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亦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2、《王船山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之《湖湘人士对船山德性与气质的诠释》
王船山作为一位受到后世普遍敬仰的乡贤，更加深入地感染、激励、影响着湖湘士人群体，对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群体的影响，也是通过湖湘士人对王船山的人格精神的不断诠释中建构起来的。
王船山的学术与人格引起士林的普遍关注，其人格精神引起湖湘士人的敬仰与仿效，主要是在嘉庆、道光以后，特别是经湘军首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大力推崇之后。正像屈原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塑造和影响是通过一代代士人对他的不断诠释而产生一样，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也是在后学的不断解读、诠释过程中而建构起来的。船山是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者，其精神气质深受屈原影响，而船山的人格精神又得到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的诠释，故而又影响、塑造了这些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可见，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相互主体性的过程。从船山人格精神对近代湖湘士人的影响力来说，王船山是影响、塑造近代湖湘士人的主体；但从近代湖湘士人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过程来说，近代湖湘士人则是塑造、建构船山人格精神的主体，而且，这个互为主体、相互影响的过程往往是同时发生的。船山人格精神的历史影响，正是通过后世的湖湘士人对船山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发挥影响作用。所以，考察后人对船山人格的解读，一方面能够理解船山人格精神内涵的历史演进，另一方面又能够深入把握船山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建构的影响力。
王船山的学术与人格引起士林的普遍关注，其人格精神广泛地引起湖湘士人的敬仰与仿效，则是经湘军首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大力推崇之后。曾国藩很早就注意到王船山具有合忠义道德与刚直血性的人格精神，他所诠释的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就是从道德精神与刚直气质两个方面来谈的。他在为《船山遗书》作序时，首先强调船山思想及其人格精神是以孔孟仁道为内核的。他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他认为船山先生留下的著述与一生的历程，恰恰就是孔孟仁礼精神的体现，即所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1]另一方面，曾国藩对船山先生的“刚直之性”特别推崇，他眼中的“贤人”就具有这种楚蛮气质，“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保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尚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他认为船山先生就是“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注意到精神气质的内在统一，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才选拔都是特别强调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郭嵩焘也十分推崇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他创建船山祠于城南书院，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将船山供祀于文庙，他的理由亦首先是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他理解的船山人格是：
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国朝，抗节不仕。躬涉乱离，易简以知险阻，通德达情，既诚以明。而其学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3]
如果对郭嵩焘关于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读作一解构，亦可以发现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抗节不仕”、“一出于刚严”的血性气质；一个是“既诚以明”、“纪纲秩然”的道德理性，这两个层面不可分割地融合在船山的精神气质中。郭嵩焘对船山人格中的儒家道德理性十分肯定，将船山列入儒家道统系列之中，认为其人格精神内核就是周孔之教、濂洛之学；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其刚烈气质，反复讲船山“其立身行大节，皭然不滓”、“船山苦节，当时无及者”。郭嵩焘还借用王船山先生的“性气”、“习气”的观念强调二者的结合。船山先生关于人的精神气质方面曾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即要注意分别“性气”与“习气”，所谓“性气”就是将道德理性的“性”与生理气质的“气”结合起来，而“习气”则是不受道德理性制约的习俗气质。郭嵩焘十分赞同这一说法，并在其日记中反复引证这一观点，对于湖南一些地方以盲目驱逐洋人为“士气”十分不满，认为这些人对“理之是非得失，茫然莫能知也”[4]这显然是“习气”而非“性气”。
曾国藩、郭嵩焘等对船山人格精神的诠释，一方面是对屈原、船山一脉精神气质内涵的挖掘与肯定，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精神气质内涵的学习与汲收。曾国藩个人的精神气质就完全具有他所诠释的船山人格精神的特点，他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圣贤，一方面具有道德理性的精神，“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5]另一方面，圣贤又具有刚强血性的气质，认为“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6]曾国藩常常以“血诚”、“明强”等理念作为自己和身边弟子的努力奋斗目标，其实它们表现的是“明”、“诚”的道德理性与“血”、“强”的血性气质的统一，这正体现了船山人格精神对曾国藩精神气质的影响。曾国藩曾将道德理性的“明”与刚强气质的“强”结合，即“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无道德理性的所谓“强”，则会成为“全不明白，一味横蛮”的“瞎闹者也”[7]可见，他的“明强”理念就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统一。另外，他提出的“血诚”也体现出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即是将儒家的“诚”德与南蛮的“血性”二者紧密结合。同样郭嵩焘在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仿效王船山，他和王船山的精神气质表现出十分鲜明的同质性。这一点亦被许多后学所认同，如曾经受学于郭嵩焘的易翰鼎在《书船山遗书后》中说道：“因仰见船山气质刚毅，勇于造道，精思力践，历劫不磨。……湘阴郭养知先生嵩焘，忠诚笃实，刚健沉雄，质性与船山相似，实湘中近今豪杰也。……又适与船山同趣。是以一生于船山最为倾心，非徒桑梓之恭而已矣。”[8]可见，由于郭嵩焘对船山“倾心”，故而他们的“忠诚”、“造道”方面的道德理性与“刚毅”、“沉雄”的个性气质两方面结合形成了一种同构，即郭嵩焘与船山的“同趣”。其实，这正体现了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气质的统一。
注释：
[1]《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19页。
[2]《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55页。
[3]《船山祠碑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84页。
[4]《郭嵩焘日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98页。
[5]【清】曾国藩：《诗文·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65页。
[6]【清】曾国藩：《诗文·劝学篇示直录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442页。
[7]【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010页。
[8]《书船山遗书后》，《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