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9日《羊城晚报》，肖建国写了叶蔚林烧掉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原稿的故事（参见《报刊文摘》2006年12月25日第3版）。原因是：“巴金老人看了后，跟他说，写得太惨烈了。文学不应该光是表现惨烈。叶蔚林回到宾馆，想了一天一夜。然后，一把火把稿子烧掉了。”
叶蔚林写了什么？“轰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县杀人的题材。”文化大革命中，叶蔚林就下放在道县邻近的江华县，文化大革命后，他又数十次深入到道县考察。他已经把这个题材放在心里琢磨了几十年。因此，我们相信，叶蔚林写的是真事、实事，即使惨烈，却是真实的事实。我们坚信，叶蔚林是凭着良心讲真话，在控诉。
读了肖建国的令人震动的揭露出巴金灵魂的深层思想的另一面后，令人痛心地深思：一直号召“讲真话”并身体力行的巴金，为什么直言相劝叶蔚林“不应该光是表现惨烈”？“惨烈的真话”能不能讲？应不应讲？只能讲和写“不惨烈的真话”吗？怀念肖珊的令人落泪的文章难道还不惨烈吗？巴金年轻时在《家》的扉页上，就呐喊“我控诉”，为什么文革后劝叶蔚林不要为道县惨死的无辜的文革牺牲者控诉呢？能为鸣凤、瑞珏控诉那个封建专制的吃人制度，为什么叶蔚林就不能替道县的惨死者控诉江青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呢？
我也对肖建国歌颂叶蔚林烧稿的精神和敬意表示质疑，肖建国认为“自断退路，另寻出路，使人不能不对叶蔚林的精神肃然起敬。”写道县文革惨剧的小说原稿灰飞烟灭了，而以叶蔚林“在80年代的盛名，稿子既成，发表和出版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他还是毅然地把稿子投进火里烧掉了。”中国读者永远读不到这本惨烈的真实的小说了，“太惨烈”的评价说明这个原稿使巴金震撼了、惊呆了、担心了……热爱这个小说原稿的叶蔚林经过“一天一夜”48小时的痛苦斗争，把自己的新生子女——原稿火葬了，这个故事本身就够惨烈了，这是一个作者自己毁灭自己心血结晶的惨烈悲剧，而自己“一把火把自己的稿子烧掉了”，只因为写了事实，讲了真话，而道县杀人的事实太惨烈了。这种精神可喜可贺吗？这是值得致敬的可敬，还是可悲可叹？！可怜的叶蔚林，在巴老的道德压力下，只好安慰自己：“他准备另起炉灶，重新再写。”可惜，从20世纪到了21世纪了，过了几十年，叶蔚林并没有写出不惨烈的道县文革惨案真实事实的“讲真话”的小说。讲真话的原稿烧掉了，而不讲真话的新的小说“重新再写”也难于下笔，“另起炉灶”一直没有起来，这本身是个中国文坛的痛心的悲剧。“他还是毅然地把稿子投进火里烧掉了”，我相信叶蔚林将原稿投入火中时，他的心在流泪，道县的无辜的文革死难者的灵魂也在哭泣。这种“毅然”，令人“肃然起敬”，还是令人痛心？这种“自断退路，另寻出路”，是一种光明的方向，还是一种悲哀？是不是巴金在《随想录》里反复自我解剖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在作怪？巴金、叶蔚林还是心有余悸，也缺少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太惨烈”为藉口来保护自己又保持良心的平静？叶蔚林用了一天一夜才说服自己，烧掉了原稿，也毁灭了那些道县无名死难者的申冤的希望、伸冤的期望和对作家们的良心的信任与期待！但愿叶蔚林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继续完成他几十次去道县调查后呕心沥血的讲真话的小说，让死灰复燃，把惨烈的真话讲出来，公诸于世，传于后世。凭巴金一句话，叶蔚林把原稿烧了。“讲真话，”真难，对巴金也难！
2006年12月31日于北京北沙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