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聊聊我买书、读书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回想一下我们那个年代如饥似渴的读书状态，对当今的年轻人不一定有用，但大家可以当故事听听。

北大图书馆和北京书店圈儿：忆国内求学时候的读书经历

我是七六年中学毕业的，中学时代之前可以说几乎没读过什么书。后来用两年时间读了个高中，这也是我考上北京大学唯一的准备。高中时没什么别的书可以看，就只是读《水浒传》，读了好多个版本的，对一百零八将可谓倒背如流。我能考上北京大学或许就是因为《水浒传》读多了。当时我对那些历史人物比较感兴趣，就报了个历史专业。

回想起来，我们中学图书馆里的书都被扔了，只剩下科技史的书——化学史、数学史等。我翻过很多，虽然也读不懂，但很感兴趣。所以，在北大的第一年其实我主要就是读科技史方面的书。但读到后来就读不动了，因为会遇到涉及理科的一些知识。那时，正好敦煌吐鲁番来到北大开班，我就跟着他们一头扎进了敦煌吐鲁番这个领域。

我的读书途径之一就是北大图书馆。我们读书时的老图书馆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而是在新图书馆的西边。北大图书馆在高校图书馆里一直是很有名的，当时不管是中国传统的书还是西文的书都有，尤其北大在西文书方面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在当时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全国西文的书基本上是优先供北大图书馆用的，其他学校的学生就只能到北大去查书。

最早，我们一个学生可以借十本书（一函线装书只算一本）。我那时借书基本没停过，往往会背一个大塑料袋，像打渔的人一样，背着很多书回去读。我的老师张广达先生曾跟我说，你要不停地翻书，一本一本地翻，一遍一遍地翻。因为借的书一个月期限到了就要还回去，还了之后再想起来要用，就得再借。当时也复印不起书，只能多次去借。

图上左边是我研究生时期在北大图书馆的一张借书卡片，抽出来留作了纪念。当时我们都只在借书卡上留下学号，是不敢写名字的，因为上面有很多大名家的名字，所以这串学号现在都能张口就来。右边是在北大历史系图书馆的借书卡。过去，很多北大毕业生都攒了不少这样的借书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承载着很多记忆，完全可以写出一篇小文章来。

那个时候，除了北大图书馆很好的读书条件之外，还有一个读书途径就是逛书店。这是一张近年的“北京书店分布图”，本来想找一张70年代末80年初的，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就是图上这一圈儿的书店，那时我大概每个月一次，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出发，花一天时间骑一圈儿、逛一圈儿。过去我们骑自行车非常快，大概四十分钟就能从北大到灯市口。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东单的中国书店、六部口可以零买杂志的书店、琉璃厂、西单的中国书店、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每个小书店都有满满的回忆。那时我一个月只有十三块钱的补贴，也没有钱买书，就只是看书。记得当时在灯市口那儿有一个锅贴店，就靠着中午吃一顿锅贴，就可以骑车逛这么一圈儿。说是逛书店，其实不是以逛为主，而是以看书为主。为什么去书店看书呢？因为当时一本新书要进入北大图书馆编目的话，就要半年以后才能上架。所以逛书店基本上是去熟悉新书，很多新出的书我都是通过这一个月一趟的自行车之旅熟悉的。这是我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愉快的一段日子。

欧洲、日本及其他：忆国外多地辗转读书的经历

上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去了荷兰的莱顿大学。当时不满二十五岁的我可以买一张欧洲铁路联营票，即一个月之内随便乘坐哪一列火车随便去哪儿，价格相当于人民币两百块。所以我那时一会儿去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一会儿去不来梅、柏林……不断地到处跑，有时候双肩包里还背着一件西服，以便去拜访一些有名的教授，就这样在欧洲“周游列国”了两个多月。欧洲没有中国“逛书店”的这种文化，读书还是要靠图书馆，书店往往都很小。当时我几乎每周都去莱顿的一个书店，现在叫博瑞书店，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商业出版社。我的一本书《敦煌十八讲》的英文版，就是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每逢星期六，这家书店就租给一个小伙子卖旧书，我就去翻一翻，买不起贵的，只挑一些薄薄的抽印本。这些抽印本上面往往还带着名家题赠，有些还来自非常有名的人物，送给国内的朋友是很不错的礼物。

我没有读过博士，1985年就留校任教了，但我用过几个很好的国外的图书馆——莱顿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雅培学院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我基本都待过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大部分书架都是一排排一本本走完了的。此外，我还短期用过法国高等实验研究所的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所的图书馆等。

这张照片，是我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天井处的一张图片，左边是当时正好去访问的厦门大学韩振华先生。莱顿大学正如欧洲其他大学，都是书院制的。莱顿大学每一个书院都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书库。

在莱顿大学的总图书馆，二楼有一个“东方写本与图书部”，除了写本，普通的杂志、名人纪念文集、一些学会的研究纪要等，在这个屋子里也都有。晚上屋子里往往就我一个人。当时，我买了一个手动的打字机，拿莱顿大学旧卡片的背面做卡片，一本本地翻那里的杂志，把1985年之前的所有西文杂志都过了一遍。那些卡片当时装了四个盒子才运回来，后来编入了电脑里。这种翻书的方法在我日后做学问过程中是非常受用的。一直以来，不同类的杂志我都会有一个专门的本子来记录我翻到了哪里，接下来去到新的地方，有机会就会接着翻。翻阅杂志我喜欢找开架，找最便于拿书的地方，最好旁边有复印机，可以随时印。

比如我有大量的书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复印的。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复印比在大陆要便宜的多，而且像民国时期的杂志这些大陆的图书馆是不让复印的，但在香港中文大学却可以随便印，非常方便。

后来在东洋、西洋跑得多了，觉得还是在东京神保町收获最大。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如果没有其他安排，我都会去一趟那里。

三月底是日本教授们退休的时间节点，教授们往往在规定退休的那天之前必须要清空研究室，然而很多人家里装不下研究室里那么多书，于是他们就会或卖掉或扔掉。神宝町书街上有的人是懂行的，但有的人不懂行就会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处理这些书籍资料，一本书甚至比一杯咖啡都便宜。在那里，我有过很多奇遇。有一次还看到了我和张广达先生合著的《于阗史丛考》，还是很少见的上海书店1993年版，居然有人卖出来。我拿起那本书，翻翻书里还有眉批，读者想必是个专家。

当然，这是找旧书，有些新书就必须得咬牙买了。买新书我主要是去一诚堂书店，这是一个图书博物馆，内部摆设也很像博物馆，底层是日文书，二楼是西文书。从马可波罗16世纪的书一直到现代最新的西文书，那里几乎全部都有。即便有缺的，告诉他们，两个月不到书就有了，还会特意给你寄过来。日本这些年来书的价格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基本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而国内物价涨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去日本买书就会比较舍得了。

在我研究的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中外关系等方面，我的书是非常全的；藏学、隋唐史方面，之前我的书也是特别全的，后来都捐出去或送给别人了。我从来不藏任何善本书、线装书、珍本书等，我只是使用书。我对于书最得意的一点就是：快。通常一本书出了后，我很快就有了，但是往往不收藏。说到不藏书，换书也是一种读书方式。曾经我读书是跟台湾的学者交换的，最早交换的时候，大陆和台湾还没有通邮，只能先寄到香港的书店，再由香港的书店转寄。

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三个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说是“无书不买”的，基本上什么书都有。现在的学生们，如果看到了一本书的广告，想要查它出没出版，首先上哈佛大学图书馆找——哈佛图书馆这本书有了那就是已经出了，没有就是没出。不得不说，这些欧美的老牌图书馆，书真的非常全，即使没有找到的书，也会复印一份放在那儿……

回想起来，我现在依然十分向往可以有半年或者三个月的时间集中待在一个地方，一本本书翻下去，增加知识也好，拓展眼界也好。

几点读书心得：分享做研究通用的几个读书方法

说到读书心得，其实各人都有各人读书的兴趣爱好和习惯，下面就说一些我或来自老师或自己总结的心得吧。

第一，读大家。

我们那个时代，能出版的书基本也就是大家的书，即便这样也是有区分的，有的书读起来确实有味道。比如陈寅恪的书，虽然很难读，各种史料看起来很枯燥，但是很有思想，就容易被吸引着不断地读，最终读懂。陈寅恪的很多书我都读过多遍，而且做了许许多多笔记。

读了大家的书，就相当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而可以再往前一步。我们做学问，都是要在前一辈人的最高点上再往上走。在看大家著作的基础上再去看其他文章就很快了，容易看出来哪些是重复的，哪些是炒冷饭的，哪些是有进步的……

第二，读经典。

我所处的学术环境是比较欧洲式的。在欧洲，很多我佩服的学者都没有专著，只有论文。北大的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等先生们也是，他们不喜欢写通史类的书，但事实上他们所写论文的范围又可以很广，基本涵盖了各史学领域。现在国内学界比较走美国学者的路线。美国学者注重写书，到一定时候就把学术成果集合起来编一本著作，这其实也是好的。比如《剑桥中国史》，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近期学术成果的合编，还在一直不断出版。对于年轻人来说，抓住这样的书去读，可以奠定一个非常全面的知识基础。

此外还有一种非常系统是指单针对某一方面很系统的书，比如上面这本《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把敦煌吐鲁番里和丝绸之路有关的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集全了，非常经典，可以作为这方面的研究基础。

第三，倒读。

研究学术史，是要按照学术成果发表的顺序把学术史给梳理出来的，需要“正读”。但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而读书的时候，我建议“倒读”——读最新的书。现在大家买书是有很多选择的。怎么选？更重要的是看人名，而不是看书名。读最新的经典著作时，书里大家们已经评述过的书或在脚注里提到的书，你就可以有目的地从这些里进一步选择哪些要看，哪些不看。这样就可以避免看一本书花了好多时间才发现没有价值。外国人看中文资料就是这样的，因为中文著作太多了，他们无从看起。于是，现在有的学者就会先发表英文论文，在注释里给出很多中文的专著来源，外国人会根据这些注释有目标地去看中文资料。在这方面，日本人是做的非常好的，日本的很多杂志都是日文和英文兼具的，翻译成英文的同时把日文来源标注得清清楚楚，方便英文阅读者去查找日文资料。

第四，按主题阅读。

做研究到了一定程度，就需要按照主题阅读，即一段时间只集中读一个主题的东西。比如我当时在莱顿大学的时候，对藏学很感兴趣，有一段时间就挑了研究这方面的一个匈牙利的学者和一个日本的学者的著作，对比着去读。在一个时间段专门看一类东西，去“穷尽”它，就可以梳理得比较清楚，而且还有助于记忆。否则，今天看这个，明天看那个，难以缀在一起，也容易忘。

集中读一个主题也可以是集中读一个人。有时候把一位大家的所有著作集中读了，基本就可以对一个学科非常清楚了。比如这位剑桥大学的教授贝利，也曾是英国皇家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原本是做梵语研究的，后来专注于和阗语研究，就竭尽所能把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找到，自己转写、翻译，编一本语法，再编一本字典。贝利教授因为研究和阗语的贡献，还被赐予了爵位，成为了一位爵士。幸运的是，我曾有机会去他家里拜访，待了三个多小时。尽管我英文算不上很好，但因为在拜访之前我几乎读了他的所有文章，所以和他交流几个小时基本也没有困难，往往他一开口，我就能反应过来他要说什么。临走贝利教授慷慨赠予了我好多书，如果不是拎不动，恐怕当时会拿回来更多，像回北京后季先生打趣着对我说的：“怎么不拿两份回来？”当时的贝利教授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他还介绍我去找他在汉堡大学的学生，不久后我就拿着那张欧洲铁路联营票奔去了汉堡……回想起这些来，感到十分荣幸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