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兴以后，沿海高校纷纷内迁，开始流徙不定的非常态办学。广州中山大学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播迁，先经粤西罗定，复迁云南澄江。一九四0年八月，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中大启程回迁粤北乐昌县的坪石镇。至十二月，全体师生经过滇、黔、桂、湘数省安抵坪石，并于次年一月正式开课。
坪石地处乐昌县的西北角，北邻湖南宜章县，南通广东乳源县。粤汉铁路在镇圩西南四公里处经过，设坪石站，附近兼有武水航运，与战时省会韶关城水陆相通，交通甚为便利。当地宗祠、会馆、民宅被校方租作教室、宿舍，因师生人数众多而不敷使用，各院系只能在以镇圩为中心的方圆百里内分散办学。
中大之后，岭南大学农学院、培正中学、培道中学（联合设立培联中学）等广州学校也相继迁来，中大教授吴康又在此创立中华文法学院，使得坪石弦歌不辍，成为粤北著名的文化中心，与同处南岭的文化城桂林交相辉映。引人瞩目的是，抗战时期南岭的崇山峻岭之间，各地学校的学术交流密切，田野考察频繁进行，呈现出和平时期难得一见的“山中”文教兴旺的历史场景。一九四三年夏天陈寅恪从桂林坐火车穿行于南岭，冒险赴坪石讲学，生动诠释了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与丰富性。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已执教广西大学一年的著名史家陈寅恪，在学生李坚的陪同下抵达坪石中山大学。陈氏此行以文科研究所特约教授的身份讲学一周。历史系刊物《 现代史学》 报道当天盛况，“全所同学郊迎十里，亲赴车站迎接”。次日，研究所主任杨成志开会致欢迎词，其中有誉陈氏为“友机照明弹”句，感谢其长途跋涉，冒险来坪讲学。
其时研究院设在坪石镇圩。下属的文科研究所分为中国语言文学部和历史学部，共有专任教员七人，兼任两人。文学院在镇圩旁之铁岭，包括中文、外文、哲学、历史诸系，共有专任教师三十五人，助教十人。相较文学院，研究所的师资显得尤为薄弱。
一九四二年六月陈寅恪从香港抵达桂林，中大闻讯即聘其为研究院教授。七月一日，郑师许教授受杨成志委托，由研究所先行垫支四百元旅费，前往桂林邀请陈氏来坪任教。校方以“敦促新聘教授来校，尽可用函电商议，且事前未向校方报告”，并未发还垫支旅费。九日，院长崔载阳提出陈氏乃“国内著名学者，聘请不易”，特别为其申请旅费一千五百元，但校方以“经费奇绌，似难照办，且以前亦无付过是项费用”为由否决此议。杨成志、崔载阳等人深知陈寅恪来校任教的学术价值，尽力邀请，但校方恪守程序未能通融。其时陈氏患病，此次邀请终未成功。
九月，校方改聘陈氏为特约教授。主任杨成志以陈氏“学长文史，名蜚中外，为我国文史学家之威权者”，提出颇优厚的聘任条件，令其最终受聘。中山大学档案显示，聘期从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七月，校方每月致送讲学礼金四百八十元，陈氏每学期来所讲学一次，由积存礼金一次性致送讲学旅费两千四百元，余款四百八十元作为招待之用。陈寅恪本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下旬前来而未果，此次来坪将两次讲学并作一次。虽然不符当初的聘任条件，中大仍以两次经费的总和五千七百六十元接待陈氏，并将旅费先行汇至桂林。杨成志申请经费时强调：“此关系本大学延揽著名学者及尊师重道之举！”
七月一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这样介绍陈寅恪：“氏以专门研究南北朝史、隋唐史与以梵文比对汉译佛经，及精通十余种语言文学，蜚声中外，其专门著作因欲矫今日轻易刊书之弊，甚少刊行，仅出版《唐史概要》一书。其重要论文散见《清华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篇报道的认识相当到位。特别是提到《唐史概要》一书（初名《唐代政治史略稿》，出版时改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九四一年底大体方告完成，自序作于一九四二年七夕，初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刊于一九四三年五月，显示文科研究所方面对于陈氏研究动态相当了解。
其时文科研究所以杨成志为首，与钟敬文、容肇祖、岑麒祥等教授皆是偏向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或下层民俗、思想等方面，创办的《民俗》季刊颇有影响;朱谦之的“现代史学”派（包括陈啸江、陈安仁、董家遵等），注重现代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皆与陈寅恪的研究方向相距较远。
文科教师中，与陈氏有旧、渊源最深者，当数罗香林。罗氏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论文《客家源流考》得到陈的指导与肯定。随后升读清华研究院，兼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毕业后长期任教中山大学，随迁澄江，再返坪石。一九四二年一月以留职停薪的方式离开中大，至重庆讲学，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发起“中国史学会”。中大对陈寅恪动向之了解，似与罗香林有关。关于陈氏此次长途讲学，罗香林后来回忆：“陈师以迁在粤北的中山大学，坚约他前往演讲，乃由桂林搭火车，经衡阳至坪石，住了几日。”事后，中大的旧同事还告知罗氏：陈寅恪在演讲中提及推荐罗撰写《唐太宗传》之事，末说：“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照岳丈的说法呢？”说完便哈哈大笑。因为罗香林岳丈朱希祖坚信旧史官书所言，认为李唐皇室父系出自陇西李氏，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论证李唐皇室或是北魏李初古拔之后裔，或出自赵郡李氏“破落户”。两说相左而学界意见倾向于陈，如王育伊在《燕京学报》的书评指出，“此千余载史家未发之覆”。陈寅恪对于前辈朱氏的诘难心知肚明，却私交仍笃，罗香林身处其间并不为难。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陈流求笔记：“父亲曾冒轰炸的危险，到粤边坪石当时的中山大学临时校址短期讲课。”其时右眼失明、行动不便的陈寅恪接受中大研究院的礼聘，冒险行此次讲学之旅，原因耐人寻味，此须追溯其在广西大学的教研状况才能明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陈寅恪携妻女历尽艰险，从香港经广州湾抵达桂林。其本拟继续入川，至李庄史语所与傅斯年会合。然其抵桂以后两月卧病在床，困居旅社。尝作诗赋此境遇：“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梦过。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遂决定暫留广西大学一年，任教法商学院政治系，并请中英庚款会出资设一讲座，每周三小时，以补贴个人收入。
一直力劝陈氏迅速入川的傅斯年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这是囿于出身广西名门的陈夫人唐筼之故。傅在信中有言：“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处，恐嫂夫人在彼比较方便，但从远想去，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迟）来川为宜。”同时因陈氏未到李庄，傅斯年坚决反对核发其专任研究员薪水，不惜以去就相争，力主沿用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的办法：以专任研究员名义支取兼任研究员薪水。
其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张颐去信傅氏，请其允许陈氏离职史语所，让其过来主持研究所工作。傅氏特将致张颐回信抄与陈氏一观，其中有数言颇形突兀：“寅恪历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内地，而寅恪伦常甚笃，故去年几遭危险。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又谓：“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决不肯‘主持’也。”
傅与陈既是姻亲，又是同学兼同事，此事处置在人情上稍欠斟酌，不但向外人点破其猜测的夫人因素，而且有断绝陈氏去往高校之意。傅斯年稍后致信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说明此事经过，亦意识到此言不妥，“弟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也”。
陈氏回信虽然赞同傅之决定（此前已速将专任聘书寄还），对于不肯指导研究事亦未反驳;但却“声明”滞留桂林乃是出于己意而非唐筼，“内人前在港，极愿内渡;现在桂林，极欲入川。而弟却与之相反，取拖延主义，时时因此争辩”。
陈寅恪在信中强调拖延入川乃为生活所迫：“现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而弟月费仍在两千以上，并躬任薪水之劳，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尤工作之至轻者，诚不可奢泰。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仅以住所为例，陈氏任教广西大学一年，前半年居良丰山中的“雁山别墅”（陈氏命名）。陈美延后来回忆所谓“别墅”之简陋，有一次风雨来袭，竟将厨房的墙体吹倒，幸未伤人。后半岁迁入校内条件较好之“半山小筑”。多年以后，唐筼写下诗作《忆故乡二首》。第一首《忆良丰山居》：“日暖桂香穿涧树，夜深枫影上帘栊。山居乐事今成梦，欲再还山只梦中。”第二首《忆半山小筑》：“群鸡啄食竹篱下，稚女读书木榻前。此是雁山幽胜景，名园回首已风烟。”可见其时物质生活甚为艰苦，但唐筼身在故乡，精神上颇为放松，有益其心脏病之疗养。
对于陈寅恪而言，居住桂林最大的不便在于无书可读。桂林虽有战时文化城的美誉，但是广西大学缺少中古史研究可用之书。其致傅信有云：“弟在此无书可看，但翻阅四库珍本中宋（集部）耳，所以思入蜀。”其时四川岳池陈树棠的“朴园书藏”向大学师生和外来学者开放，林森、于右任、郭沫若、张澜等名流赋诗品题。陈氏亦有诗寄题：“沧海横流无处安，藏书世守事尤难。朴园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宝看。”透露出战时陈氏对于研究书籍的渴望之情。
正因为战时无书可读及自身藏书的散失，陈氏无法撰写窄而精的专题论文，而开始着手通论性的著作，先后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名著。陈氏经历了抗战五年的乱离岁月之后，对于指导与提携后学变得不遗余力。抗战前，陈氏闭门著书，不理外事，亦如傅斯年所言甚少指导后学。但是到达桂林以后，情况大不相同。罗尔纲其时作为中研院社科所的助理研究员，因工作关系在桂林旅馆暂住。陈氏看到住客牌便主动过访。陈氏逐篇评论其考证文章，从晚上七点半一直谈到十一点旅馆关门。罗尔纲事后“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陈美延亦注意到其父在山上散步时，如果遇到研究所的同事，“则会站着谈个不休”。这在战前的清华园，恐怕难以想象。若细心梳理陈氏的酬应文字，不难发现，为后学陈述、朱延丰、邓广铭、姚薇元、张荫麟写序跋或挽诗，均在桂林时期。失明、无书和战争，明显改变了陈寅恪待人接物的方式。
陈氏在广西大学一年合约期满之时前往坪石，除了履行特约教授的职责，恐怕还有考察中大环境，考虑能否安身之意。如果合适，则可免长途跋涉入川之苦。就书籍而言，文学院所藏中西图书、杂志数量达一万五千多册，虽不如史语所的十三万余册，但似优于广西大学“无书可看”。不过，中大教师在坪石的生活极为艰苦。容肇祖的教授工资每月三百六十元（一九四三年七月升至四百二十元），战后向乃师胡适诉苦，在粤北中大“敝衣鹑结，风雨敝庐，这样的又经历三年”。陈氏来坪固然可得优待，恐怕也是改善有限。更关键的是，坪石地处粤汉铁路入粤之要冲，日军若要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坪石肯定不能幸免。一九四四冬的豫湘桂战役导致中大再次迁徙四散，也印证了这一点。作为行动不便、挈家带口的长者，陈氏为安全考虑，入川可能才是长久之计。
陈寅恪此次讲学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为主题，原定在研究所演讲五次，分别为：一、《五胡问题》;二、《清谈问题》;三、《魏晋南北朝读书方法之一——合本子注》;四、《南朝民族与文化》;五、《宇文泰及唐朝种族问题》。张为纲时为中大语言学系讲师，兼文科研究所研究员，将前两场的讲座记录刊于报端（收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附录），名为《五胡问题及其他》与《清谈与清谈误国》，且附言云陈氏演讲只有两个专题。考虑到陈氏在坪石只是逗留一周，其中还有两天赴曲江，参观与唐代佛教极有关系的南华寺，很可能因为时间仓促，而将后三讲省略了。
抵坪之次日，陈寅恪首讲《五胡问题及其他》，内容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人的种族问题。《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报道：陈氏演讲“语气透辟，阐发无遗”。研究所诸教授、研究生为此开展讨论，“一时论学空气极为浓厚”。张为纲的听讲记录有一段相当重要，今引用如下：
羯人石姓，系以居石国得名。……羯人与欧罗巴人为同种，其语言亦属印欧语族，尤以数词与拉丁文近，仅“萬”字系自汉语借入，读若Tinan。此由汉语“萬”，古本为复辅音，如“躉”“邁”二字声母之别为“T”“M”，即系由此分化而成。今藏文“億”為Hman，“H”即“T”声变;俄语“萬”为Toman，则又自蒙古语间接输入者也。
这是从“萬”的古汉语、拉丁文、藏文、俄语和蒙古语等语言比较入手，证明羯人与欧罗巴人同种，其语言亦属印欧语族。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五年秋天周一良第一次往听陈氏课程，内容正是五胡的羯人，“论证羯族来源及石氏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谨严周密，步步深入，尤其涉及中亚各族问题，为我闻所未闻”。陈氏展现出的比较语言学之卓识令其折服。若比较万绳楠整理的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陈氏《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在羯人部分，却看不到利用多种语文论证民族异同的论述。或为陈氏主动略去不讲，也可能因为记录者缺乏语言学知识而漏记。坪石演讲的记录者张为纲专攻音韵训诂学，著有专书《古音探源》，具备相关学养，故能为我们留下重要证据，说明陈氏在四十年代初犹未完全放弃“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而将之作为辅助论证中古民族、文化问题之工具。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时，宣称自己于西北史地之学，“但开风气不为师”。借以告知并世友朋：“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義，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戏者。”揣测其真意，一方面婉拒评价朱著的学术水准，暗示因为十年前的师生缘分和选题而作序;另一方面，表明自己仍愿对西北史地做局外之观察，但不再专门从事相关的研究。
这一转向背后实有深远的学术思考。在西人东方学的推动下，西北史地的研究已进展到比较语言学的阶段，必须通晓梵、藏、突厥、回纥、拉丁等多种语言，才有可能进入一流研究者的行列。陈寅恪在语言工具上，在国内学者中固不作第二人想，但终不能较西人独擅胜场。而且陈氏已意识到“语文学”治史有其危险性，“许多碑文都是用藏文、回纥等文写的，如无专门的语言学造诣，不小心很易出错，用此类史料必须十分谨慎。本人‘愿开风气不为师’”（李涵一九四四年唐史课笔记）。因此其研究领域才会从四裔回归本部，投入“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陈寅恪在坪石的第二讲《清谈与清谈误国》，讨论魏晋时代“清谈”与政治的源流关系，论及“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等人之事例，内容大致不出一九四五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作于桂林，哈佛燕京学社在成都出版单行本）之范围。未曾演讲之第三题《魏晋南北朝读书方法之一——合本子注》，可从陈氏《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九四八年）窥知其主旨。所谓“合本子注”之法，正如裴松之所示：“凡承祚（陈寿）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又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而疑不能判者，则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裴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郦道元注《水经》，均用此法而成名著。第四题《南朝民族与文化》与第五题《宇文泰及唐朝种族问题》，应属隋唐史“两稿”的内容，兹不详论。可见陈氏对于授课讲学，准备颇为精心，所讲皆是研究有素或最新完成之研究，决不肯敷衍了事。
一周以后，陈寅恪结束在坪石的讲学活动返回桂林，八月踏上艰难的入川之路。其与中大的缘分，要等到一九五二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才重新接续，开始其在康乐园最后十八年的跌宕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