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戏称为“郎监管”的郎咸平认为，在中国大陆经济转型、企业改制，即所谓“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被“盯上”或点名的改制企业的老总们，对郎先生极为恼火。响应这些老总们的舆论及一些学者更指责郎先生作为局外人本不该来“搅局”，他们说：郎咸平是股市的“毒药”，是“乱市英雄”。

如果，郎咸平的确是“局外人”，那我认为，反倒应当好好听听郎先生的意见。因为，“局外人”者即非利益冲突中的当事人，也非既得利益者，这样站在客观中立立场上的人的话，难道不该听一听吗？！

仔细听听看看郎先生有关大陆产权改革的评论，绝大部分是建设性的，实实在在，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仅依托中国实际情况，且有广阔国际视野，可为各国产权理论与实践所佐证。郎先生的两大观点值得关注：

其一，提出产权改革中的监管及监管主体问题。

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权力的监督制约。然而，中国产权改革中缺位的恰恰是监督。郎先生概括出了产权改革的两大特点，“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有人批评郎咸平认为国有资产的贱卖是缺乏常识，因为，产权交易只要是双方自愿，就是公平交易，也就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因此，不存在贱买贱卖问题。

郎咸平于是提出，国有资产并非国资委或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买卖双方交易的是别人的东西，唯独事主不在场！这是国企改革的最大问题，郎先生真是一针见血。

为什么中国的产权改革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为什么许多企业家被社会认为背负“原罪”？原因就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产权改革的范围越大，对社会公平感的损害就越大。而对社会公平感大规模的损害，必然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破坏社会和谐，酝酿社会冲突。

郎咸平提出，需要对于产权改革进行严格监管，而监管的主体必须重新建立和确认，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

其二，指出职业经理市场化是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出路。

受过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并长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做学术研究的郎咸平先生，纠正了多年来在大陆讹传已久的一些关于西方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若干严重误解。在这方面，郎先生的确没有给国内的一些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们留够面子。他常用“保姆”比喻来揭示目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颇受青睐的MBO(管理层收购)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打工仔”变“老板”，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改革，而从根本上无视产权，彻底践踏产权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出路在哪里？郎先生指出，要走出“国推民进”的误区和迷信。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不应继续在生产关系上打主意，应当抓紧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法制环境，培育职业经理人队伍，为国有企业提供有效而可靠的管理层，这才是中国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正途。

谁该倾听郎先生的意见呢？我以为至少应有两位重要听众不该缺席。

一是党政领导。近来党中央十分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搞好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各级党政领导执政能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表现。

二是企业家。现在有不少企业家对郎教授心存忌恨，认为郎教授成心捣乱，坏人好事。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请看看俄罗斯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尤科斯公司吧！俄罗斯的新富豪阶级，在短短10年内集中了俄罗斯大部分财产，其中七大家族在黄金时期控制了俄50%的财富。但是，俄罗斯人民、俄罗斯社会并不认同新富豪阶级的致富的正当性。结果，俄罗斯的七大寡头而今安在！

特别应当指出，俄罗斯的教训的重要启示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转轨之际，在产权改革当中，对应得财产的认同不仅取决于当事人，也还必须考虑社会接受和认同的程度。霍多尔科夫斯基当然认为他的财产都是合法所得，但当大多数人民的看法与之相反时，他便无奈地坐进了班房里。郎教授的眼光和言辞也许是犀利了一些，但切莫把郎教授仅仅看做一介狂生，他的看法的背后是社会的情绪。社会情绪在化为行动前，一般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它只能通过少数敏锐的头脑进行透视。所以，郎咸平的观点不应被忽视。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还记得这条古训，就请听听郎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