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殷周之际。20世纪30年代因为殷墟的发掘，知道商代晚期已进入文明时期；50年代因为郑州商城的发现，知道商代早期也已进入文明时期。从60年代起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发掘，把文明起源的时期提早到了夏代。夏鼐提出文明的起源还要早些，应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去寻找，现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文明起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从史前跨入文明的门坎。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大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文明化起步阶段，少数主要文化区出现了中心聚落。（二）公元前第四千年后期是普遍文明化时期，社会明显开始分化，中心聚落和贵族坟墓出现，牛河梁、大汶口、大地湾等是很好的例子。（三）到公元前第三千年的时期则已进入初级文明或原始文明。这时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部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专门制造特殊陶器、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等高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贫富分化加剧，战争频仍，出现了许多城堡和都城遗址，例如良渚、石家河、陶寺等便是。这很像是五帝时代天下万国的情形。（四）从夏代开始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商周则是古代文明的兴盛时期。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10000年开始的，一般可再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早期（约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亚的前陶新石器，但中国各遗址中都已有了少量的陶器。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成就可能是农业的发现，不过还没有成为重要的食物资源。当时的生业主要还是狩猎和采集经济。

中期（约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是原始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并已初步形成了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北方的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粟、黍等旱地农作物，单是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一处，便发现了成百的粮食窖穴，其中有大量粟和黍的朽灰，如果换算成新鲜粮食当在十万斤以上。南方的长江流域多种水稻，近年在浙江上山文化的多处遗址中都发现有稻壳痕迹，年代在8000年以前，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也发现了8000年前的稻谷。在湖北省的城背溪文化和湖南省的彭头山文化中，也都发现了稻谷遗迹，年代在7000年以前。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更发现了近9000年前的炭化稻米。到5000年左右以前，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和田螺遗址更发现了以十万斤计的稻谷遗存，并有大量的骨耜等农具。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较长时期定居的农村，从而为往后向文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晚期（约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和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这时农业聚落遗址分布的密度明显增加，规模也有所扩大。每一个聚落中往往有近百座房屋，按照凝聚式和向心式结构排列，体现集体的精神和平等的原则。这个时期还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墓，即在人死后先对尸体进行暂时处理，等肉体腐烂后再把骨骼收拾起来，同亲近的人一起埋葬。每座墓合葬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最多者可达一百余人。各墓的随葬品很少差别，而且也不强调个人所有，这显然也体现着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聚落内部还是在聚落之间，都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聚落内部，个别房子造得特别讲究，规模往往也比较大，而大多数房子仍是简易的窝棚。在多数聚落的规模并无显著变化的同时，少数聚落却发展得特别大，出土遗迹遗物的规格也比较高，说明它们已发展成为当时的中心聚落，是社会分化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墓葬的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数大墓开始设置木棺，有的在棺外还建一木椁，随葬品可多达100多件，质地也特别精良。而绝大多数小墓则无棺无椁，随葬品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贫富分化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

在辽宁省西部的凌源牛河梁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祀中心和贵族墓群。所谓祭祀中心包括“女神庙”、方形祭坛和圜丘等一大群建筑。所谓女神庙是一个半地穴式的房屋，现在仅清理表面的一部分堆积，就发现至少有五六个人体塑像和个别禽、兽的塑像。人体塑像有的和真人一样大，有的还要大两三倍。庙旁有用石头护坡、表面平整的巨大的长方形祭坛。这组建筑的前方数百米，在一处很显眼的山坡上，用石头砌成一个巨大的阶梯式圜丘，推测也是作祭祀用的。

贵族墓葬分布在祭祀遗迹的附近，有三十多处，每处一、二墓或四、五墓不等。每墓中心有石椁，随葬玉器等贵重物品。墓上垫土，四周砌石。有的砌两三层台阶，宛若祭坛。其外围还往往竖置一周筒形陶器。有的墓旁还有若干小墓，也有石椁，有的也随葬玉器。这些小墓的死者当是墓主人的随从或近侍。这样看来，牛河梁所反映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裂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贵族有自己单独的墓地，而且由于这个墓地同祭祀中心结合在一起，可见宗教也是由贵族所把持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由贵族组成的权力机构，这些贵族的地位是难以维持的。这样的社会，已经同过去那种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有所不同了，这是走向文明社会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一千年间，生产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除石器制作更加精良外，还能制造一些小件的铜器，种类有刀、削、锥、凿、斧、铃、齿环和指环等，在青海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小型的铜镜。这些铜器的质地不尽相同，有些是红铜作的，也有少数是砷青铜或黄铜做的，后二者可能与矿石成份较杂有关。由于铜器在当时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过去把这个阶段的文化遗存统统划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法就不尽合适了，有必要列为铜石并用时代，作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中间的一个过渡时代。又由于这个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诸文化，所以在考古学上又称为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除农业较过去有较大发展外，手工业的成就更为突出。一是铜器的制造已于前述。二是制陶业中普遍使用快轮，它需要有厚重的转盘以加大惯性，要有既稳固磨擦系数又小的转轴和轴承，还要有传动设备，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发明的第一种简单机械，从而大大提高了陶器的生产率。三是玉器制造向高精方向发展。当时已经广泛地用切割方法和管钻法加工玉材，然后用琢磨和抛光方法使其润滑光亮。有的学者甚至推测当时可能使用了先进的机械砣具。大部分玉器还用圆雕或半圆雕、浮雕、透雕和线刻等方法进行装饰，成为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玉器的种类已很复杂，有专用于宗教仪典的琮和璧，有象征军权的钺，有各种佩带的装饰品如发笄、耳坠、手镯、带钩和璜、管、珠等，还有很多穿缀在衣服或其它软质物件上的饰件。有些玉器是作为组装件或镶嵌物来使用的。例如一件玉钺的木柄头部要装玉龠，尾部要装玉镦，柄身还镶嵌许多排列成花纹的玉珠。有些漆盘、漆杯和漆壶上面也镶嵌很多玉珠或玉片。这些漆器显然也同玉器一样宝贵。当时还可能发展了丝绸业。因为早在郑州青台仰韶文化的瓮棺葬中就发现了用以包裹婴儿的丝织物。龙山时代的丝绸业应该有更大的发展。所有这些手工业的成就大部分是为贵族所垄断的，于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分化达到了何种程度。

这个时期在建筑业中也有巨大的进步。在一些房屋建筑中已经大量地使用土坯砌墙，用石灰涂抹墙壁和地面。夯筑技术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的房屋有夯土台基，有些坟山也用夯土筑成。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而各种类型的城堡确实就在这个时候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址大约有四十多处，分布于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四川和内蒙古等省区。如果以后加强考古调查，相信还会发现更多的城址。河南和山东境内现已发现10座城址，其中较大的如河南辉县孟庄和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面积都有20万平方米左右，较小的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则仅有3500平方米。但后者做得比较讲究，已发现有东、南、北三座城门，南门两边设有门卫房，门道的地面以下还设有通向城外的陶质排水管道。有的城周围设濠沟，有的则由人工修成高坡。湖北和湖南境内发现了6座城址，有的呈方形，有的近似圆形或椭圆形。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区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周围还有若干祭坛和贵族坟山，组成一个巨大的遗址群。内蒙古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多随山势用大石头砌筑城垣，这种山城往往座落在险要的地方，多数应是军事城堡，少数较大的山城里面也有数量不等的常住居民。

城的出现应当是战争经常化和激烈化的产物，这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加深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人们创造的许多财富为少数贵族所占有。他们贪多无厌，还要觊觎别人的财物，于是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掠夺性战争。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制作精致的石钺和石箭头，是军事活动激烈化的直接反映；各地还发现许多乱葬坑，坑中往往丢弃数具乃至十数具尸骨。有的身首异处，有的作挣扎状，有的骨骼上还带有射入的石箭头，显然也是战争激烈化的直接证明。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里人叫做国人。国有时也包括部分乡村，即所谓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做邦。传说黄帝时就有万国，尧舜的时候有万邦。大禹的时候也是“天下万国”。万者言其多也，并不一定就准是一万个国家。总之是一种小国林立的局面。以后因为相互征伐兼并，到商汤时只剩了三千余国，周武王灭商时会于盟津的还有八百诸侯。龙山时代据放射性炭素测定刚好早于夏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相合。所以我认为龙山时代可称为中国的古国时代，是真正的英雄时代。

把前面的意见归纳一下，就是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才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则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会。到了夏代，中国古代文明才基本形成。

摘自《中国文明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