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与改革家。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革故鼎新精神，推行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等，体现了11世纪封建社会的先进分子“为天下理财”、追求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的进步要求和时代潮流，受到许多中外史家和政治家的重视与推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的的重要历史时刻，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世界影响和时代价值，继承和发扬王安石及其变法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受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中国政治家
正如有研究者所言，王安石研究已成为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人就注意到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于1844 年至1846 年间在中国长途旅行，后出版《中华帝国纪行》一书。古伯察认为王安石主张政府应把帝国所有的资源收归国有，政府应全权管理商业、工业和农业，帮助劳动阶层，以防他们被有钱人榨干挤净，和法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相类似。
1903年，曾创办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的加拿大人福开森（1866-1945）发表文章，高度赞扬王安石，认为王安石重视民生的改革是一桩伟大事业。1909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王安石与马克思进行比较，认为二人有多方面相似处，有必胜的信念，同时充满了对人民大众的同情。同年，俄国汉学家伊凡诺夫出版了《王安石及其改革》一书，称王安石改革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美国汉学家高文( 1864—1960)也称王安石是11 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家。1935-1937年，英国人威廉森两卷本著作《王安石：宋代中国的政治家与教育家》先后在伦敦出版，在书中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敬意，借王安石主张批评英国保守党政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对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产生过一定影响。这要从康有为弟子陈焕章说起。陈早年在“万木草堂”读书，1904 年中进士，次年被选派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学习，1911 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讨论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指出王安石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农业贷款，可以使农民在资金短缺时不必中断农作。论文出版后，引起凯恩斯等西方学者的注意，亨利·阿加德·华莱士也受到其思想影响。在1926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华莱士说，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通过法律设立了“常平仓”，其原则比为缓解美国农业危机而提出的绝大多数计划更具有政治智慧。大萧条爆发时，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多次在讲话和著述中肯定“常平仓”制度，强调美国农业改革的必要性。在领衔主持的罗斯福新政法令《1933年农业调整法》和《1938年农业调整法》中，华莱士借鉴了王安石的一些做法。1944年，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访华，称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认为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困境与王安石在1068年的处境类似，尽管存在时代差异，但两者所采取的应对办法非常相似。据1944 年6 月21 日的《中央日报》报道，华莱士请王世杰为他收集王安石的有关资料供研究之用，甚至想要寻访王安石的后代，详细了解其事迹，以表达对王安石的尊崇之心。这段旧事在钱穆、沈文辅、贺麟等知识分子的著述中都有记述。
东方国家中，日本学者对于王安石格外关注。海保青陵（1755-1817）是日本著名经济学者，有“江户时期经济学第一人”之美誉。他高度肯定王安石的变法，认为王安石是宋代政治家第一人。明治维新以后的一些日本学者同样如此。1897年，日本法学家高桥作卫发表《王安石新法论》，盛赞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王安石是大政治家，并以王安石知己自喻。1903年，吉田宇之助出版《王安石》一书，将王安石比作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柯尔贝尔。1908年，史学家山路爱山（1864-1917）发表了长篇论文《王安石论》，认为北宋受到羌人和契丹人的威胁，富国强兵是时代需求，王安石的新法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相同的。在京都学派著名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著作中，中国从宋代就开始了迈向近代的历程，王安石就是近代文化的体现者。内藤湖南认为，青苗法和市易法都是人民贷款而政府获得利益，特别是市易法规定，人民可用田宅或者金帛作为柢当，这是对财产权利进行的确认。在《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一文中，内藤湖南再次指出，君主专制的时代亦是平民发展的时代，最能体现平民权利发展的就是王安石的新法。京都学派的另两位学者宫崎市定、佐伯富同样对王安石情有独钟。今日日本史家舆那霸润认为，内藤湖南的看法是“明治=宋朝”，日本的明治维新实质是“宋朝化”。
二、在近千年争议中愈益得到肯定的政治家
王安石是一个坐标，令此后近千年的人们不断感到需要与他进行对话。毁谤者不绝如缕。宋代哲学家朱熹说，变革社会当以人心为上，王安石以财利和兵革为先务，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舍本逐末，终至流毒四海，祸乱至极。明代学者杨慎说，就像商鞅令秦灭亡一样，王安石也令北宋亡国，是古今第一小人。王夫之对王安石变法同样持全盘否定观点，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清人钱大昕说，王安石是名教的敌人。赞誉者亦历代有人。宋代陆九渊说，明尧舜之道者，孟子是第一人，王安石是第二人。明代章衮在为《王临川集》所作的序言中，全面肯定了王安石变法。清代颜元说，王安石是宋朝第一有为的宰相，忠义廉洁却不能克终大业，是北宋的不幸，是百世之民的不幸。蔡上翔所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参阅正史及百家杂说，就王安石的人品、抱负及熙宁变法进行辩诬。毁誉若云泥之别，说明传统知识分子在经济与道义之间的取舍方面，存在相当大的紧张关系。倘若时代无法提供方向和尺度，争论会难以停息。
这样的方向和尺度最终不是由中国社会自己所提供的，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晚清七十年与外部世界的痛苦对话中，饱读经史的知识分子们有机会将各种主张一一尝试，最终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大潮流，严复、梁启超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他们重新看到了王安石的重要性。1902年，严复在《原富》（即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按语中说，千古相臣，懂得经济是国家根本，且试图通过发展经济来安定百姓的，只有王安石一个人。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将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以下的完人。梁启超说，王安石的品德气节、学术文章、变法事功都是历史上千年难遇的代表，有这样一位伟人，是“国史之光”。
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毕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推动历史前进的首要途径，要从改造经济基础着手，而不是更牢地抱着旧有的道德观念。目光敏锐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多次讲王安石，说王安石的政见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是秦汉以后有眼光有政见的唯一人物。宋史专家邓广铭也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染，一生四次写王安石传记，称其是一个真正能够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不论就 11世纪中后期北宋、契丹、西夏三政权鼎峙的军政格局来探索，还是就北宋政权本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实情况来探索，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都符合时代发展需求。
三、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高度赞赏的政治家
正如上文所提到，倘若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王安石变法思想，人们不难在二者之间找到契合之处。担负时代与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对此感受可能会更加深切。
毛泽东主席对王安石很熟悉。1965 年6 月20 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畅谈文史，从天命论谈到王安石。刘大杰说，王安石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毛泽东说：“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要与我国恢复正常化邦交。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田中时称赞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届首相全都反华，而田中却要来与我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有似于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精神；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苏修正阴谋合力对付中国，必对田中的访华不予赞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 ，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王安石诗文和谈及王安石的作为。早在主政浙江期间，他在《做人与做官》中引用王安石《洪范传》里的一句名言“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讲话中，引用王安石《周公》中的话“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发表讲话，谈到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担任浙江鄞县县令时，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与民、抑制豪强，尊师重教、培养人才，任职4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法、矫世变俗打下了基础。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再次专门讲到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的作为和业绩。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王安石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引用“不畏浮云遮望眼”。王安石的修身、立法、为民和锐意改革等思想和作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分量。
四、在今天仍然滋养我们民族精神的政治家
王安石所处时代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他的一些具体变法措施或许已不适用。人们之所以感到仍旧需要不断与他对话，在于他的品德、他的思想、他的实践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以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国家谋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在王安石拜相前，积贫积弱的北宋已经面临种种内忧外患。1059年，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了严峻的现实形势：国家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王安石拜相后所进行的各项变法中，求富求强是其主要目的。这也是王安石受到中外史家和政治家推崇的重要原因。
第二，为人民谋幸福的民本主义思想。王安石的一生，始终将人民放到施政的中心位置，关注民生疾苦和生存发展需求。早在担任浙江鄞县知县时，他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与民，抑制兼并。担任宰相后，王安石进行变法的主要内容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乃至雇役法、方田均税法等熙宁新法，均有很强的民生导向作用。
第三，敢于担当、不畏艰难的改革气魄。尽管当时在朝的许多官员都持不能变法意见，但王安石力排众议，坚持推行变法措施。反对者曾经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来试图诋毁和贬低王安石的努力。王安石本人对此并不介意，认为为政不能墨守成规，要根据形势变化和发展需求采取合适的措施。史家也认为这种解放思想、敢于担当的改革气魄是对王安石最真切的写照。
第四，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王安石非常重视修身，认为这是做好政事的前提。他所说“修身洁行，言必由绳墨”，是指言行不仅要符合规矩，同时要起到表率作用。无论是当县令，还是当宰相，王安石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作风，其高尚品行连政见不同者都十分敬佩。黄庭坚曾经仔细观察王安石，发现他是真正视富贵如浮云，不为金钱和酒色所累，是“一世之伟人”。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王安石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心中有国、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些优良品质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这是我们今天隆重纪念政治家王安石的最重要原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任何艰难险阻都没有能阻挡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 虽然王安石生活和变法的年代，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时代不能相提并论，也不应将二者作简单的类比，但敢于自我革命和改革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王安石及其变法所蕴含的优秀民族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征途中，我们尤其需要发扬王安石的高贵品质和变法精神。
(饶望京，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