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几天后的10月2日，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钢琴家哈登夫妇，在对方祝贺中日关系正常化时，周总理说：“自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以来，中日关系不正常的时代整整延续了77年，到今年9月29日才结束。这其中也有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功劳，因为尼克松先来了，田中才跟着来。”周总理这番听起来风趣的笑谈，恰恰点到了美日同盟的本质。

纵观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史，正如周总理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和日本关系的大局走向，始终受制于中美关系。当下，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正是我们很难对2022年中日关系发展抱有乐观的重要原因所在。

那么，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做怎样的评价和估量呢？在此，我想以1965年北京“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为例，希望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1965年北京“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件盛事。遗憾的是，尽管很多当事人还健在，但迄今为止却鲜有研究提及。根据现有资料和当事人回忆，1965年，鉴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为增进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团结，中央决定进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1963年6月28日，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中日友好协会以“三团体”名义，邀请300名（后来扩大到5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时间定在1965年8月到9月中旬，为期一个月。500青年在中国国内的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还负担大约一半人的国际旅费。

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跟随美国反华的佐藤政府，以各种理由千方百计拒绝给参加活动的日本青年发护照。为此，在东京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连日开展了示威游行和静坐斗争，最后逼迫佐藤政府不得不退让，陆续给访华青年签发了护照，日本青年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战后日本政府第一次签发如此众多的访华护照。

中国高度重视此次活动，事前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盛大的友好联欢活动从北京开始，然后扩展到全国15个大中城市。联欢内容有文艺表演、体育友谊比赛、赴各地旅行、游览名胜古迹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两次接见了日本青年。8月26日，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郭沫若、刘宁一接见前来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的400多人。毛泽东说，看来，中日两国人民是一年比一年更加接近了，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我们两国人民结成了朋友，去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有把握了。11月25日，在廖承志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了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15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和其他日本朋友。毛泽东谈到：“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之前，总以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毛泽东特别肯定中日青年交流的意义，为中日青年交流定调。1966年，团中央开始筹备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邓小平特别指示，第二届大联欢不但要搞好，“规模要争取大于去年”。

这次接待日本青年访华活动，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影响巨大。陈光忠的纪录片《中日青年大联欢》和续集《团结就是力量》制作后，不仅在中国国内上映，在日本上映了五个月，观众达15万人之多。同时，邮电部门紧密配合，发行了一套五枚纪念邮票。据参加设计和制作的当事人讲，从发行邮票的枚数来看，这在不仅邮电部发行的涉外邮票中，而且在纪念邮票中都是少有的。事实上，高度评价“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是为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破局之举并不为过。

今天，面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回顾57年前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令人感慨良多。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和周恩来长期坚持“以经济促政治，以地方促中央”“官民并进，以民促官”的对日民间外交的努力，始终重视对日本青年的工作。

有人说，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算起，好好的一张牌，本是可以打下去的，50年过去了，硬是打不下去了，今天的中日关系给人恍如隔世之感。每年的“中日舆论调查”，中日两国民众的如此程度的相互不信任情绪令人担忧。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试想，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隔绝的情况下，中国都有能力扭转乾坤，争取日本青年，进而推动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那么，经过50年中日两国的交流理解，也一定应该有办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使两国关系得以改善，走向实质性的正常化之路。这也是我对今天中日关系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