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林教授的《新认识》一书，是一部富有创造性的著作，读完全书，不能不为他的“匠心独运”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史上脍炙人口的名句，使许多诗人和思想家为之倾倒。但在近代以来，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学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关注到这一点。汤用彤、熊十力、冯友兰算是其中的代表。比如冯友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很重视哲学概念的分析，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又把哲学与诗学贯通起来了，因而能用“诗学”的方法，说明中国哲学中最难用语言表达而又最有“意味”的一面，但冯先生也只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提出和讨论言传与意会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将他的这方面的学说称之为“新方法”（即“负的方法”）。刘仲林教授充分注意到冯先生的贡献，并将冯先生的“负的方法”作为“意会认识论”的切入点，进行了论述。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而是进入认识论的领域，进而深入境界论的问题，全面论述和评价中国文化中的“意会”问题，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形态，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从而使问题更加突出、更加深化，因而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西方哲学自从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后，认识问题一直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但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在讲认识问题时，都离不开概念和逻辑分析，而概念、逻辑同语言又是不能分开的，就是说，都要讲语言的明确性、清晰性、确定性、准确性。很多问题，常常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因此，20世纪又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把许多哲学问题直接诉之于语言，但其中除了所谓“语言本体论”之外，大多数哲学家似乎仍然集中于“语言分析”及语言的“意义”问题。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言传认识”，并没有离开认知问题。真正说来，西方古代的所谓“本体论哲学”，也是以潜在的认识论为前提的，“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把人和世界区分开来，将世界看作是人之外的对象存在，而把人看作是认识主体，只是对认识主体及其认识过程没有进行专门讨论。后来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并不是无因而生的。总之，正如作者所说，西方哲学与文化，就其主导传统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用“言传认知”作概括。

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情形又如何呢？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说实在的，近代以来，我们惯于用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惯于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找出中国哲学的所谓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等（文化问题也是一样）。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一方面，发现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既不像西方那样丰富多彩，且显得非常贫乏而不成系统；另一方面，中国哲学中真正精彩的东西、它的真正的“精神意蕴”却反而被忽视、被埋没，甚至被抹杀了。

刘仲林教授的这部著作则与此相反。他是以挖掘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精神意蕴”为己任，以阐扬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精神价值”为目的。全书洋溢着民族自豪感，但又不是盲目的乐观，更不是随意说“不”的自大狂，而是有一种开放心胸，充满着科学求实精神，能给读者以许多启迪。无论如何，他提出“意会认识论”这一课题，从人类认识的角度论述中国哲学与文化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重要现象，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有许多独到之处。

“意会”与“言传”的关系问题，确实是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一个长久不衰的根本性问题，影响之所及，不限于哪一派、哪一家，更不限于哪个门类与学科，它与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与中国人追问世界与人生的意义有关。它是更广意义上的认识论，或存在意义上的认识论，而不是主客相对意义上的狭隘的认识论。

中国哲学并不是一般地否定语言的作用，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与佛教，都承认语言有其自身的作用与价值，至于玄学的“辨名析理”、理学的“条分缕析”，更是重视语言作用。问题在于，在解决人生与世界的根本问题或终极问题上，语言（包括文字）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是工具性的，因此，必须超越语言，进入直觉体验，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境界。因为中国哲学归根到底，不是要获得某种客观知识，或取得某种改造与驾驭世界的方法，而是实现人生的理想境界，与世界和谐相处。这种境界作为生命意义之所在，是整体性的，不是支离破碎的，不仅是心灵中知、情、意的合一，而且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从形而上的层次上说，便是“天人合一”、“心理合一”或”“心道合一”之境。实现了这种境界，就是完成了人生的终极目的，也就完成了哲学的任务。

这显然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修养、不断体验与认识的无穷过程，也是人生的信念追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自有其地位与作用，但只是工具与桥梁。我们不能说工具与桥梁不重要，即便如最极端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不要语言，但它仍然要说，仍然要记。但在中国哲学看来，语言决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终的，语言之外，还有意义在，还有“理解”在，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否则，人类的语言，就不能再发展了（但语言再发展，始终不能达到终点）。所谓“言外之意”，“意在言表”，正反映了中国哲学追问有限语言之外的无穷意义。这“意义”虽借语言而表达，却不止于语言，它是无限宇宙的意义，也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它是整体的，也是无限的，但不是不存在的。

刘仲林教授通过道家、玄学家、禅宗和理学诸阶段，具体分析论证了“意会认识”的特点及其意义，言之有据，论之成理，这对于重新反思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精神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令人高兴的是，刘仲林教授从现代科学，特别是心理学与脑科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意会认识”进行了新的分析与解释，力求使这一文化成果经过自我转化，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成为现代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传统话题具有新的意义，使传统精神具有活的生命力，这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我们研究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学者，大都抱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传统进入现代，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与生命的一部分，从而对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刘仲林教授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西方的“言传认识论”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它与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形式化、公理化、精确化的科学技术理性有密切关系，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今天又出现了计算机语言，非日常语言所能比，这是人类智能发展的又一成果。在我们实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疑需要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包括“言传认识论”，以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切不要妄自菲薄，否定中华文化中长期形成的“意会认识论”的传统，而是要进一步阐发它的内容和意义，使之与现代“言传认识论”形成“互补”，使人类认识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现在西方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开始意识到西方“言传认识论”的局限性，认识到“意会认识论”的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过去被称为“神秘主义”的东方文化，原来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成就。作为东方文化发源地的中华民族，更应当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正如作者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华文化应在积极、深入吸收消化西方概念、思维、言传认识、逻辑方法思想宝库的同时，要特别注重中华传统直觉思维、意会认识、体悟方法思想宝库的研究和开发，结合现代认识论，心、脑科学等领域进展，将东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做出我们对世界文化应有的贡献”。

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必将使读者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也必将启发我们思考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 原载《新认识》，刘仲林著，大象出版社1999年8月版；另见《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42‒43页。此文作于1999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