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回顾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70年，除却社会环境、国家政策、学术交流、相关学科发展等因素，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的积极作用也应当引起注意。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古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理论革命；历史教育对中国古史研究提出了持续不断的现实需求；历史真实则是中国古史研究持之以恒的信念。
关键词：新中国 70年 中国古代史研究 历史理论 历史教育 历史真实
作者简介：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机遇。尽管其间不乏曲折与坎坷，经过70年的辛勤耕耘，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还是收获了累累硕果。回顾这一历程，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潜在的长足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理论革命
历史研究从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有经学，近代则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此，中国古代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日益广泛、深入，一直持续至今。这里仅以五个重要的古史理论问题（也称为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为例。
其一，古史分期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曾出现过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仅就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而论，就出现了范文澜、翦伯赞、王亚南、童书业等的西周封建说；李亚农、唐兰、杨宽等的春秋封建说；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尚钺、王仲荦、日知、何兹全、王思治等的魏晋封建说；等等。改革开放后，有关讨论仍然持续不断，并呈现出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同的样貌。例如，田昌五主张将中国古代史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封建帝制时代。郭沂认为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个阶段。还有一些研究单独针对某个阶段的社会特点进行深入探索，如“唐宋变革”论对唐宋历史阶段性研究的影响。分期结论的不同，源于分期标准存在差异。改革开放后，分期标准的理论依据日渐多样，这与之前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有所不同。
其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
1954年，侯外庐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一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即“皇族土地所有制”。这一观点得到郑天挺的支持。束世澂、胡如雷等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贺昌群、韩国磐等认为，在魏晋和隋唐时代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但其后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李埏等则主张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说。改革开放后，有关讨论仍在继续：既有对中国古代某段时期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也有对整个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思考；既有对古代土地所有制涉及到的具体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土地所有制的诸多因素的综合思考。它们与改革开放之前有关古代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学术继承性，又有深入开拓的努力。以井田制研究为例，有学者表示，对井田制的研究，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面”研究进入到当前对它的“立体”研究。
其三，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在中国农民战争史方面共发表了一千多篇论文。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才会对农民战争给予从未有过的重视。与旧史观对农民起义的诬蔑相比，这种状况堪称“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革命”。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似之前那么活跃，但也仍然顽强地发展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关于古代农民战争的文章发表，而且，更重要的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理论在沉潜中不断获得拓展与深化。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切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拓展史料、视野、项目、交流等工作，有望开创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局面；有学者主张开拓“农民史研究”新领域，等等。有关反思不仅从理论上预测了中国农战史研究大有可为的前景，而且有关实践在各民族农民战争研究、农民问题等领域已经取得突破。
其四，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55年，邓拓提出“《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再度激发了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广泛兴趣。有关探讨后来被整理出版，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及其《续集》两本论文集。改革开放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出现了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产生了一个“悖论现象”，即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的生产却仅仅只能糊口，因此应当“寻求新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也就只是一种情结”。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到，继续坚持原有道路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之，开拓视角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有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真科学还是伪命题的争鸣亦有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之间继续前行着。
其五，汉民族形成问题。
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了与当时苏联学者所谓的中国民族出现于近代这一论点不同的观点，引发了学界的讨论热情。有关讨论波及到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关系、民族战争、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和亲”问题等等。改革开放之后，与此相关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1992年，徐杰舜的《汉民族发展史》出版。该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汉族史问世”，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的特别宣传。在考古学成就丰硕、西方文化人类学发展、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等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问题也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些研究虽然不再恪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但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都呈现出了明显的承继关系，显示出这一问题蕴藏着持久的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对“五朵金花”的讨论及其在改革开放后的开枝散叶，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后善于提出历史理论问题的能力以及这种问题意识的巨大生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史提出的问题远不止“五朵金花”。对此，我们不便一一列出。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古史问题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简单化、教条化、主观化、政治化等令人遗憾的错误。其间原因复杂，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及时地纠正错误，砥砺前行。
历史教育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提出了持续不断的现实需求
在回顾、总结历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常常忽视历史教育对历史研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不太符合新中国70年里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实际历程。历史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拟以二者关系比较突出的历史教材为例。
其一，历史教育渴求合格的中国古代史教材。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教材。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满足人民教育的需要，在没有条件自己编修教材的情形下，主要是学习苏联教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就有文章专门讨论如何“在中国历史教材贯彻苏联教材的精神和实质”。随后，为了保障广大工农兵群众享有自己的文化教育，中共中央曾经号召编修工农兵教材以及鼓励工农兵群众自己编修教材。但是，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期，学术、教学、教材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受到严重践踏。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意识到，“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尽快编选出一套完备的、合格的文科教材。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文科教学的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文化教育仍然落后。在此背景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不久，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掀起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潮”。“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就是这次“教改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古代史教材也必须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更新对中国古史的认识。
任何教材都需要接受社会检验。所以，教材批评始终是一支活跃的、不容忽视的推进古史认识的力量。例如，1951年，王树民撰文讨论叶蠖生所著《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第三编），“文以性质轻重分为内容观点有偏差者与文义说明含糊欠妥者两大部分”，对该教材中诸多具体的古史事实如何认识、如何表述进行了商榷。1961年，吴晗发现几种中国历史教材中事关重要古史理论问题的一些内容脱离历史事实，“提出来供历史学界的朋友们参考和引起注意”。1997年，有文章批评“中国大学历史系现行中国古代史教材的模式（观点、立场、体例、笔法、章目等）奠定于五六十年代”，仍旧受缚于意识形态。2012年，有文章指出，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中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三足鼎立的局面“仍未被完全打破”。这些批评既体现出某个时代的史学特征，也展示出史学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进步的总体趋势。而贯穿其间的核心是，社会对历史教育的需求与教材中历史知识的滞后之间形成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催生了教材批评，推动了教材及古史认识的进步。
教材还需要体现共识。对此，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编修只提供了一些零散的经验。1961年，针对有关教材不敢编写“未经论定”之人或事，吴晗批评道：“正因为未经论定，才应该论，必须论……我以为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问题，应该解决，大家发表意见，取得一致后，据以评价历史人物，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它表明，教材的共识性应该从原则上把握。1978年，十院校教师编修《中国古代史》时，面对五花八门的观点分歧时，主编“首先确定工作思路和指导思想”，再次反映出原则上达成共识的可行性。进入本世纪，有学者注意到对教材的共识性进行论证，例如，承认奴隶社会“存在较大分歧意见”，以多种著述佐证教材中的中国文明起源说。不过，从有关教材被批评断而不“通”、新而未“定”来看，中国古代史教材在体现共识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找到有效路径。
其二，学者参与编写教材。
20世纪50代，新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不过，这个工作几次都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荒怠了。1979年，《人民教育》刊发季啸风《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回顾》一文，这样总结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文科教材建设：“几经反复的教材建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第一，必须依靠专家；第二，必须贯彻‘双百’方针，第三，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文科教材建设的三个法宝。掌握了这三个法宝，我们就前进，就有成绩；丢掉了这三个法宝，工作就停顿，就闹‘书荒’。”就教材与科研的关系来看，新中国初期的文科教材建设在曲折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即文科教材的编纂应当和专家的科学研究紧密结合。
1978年6月，教育部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制定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并恢复了1961年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我们可以将这两次会议视为文科教材建设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教材建设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些重要的中国古代史著作被修订再版以及改编。其中，到1979年10月份为止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关的著述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修订本）、翦伯赞与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修订本）；而“正在印制当中预计明春出书的”，还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等。
——开启一些学科创编教材的任务，促进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史学科便是以此为契机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6月，刊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这是史学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1962年文科教材会议上，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把编写史学史的任务明确地交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承担从先秦到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前部分，华东师范大学承担‘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可以说，史学史研究与史学史教材几乎同步开展起来。
——推荐出版了一些校编教材。以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为例：“《中国古代史》这部教材刚开始不是教育部组织的，是我们十院校自己组织编写的，而且我不是发起人，我加入编写组后，让我当主编。”由此，这一教材又称“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它是对主编及十院校历史教师“学术能力”的考验：“既需要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通识性把握，才能宏观上抓住历史变迁的内在理路，使得教材以一根主线贯而通之，还要对当时学界各种争议问题有全面的认识，才能择善而从”。因此，它也是十院校参编教师的学术成果。
上世纪末，国家教委实行“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重新编写中国历史教材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由张岂之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历史》于2001年问世。另外，在国家“九·五”“十一·五”重点教材计划的支持下，赵毅、赵轶峰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及其修订版先后于2002年、2010年发行。这几位主编都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富有创造力、造诣突出的专家、学者，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些新编教材所蕴含的科学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掘。
时代性、社会性与共识性使得历史教材比学术著作更加充分地体现着史学的社会功能；而从实践来看，历史教材一方面依赖历史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可以说，历史教材及其所代表的历史教育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切实的现实价值。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史教材越来越强调借鉴、吸收新近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忽视自身反映社会需求的积极意义。
历史真实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持之以恒的信念
70年来，影响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因素有很多。不过，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根本原则，那就是对历史真实的信任与追求。不论是时代推移、社会变迁、政治演进、观念变化，还是年龄不同、个性相异以及从事不同的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历史事实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其一，以历史真实为灵魂的史学观。
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这样评价中国过去的历史学：“无可讳言，我们的历史文物虽然异常丰富，但差不多全部还停留在原始资料的阶段。”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随着革命的成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人们发现，历史的真相并非封建史观所展示出的那样：“几千年来的封建骗局为现实所揭破，历史的真相才朦胧地有所显示：历史是发展而不是固定，历史是前进而不是后退。”言外之意即，历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历史真相的一门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在这种观念里，历史真相是历史学者进行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与学术追求。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事求是”的作风与原则得到再度倡导。这两件事对当时全国的思想解放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之后的古史研究中，我们可以持续看到这种观念对古史认识的支持与促进。例如，1979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强调，要将有关理论“与中国农民战争史实际相结合”。1992年，学者提议重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研究：“对于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敢于正视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这对于阐明古代中国的发展规律，以及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大有益处的。”2002年，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上，宁可这样谈论史学的任务：“认识历史必须先研究史料，对史料作深入分析，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客观的描述，二是正确地解释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弄清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对历史随意解释，如胡适所为。”
古史研究者所讲的“历史真相”“实践”“实事求是”“实际”“历史的真实”等等，是对历史真实的不同表达。它们反映出历史真实在古史研究及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那是迷雾般的历史丛林中唯一令人踏实的大地。不过，历史真实这块“大地”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虽然无人特意对此作出定义或者解释，我们却可以看到，它包含着史料、人事、现象、真相等不同层次。它既是可靠的证据，又是有待探索的任务。历史真实是一种追求，而且是一种一贯的追求。
其二，以历史真实为核心的治史方法。
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谈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他说：
我们并不想在目前就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有这样的朋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已经相当有把握，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而产生出“理论性的结论来”，那样的朋友和他的作品，在我们当然十分欢迎。但假使一时还得不出“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经过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
这番话是针对当时历史研究的学术基础而言的。其时，新中国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开始在全国推广，学术基础还十分薄弱；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郭沫若的方法是：以具体研究为主，辅以理论研究。通过这种方法，科学研究的每一步——史料、分析、理论——都能得到充分的研究空间。他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就必然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历史科学。
这种方法论在中国古史研究的实践中逐渐得到了丰富。例如，研究历史分期者指出：“史学家们公认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要提供更多的足以说明关键问题的史料，且须要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深入分析所掌握的史料。”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对史料研究的重视。又有学者指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限问题“似乎已经到了把研究方法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历史事实之间，须要有一个把二者接合起来的桥梁。为了解决史学问题，不但在史料上要求细密的工夫，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求细针细线。”这里强调的是具体分析的环节。对于当时的古史研究中存在着的以今绳古现象，吴晗指出：“应该说这是一种违反实事求是的学风，是非马列主义的学风，是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学风。”这是针对结论环节出现的问题作出的批评。无论研究方法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古史研究者都会要求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出发，广泛搜集史料，认真分析史料，客观评价历史，真正做到尊重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这是对历史真实的方法层面的保障。
改革开放后的古史研究方法论呈现出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1984年，有学者这样总结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长期以来，中国古史研究方法有其优良传统：依靠辛勤的个人劳动，以求实的精神，考据的方法，整理校勘文献，笺证诊释史料，或就若干重要历史人物、事件、典制以及其它问题，搜集有关资料，排比考订，加以探索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这反映出中国古史研究中对考据方法的普遍使用，而且，考据反映的也是求实的精神。但是，考据法自身也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赵轶峰即认为，在国际化研究的语境中，中国传统实证主义已经受到了来自哲学、语言学、后现代思潮、历史相对主义等各种角度的批评；对此，应当在中西史学实践的基础上，创建适应新形势的新的实证主义；而其首要之义即“明确承认存在历史事实，承认历史家的基本工作在于尽量澄清历史事实”。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从古史研究的实践中升华出的少见的方法论专论。
结语
中国古代史研究70年的发展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环境的支持、国家政策的鼓励、对外开放的学术交流、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发展等因素对古史研究的促进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这几方面对古史研究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因此，本文特对这三种作用力作上述粗略说明，以期深入认识并推动未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