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百年考古学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历程及成果，略谈一点心得体会。
一、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仰韶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文化空白。然而，当时“中国文化西来”说颇为盛行，主持发掘的瑞典学者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中亚、东欧地区的彩陶相似，进而提出“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留学回国的李济、梁思永以及一批本土成长起来的学者，先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殷墟等遗址，中国本土的中华文明探索之旅就此开启。殷墟发掘出土的大量甲骨文、青铜器、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和王陵、贵族墓葬，不仅证实了商代历史，而且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文明。30年代初，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一种介于仰韶和殷墟文化之间、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龙山文化”， 并有学者提出仰韶与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李济、梁思永等认为，龙山文化的发现为商文化找到了一个源头，代表着中国文明初期更早一个阶段的文化。尽管这种认识不十分准确，但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不断积累新资料的基础上，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重点是确立各地区新的考古学文化，探讨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构建“文化发展史”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的成果是1981年苏秉琦发表的“区系类型”学说。这一学说极大推动了我国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体系的建立。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遗址的持续发掘研究，学界确认仰韶文化是本土起源的，其来源于黄河中游的前仰韶文化。随着对中国境内各区域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历史时期文化发展序列建构的不断完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不攻自破。
这一时期，通过对一些遗址的大规模揭露，史前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有关仰韶社会的成果最为显著。经大规模发掘的半坡、庙底沟、姜寨、北首岭、大地湾等遗址，完整揭露的元君庙、横阵、史家等早期墓地，为研究仰韶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严文明对仰韶早期聚落与墓地的研究，为此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聚落考古的有效路径与模式。此外，夏商周三代考古有关中国青铜文明的重大发现，如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被确认是早商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被确认是夏代都邑等，为后来兴起的文明起源大讨论奠定了基础。
1985年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面世，拉开了考古学探索文明起源的大幕。夏鼐指出，文明应具有“城市、文字和青铜冶铸技术”三个要素，并且在政治组织上应该已进入国家社会。限于当时的考古发现，他认为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可认定是“商文明”，二里头文化是否属于夏文化，尚不能确定，但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应该已进入文明社会。他还进一步指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这使得他有关文明起源的见解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
从70年代到90年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房子”、辽西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一些贵族大墓、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良渚文化高级贵族墓地、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早期贵族墓葬，以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上游等一大批史前城址的相继面世，将中华文明起源时间上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基于其中一些重要发现，苏秉琦结合“区系类型”学说，在90年代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将文明起源引向新石器时代，确立了史前区域文明多元化的基本认识。更加具有探索性和前沿性意义的是，苏秉琦进一步探讨中国史前社会演变、国家起源等更深层的问题，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阐述了“从氏族到国家”的社会演化过程。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更多的考古学家参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很快形成了一股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从域外文明总结而来的文明“三要素”理论，未必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中华文明起源可以上溯到尚未发现文字和大规模金属冶铸遗迹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提出相应的文明判断标准。比如，高端玉器的广泛使用、礼制的形成、城址的大量出现等。依据不同标准，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形成于“万国（邦）林立”的龙山时代；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后甚至更早，如仰韶中晚期、红山晚期、大汶口中晚期、崧泽—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
在众多讨论中，严文明等学者独树一帜，主张从“文明化”的角度来探讨文明起源，将文明起源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严文明认为，公元前第四千纪前期属于文明化起步阶段，后期是普遍文明化时期，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龙山时代已进入初级文明，夏代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他还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形成“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这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认识高度契合。“多元一体”的认识后来也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所证实、丰富，被普遍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总体性特征。
2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起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20余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取得了许多惊人发现，包括河南灵宝西坡仰韶中晚期的“大房子”和贵族大墓、巩义双槐树仰韶晚期大型环壕聚落和夯土建筑基址、甘肃庆阳南佐仰韶晚期大型建筑基址、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些城址、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期城壕和贵族大墓、陕西神木石峁龙山古城、山东地区一些史前城址、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墓地、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和水坝系统、两湖地区天门石家河、沙洋城河、澧县鸡叫城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四川新津宝墩古城、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这些成果为探索各区域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资料，推动相关研究持续深入。
近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考古学学科发展方面，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其一，关注重点逐步从文化转向社会，广泛涉及聚落与社会、环境与生业、经济与技术、艺术与信仰等方面；其二，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田野考古水平整体提高；其三，科技考古成为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领域之一，为古代社会综合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和新视角；其四，文明起源研究不再仅关注文明标准和起源时间，而是深入社会结构和文明肌理，以及对中华文明形成机制、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的探研；其五，通过对良渚等早期国家社会的确认，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余年持续发展；其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已成学界共识。
二、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把握早期中华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笔者结合学界的相关成果，简要梳理中华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的主要脉络。
如果从直立人出现算起，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至少200多万年，直到距今一万余年以前，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以狩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以流动性的小型血缘群体为主要社会单位。公元前10000至前7000年左右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开始使用部分磨制的石器，陶器有了较多的应用，取食方式趋向通过渔猎和采集获取众多动植物品种的“广谱型经济”。华北和华中（长江中下游）的某些地区出现了初期的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成为世界上农业起源地之一。
大约公元前7000年（或稍晚）至前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和陶器，定居村落广泛出现，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增长，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基本形成。不过渔猎采集的攫取型经济仍占重要地位。以陶器为主要指征，在长江、黄河、辽河领域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不同地区出现了因地制宜的房屋类型，村落大多有一定的规划和布局，同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公共墓地，很多聚落还有壕沟环护。包含几个家族的氏族公社应该是这一时期基本的社会单位。以公元前5000年左右为界，该时期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相当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阶段，后段相当于仰韶早期阶段。从前往后可以观察到，各地区遗址数量有明显增长，人口增加，农业发展。在一些环境较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陕西关中平原、浙江宁绍平原等地，出现了如姜寨、河姆渡那样发育良好的聚落，可能会存在由数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组成的胞族公社，显示出发达氏族社会的特征。另外，后段还可见到一些聚落相对集中分布的现象，这很可能意味着一些有婚姻和利益关系的氏族比邻而居，共同组成部落，成为一种较常见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过，无论是聚落之间还是聚落内部，都很难见到贫富悬殊、等级分化的现象，总体上尚属于小规模的、较为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
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1800年左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主要农业经济区内，形成了八大文化区：黄河流域的甘青区、中原区和海岱区，长江流域的巴蜀区、两湖区和江浙区，燕山以北到辽河流域的燕辽区和位于陕、晋、冀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的北方区。在此期间，大部分地区农业发展成熟，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各门类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也有显著提高。随着生产力发展、财富积累增长和社会竞争加剧，氏族制度开始瓦解，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元趋于小型化。贫富差别和等级分化也悄然发生并不断扩大，社会权力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各文化区都相继开启了节奏不一、程度不同、各有特色的“文明化”或社会复杂化进程，并在其中一些区域孕育出了最早的国家。
约公元前4000年到前3300年，在最适宜农业发展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几个主要文化区，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社会组织，也可以说是最初的政治实体，开始出现特权阶层。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一般在数十到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以一个数十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为中心，大小聚落共同构成二、三层聚落层级。大型聚落内，或有类似原始宫殿的大型建筑，或有随葬精美玉石器、陶器等高级物品的贵族墓葬。如河南灵宝铸鼎原聚落群中的北阳平和西坡、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安徽含山凌家滩等大遗址均有类似发现。在湖北天门谭家岭和湖南澧县城头山还发现了早期城址。
公元前3300年到前2300年左右，各主要文化区的社会发展呈现很大差异。其中发展最充分的仍是此前就有较好基础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和黄土高原的北方地区，以及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都是受中原等地影响而次生的亚文化区，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尚未出现明显贫富、等级分化迹象。黄河中下游代表性大型遗址，如河南巩义双槐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出现了结构复杂、工艺考究、面积较大的高等级建筑。稍后的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早期聚落有随葬玉石器、彩绘陶器、（漆）木器等奢侈品集中分布的权贵墓葬。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汶口、邹县野店、莒县陵阳河、章丘焦家和江苏新沂花厅等遗址中，也有随葬陶礼器和玉石器的权贵大墓。这些遗址反映出的社会形态较此前有较大发展，但社会性质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皆属于前国家性质的区域复杂社会。东北燕辽区的红山晚期及其后续文化，则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巨变。辽西牛河梁发现的“坛、庙、冢”，表明红山社会可能拥有统一的信仰和祭祀行为，并有明显的墓葬等级，但其世俗社会的发展状况，尚未确知。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则彻底衰落了。
此时，长江中下游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在稻作农业区率先出现了规模更大、复杂性更高的区域社会组织。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分布区，考古学家在长江两岸的平原丘陵地带已发现大小10余座城址，表明这里早于中原出现了“城邦林立”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古城占地达180万平方米，外围还有密集分布的聚落群。分布于江浙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则显得一枝独秀。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良渚文化与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期，出现了占地达300万平方米的古城，城内有面积达30万平方米、主要靠人工堆筑的莫角山高台宫殿区，旁边有反山等高台贵族墓地。西北山区则有高低水坝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稍晚城外又出现近似“外郭城”的环状遗址带。良渚大墓中大量精美的玉石器，不仅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艺和高度的专业化，而且以神人兽面为主的精细、规范的纹饰还指向类似“一神教”的信仰系统。这些情况都显示出良渚社会强大的、以稻作农业支撑起来的经济实力，以及非凡的组织与调动能力。学界普遍认为良渚已经形成了东亚最早的国家，张忠培甚至认为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至于其为统一的、涵盖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的广域王国，还是以良渚为宗主的“主从式邦国联盟”， 尚需进一步研究。
约从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的狭义龙山时代，中国境内的文化与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处于领先地位的石家河和良渚文化相继衰亡（但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一些“文明要素”被中原和北方、西北龙山时代的诸文化继承）。原来一直沉寂的四川盆地繁荣起来，涌现出以新津宝墩古城（面积达270余万平方米）为代表的一批城邑（已发现近10座）。黄河流域则呈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一直比较滞后的甘青地区显露出一些复杂而先进的面貌。齐家文化的一些大型遗址、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以及一些玉器和小件青铜工具、武器等，一方面表明本地的持续演进，另一方面也显示其与中原、北方以及西北以远的欧亚腹地存在广泛联系。中原和海岱区也涌现出一批城址，以这些城址为中心呈现出古文献所描述的“万邦林立”景象。其中河南境内已发现10余座龙山期城址，山东地区的个别城址面积较大，如日照尧王城的面积近400万平方米，在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还发现有这个时期规模最大、多重棺椁、随葬玉器和大量陶礼器的权贵大墓。不过就单个遗址看，还缺少大型城址与大建筑、大墓的完整组合，海岱龙山文化最复杂的社会形态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尚难以备述其详。
龙山时代的黄土地区呈现出更加旺盛的发展势头，其中最发达的区域包括晋南和陕北。晋南襄汾陶寺中晚期聚落有城壕环绕，内部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宫城”有成组大型建筑，外围发现有随葬丰富、结构复杂的贵族大墓和功能特殊的大型夯土台基。陕北神木石峁古城则有内外两道石砌城墙环护，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中心利用小山修筑的高大“宫城”气势恢宏、结构复杂，而且发现有大量精美的石雕构件。这两处特大型聚落都显现出强大的经济实力、社会组织与建设能力，应当代表了龙山时代黄河中游诞生的两个最早的国家组织。
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显著的变化是，各主要文化区内普遍出现地域组织，并不断发展，从而呈现出“万国（邦）林立”的局面，有学者称之为“古国时代”。需特别指出的是，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夏代之前，南、北方先后出现了一些“超级聚落”，如长江流域的良渚、石家河、宝墩，黄河流域的陶寺、石峁、尧王城等，这些都是在众多小邦中经过不断兼并、整合而来的“大邦”，应具有更大的政体控辖范围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综合考察中心聚落和聚落群的规模、聚落内的大型宫殿建筑、王者级别的贵族大墓和一些大型工程等，我们初步认为，至少良渚、陶寺、石峁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的行列。
约公元前1800年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发展异军突起。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到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等商代早期都邑，再到殷墟晚商都邑，直至周原和丰镐西周都邑，夏商周三代持续发展，始终以“大中原”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向四周不断扩展。西周更是通过分封制将中原文明广播到华北、华东和长江流域。周边地区只有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和其后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即古蜀国文明，表现出独特性和连续上升的发展势头，成为堪与中原争奇斗艳的一朵奇葩。长江中下游长期处于低迷和缓慢恢复状态。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岳石文化不断衰退，逐步为中原文化覆盖。北方和西北地区，继石峁、齐家文化之后，虽然有比较繁荣的青铜文化，但尚未见以“超级聚落”为代表的大型政治集团，而是呈现为群星散落般的众多戎狄小“方”国。而且，青铜时代中原周边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尤其体现在上层贵族所使用的青铜礼器。青铜礼器及分范合铸技术是中原华夏族群的发明创造，其他地区的铜礼器和复杂的青铜铸造技术无论有怎样的变化，追根溯源都与中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总之，至夏、商、西周三代，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趋势开始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
三、如何认识早期中华文明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经过百年探索，已初步廓清了中国史前到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尽管还有不同理解，但分歧逐渐缩小。按照“国家是文明的概括”这一定义，现在已经能够将中华文明起源上推至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文明是文化、社会发展到较高程度的结晶，应着重从文明发生、形成的过程来看文明起源，认为仰韶中期晚段、大汶口早中期、大溪—油子岭文化和崧泽—凌家滩文化等为代表的社会分化初期，就已形成了规模较大、结构复杂的区域社会组织，在大型中心聚落里就已出现许多建筑、手工业以及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惊人成就。因此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前、中叶就已经是“文明初现”了。这正是考古学持续不断的发现和研究实证出来的。
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表现出多元发展的特征，在上述几个主要文化区先后绽放出绚丽的文明之花，彼此间又有密切交流互动，汇集成了巨大的“文明丛体”。在距今5000年前，中原和海岱地区、江汉和环太湖地区，以及燕辽地区，就已发展出程度不同的区域文明，各自都有从低到高逐层递进的轨迹，属于“原生文明”。其中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更是呈现出领先势头，而且良渚率先孕育出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长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走向衰微，黄河流域则持续发展，特别是在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也形成了以陶寺、石峁为代表的“雏形国家”。此外，北方地区（石峁文化）、西北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和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宝墩文化），此时都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情况，从长期滞后的小规模的简单社会，爆发式地跃入复杂的分层社会，有的还产生了早期国家。但这些文化区都可以说是从中原文化区分离出的，受中原等外界的强烈刺激和影响（四川盆地及周边还直接受到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的影响），可谓“次生文明”。所以，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华文明就已经蕴涵着一种有中心、有外围的圈层结构，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特别是二里头文化后期，各地大型社会集团纷纷解体，几乎只有中原腹地的夏王朝强势崛起。此后商周王朝接续发展，文明持续繁荣，成为东亚文明中心。夏商周三代经碰撞而凝聚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华夏族群和汉民族的根基。而周边地区，或如齐、鲁、燕等地被中原文明所覆盖，或如荆楚、吴越那样受到中原强烈辐射，或如西南的巴蜀虽偏居一隅但同时也有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原文明因其居中的地理位置，能够不断地汇聚、融合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不断迸发创造力，既能广泛吸收周边长处，又向四周辐射影响，具有包容与开放的双重特征，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文明形态和更强的发展势头，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主导力量。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历程中，良渚和二里头是两座里程碑。前者代表着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国家社会，而且与西亚和古埃及文明东西并列、交相辉映，是人类早期灿烂文明的代表。后者所代表的夏王朝是三代王朝的开启者、中国青铜文明的开创者，也是当时汇聚各种文化、经济与社会成就的集大成者。
此前学界总结，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都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周边为海洋、草原、荒漠和高山环绕，形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单元，其中最适宜农业发展、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位于东半部。同时，北方欧亚大草原、丝绸之路、南部多条山间河谷以及海上航路等诸多通道，使得中国在各个时期都与世界其他文明保持着一定的交流和联系，从而保持了开放包容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农业文明。东部二、三阶梯的河谷平原是最适合农业发展的区域。先是长江文明领先，然后是黄河文明主导。中国两大河流域，再加上其间的淮河流域，总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而西亚两河流域面积只有约10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两河流域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与西亚紧凑相邻的“小两河”不同，中国的“大两河”有足够宽的间隔、多样化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在早期容易形成多个区域文明。同时两大河的中下游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便于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交流交融，并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此外，南北农业互补，回旋余地大，使得中华文明具有非常强的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拥有很高的强度与韧性，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不断地延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从龙山时代到历史时期，黄土地区和中原腹地文明的兴起，与从西亚传入的羊、牛、马等大型家畜和小麦等高产作物关系密切，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和优势。中原早期冶金术很可能也来自西亚、中亚一带。但从二里头时期开始，华夏民族就创造发明了陶范浇筑、分范合铸的青铜铸造技术，并广泛应用于青铜礼器的制作，创造出了世界上最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富有创新精神的体现。
从一万年前农业起源，延续发展到五千年前孕育出人类最早的文明，再到历史时期接连不断演进。世界上只有中华文明和环地中海文明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环地中海文明体系中，陆地呈条块分割状环列四周，包括西亚、北非、伊比利亚半岛、欧洲南部诸多半岛和岛屿，地势分离、地理单元多样，互不统属，但海上交通便利，商贸发达。这一文明体系内部，产生了一系列有亲缘关系的区域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早期国家的不断兼并扩大，到古希腊城邦国家和波斯帝国的兴起，再到罗马帝国建立和灭亡，直至中世纪之后西欧的崛起。环地中海文明展现出如下特点：文明中心不断移动转变、此起彼伏，相互征服替代，而且每个单一文明体都因后来者的冲击而中断，只是某些文明因素被征服者所继承、传递。中华文明则呈现出相反的特点。自青铜时代开始，中华文明长期以中原华夏族群、华夏文化为主体，形成了一个连续而稳定的文明中心和“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与此同时，中原地区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族群与文化，形成一个周边不断向中心汇聚、内部足以更新循环的文明体系。此后，不管政治地理中心有过怎样的变化，承载“天下”的文化内核从未丧失，中华文明也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是与现代中国的觉醒和民族复兴之路相伴而生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一辈辈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地探索复兴中华民族、重振中华文明之路。新文化运动中，一些知识精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在史学领域影响最大的就是“古史辨派”。疑古派学者对传说时代的上古史体系提出诸多质疑乃至否定。恰逢此时，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当时学界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希望，寄托在了新兴的考古学身上。
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努力，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上古史、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脉络等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相对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仍有待深入和细化。可以预期，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推进，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