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求索》2014年第1期
1854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以抗击烽火燎原的太平天国军队，他在《讨粤匪檄》一文中，号召湖湘的“血性男人”加入湘军队伍，为保卫中华文化一战。1915年，蔡锷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起兵云南，其誓师中强调为人格而战。曾国藩、蔡锷均凸显了湖湘士人“血性”、“人格”的特别价值与意义。
所谓“血性”，其实就是指人的血气与德性的渗透融合，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包括德性与血气的二重构造。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梁启超曾经谈到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血性人格与政治事功的关系：“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功，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1]湖湘士人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血性”是其重要的条件。
本来，在人们的日常经验或成见中，书生与血性往往是不相关联的，甚至是相克的，似乎读书愈多者血性愈少。但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恰恰是湖湘地区书生的血性。梁启超所赞赏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正是这些书生的血性。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所赞扬的“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也正是湖湘地区学者书生的血性。
所以，本文特别关注的正是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
[1]曾业英编：《蔡锷集·曾胡治兵语录·梁序》，岳麓书社，2008年，第314页。
1、《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之《独特人格类型：血气与德性结合》
什么是“血性”？尽管人们广泛地使用“血性”来描述人的人格特质，但是他们关于“血性”的涵义是不同的，其主要涵义有两种。一种是从人的生理特质来定义“血性”，将血性视为血气之性。中国传统观念中人的生理机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的机能、特质、决定人气质的刚柔、强弱、急慢的状态。这种生理、气质的特质或功能被称之为“血性”。如古代医书中有大量“血性”的用语，就是从人的生理机能、特质来定义血性。同时，这种“血性”涵义的用语也大量出现在经史典籍或日常生活之中，也是从生理气质的涵义。现引“四书文”中一段话：“只体味尽已以洗发忠字，便亲切入理，无血性粗浮语矣。”[1]这显然是将“血性”视为一种自然生理的“血气之性”，并强调它与文化理念的义理是相矛盾的。这种看法列入“钦定”的“四书文”中，可见这是一种有一定影响的观念。
另一种观念是从道德理念与自然血气的结合来定义“血性”，将“血性”看作是血气与德性的结合，即是一种具有刚强血气的德性。在古代的经史典籍和日常用语中，人们亦大量从血气与德性结合使用“血性”的用语。如：“独管子生周中叶，为血性丈夫，痛心蒿目，奋然以匡救为已任。”[2]“岂武人不读圣贤书，忠义血性独少欤？”[3]这里所运用的“血性”，就既不仅仅是自然的血气，也不仅仅是道德的理念，而是“血气”与“德性”的渗透，即让文化的道德理念渗透在自然的生理血气中。
将“血性”概念作一分疏，恰恰是因为这一概念的差异中潜藏着一个思想文化的倾向。在中国传统的主导观念中，人的本性是由仁义礼智的道德义理构成，这就是所谓的“德性”、“本然之性”、“天命之性”，并认为这种德性总是与人们自然血气相对立的。由自然血气产生的情感欲望，会使人迷失自己的德性，故而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一个抑制、化解自己的自然血气的过程。一般儒生并无将义理之性与自然血气相结合的“血性”理念，他们所推崇的“圣贤”人格，变成一种“默坐澄心”而全无“血性”的谦谦君子。譬如，明代儒生刘宗周说道：“颜子深潜纯粹，是无血性男子，然其克已处直恁刚，刚字不在气魄上论。”[4]读书人所向往的圣贤人格，竟成了一种“深潜纯粹”的“无血性男子”。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由于德性与血气的紧张对立，而读书人在读书明理之后，被引向克制、化解自己的血气之性，故而在实际社会中鼓励、引导养成一种强忍、克已的无血性人格。人们的普遍意识、日常经验中，将书生与血性对立起来的印象，确是有着历史的原因。
饶有趣味的是，湖湘地区的学界虽然一直从理学为学术正统，湖湘士人亦普遍推崇性理之学，但是，湖湘士人却并不是一批无血性的书生，相反，他们成就为为全国知识界所景仰、推崇的血性之士，成就为“艰苦奋斗的学者”、“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成就自己的血性人格，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实践中一直是将文化理念的德性渗透到生理自然的血气中去，建构出一种有着强悍血气的德性生命，或者说有崇高道德理念的血气生命。即形成自己的血性人格。
“血性”所包含的“血气”与“德性”是一种既具有内在紧张、又可以完美渗透的人格因素。应该说，对于湖湘士人而言，他们的先天条件中，有着这两个因素的丰厚资源。
一方面，湖湘士人有着强盛、刚直的，作为自然生理的血气稟赋。“血气”作为人自然生命的生理依据，具有强弱、刚柔、盛衰、曲直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血气、气质的差别，即有个体的，又有地域的。在大量的史书、方志及文人学者的文集中，均有关于湘人“血气”或“气质”特征的记载。这些历史文献、诗文论说中，比较一致地从“血气之性”的角度肯定湘人的特质是“尚气”“劲直”“刚劲”、“慓悍”、“好勇”、“劲悍”、“气盛”等等。这些描述均肯定湘人的“血性”、“气质”在刚柔、强弱、盛衰、曲直的两极性质中，偏于刚、强、盛、直的一面。湖南人的“血气”，为什么会有这种刚、强、盛、直的特性和倾向？“血气”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所以学者们亦往往从自然环境与生理遗传两个方面作出解释。从自然环境解释的有钱基博，他认为“湖南水少可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劲，而民性多流于倔强。”[5]他强调湖南民性倔强与“顽石赭土、地质刚劲”有密切关联。谭其骧则认为湖湘士人之所人材辈出、功业之盛，与他们遗传的蛮族血统有关系，他说：“且清季以来，湖南人材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6]
另一方面，湖湘士人又有深厚的重德性的思想文化传统，理学成为湖湘士人的学术传统与德性资源。汉唐时期的湖湘之地因远离中原人文，故被视为南蛮之地。但是在两宋理学思潮兴起后，又演变成为“潇湘洙泗”、“理学之邦”。北宋时期理学开山祖是湖南人，南宋时又形成“当时为最盛”的湖湘学派，以至于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也慨叹“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7]。明清时期，推崇理学已经成为湖湘士人普遍性思潮。理学作为湖湘地区的主导学统，其最大影响就是湖湘士人特别重视德性修养。晚清以来湖湘地区士人群体崛起，在中国政治史、文化上均占重要地位。然而，不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学术观念是什么，但是他们均将理学的德性修养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譬如，汉学家王九溪将“变化气质”作为“力学”的根本目的，而今文学家魏源仍然推崇理学的德性修养之学，至于崇宋学的曾国藩追求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但他强调德性修养的义理之学是最重要的，提出“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8]总之，湖湘士人将个体的德性修身置于最重要的目标。
对于大多数理学家而言，血气与德性之间向来有一种紧张关系。主流的理学传统总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如元代理学家许衡认为：“古今人材，多是血气用事，故多偏；圣人纯是德性用事，便自能圆成不偏。”[9]这种将“德性”与“血气”对立起来的观念在理学家那里十分普遍，所谓“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也就是“德性”与“血气”的对立。但是，为什么推崇理学的湖湘士人能够违背这一理念，从而坚持并完成“血气”与“德性”的结合呢？除了前面所产的湘人的血气本来就具有刚、强、盛、直等先天自然条件之外，更重要是还有湖湘士人的后天文化条件。
[1]【清】方苞辑：《臣事君以忠》，《钦定隆万四书文》卷2，《钦定四书文》，《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55-229页。
[2]【清】黄宗羲：《管仲》，《明文海》卷100，《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58-231页。
[3]李若愚：《请复建文庙谥併録诸死节臣疏》，《湖广通志》卷92，《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534-407页。
[4]【明】刘宗周：《上论·公治长第五》，《论语学案》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202-43页。
[5]钱基源：《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谭其骧：《长水集·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2页。
[7]【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0，《劝学文》，《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78-452页。
[8]【清】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442页。
[9]【明】王樵：《尚书日记》卷9，《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059-2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