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战略学界常用“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某一时”来谈国际变局，我认为当前俄乌冲突对全球格局至少产生了四个方面的直接冲击：

第一，前几年国内流行的“东升西降”的判断基本失效。这主要是说，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后美国世界》里形容的那样“群雄崛起”， 或者说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一度崛起后没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相反，像俄罗斯、南非、巴西这些国家近年来国力下降，发展中国家集体合作的意愿下降、整体影响力在不断减弱。姑且不谈俄乌战争的原始起因，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从大概率来看是俄罗斯经济的“委内瑞拉化”“沉没成本”巨大。反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外交节奏调整极快，展现出对乌克兰巨大的“战略同情、战略共鸣能力”。以挺俄还是挺乌意识形态划线，世界新的战略格局大致“尘埃已定”，不同国家集团在“大棋局”中的政经坐标和发展潜力也逐渐清晰。

第二，受俄乌战争和疫情双重影响，全球“经济断链”趋势更加明显。这主要是说全球市场被分割、跨域、跨国投资受限制、技术转移阻力加大等反向作用力会延迟甚至搁置本已困难重重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本来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在制定如气候变化、投资、数字经济等政策时，已经开始强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以及数据自由流动等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价值观壁垒”，这场战争让价值观因素在世界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以俄为界”的经济“价值观壁垒”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对俄罗斯的全方位、高烈度的制裁，也将进一步加剧国际能源、资本和市场的分化与收缩。

第三，全球“治理赤字”衍生出“和平赤字”，主要体现在二战后形成的国家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施行更有效的内部治理，而且没有制止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爆发，甚至在战争期间，连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和规则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如何实摒弃冷战期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谋和平、共商共建全球和平治理的观念对未来国际体系的运作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俄乌冲突给世界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实现世界长久和平，各国必须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令人失望，大国协调表现出低效甚至失败的特点， 人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建立更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的问题。

第四，俄乌战争的最具争议性的结果, 可能是中美两国的角色更加凸显，俄罗斯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影响力式微，在大国竞逐中逐渐出局。 有美国学者曾用“非敌非友”、“敌对伙伴”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中美战略竞争，虽不完全精确，但中美“全领域”、“全区域”的竞争确实将主导全球政治力量的不同组合。在中美“对抗、合作、竞争”过程中，原来处于“中间地带”的一些国家重新站队或“归队”，一方面是以日、澳及少数欧洲国家开始强化对美国的“追随”态势，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国家在强调战略自主性、不愿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的同时，对是否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产生了很大的顾虑。美国竭力拉拢盟友、剑指中俄的做法，无疑将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产生不同影响。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美国朝野上下形成的“两党共识”，即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其实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心魔”。“克城易、攻心难”，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应当说，中美战略竞争是长期的，短期内想通过“决战”方式来分出高低胜负的想法没有历史与现实基础。中美都在各自进行艰难的国家探索，所以两国竞争的基础其实本质上在于对各自国内事务的处理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伟大的探险在于内心深处的探险”。

俄乌战争让人类社会步入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此刻全球防疫引发了“制度较量”的争论这一特殊背景，中国做出什么样的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关乎国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当然，从中美交往的历史来看，如何应对国际变局，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是否具有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