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两次大战以及欧洲在亚非帝国的解体——大战如果没有引起，也是加速了帝国解体——促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衰落。欧洲民族国家以欧洲框架换取了世界舞台，无论如何，它们都从第一流的地位上被驱赶下来，按照悲观主义的极端说法，陷入到无能和衰落的境地。在“亚洲小海角”之外，欧洲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另外一种“庞大秩序”的政治单元——因为它们是另一种类型。
尽管罗曼诺夫王朝曾经模仿过18世纪的欧洲君主国，沙俄帝国历史上就是有别于旧大陆民族国家的另类。作为政治单元，它属于帝国一类，也是建立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帝国大厦，但征服者也是第一次由西向东而非从相反的方向开始他们的事业。沙俄骑兵在中亚的撒马尔罕或者第比利斯重新发掘了蒙古皇帝的记忆和坟墓。同时，俄罗斯人的国家——莫斯科大公的杰作——试图将欧洲的斯拉夫人口（他们的语言各不相同）和非斯拉夫人口统一成一个民族。最终，欧洲人口在西欧的空旷空间完成了定居，很久以后，进入到继续向东欧平原空旷的空间推进的阶段，正如在北美洲西部无垠的空间所发生的事情。在俄罗斯和北美空间建立一个欧洲整体一样类型的国家，包含着民族国家逐渐退化过时的萌芽（政治和战争的意外事件可能延缓了这种过时）。在当今现存的国家之中，只有中国和印度，或许还有明天的巴西，具有和美苏两个巨人这样的规模。
不同种类的国家在同一个体系共存的现象并非没有先例。古代，希腊城邦国家与米底王国相争；罗马帝国边界以外的对手则是部落人口。城邦、王国、帝国和未开化的人口代表了不同规模和组成原则的政治单元。类似的，在欧洲外交博弈中，自由城邦、封建公侯国、诸如威尼斯的商业和财富型城邦国、向民族国家演化的君主国，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同质性的行为体。从内部结构，从教会和国家关系，再从国家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视角来看，欧洲体系从来就不是同质体系。
19世纪欧洲体系的同质性只是表面现象。政治单元都秉承传统的总理大臣的观念和惯例。议会共和国、开明帝国或者专制帝国多多少少都遵循内阁外交的不成文规则。王朝国家引进了自由主义制度；共和国保留了王朝政体的某些习惯；多民族的帝国也顾及民族国家的权利——只有这样做才能不至于导致帝国的解体。20世纪，技术的逐渐平等，减少了空间和资源与可以动员的军事力量之间的失衡，所有的妥协顷刻土崩瓦解。希特勒仍然不相信美国的军事力量，他的托词是美国没有一个军事阶层。1939年以前，很多观察家相信墨索里尼大大增强了意大利的军事力量，要不然就妄言苏联由于技术或政体落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幕大戏中仅仅是一个二流角色。
当前的政治单元多元化——它迫使欧洲民族国家屈居二流——与欧洲体系在以前数世纪经历的多元化并不相同。现代君主国比封建公侯国更胜一筹，然而所有民族都可以期冀实现民族国家这一历史形式。新颖之处在于政治秩序方面。在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里，耽搁的时间得到了弥补。所有民族都有可能实现这种历史理想，除非他们是自己历史的奴隶以致无法挣脱他们的历史。
在我们的时代里，民族国家成为过时之物，呈现出一种命运不可逆转的迹象。力量和资源之间、资源和人口数量以及原料数量之间、可资动员的力量和权力之间——所有这些大致的比例关系，使得领袖的天才或者民族的德行可能逆转数量的定论成为泡影。即便一地的经济增长率比另外一个地方要高，即便小空间的民族国家的出生率比大空间的民族国家的要高，后者的资源——因而权力，也是前者只能望其项背而无法企及的。
民族国家可以满怀希望（或恐惧），也会轮到拥有广袤空间的政治单元走向解体。就印度的情形来说，它的统一是一种文明、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的统一，而非政治传统、语言和种族的统一，不排除解体的可能性。往前看，甚至苏联，尽管这一政治单元经受住了在沙俄垮台和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的革命性阶段，具有持续的可能性，而且看起来正在巩固自身，它也没有确定无疑地就能够抵抗政治的盛衰沉浮。在可预见的将来，只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统一体，不会注定分裂成对抗的不同国家（尽管内部纷争导致的解体从来就不是绝无可能）。
命运之神赋予美国、苏联、中国和印度四个大国的优势各有千秋。美国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一个殖民地（我们说的是希腊城邦国建立的那种殖民地）。欧洲移民到达美洲伊始，就具有欧洲文明的素养，他们设法在一片广袤的空间之上捍卫一个单一的主权。这样，他们从老欧洲的传统、观念和技艺受益，却没有民族的藩篱，没有领土的限制。东欧的斯拉夫人身处蒙古侵略的通道，加之气候艰难，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命运多舛。他们占据的空间一半空空如也，上个世纪的人口增长使得他们能够在广袤的空间推进自己的文化。人口增长和武力征服都始于同样的立足点。两个年代的历史叠二为一。在苏联，同样在美国，拓殖与获得国际体系第一流的位置几乎都是同一时代的事情。
人类历史最悠久、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中国。上个世纪，她甚至被长城——长城长期以来就是帝国和平的界限和守卫——以外的居民进一步扩大。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维系帝国统一所依靠的是文人管理的中央政府、皇帝近乎宗教的权威、家庭和地方结构的持久稳定性，以及文化——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浩繁的方言多么南腔北调，却都使用同样的文字——的影响力。如今，新的政权在该国的整个空间上已经重建了中央权力的权威，建设工厂，教育每一个人读书写字：这个集中权力的、工业的、以群众为基础的共义国家把该国变成了一个巨人。
在规模庞大的四个大国之中，唯独印度还没有实现大国地位，也最没有机会取得这一成就，或者说，即便成功了也难以为继。今天，更为突出的是它的人口数量而非机器数量，其结果是，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实属平庸，这让它居于不利地位。人口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相对自由的政体并不能迅速缩小这种差距。控制国家的政治和管理阶层，其语言观念归功于昨天的征服者，而不像中国那样承自传统的遗产。中国正在——如果她还没有这么作好准备——变成欧洲意义上的那种民族国家；印度仍然是欧洲意义上的一种文明。
我们将欧洲民族国家的衰落归咎于外交领域的扩大，我们一定要根据历史先例的观点，把衰落作为西方“文明”的典型时刻（typical moment）来阐释吗？
我们在此并不打算分析汤因比所使用的文明的概念（或者，也不分析斯宾格勒学派所使用的文化的概念）。这些无边无际的单元（希腊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实在的 ？文明的边界在哪里？它们起源于什么原因？它们具有孤立的历史吗？这些历史是相同的吗？这些历史主体实实在在的最好证明，就是命运的相似性吗？我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变化模式——它给政治单元之间明显混乱的关系强加一种秩序。就这些关系而论，所有的文明都要经受典型阶段吗？它们的兴衰演替是事先就注定了吗？
让我们考虑汤因比的观点，昆西·赖特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所有的文明都可以分解成四个阶段：诞生 、成长 、衰退和解体 。涉及政治单元之间的关系，这四个阶段将是战国阶段 (或英雄阶段 ) 、动荡阶段 ，继之以大一统的普 世帝国稳定阶段 ，最后是衰亡或者解体阶段 。抛开因文明而异的英雄阶段不论，两个代表性时期是动荡阶段 和普世帝国阶段 ，某种破坏（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启了动荡阶段，普世帝国（建于公元前31年，持续到公元378年）的创立又终结了动荡阶段。
究其实质，这种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好战成性的国家，其诞生和发展与文明本身同步；战争从一个关键事件开始，变得具有摧毁性而无创造性。战争导致了文明主体的崩溃。交战国之间竞逐争斗，精疲力竭，最后臣服于某个帝国，帝国让诸多战国服从一个主人，不过它也带来了和平。这令人想起一句名言——“帝国就是和平”，然而这种和平也预示着文明的解体，和平实际上只是文明解体之前暂时的缓和。
倘若历史学家视文明研究为纯概念性的领域，就必然重新发现了动荡阶段 和普世帝国阶段 之间的对立，因为以这种方式定义这两个阶段，它们势必就会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见于一切文明。起初我们总是发现相对有限的政治单元。由于战争在主权国家蔓延，这些政治单元将有可能，或者说，先验地（a priori）让自己走向枯竭，其中一个最终胜出。动荡时期和普世帝国（从国际关系的观点来看）并没有给两个理论上的正式概念——均衡的和平与帝国的和平——增添什么新内容。除了这种相似之外，在我看来，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哪一种是表面现象——或者，有人可能说是在所难免的呢？
这些阶段维持时间大致相同吗？普世帝国都属于同一种类吗？阅读汤因比的著作，足以观察到，较之于诸个帝国相互交汇的时间，这些帝国要么超前，要么滞后，进行帝国之间的比较极其困难。奥斯曼帝国是东正教基督教文明的普世帝国 ，然而晚了几个世纪。中华普世帝国 ，超出了预期的持续时间：它将“僵化”，因为它没有如期与死亡赴约。中华普世帝国也与德川时代的日本有关，这一时期，具有同质文化的岛国人口实现了政治统一，这种统一源自幕府首领（或者王宫的监管者）的所作所为——幕府首领也就是皇帝的替代物，其统治权从未遭到正式的抵制。同一类型的文明包括：罗马帝国，它由属于最终和平地带的一个单元（或者有人会说，该区域的某个交界区）所建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与帝国施之于和平的那些人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蒙古帝国，则系草原骑兵创立，它的庞大和它的动荡一样突兀；大英帝国，尽管是一个偏远的小国，却凭借着海上优势在印度大陆延续了两个世纪——这一切都损害而非证实了历史比较方法。这些外来的征服者，不管是草原骑兵还是海洋水手，不管是蒙古人还是英国人，都是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之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他们则是文明的外来人。游牧民族帝国，并非在创立之初就由文明的自发发展所事先决定（它们就是游牧民族的帝国）的。然而，只有动荡时期 产生的帝国揭示了它们在化解危机过程中的某种宿命：均衡的和平 的最终结果，就是帝 国的和平 。
两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与国际关系相关的特定特征，昆西·怀特在解释汤因比学说的过程中，试图阐述这些特征。在动荡阶段 ，国际体系属于均衡类型：各种形式的政治单元（城邦国家、君主国家和帝国）都紧密地结合在一种变化的关系之中，不管这种关系是和平安分还是好战成性。军事体制类型并非整齐划一，一些是贵族方式的（只有贵族拥有武装，或者贵族至少构成了决定性的力量），一些是民主方式的（所有的公民——并不代表是所有的人——受到召唤，投入战争）。然而，正是由于战役持续的这一原因，业余常常变得专业，交战国视战争为至高无上的赖以得救的手段。战争构成了法律阐释的目标，它明确限定了战争的边界和模式，交战国和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战争承担了一种历史的功能，这种功能容易辨认：它有利于扩大外交领域，以致多多少少庸俗化的文化得以传播。
在普世帝国时期，战争不再让君主国或者城邦国相互搏斗，它们相互承认，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不忘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战争仍然存在：有时是帝国和蛮族，它们无力进行平等对决；有时两个帝国注定和平共处，因为没有任何一方的军事力量能够推进到另一方的中心；有时是帝国军队和叛乱者（犹太人 ），后者反感帝国的统治，谋求保存他们的法律和信仰。三类战争——帝国针对蛮族的战争，针对反叛者的帝国内战争，帝国之间为确立主权范围的战争——越来越多地通过国家武装和武装起来的职业军人来进行。哲学礼赞的不是战争，作为公民身份最高体现的战争；而是和平，给人类文化带来安全和闲暇的和平。战争具有一种稳定功能：帝国力量衰落的那一天，就是帝国内外的蛮族暴乱四起，加速帝国强制结构解体的时刻。
斯宾格勒使用了和汤因比相似的研究图式，却对形势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斯宾格勒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视希望（不管是历史的还是宗教的）为懦弱。人类是掠食动物；科学和技术是权力意志的工具。只有少数人才真正具有创造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民主制度，昭示着也加速了衰落。西方富有创造力的少数，淹没在白人大众和有色大众的双重反叛过程之中。西方传播完统治他人的秘诀，嗣后就走向衰落，成为人口数量法则的牺牲品。我们正在经历恺撒时代：我们沦为已经蜕化成文明的西方文化之中的个体，尊严迫使我们准备自己的葬礼。
斯宾格勒对普鲁士精神——一种义务、严格、纪律和贵族精神——顶礼膜拜。他蔑视纳粹，因为他从中看到了庸俗化，却不是端庄高雅和风格，而庸俗化正是民主时代的症候。在20世纪30年代，他翘首以待完成瓜分地球的“决定年代”。他内心充满着对独裁的崇拜和对议会政体的厌恶，认为地中海的帝国主义机会——历史事件尚未确立的机会——属于墨索里尼。毫无疑问，（倘若斯宾格勒还健在），他将谴责反殖民主义的胜利，把亚非殖民地的瓦解抨击为西方文明的完全解体阶段。他也会认为，联合国是虚伪的登峰造极之作，一个令人厌恶而又邪恶的闹剧：文明人欢迎“野蛮人”，似乎视之为平等的人类，让“野蛮人”投票来决定历史性的冲突。
今天，无产者——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的概念已经庸俗化了，汤因比使用了双重反抗的内涵予以正本清源。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汤因比也将文化的创新仅仅归因于少数精英——总是鹤立鸡群，出人头地。普通人总是追随出类拔萃之辈的人格榜样或号召，但从来就不具备实现最高成就的价值或者重要性。随着政治单元的扩大，以及战争带来的奴隶和臣民的数量激增，军队的力量势必就要填补道德权威的缺位。大众，无论在边界内外，都失去了他们的根基。他们身在一个文明范围之内却并不属于它，并没有融入其中。他们倾听先知的话语，成为在衰落文明帝国内发展起来的普世性教会的成员。汤因比赞同斯宾格勒关于事实方面的意见：文明的衰落，以及内部和外部无产者的反叛，但价值等级却南辕北辙：在金字塔顶，动机倾向于神性而非恺撒们的伟业。因此，在汤因比看来，暂时的衰落正是精神重生的希望。帝国是教会的体制框架，教会则是新生文明的灵魂。
探讨这些崇论闳议并非我们的意图。我们仅仅想知道它们给予我们的启迪，以及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这些文明的比较研究，建立在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的关系之上。当然可以从中找到古今文明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些构想挖掘出实质内容了吗？它们使我们能够预见我们的未来了吗？
让我们以斯宾格勒的一个主题为例：文明 的各个阶段（城市的集中，技术手段的发展，民主政治或示威政治等），也是既包括内战也包括对外战争在内的大战的各个阶段。恺撒们拥有军队，帝国是混战的结果。根据这种看法——这也似乎一直是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没落》时的观点，西方已经完成了那种标志着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战争，它很快就要抵达千年的终点，而这一千年也正是文化传授给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时期。根据汤因比的编年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相当于公元前314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那一年，亦即“衰退”时刻。
城市和技术社会阶段本质上是一种衰退吗？或者这种判断仅仅反映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偏好？西方人掌握的生产力和科学知识，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因此20世纪的城市文明实际上并不构成一种文化的终结，而是无论如何都注定要生存下去的一种社会类型的开端——难道不是这样吗？
让我们更加关注与国际关系有关的文明特征，我们姑且同意汤因比的编年史：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类似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文明的创造性中心——希腊或者西欧——卷入了死亡之战，这既导致了文明的中心气数已尽，也导致了灵光的暗淡。每个政治单元内部以及整个文明之中，社会主干的道德连贯性确凿无疑地受到了损害。政治主权可以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但要靠武力强制，它无法消除内部的宗派分歧。我们在1960年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1914年的欧洲民族国家相当于城邦国家。在我们看来，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没有出现任何模式；希腊城邦国家的发展也没有提供一种有规律的变化法则。内部斗争的潮起潮落和命运的眷顾，它们的法律或者形势，将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推上了一流地位，然而物极必反——它们的辉煌成就也消耗了自己，或者它们遭到了命运的唾弃，一个接着一个地又迅速失去了往日的显赫。西班牙君主国，通过联姻缔结成西班牙帝国，美洲的资源进一步巩固了帝国；法兰西王国，当年政治和行政统一，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德国，摆脱了混乱，人口和机器数量的增长满足了它的胃口：它们中的每个国家都轮流担当了麻烦制造者这一既辉煌而又悲惨的角色。
今天，大西洋联盟内部的欧洲民族国家类似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城邦国家吗？或者说，美国治下 只是通向苏联治下 的一个阶段吗？还是说，这些前人提出的假设都毫无根据——或是因为民族国家不同于城邦国家，或是因为帝国是一个持久的现实，还是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贬抑或修正了外交政策？不管答案是什么，把分析建立在当代而非危险又肤浅的对比之上，更具说服力。
让我们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供的框架内阐明我们的观点。相对于历史上诸文明，西方文明具有几个独特的、影响国际关系的突出特征。民族国家将政治的和军事的公民身份，不仅授予了自由人，也授予了所有的居民。民族身份是世纪遗产，它清晰地镌刻在民族情感之中。对一种文明或者帝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能够以罗马人形成的热爱帝国的精神那种面目出现吗？苏联的爱国主义和罗马公民的帝国主义情感相像吗？就大西洋联盟而论，欧洲人的心中并不存在这种身份情感。甚至尚无迹象表明欧洲人的热爱欧洲精神正在萌生。
一种文明与如此众多的文明交汇接触，亘古未有。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占领了这么多土地，废止了那么多习俗，将这么多的知识和权力转移给它所征服、奴役和剥削的人。印度解放、中华帝国的重建，与外部无产者的反叛都毫无干系。如果有一种和平涵盖了当前从旧金山经由柏林和东京再到莫斯科的体系，或者和平的范围更广阔，包括余下的亚洲、非洲和南美，那么没有人知道罗马帝国的等同物是美国治下 还是苏联治下 。既然这样的全球体系史无前例，既然人类历史即将到来的时期将产生多种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也不同于东正教文明，这类事情又如何确定呢？也许文明也属于过去，明天的历史或将是全球历史。
最后一点，政治单元一直就同时是历史观念、国际制度和战争技术的因变量，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时代的历史观念有利于民族国家而不是帝国，因为它宣称民族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认为被统治者效忠国家乃是必需之事。如果权力由另一种肤色、另一个种族来行使，这些统治者说另一种语言，信仰另一个上帝，被统治者怎么可能把这样的国家视为自己的呢？国际制度也朝着同样的方向施加影响，至少不利于欧洲帝国。被削弱的母国没有任何超国家的原则来为它们的继续统治进行辩护。强大的苏联足以阻遏来自联合国的干涉，足以容忍语言和文化自治，足以清除“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后，军事技术的双重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个体杀伤性武器——有助于支撑小国的生存，也使得大范围的军事一体化成为可能，但也削弱了大国恃强凌弱的能力。我们离罗马帝国还很遥远：罗马帝国仅仅或者几乎仅仅依靠罗马军团的优势来维系——罗马军团是纪律和组织锻造的结果，对那些临时拼凑的交战对手保持了千百年的优势。
从西方历史最近几个世纪的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些现象，这些现象同样标志着其他文明的发展变化。然而，这些典型阶段的独特性，比这些阶段所表明的过去的特点，更有意义。这种情况下，历史比较使得我们理解了永远不会第二次看到的事物。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
本文选编自《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