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语虽出自圣人之口，但即坊间工匠亦人人俱知，人人践而行之。譬如某木匠，要施展“刮拉砍凿”的手艺，做一件家具，那就需要备好诸如刨锯斧錛之类的家伙，否则手艺便无从施展，家具自然也造不起来。于此而论，“利其器”者，其首要的意义在于要备好工具，选对家伙，定下方法。倘若用錛子去锯木头，或者用刨子去凿榫眼，那必定是不得要领，无法操作。此种理论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做木匠活之类的“体力活”是如此，做学问之类的“脑力活”似乎也不能例外。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譬如社会学，要想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要想去捕捉和把握纷纭复杂、变幻无常的现实社会生活，备好理论和概念工具，实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行准备步骤。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处于大变动之中的社会时，要准备何种有针对性的理论和概念工具，更是显得格外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早已为人熟知。在短短的20多年内，中国社会就从一个科尔内笔下的“短缺经济”体制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丰裕社会”,综合国力大为增强，而且还造就了大部分社会成员相对富裕的生活状况。所以将此种经济增长称为“经济奇迹”并不过分。但导致这个“经济奇迹”的“体制奇迹”，迄今为止却未必为人所深切体察：30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由此造就了这样一个奇特境遇：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并存共生、互为促进。两者的这种密切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从未出现过。由此出发，奠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上的整个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其实都受到了某种动摇，都在经受某种挑战。

“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的并存共生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东欧、中欧和俄国等其它转型社会的某些独具特征。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奇迹”却带来了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社会后果：人们原本以为市场经济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的那些社会范畴，例如公民社会或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等，竟然连一个都没有实现，现在看来也不会自动地实现。相反，它们全都变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查克里巴蒂断言：市场经济可以和甚至最为传统的社会安排共生时，他其实不仅道出了100年前加尔各答黄麻业工人的状况，也多少道出了100年后中国的现状。因此，中国的转型社会虽然身处现当代的时空条件下，但生发出来的竟然是最古典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塞兰尼（I. Szelanyi）将面对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当中国的社会学不得不面对由自己社会的制度转型而生产的“古典问题”的时候，它应当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就成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了。不用说，中国社会学在其恢复重建之初，得到了美国社会学界的巨大帮助，从那里学来了许多手艺，既包括理论，也包括方法。这些手艺使得从社会学以外的行当转进来、没有接受过社会学的科班训练的最初一代的从业人员，能够尝试着开展各种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在学科重建之初，这种学习固然必不可少，就是到了今天，这种学习也还远远没有完结。没有完结的原因不仅在于美国老师那边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式各样的新手艺，需要学习，所谓“学无止境”说的就是这番道理；而且还在于我们自己学艺不精。就是美国老师已经传授的那些手艺，我们也还没有牢记在胸，驾轻就熟地加以演练运用。比如，问卷调查的手艺，我们就还差得老远。所以，我们肯定还要接着学习，毫不放松。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按照菲金和韦拉（J. Feagin & H. Vera）的说法，美国社会学的那一套基于“工具实证主义”原则而发展起来的定量研究技术，源起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在那个时期，美国社会的社会框架也大体上趋于稳定。菲金和韦拉分析了“工具实证主义”产生的若干原因：先是罗伯特·帕克，而后是拉扎斯费尔德等对社会学提出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要求、美国政府在二战前后出于研究的需要而为社会学设置了大量的职位，还有各种公立和私人基金会对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财政支持。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应当说是美国社会的社会框架趋于大体稳定，社会上很少再出现大规模的冲突和运动，现有的社会安排逐步地凝固下来，完成了定型化的过程。稳定的社会框架为开展精致、细密的定量调查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换句话说，“工具实证主义”得以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时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允许对它进行非常“科学化”、“定量化”的测量和研究了。

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问题，我们对当今急剧变迁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进行立足于 “工具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细密科学测量，特别是基于“工具实证主义”的原则而提出研究问题，不能不心怀疑虑。在我看来，要把握大的社会框架的变动，定量的测量方法固然是一种方法，但肯定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不是最适合研究基本的社会安排、社会制度和群体结构都处于剧烈变迁之中的社会的研究方法。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还需要借助其它的理论和方法。在这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需要“抽象力”，而按照米尔斯的说法，则是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法国的社会学家柯尔库夫在介绍“新社会学”时，提出社会学总是在一系列的“成对概念”（paired concepts）的争论中进展的。本系一位唐姓学生在作业中提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就是这样的一对概念。在我看来，情况确实如此。自古典时期以降，社会学家们总是沿着将这对概念处理成“二律背反”的道路前进。一般来说，社会学总是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作用。当杜伊斯伯里说出那句名言：“经济学都是关于人们是如何选择的，而社会学都是关于人们是如何不能选择的”时候，他实在是一语道破了社会学总是强调从“社会结构”出发来看待人们的“社会行动”的基本学科特点。但与此同时，也有另一些社会学家在强调社会行动的主导作用，并且试图在此前提下沟通“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例如，沿着韦伯传统前进的社会学家，多半会强调“社会行动”的作用；而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家，则格外看重“实践”。

我在这里借助于柯尔库夫和唐姓学生的看法，提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这对概念，并非旨在单纯从理论上探索两者的关系，而是力图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突出“行动社会学”（Sociology of Action）及其特有方法对研究中国转型社会的意义。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时而突出“结构”，时而突出“行动”，似乎并非纯粹的理论偏好使然。一般说来，在社会框架稳定时期，社会学家努力发掘的多是“结构”对“行动”的支配和制约作用：探究貌似自由的行动背后存在隐秘的、深层的结构支配机制，发现制度和规范如何经由各种途径而被“内化”为人的行为动机。玛丽·道格拉斯所谓“制度是如何思维的”已将这条思路的基本特点陈述得淋漓尽致。不过，什么事都由例外，至少在两种情况下，社会学会转而强调“行动”的作用：第一，即使在社会框架基本稳定时期，当频频出现社会运动时，社会学家会强调“行动”的作用；第二，在社会转型期，当人们力求改变基本的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也不可能像其在稳定时期那样严格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社会生活秩序之际，这时，社会学会更多地看到“行动”的意义和作用。

因此，在我们这个大转型的时期，运用“行动社会学”的观点及其特有的方法来研究变动着的社会结构，特别突出地解释行动者的主动作用，应当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论及“行动社会学”，特别是欧陆传统的“行动社会学”，首推阿兰·图海纳的理论和方法。诚然，图海纳提出“行动社会学”，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目标直指所谓西方后工业主义的“程序社会”（programmed society）,在理论上则是针对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并且企图在这种批判中彰显“行动者的主体性”：在1950年代针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针对布迪厄的“结构再生产理论”。显然，系统地论说图海纳的整个理论和方法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这里只是挑选出我认为对研究转型社会最有意义的三个观点，加以简单的提示。这三个观点全都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

第一个观点是对“社会”的不同的理解。与帕森斯主义将“社会”理解成一系列规则、技术、功能和适应环境的反应方式不同，图海纳要求实现“从社会到社会行动”的过渡，并且把“社会行动”理解为“社会自身的某种历史质”（historicity）的体现。按照图海纳的界定：“‘历史质’即社会根据其文化模式，并且经由冲突和社会运动来构建其自身实践的能力”。图海纳由此恢复了曾经被结构主义消解为无的历史主体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个观点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不同理解。按照图海纳的观点，社会学家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外在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但是，如丢比和韦维尔卡所说，这种特殊的社会研究方法，即“‘社会学干预’（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方法，并不仅仅是一套收集数据的技术……不能与其理论基础分开……因为它是由关于社会行动、社会和社会学家的角色等一系列概念所保证的”。图海纳认定：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并非轻易可见，它们确实是被秩序和支配掩饰起来。社会学的主要问题，

就是使这些关系浮上表面，从而不再受到各种社会惯例范畴的摆弄。因此，这就预设了社会学家的积极干预。

通过积极的社会学干预，拨开覆盖在社会关系上面的支配和习俗，通过设法重建行动者所处的社会情景和社会关系，向行动者以及研究者展示这些关系的本相和实质，这就是社会学干预的意义所在。此外，图海纳还为社会学干预设定了四个基本原则，即（1）与社会运动本身建立面对面的直接接触；（2）超越意识形态话语；（3）将运动置放在一个情景中，通过与运动双方对话，突显所争夺的社会和文化目标（cultural stake）；以及（4）研究者的两种功能：激励者和秘书，其将对行动者的观察转化为社会行动理论范畴并脚还给行动者，以增强行动者的能力。

第三个观点是对“社会学知识”的不同理解。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理论，以及“行动社会学”特有的方法即“社会学干预”，彻底改变了社会学知识的性质。生产社会学的知识从此不再是社会学家的专利。在这里，社会学知识不是在社会学家的书斋里撰写出来的，而是在社会学家和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中生产的出来的。知识是两者共同的产品。

图海纳发展出“行动社会学”及“社会学干预”，本意是探讨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运动。但毫无疑问，对他的基本思路加以适当调适，就应能够运用于研究中国的转型社会。做出这个判断主要根据是：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而社会转型期意味着各种社会行动者透过自己的能动行动，改变社会的制度安排，重建基本的生活秩序。在这样的历史时段，行动者作为历史主体的巨大的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对于这种能动性，只有从“行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才能加以深刻体察和把握。

图海纳为“社会学干预”方法设计了一整套的程式。“开放会议”和“封闭会议”是两个基本的环节。在每一个干预过程中，这些会议都要举办多次。在这些会议上，社会行动者被邀请到场，并且就他们面对的社会问题及他们的基本诉求加以讨论。“封闭会议”主要是行动者自己的讨论，但有社会学家在场记录并导引讨论的进程。“开放会议”则引进了各种各样的“对话者”，并且就相关问题与行动者进行讨论。这些“对话者”都是行动者在其社会运动中所面对的人物。在我看来，干预的这个环节其实更为重要，这是一个在纯净形态下重建行动者的社会关系，并且导引行动者拨开意识形态迷雾，重新审视和反思这种社会关系的过程。在“开放会议”中，行动者经过讨论，经过一系列的认知活动，获得对这些关系的新的知识并且借以提升自己的行动能力。

自“社会学干预方法”创立25年以来，虽然依然遭到英语世界主流社会学的漠视，但在英语世界以外，它已经被相当广泛地运用于很多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之中。在我看来，重要的还不是图海纳设计的这一套程式，而是“社会学干预”方法所包含的那些基本的原则。

首先，它主张通过对行动者的积极干预来生产社会学知识，这一点已经获得许多社会学家的认同。例如，布洛维在阐述其“扩展的个案法”时就指出：社会关系只有在受到挤压时才会暴露出来。他主张：研究者进入和退出田野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干预”。在我看来，这就指出了社会学家在研究工作中，要完全避免干预、保持纯粹的客观主义立场或“工具实证主义”立场，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如把干预变成一个自觉和能够控制的研究手段，借助它去积极地获得社会生活的知识。其次，它把社会学知识从社会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明确表明社会学知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升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这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就此而论，社会学干预的方法与1920年代以前的“芝加哥学派”，与简尼·亚当斯和杜波伊斯这些现今已经被美国社会学遗忘了的人物的学术活动，与现在已经日渐式微的“行动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以及与当代“解放社会学”，都具有某种血缘关系。第三，由于它把社会行动者的地位提高到空前的程度，因此，特别适合于研究在基本的社会框架发生变动之际的人类社会，从行动者的角度去观察规范、安排、制度的变化和生成的过程。一句话，它可能更适合于转型社会的研究。最后，由于它拒绝“物化”研究对象，对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因此更适合对底层民众的研究。

我自己近年来所做的工作，就是尝试着将“行动社会学”及其“社会学干预”方法，运用于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我认为中国转型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在现当代时空条件下，生产出颇为古典的社会学问题，而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古典的问题。我试图通过接续“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传统来界定“社会”的意义，一方面接续波拉尼传统，从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关系中界定“能动社会”的产生，另一方面接续葛兰西传统，从与“国家”的关系中界定“公民社会”的产生。华北乡村箱包工业雇佣的农民工和都市运动成为我研究这两个领域的具体案例或入手点，而运用的方法则是“社会学干预”。我希望透过这个方法的使用，发现那些为主流社会学方法所难以发现的社会运作机制，从而丰富转型社会学的理论内涵。当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对图海纳版本的“社会学干预”方法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和改变，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