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的对外开放，向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安全资产和优质资产，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稳中求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这是保障金融安全的根本之策。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俄乌冲突中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警示我们：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和平崛起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必须未雨绸缪，高度重视。

金融制裁：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正在暴发的俄乌冲突则揭示了战争的另一个维度：金融制裁是战争的延续。

从金融到科技，从运输到贸易，从媒体到文教体育领域，在西方政府的制裁“大棒”和私人企业的政治正确相互交织下，当下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正形成试图休克俄罗斯社会经济的飓风，其中尤以金融制裁最具有破坏力。

根据已经出台的制裁措施，金融领域的制裁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流量层面，如欧盟于2022年3月3日表示，将把7家俄罗斯银行排除在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之外，随后万事达卡（Mastercard）和维萨卡（Visa）亦宣布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二是存量层面，如欧美日多国政府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存放在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全球最大的两家指数公司明晟（MSCI）和富时罗素（FTSE）近日也双双宣布，将从所有指数中剔除俄罗斯股票。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严厉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带来的伤害可能远远大过战争本身的伤害。卢布汇率暴跌，银行业面临结构性的流动性赤字，俄罗斯在境外上市企业的市值灰飞烟灭，跌得只剩一点“骨头渣”。雪上加霜的是，在俄央行逾600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中，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存放在外国发行的证券或国外银行的现金和存款中，冻结举措将影响到俄罗斯近40%的外汇储备，大大削弱其抵御制裁的能力。

回望历史，利用经济金融压力来实现战争和政治目标并不只是现代现象，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各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历史记录详细描述了近代以前的经济金融制裁，例如公元前432年雅典对希腊城邦实施的制裁，这些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拒绝加入雅典领导的提洛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发现在战争中采用的经济封锁蕴含着巨大的威力，通过切断一个国家与国际经济的所有联系，等待它耗尽精力，屈服于政治革命或社会崩溃。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非暴力战略的经济金融制裁开始变成了战争的一种形式。事实上，无论是从根本目标（政权更迭和破坏抵抗意志）还是对平民社会的影响，例如贫困、饥饿、疾病、破产，这些制裁方法都可以产生与战争相近的功能和后果。

二战后和冷战的进行使经济金融制裁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议题，尤其是美国，因为它是发起制裁最多的国家。回顾过去100年，经济金融制裁作为一种战争的替代形式到底有多成功呢？作为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工具，事实清楚地表明，它们失败的频率更高，越大的民族国家通常越难被制裁所压垮。2012年，根据美国及欧盟法规，SWIFT切断了伊朗银行及其他实体与外界的金融通信渠道，使得伊朗被迫成为“金融孤岛”，石油出口受阻，引发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但伊朗并未完全屈服于西方国家的意志。现实上，由于过度使用，美国制裁的威慑力和效果都有所下降。

制裁和战争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它们是在全面战争的条件下产生的，它们如何运作的理论是以战争为基础的。因此，制裁的鼓吹者忽视了其核心的黑暗悖论：经济制裁旨在防止战争，却是以毁灭性的战争技术为基础。正如凯恩斯在一战后所著的《和平的经济结果》中痛心于欧洲协约国的索赔逼迫过甚，他指出：“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组织，具有极不稳定的、复杂的、不可靠的特征，我们不切实际地追求制裁我们的敌人，继续我们的仇恨和野心，制裁是一个梦魇，古典悲剧中所包含的一切都具备了。”

货币错配：新兴市场的“原罪”

“货币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们思考了几个世纪的问题，俄罗斯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被冻结的事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忧虑。

长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将外汇储备等同于储蓄罐中的金钱，并将之视为抵御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有力屏障。但近年来美国对伊朗、阿富汗，以及此次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突显了这种想法的错误，以前被认为是没有风险的外储资产，现在面临了真实的冻结和罚没风险，账户里的外储资产“看得见，却不能用”。这就是美国金融霸权主义淋漓尽致的体现。

不可否认，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仍是以美元为中心的，美元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全球主导货币。2021年，美元占全球公开的官方外汇储备的59%。这一比例较2000年占外汇储备的71%虽有所下降，但仍远远超过包括欧元（21%）、日元（6%），英镑（5%），人民币（2.5%）在内的所有其他货币。同时，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金融市场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全球88%的外汇交易使用美元，并且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进口货物的40%以美元计价。国际债券发行的62%、所有跨境银行债权的48%以及SWIFT跨境支付交易金额的41%均以美元计价。此外，美元是约65％固定汇率或管制汇率国家的主要锚定货币，这些国家的GDP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60％。

凭借着全球中心货币的地位，美元获得了所谓“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资本和资源控制体系。在广度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如此控制全球规模的货币金融运行，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在深度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发展如此具有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并拥有了不受约束的金融霸权。放眼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形成了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事实上将美、欧、英、日之外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边缘化”了。以SWIFT系统为例，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者的全球支付份额占比高达90%，因此SWIFT虽然声称是个中立组织，但却很难摆脱美国和欧盟的政治影响。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并不是硬通用货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选择哪种汇率制度，这些国家仍将拥有大于零的外币资产和负债，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货币错配风险。无法避免出现的货币错配现象成为了美元霸权和美国动辄挥舞金融制裁“大棒”的必然结果。著名的国际金融学家艾肯格林将“非货币中心国”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采用不同货币计值的现象称为“原罪”。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21年达到创纪录的14.9万亿美元，其中78%为美元、欧元等外汇资产，13%为黄金，剩下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巨额的外储是经济实力的支柱，但同时也是欧美等货币中心国的负债，美国可以利用美元制度下的账户和支付体系，对账户上的资金资产交易、支付等进行限制、冻结、没收等制裁，甚至从SWIFT系统剔除出去。

金融安全：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中国金融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中国的各项经济要素都不可避免地与国际市场、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由此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当前，对中国金融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主要包括：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危机，如热钱流入导致资产泡沫化、资本外逃导致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境外上市企业被勒令退出美国市场等；外汇储备积累引发的美元陷阱，如美联储货币超发和高通胀带来的美元购买力下降、美国冻结中国美元资产等；支付结算体系带来的安全问题，如个人、企业甚至中央银行都有可能被禁止使用SWIFT和美元清算系统，或者相关交易方被要求关闭账户、冻结资金等。

20世纪末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中国的储蓄和产能加上美国的超级消费能力和发行世界储备货币带来的资金供给能力，似乎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然而，2016年以来，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为标志，西方国家反全球化和反华情绪不断加剧，作为全球化具体体现的“中美国”也进入了“多事之秋”。从贸易摩擦到科技竞赛，再到现在隐约浮现的金融博弈，人们一直在见证历史。国际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金融制裁和霸凌事件也在警示我们：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和平崛起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必须未雨绸缪，高度重视。

2022年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2138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债金额约为1.06万亿美元。西方对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的冻结预示着对欧美发行的货币和债券的信仰将不再坚实，黄金和资源逐渐具备更底层的信用。为此，需要坚定不移地将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进行多元化投资，一方面根据国内对外汇资产的币种需求结构进行不同货币匹配，另一方面进一步增持黄金储备和大宗商品。历史上，战争往往会成为国际性货币的重要节点，美国频繁把货币“武器化”将促使各国央行在美元之外寻求储备多元化，世界各国的货币以及储备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

作为全球金融和贸易结算中的核心部分，使用SWIFT制裁这一“金融核武”将对制裁国的国际贸易以及融资环境造成巨大冲击。对于中国而言，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长远发展不仅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更是提高我们在大国博弈中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一环。展望未来，SWIFT强大的网络效应和以主要储备货币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短时间内难以颠覆，其地位短时间内无法被取代，但SWIFT武器化的每次使用都是对其中立性的一次重大打击，也将促使相关国家寻找SWIFT的替代者。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CIPS系统发展，扩大“朋友圈”，同时探索利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等新技术建设新型跨境信息和清算系统，加快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测试和应用，形成支付结算体系的多元化国际竞争，消除美国制裁的隐患。

中概股上市地位是近年来中美金融博弈的焦点问题。2022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5家中概股公司列入有退市风险的清单，这在很大意义上表明：中美在金融层面的博弈，已进入到实际操作层面。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要继续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境内企业海外上市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可利用浦东新区在资本项目开放等领域先行先试的改革机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建立一个更具创新性和突破性的国际金融交易平台，为红筹企业、VIE架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供相应的融资、交易、投资和风险控制服务。这既是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积极主动开放的战略支点，也是资本市场领域开放不断推进形势下的应时之举，具有全局意义。

中国的金融安全，本质是因为美元霸权，也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在当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向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安全资产和优质资产，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稳中求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这是保障金融安全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