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第四周。虽然俄乌双方举行了四轮对话，但由于各自立场迥异，通过谈判来促成双方迅速停火、达成外交解决的可能性短期内似乎并不乐观。乌克兰危机的性质不仅是俄乌冲突，更是欧洲地区安全秩序自冷战结束30年来的历史性崩溃。
乌克兰在部分地区“纳粹化”、反俄极端化以及急于“西方化”等问题上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但正如习近平主席在3月18日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中所指出的，“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乌克兰危机该是到了尽快结束军事冲突和对峙的时候了。
时至3月20日，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俄乌军事冲突已造成320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55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可能已经过万。3月18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城区受到导弹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军事合围行动开始提速。泽连斯基总统本人则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对美国国会、德国国会的演讲上，继续充满悲情地煽动美欧不仅要设立可能导致俄美之间军事冲突的乌克兰“禁飞区”，还要求美欧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但美国战略界很清楚，不管美欧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资金和“抗俄”支持，在北约“按兵不动”的前提下，俄罗斯今天在乌克兰军事行动所采取的战术就是“消耗战”。尽管俄军的军事行动不少地方乏善可陈，但乌克兰是耗不过俄罗斯的。
乌克兰危机正在造成乌克兰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蔓延至欧洲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境内可能发生的核电站燃料泄漏危机，以及美国在乌克兰多个生物实验室可能发生的生物病毒泄漏危机。持续的军事冲突和对峙可能造成更多无辜平民伤亡，进一步来说，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深化，美国和欧洲国家全力扶持乌克兰军队全面迎击俄军的战争行为延续，很难完全排除出现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眼下，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已超过10万人。这是2014年以来美国在欧洲驻军的最高规模。虽然华盛顿和北约目前强调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乌克兰参战，但哪怕是事故性的越境军事冲突、以及欧洲奔赴乌克兰的“志愿者”伤亡上升，都可能引发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俄罗斯已经摆出了“一旦美国和北约国家介入可能发动核打击”的决心。可以预见的是，乌克兰战局的长期化，将会让欧洲和世界都笼罩在战乱严峻、战争升级的阴影之中。
乌克兰民众无辜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需要得到解救，在美西方极限制裁下的俄罗斯经济和民生应该得到稳定，欧洲和世界的商业与安全秩序需要得到救助和维护，少数国家企图挑起俄乌对峙的地缘战略意图应该得到遏制。在这一背景下， 18日中美元首视频通话中习主席有关中美两国“不仅需要引领两国关系沿着健康轨道向前发展，而且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努力”的话语掷地有声，这是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之际，在世界政治中回响的“中国声音”。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立场始终是连贯的、一致的。我们一方面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明确反对通过战争对抗来解决争议；另一方面，我们坚持乌克兰危机背后的“是非曲折”需要得到合理的关切。习主席2月26日在同普京总统的通话中，就明确提议通过谈判建立和发展“均衡、有效和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目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三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体现了中国及时为战乱中的乌克兰人民纾困的人道主义原则。
然而，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军事冲突，其性质同冷战时期在东亚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大体是相似的，就是大国在地缘战略上的“代理人”战争。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深化了亚洲的冷战对立、加剧了有关国家之间的敌意、分裂和对抗。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拒绝新冷战、拒绝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的分裂。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和防范乌克兰危机深化可能产生的新的、更具有全面“脱钩”性质的敌意和对立。这是中国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加速融入世界、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需要。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仍将处于艰难竞争期。但中美关系避免重蹈决裂的覆辙、维持“斗而不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战略大局不能变。尤其在今天，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防止乌克兰局势失控、避免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深化、控制乌克兰危机所产生的消极地缘战略“扩散效应”蔓延到更大范围，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发展无法回避的深刻内涵。
中国外交历来原则、道义和信誉至上。俄罗斯作为中国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我们不能“一走了之”。在反对通过战争对抗来解决争议的同时，我们也坚定地拒绝参与对俄制裁。美西方疯狂的对俄制裁行为事实上只会加剧欧洲内部的对抗；美国想要拉着中国一起制裁和打压俄罗斯，与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不符，更与中国长期致力于保持和俄罗斯作为友好邻邦的政策相悖。但中国不可能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中美两国可以加强乌克兰问题上的“大国协调”，通过劝和促谈、加速推进停火、避免全球政治的脆裂。拜登政府需要认同中国的政策底线。乌克兰危机的缓解与结束，可以为深化中美合作、管控中美分歧提供动力。（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