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中国内政外交决策更加理性和民主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本文介绍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国外交重要思想库的机制和人员概况，分析了中国外交思想库在关注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扮演的五类角色：（1）为外交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者（智囊）角色；（2）担当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谈判参与者角色；（3）凭籍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扮演的外交“纳谏者”的角色；（4）政策主张宣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5）政策指导者、审议者和评判者的角色。结合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流动的实际情况，本文还探讨了外交思想库之间在协调和协商方面的不足以及中国思想库人员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同时，结合对美国思想库的观察和思考，作者提出了改革中国思想库的五点具体建议。

「关键词」思想库/智库/中国外交/政治参与/外交决策

知识界影响政府政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早就形成传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外交实践中，中国为数不多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往往只是承担资料搜集、文件起草和政策宣传工作。近年来，由于全球化作用的影响和中国与世界的不断融合，知识界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不少专家、学者凭借自己拥有的知识资源，不时剖析时政、指点迷津。中国外交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程度有所提升。例如，近年来，涉外工作的有关部门建立了定期的会商机制，协调意见，加强了与退休大使、高级智囊人士、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咨询及委托研究活动。在处理重大外交事件的过程中，有关部门注意保持外交和内部咨询渠道的畅通，注意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机制，并选用一部分专家参加决策研究或决策制定。可以说，中国的思想库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这有助于中国对外决策趋向专业化和增强处理重大危机的能力。

一、思想库和政策团体

思想库（Think Tank，又译智库）原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政治概念。为简化起见，这里特指针对各种内政外交政策问题，由学有专精的学者组成的决策服务团体和咨询机构。这些学者不仅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同时也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来为政府实际决策提供相应依据，并对决策产生有利影响。

所谓政策团体（Policy Community）是指“在政策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在促成商谈和交易方面有着某些优势的一种专门而稳定的网络。”[1]笔者认为，在新的环境下，思想库、地方团体、知识分子、大众传媒、日益增多的群众组织、商人，甚至一些特殊群体也逐渐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影响中国国家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形成。

考察和分析中国思想库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重要的指标必须明确：即（1）中国的重要思想库之间是否形成了良性互动，达到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流的较为理想状态；（2）这些思想库人员是否形成了一个有较高认同、相对独立、与外交事务和外交决策紧密相连的政策团体。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利用制度资源，保持经常而持久的联系和互动。

确定这两个指标，可以使我们深入考察外交决策部门与中国思想库之间的关系，特别决策咨询制度是否稳定、是否能够实现决策者和咨询者之间在“责任分享基础上的垂直性相互依赖”。[2]

二、中国外交思想库：机制和人员概况

为人所知的中国外交思想库虽然形态不一，但是大致有以下四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重镇，呈不均衡的分散状态。在北京的机构和单位有：外交部所辖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外交学院；隶属国家安全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属于其他党政部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亚太研究所、台湾研究所；大专院校系统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属军队及其他一些对外系统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际友好联合会所属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战略与管理学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对外友协；属于新闻系统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人民日报》国际部等。在上海的一些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实力和知名度，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WTO 事务咨询中心，等等。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在某些领域里的研究颇具特色的重要思想库，如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洛阳外语学院、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等等。虽然如此，中国主要的外交思想库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其他地区即使是重庆、广州甚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都缺少类似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在中西部特别是边远地区和省份，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的研究机构则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匮乏。

第二，按照资金来源来看，中国对外政策思想库一般为政府所主导，类似美国企业资助的那些基金会性质的机构在中国并不存在。由于主要预算依赖政府拨款，政府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这些思想库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些思想库在课题研究和信息提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制约。当然，在改革开放年代，所谓的民间思想库已经出现，如首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东亚问题研究所、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等等，但这些民间思想库力量还非常薄弱，尚有待加强。

第三，从政治倾向角度来看，按照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来对中国外交思想库的基本立场分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在对外政策建议和主张方面，中国思想库的观点并不单一，有时甚至争论很大。以中美关系为例，有些研究人员支持中国采取温和、宽容的对美政策，强调“在未来若干年里，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会动摇，美国的总体实力强于我国的态势不会根本改变，美国主动我国相对被动的局面也不会根本改变。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必须贯彻‘韬光养晦’和自卫原则不能动摇。”[3]有些则强调中国外交的“有所作为”。一些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西化”、“分化”与“遏止”中国，[4]因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双方妥协的余地很小，妥协往往导致中国让步过多，损害中国利益。在策略上，他们强调斗争的一面，主张对美采取强硬态度，为维护主权和尊严不惜牺牲经济和其他利益。

第四，按照工作性质来分类，中国外交思想库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有很大区别。简单的说，其分工大体有“三线”之分：属于“第一线”的是外交部及新华社等涉外系统的思想库，其特点是密切联系当前外交斗争，虽离不开长远的战略考虑，但主要着眼于当前动态的国际形势的研究，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这些思想库的建议和报告非常注重“短、平、快”，讲究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属于“第二线”的军队系统或对外交流单位的思想库的工作特点是除了关注现实问题、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之外，也聚焦对中长期国际形势的研究，即注意收集富有综合性、回顾性、全局性、战略性和展望性的外交信息和情报；属于“第三线”的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部门的研究所，其工作特点是更为学术化，更具备理论色彩，这些单位在外交方面的研究课题一般不受太大的限制，主要是由研究人员的个人兴趣决定，研究的是更具备战略视角、更为宏观的外交课题。

三、思想库政策研究人员的角色分析

中国外交思想库虽然数量不少，工作重点也不完全相同，但这些思想库的行为模式有规律可查，其研究人员大致扮演以下五大类角色：第一类角色：为外交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者（智囊）角色。外交调研人员提供的情报、分析、判断和建议是国家领导人作正确的外交决策的重要依据。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经常阅读和参考这些机构给中国政府提供的对外关系内参和报告。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元帅就曾花了7个多月时间，举行了20多次座谈会后完成的调研报告，为“联美制苏”战略转变，提供了“针对中国的战争不会轻易爆发，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意见。中国后来与美国关系的解冻，与这份调研报告有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邓小平审时度势，在长期掌握外交调研情况后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32字战略方针，[5]要求中国外交坚持自己温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实事求是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类角色：担当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谈判参与者角色。思想库特别是对学术生涯和学术活动相当珍视的研究人员大多渴望参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实际制定过程。因此，不少成员除了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如著作与研究报告等）来影响政府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外，还通过参加外交部门举办的年终形势总结会议、各类研讨会和专题报告会、新闻发布会、媒体评论、甚至外国驻华使领馆举办的一些学术交流和酒会活动，公开或私下与中国外交决策者和国外人员相互沟通，收集与发布相关信息。当然，也有些人员通过与决策者的私人关系，直接影响决策。例如，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程度日益引起中美台三方的密切关注，中国部分学者连续参与了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圆桌会议”活动，在参与会议的同时，发挥了一些官方外交渠道所发挥不了的作用。这条所谓的“第二轨道”已成为公认的对外沟通渠道。（注：“第二轨道”即“形式上虽同政府无关但实际上却反映了政府意图的研究机构之间进行磋商或交换意见，有时政府有关人士也以私人身份参加讨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调整部长高桥邦夫：“智囊团对政策形成的参与”，载日本《经济社会研究》，1997年9月号，转引白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9页。）

第三类角色：一般不为人所熟悉，主要是指部分学者凭籍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积极扮演着外交“纳谏者”的角色。和一般的政策建议不同，“纳谏”大多是通过非正常程序特别是私人关系或特殊渠道上报外交调研报告。这些调研报告主要是有关人员出于学识、良知和个性，针对某些棘手的外交难题，“实事求是”的预警性政策建议。这样的报告反映出这些研究人员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见解的独立性格和精神。“纳谏”行为一般也有三种基本形式：一部分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部分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部分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第四类角色：思想库人员的政策主张宣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主要是指思想库教育功能的发挥。外交部等单位已经实行不定期地对思想库和其他单位进行“外交通报”的制度，同时注意听取各思想库成员的意见。思想库研究人员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思想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采纳，积极地利用媒体进行宣讲，用出版专著、撰写报刊文章、简报等形式，向各个层面传播信息。现在，除了一般性的专业期刊之外，像《环球时报》、《南方周末》甚至《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上的国际评论，也是不少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必读的材料。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通，让不少“国际问题专家”频频露面，点评国际事务，他们在中国主流媒体上的接受采访、发表评论，参与媒体吹风会，使“国际关系”和“外交”成为目前中国大学里最受欢迎的学科之一。当然，不少思想库研究人员在正常工作之余，也常常利用举办国际关系讲座、报告会、为培训班上课等形式，普及外交常识，“启蒙”社会在外交理性化和科学化方面的意识。

第五类角色：政策指导者、审议者和评判者的角色。思想库成员之间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带俱乐部性质的“外交学术沙龙”，促进了彼此的交流。因为中国思想库内不少人员本身是著名的外交工作人员或著名学者，因此，这些具有外交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比较习惯于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评价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例如，在外交部所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就有相当数量的“共和国大使”和前高级外交官担任领导，这些资深人员一般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政策咨询，而是希望发挥更大的“政策指导”的作用。

四、参与决策情况分析

全球公共外交的兴起也使中国的思想库面临许多挑战。这主要是指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制度构成的单一性。相对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出现的不少著名民营经济思想库和法律事务所而言，独立的外交思想库寥若晨星。中国的思想库应当逐步向多层次、多方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向发展，探索由企业、社会、新闻媒体、学会等非政府机构从事外交问题研究的路子。有些民间人士意识到这些问题，也在实践中想打破这样的局面，如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的亚洲研究所的最初定位，就是为中国的亚太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非官方的论坛和信息交流基地。

其次，中国思想库参与国家外交决策的机会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大增加，但是发挥的作用和实际功效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主要有三层解读：一是中国的外交研究机构大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紧密依附于各级党政机关的母体内，因此中国外交思想库存在一般事业单位的通病，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人员比例过高等。二是就人员来看，现思想库成员的构成也有不少具体问题。例如，领导不仅要担负日常的行政事务，如争取扩大政府拨款、拉出版赞助，还要设法为研究人员解决住房、交通和生活问题。思想库骨干成员有些是上级所指派下来的或是迫于人情压力调入的，专业的研究能力不一定很强。另外，面临市场经济带来的压力，研究人员下海经商，研究机构经费不足，研究单位对优秀青年吸引力不大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注：中国外交部干部队伍这些年受到的外部冲击比较大，年轻有志向的毕业生对外交部常产生“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百闻”的感叹，这样，转行或下海也成了不少年轻外交人员慎重考虑的人生课题。某部级领导与作者的谈话，2002年11月，北京，外交部。）三是从研究的旨趣来看，不少课题多半是指定的而不是按照研究者或研究机关依照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学业专长所设定的，因此，常常出现对一个问题有诸多研究所、诸多同领域专家竞相加以研究的“低水平重复劳动”的现象。对此，美国问题研究资深专家资中筠教授就指出：“在我国，外国问题研究比之其他学科有其特殊的敏感性，思考驰骋余地较小，更谈不到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即使对某个具体问题偶有新见解，也是欲言又止，淹没在大量的套话之中，棱角全无。”[6]再次，对外决策咨询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建设落后，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之间的配合尚未达到应有的默契。所谓咨询的制度化，作者以为应该是一种在决策者和思想库单元之间塑造“相互关系的正式规则、受到遵从的程序和标准的操作惯例”的过程。[7]具体说来，一方面，是指思想库内部机制是否能够更加健全和科学；另一方面，决策咨询是否定期、定向举行，决策者和思想库之间是否达成对咨询规则的认同。也就是说，思想库在决策体制和过程中是否能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单位，扮演着更为自主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对外决策咨询的制度化建设落后的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机构性的参与和协调达不到科学化的要求。中国正规的咨询制度尚未建立，学者参与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大多限于个人的参与而非机构性参与，因此没有形成思想库的总体影响力。中国应该迅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定国家政治、经济及军事外交战略的咨询制度保证政府决策时能够综合国内各种意见，进行优劣辨别和选择，做出反映国家利益的决定。二是现在实际掌管外交的高层官员如何在从事外交实践、忙于事务性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知识积累和理论水平的提高，需要进一步作出努力。同样，如何在研究理论的同时，也能具备一些实际的外交工作经验，对专家学者来说也是一大难题。要制定正确的国家外交战略，必须实现知识团体与官员团体的真诚合作，消除行政体制上的隔绝。

五、对扩大思想库政治参与的技术性建议

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外交机构承受着日益复杂的外交任务；同时，中国也面临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消肿的艰巨任务。中国外交决策要实现“智能化”，[8]思想库必须扩大其政治参与，发挥更科学的决策辅助功能，这是正确的外交政策制订的前提和基础，是“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从现状来看，具有可操作性的扩大思想库政治参与的战略性和技术性的建议包括以下五点：第一，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筹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库。中国正在加大开放的力度，扩大外交的内容，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大西北，都在加速改革开放，如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同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美国等关系日益密切；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正在提升；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有着传统联系；新疆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的交往逐渐增多；内蒙古与蒙古共和国的联系也是多方面的。另外，地方经济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中央政府在开展经济外交时，必须考虑地方利益，为地方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地方外交日趋活跃，自然可以变成中央外交的配合和补充，可以推动中国外交的总体发展。[9]有鉴于此，发挥地方积极性，建造有地方特色的思想库就成为目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第二，充分发挥公众的积极性，使思想库成为集思广益的平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动员群众，提高外交的透明度和人民的参与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9]公众积极性能够得到发挥，就能够保证思想库的“智慧之源”，也更能反映民众的情绪和国民心态，使决策更贴近公众想法和主流民意。从这个角度说，思想库能否成为集思广益的平台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在“公共外交”领域有所作为的直接指标。这里所谓的“公共外交”是“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的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10]公共外交主要指公民参与的一些非传统性的外交活动，如信息活动（包括国际广播）、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其目的在于减少国家间的误解和猜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由于公共外交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十分重要，因此中国思想库必须重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定位和中国行为判断，帮助民众理解世界，认识世界，同时努力避免中国被其他国家的政府和公众塑造成为它们的敌人，为中国打造一个开明的、合作的和友好的国家形象。

第三，思想库本身应当扩大信息获取的渠道。目前中国思想库获取信息的来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途径：（1）从各种海外相关的文字材料特别是国外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的演讲和谈话，政府的政策声明，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公开发表的报告、文章，以及报纸、通讯社等媒体所发表的报道与评论中获取信息。（2）从各国驻华机构提供的材料中捕捉信息。这主要是各国驻华使馆提供的该国相关政策的背景资料和参考资料。（3）从中国驻外机构提供的材料中分析信息，这主要包括发回国内的函电、内部报告、机密资料等。（4）从网络中筛选信息。这主要是通过国际互联网，借助搜索引擎获取相关资料。（5）从各类外事活动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中总结信息，这主要是通过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访问，通过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如邀请和接待国外政界、学界人士访问取得相关信息。其实，在和平时期，90-95%的国际政治情报都是公开的。上述途径虽然相对全面，但是有些渠道还有待开拓，如随着外交透明度的加大，中国思想库人员应该注意开拓另外一些过去不熟悉的、非书面、非媒体传播的新的信息渠道，结交有战略思维和信息价值、了解情况并愿意交谈、有一定权威的朋友。对有敌对性的人士及其观点和意见，也予以相应的重视甚至加强与其交往，以达到预警分析的目的。现在中国思想库人员和一些学者喜欢通过会议、聚餐等手段进行调研，对其他社交手段如运动包括比赛观摩、高尔夫社交、音乐会、参加艺术性或商务性的活动等形式并不擅长，或者说基本不熟悉。对人事理解不够练达势必影响他们和朋友的交往深度，更影响了他们对世事的研判。

第四，提高外交信息处理的水平。21世纪“全球化”趋势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随着现代信息与通讯科技之发展，决策者必须掌握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才能应对不同的决策情境，确定一国外交、军事、经济、宣传等重大战略。中国外交思想库本身应当加强和提升情报分析的能力。情报分析重于收集，这样可以避免闭门造车的外交盲点。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仅需要思想库和大专院校的研究人员，而且也需要在政府部门内部造就一大批信息情报分析人员。信息分析当然要服从于政治，摒弃纸上谈兵、忌讳经院学究，但是能否作到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准确处理信息和上报信息，也是对思想库人员素质的一大挑战。好的外交建议报告要争取作到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光有“原汁原味”的信息还不够，要在行文的判断时有倾向性、可操作性和预测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现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体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分工和协作，缺少了解和沟通，存在大量重复研究。这样不仅浪费研究资源，而且导致中国外交决策研究水平始终停留在较低起点上，很容易造成外交决策的被动。要资源整合，就必须节约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提高国家有限资源的利用能力。一些研究人员建议建立多个一流的大型外交决策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不仅“应该包括全世界权威机构公布的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的基本数据”，例如各国官方机构、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欧盟、北约、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国防大学、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文件、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北京和上海的国际研究机构，还可包括俄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所提供的有关国际关系的数据。数据库还必须做到与世界上所有重要图书馆的网络链接“。陆钢外交决策智能化探索http://member.netease.com/～lugang/paper/wj1.htm）做法是先将外交决策处理的一些日常基本工作自动化，如公文、档案、信函、资料、统计、法规等；接着可以按照问题的类别或性质设计一些简单的专家系统，把一些经常发生的、比较固定的知识和规则输入系统，自动处理。[8]当然，除了数据模块外，中国还应该有外交决策计算机模拟、外交决策预警系统等一系列外交产品。所以，这些人员还提出了创办中国”外交决策实验室“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将智能技术引进外交决策领域，让思想库成员关于外交决策的设想和技术都能够得到充分地施展和试验，从而提高其准确性和可行性“，提高外交决策的知识层次和工作效率，使实验室真正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气象台、参谋部和思想库。[8]第五，加大培养和汇集人才的力度，重点培养未来的新一代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提高思想库人员的素质，重在开拓他们的视野和学识。国外在这方面有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美国思想库十分重视新一代研究人员的培养，如兰德公司设有自己的研究生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有新生代研究员。很多思想库还为年轻人提供”实习项目“，使这些初出茅庐的研究人员有机会结交前辈、进行实践、历练才干。这些思想库还为新政府输送干部，充当人才”中转站“。时下在布什政府里权势倾天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当年在跟随老布什下台后就曾经在传统基金会里”韬光养晦“。这些人的角色和职位的转换过程，生动地反映出了思想库在华盛顿的独特地位。在中国外交史上，可以发现某些时期内特定领导人对外交人才非常重视，也非常注意培养这些人才。例如，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外交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概括为：”立场坚定，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1]现在，中国外交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做一个好的”分析型的干部“应当是一个研究人员最基本的素质要求。他们也应该力争成为综合性的人才，不仅具有调研能力，还应该具有办案的能力；不仅具有语言的魅力，而且也应当在对外交往中展示游说和交际的能力；不仅具有交涉和谈判的能力，还要在对外谈话中”和风细雨“般地宣传中国的国家政策和外交方略。由此可见，今后中国思想库要特别注意培养的不仅仅是”两栖人才“，而且是”多面的全才“，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创造更好的人文条件。

「参考文献」

[1]Rhodes G.Jordan ，"Sub-governments，Policy Communities and Networks ：Refillingthe Old Bottl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2，No.3（1990），p.327.

[2]Grant W.Pressure Groups ，Politics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Philip Allen，London，1989），p.31.Other references may be found in Jordan."Policy CommunistRealism versus New'Institutionalist Ambiguity ，'"Political Studies ，Vol.38，No.3（1990），pp.470-85；Wright M."Policy Community，Policy Network and Comparativelndustrial Policies"Political Studies ，Vol.37，No.4（1988），pp.593-612；and J.Smith，"From Policy Communities to Issue Networks：Salmonella in Eggs and the New Politicsof Food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69，No.2（1991），pp.235-55.

[3]牛军。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和我国的对策[J].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报告总结部分。

[4]笔者在多次研讨会中听到的言论。

[5]邓小平文选（三）[Z].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6]资中筠。外国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困惑[J].美国研究，1997，（1），第148页。

[7]Peter P.Hall，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in Britain and France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3.

[8]陆钢。外交决策智能化探索http://member.netease.com/～lugang/paper/wj1.htm

[9]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07页。

[10]转引自朱建民。外交与外交关系[M].台北：正中书局1977.第26页。

[11]转引自金桂华。话说外交调研[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

孙哲（1966-），男，北京市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邮编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