中国—中亚之间“内涵丰富、成果丰硕、友谊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亚成为中国应对西方围堵的重要战略支撑。因此，巩固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问题，而且是应对美国封堵、保障中国持续和平发展的战略问题。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进入新时代
在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进入新时代。2022年1月25日，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以下简称峰会）在北京举行，会后发布的《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30周年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显示，各方对中国与中亚之间关系所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认为“30年来，中国中亚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对于此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同中亚关系进入新时代。六国决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鉴于当前国际和区域秩序稳定正遭受严峻挑战，中国与中亚五国发表的共同声明意味着双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意成为促进国际和地区稳定的积极力量。这种立场与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国际社会肯定的战略资产。
就双方关系发展而言，此次峰会具有承前启后的战略意义。首先，这是中国与中亚五国领导人第一次召开元首峰会。峰会的举办凸显了双方对发展与对方关系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是对“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的升级，更意味着双方认可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发展关系具有政治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六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支持中亚地区进一步深化合作。”这与某些域外大国试图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在中亚拓展影响力有显著区别，也彰显了中国尊重和支持中亚国家联合自强的胸怀和担当。
其次，《联合声明》对双方关系发展历程作出精辟总结，并以此指引未来。《联合声明》就双方在“政治合作”“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和“国际协作”四个方面所取得的具体进展与未来重点合作方向作出战略性的总结和规划。习近平主席还在视频峰会上总结了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发展的“成功密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这是保障双方友好关系持久稳固的原则。加之中亚五国国家元首克服诸多困难，联袂出席2月4日举办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
最后，《联合声明》充分表明双方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具有重要共识。例如，《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共享“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坚定捍卫多边主义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和平观”；“重申国际法准则的至高地位，强调秉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与“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秩序观”和“治理观”；“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只能由本国人民来评判”的“民主观”；实现安全需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治理的“全球发展观”等。诸多共识既反映出双方战略视野的趋近，也为双方长期进行战略协作、在新时代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而言之，此次视频峰会和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深刻总结了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所取得的成效并规划了未来合作的基本方向，意义重大。中亚地区的整体稳定和中国与中亚友谊持久的良好态势，或许意味着中亚是当前及未来中国维护和平发展、积极应对域外势力牵制的重要战略支撑。
新时代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在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背景下，中亚地区及其周边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对地区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进而可能会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造成影响。新时代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客观而言，自独立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亚国家的国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国有效地巩固了自身主权、通过独立灵活的外交提高了国际地位、摸索出了契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模式、整体上保障了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并推进了民族国家的构建等。但中亚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在政治领域，中亚各国政治制度尚未完全定型，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构建面临来自部落、部族、地区、宗教等非正式政治力量的挑战。在经济方面，中亚国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依赖能源和矿产资源出口与侨汇收入。缺乏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使得中亚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举措有限。在社会领域，中亚国家均面临“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社会的自我动员和服务能力存在明显局限，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热衷于通过资助各种所谓“公民社会”项目以扩大西方价值观在各国的影响，这留下了民众通过组织或参与各类社会运动以挑战政府权威的隐患。中亚国家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的事实，客观上存在不少影响各国政局稳定及其政策走向的消极因素。一旦各国政局出现动荡，或殃及中国与中亚的既有合作成果，进而令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遭遇波动或挑战。
二是如何建立稳定的权力交接模式。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除去塔吉克斯坦曾以内战的暴力形式实现权力交接外，中亚五国至少出现过五种权力交接方式：第一种是通过选举实现权力交接；第二种是在现任领导人因故卸任后国内高层精英通过内部协商实现权力交接；第三种是民众抗议导致政权非正常更迭；第四种是前任领导人挑选非本家族的精英人物继任总统、而本人退居幕后但依旧担任要职的“二元权力结构”交接模式；第五种是在任领导人“安排”其子继承总统之职。实践证明，第一种权力交接模式较为稳定，但前提是长期担任总统的领导人连选连任。第二种权力交接方式目前看来似乎也行之有效，而第三和第四种权力交接方式稳定性较差。第五种权力交接方式的稳定程度仍有待时间来检验。迄今为止，均已经历过权力交接的五国整体上并未改变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不过，不能基于这种简单的经验主义就认定中亚各国的权力交接不会给未来的中国—中亚国家间关系带来挑战。尤其考虑到俄乌冲突极大地重塑了国际秩序与欧亚秩序的发展动力，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中亚国家为应对当前严峻挑战而对其外交政策原则或优先方向作出的调整，以避免这种变化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稳定造成冲击。
三是如何长期维护中亚国家间的和平稳定。中亚国家独立后在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族群分布、历史遗产分割等事务上存在不少矛盾，尤其在人口密集、资源较为匮乏、存在历史纠葛的费尔干纳盆地矛盾错综复杂。当然，从过去30多年的经历来看，各国有效避免了这一风险。不过，各国间仍存在龃龉甚至摩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近年来爆发了数次边界摩擦。这一方面意味着中亚国家摸索出一些避免纷争升级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也说明各国间仍存在可能影响地区和平的消极因素。一旦中亚国家间关系恶化，将严重冲击到中亚及其周边的稳定，进而影响到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稳定的大局。
四是如何平衡大国在中亚的影响。中亚历来被视为世界的“心脏地带”，大国在该地区竞合态势复杂。随着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重趋激烈，诸多大国加大对该地区的关注，并提出新的中亚战略或倡议。如欧盟于2019年6月公布其新中亚战略，并加大与美国在中亚的协调；美国除强化“C5+1”机制外，也于2020年出台新中亚战略；俄罗斯则在2021年7月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再次强调中亚等欧亚地区的重要性，并通过帮助哈萨克斯坦平息骚乱激活了集安组织的行动能力；而土耳其则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升级为“突厥语国家组织”，试图提升在中亚的影响；印度在2022年1月27日召开首届印度—中亚峰会，并决定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以彰显其在中亚的影响力。诸多大国的中亚政策存在不少竞争甚至对立元素，一旦特定域外大国干预中亚国家内政或通过排他性方式推进自身利益，中亚的稳定与和平就会受到冲击，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既有合作模式或将面临更多域外因素的冲击与挑战。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影响新时代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因素还有不少，如中亚周边国家或地区动荡因素的外溢、全球经济与安全秩序的显著变动等。但上述四个问题是决定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里中亚各国发展状况和地区稳定的深层因素。它们既是老问题，也是新课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对中亚国家与地区稳定造成冲击，也可能影响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顺利构建。
新时代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新举措
面对新挑战，为深入推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中亚国家可在国家治理、安全、经济、人文四个方面探索新的合作路径。
首先，在国家治理方面，坚持相互尊重、团结互信的原则，推动中亚国家有效提高治理能力。中国一贯支持中亚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如《联合声明》所表达的，“中方高度评价中亚国家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认为各国均走出了一条独具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支持各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支持，是与各方“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和“坚决反对破坏合法政权和策动‘颜色革命’”相伴随的，为双方长期开展坦诚相待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当然，除了通过高层会晤和政府间合作机制提升双方的政治互信之外，中国可为中亚各国提升治理能力提供必要帮助，如加强双方之间的政党交流、为中亚国家培训公务人员、与中亚各国分享中国成功的脱贫经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的多元化等。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对此已作出庄严承诺，中国计划3年内向中亚各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用于各国民生项目建设；提供5000个研修研讨名额，帮助各国培养卫生健康、减贫惠农、互联互通、信息技术等各领域专业人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诸多实质性措施，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中亚友好邻邦的责任和担当。
其次，在安全方面，坚持睦邻友好、安危共担的原则，构建中国—中亚国家安全共同体。自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军后，中亚国家面临的地区安全形势趋于恶化。这些威胁涉及阿富汗局势动荡衍生的恐怖组织和人员越境攻击、武器和人口走私、毒品贩卖等一系列问题。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有不少来自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国家以及中东地区的武装分子参与了2022年1月的哈国内骚乱。阿富汗局势变化带来的风险，同样可能威胁到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有必要提升安全合作层次，以构建休戚与共的安全共同体，共同维护各国安全。双方一方面应坚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安全观，坚持睦邻友好、安危共担的原则，另一方面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切实加强安全合作。就目前来看，强化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将是双方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必要和可行步骤。根据2022年2月4日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双方一致支持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职能，这将推动双方在多边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更上一层楼。而就双边合作而言，双方可在联合军演、武器采购、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以增强彼此间的危机协同反应和应对能力。
再次，在经济方面，坚持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形成发展共同体。与其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的大国相较，中国的比较优势在经济领域更加明显。当前，中亚国家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遇和资源。对于中亚国家的这一重要诉求，中国予以积极回应。正如《联合声明》所强调的，双方应系统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中国—中亚”铁路集装箱运输，拓展绿色能源、数字金融、人工智能、减贫等领域合作，落实“一带一路”绿色伙伴关系倡议，携手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建立“中国—中亚电子商务对话机制”以发展“丝路电商”，挖掘地方和边境地区合作潜力，扩大数字经济、创新和绿色技术领域合作等，最终“巩固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此外，为加快“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中方还提出了不少实现双方经济互联互通的新机制或新倡议，如提议举办中国—中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呼吁建立中国—中亚健康产业联盟等，以拓宽合作渠道，赋予双方经济合作以更多新动力。在疫情和俄乌冲突之下，中亚各国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动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最后，在人文方面，坚持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原则，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形成人文共同体。民心相通始终是保障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行稳致远、友谊持久的根基。中亚国家独立之初，因受历史上苏联对华敌对宣传和对华了解严重不足的影响，中亚国家精英及其民众不乏对中国的偏见和恐惧。经过30年的友好互动，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形象有了显著改善。但受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中亚国家的对华认知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在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增进双方民众对对方国家和社会的认识与认同。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立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加快互设文化中心，开展文化遗产对话，继续推进妇女、智库、媒体等领域交流，将五国全部列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倡议举办中国—中亚民间友好论坛，未来5至10年努力将中国同中亚五国友好城市增加至100对，5年内向中亚五国提供120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举办中国—中亚青年艺术节和“未来之桥”中国—中亚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等。如此丰富繁多的活动，根本目的在于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夯实民意基础。
总之，经过30年的摸索与互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步入了新时代。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中亚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当前国际秩序和欧亚地区秩序历经急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也面临一定冲击和挑战。中国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和巩固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不只是应对国际局势变化、改善自身处境的重要策略，更是为促进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地区持续稳定作出的重大贡献。通过在治理、安全、经济与人文领域长期深入地开展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一定能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展现出更为充沛的内生发展动力。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项目批准号：21VGQ010）的阶段性成果
周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原载于《当代世界》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