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4年生于燕京之旧家。初识字时，父母即授以四声之辨识。学龄时，又延姨母为师，课以四书。十岁以后即从伯父习作旧诗。然未尝学为词，而性颇好之，暇辄自取唐五代及北宋初期诸小令诵读，亦仿佛若有所得，而不能自言其好恶。年十一，以同等学力考入初中后，母亲为购得《词学小丛书》一部，始得读其中所附录之王国维《人间词话》，深感其见解精微，思想睿智，每一读之则心中常有戚戚之感。于是对词之爱好益深。间亦尝试写作，然以未习词之格律，但能写《浣溪沙》、《鹧鹅天》等与诗律相近之小令而已。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次年始从清河顾随(羡季）先生受读唐宋诗，继又旁听其词选诸课。羡季先生原毕业于北京大学之英文系，而幼承家学，对古典诗歌有深厚之素养，而尤长于词曲。讲课时出入于古今中外之名著与理论之间，旁征博引，意兴风发，论说入微，喻想丰富，予我启迪昭示极多。嘉莹每以习作之诗、词、曲呈先生批阅，先生辄对之奖勉备至。一日，拟取嘉莹习作之小令数阕交报刊发表，因问嘉莹亦有笔名或别号否?而嘉莹性情简率，素无别号。适方读佛书，见《楞严经》中鸟名迦陵者，云其仙音遍十方界，而“迦陵”与“嘉莹”之音，颇为相近，因取为笔名焉，是为第一次词作之发表。其后继有作品发表，无论为创作或论著，遂一直沿用此别号迄今，而与清代词人陈维崧之号“迦陵”者，固不相涉也。1945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当时北平之数所私立中学任教。1948年3月，赴南京结婚，是年秋，随外子职务之迁移转往台湾。其后一年，甫生一女，即遭遇忧患，除一直未断教学之工作，借以勉强糊口抚养幼婴之外，盖尝抛弃笔墨不事研读写作者，有数年之久。1953年，自台南转往台北，得旧日辅仁大学教师之介绍至台湾大学任教。1966年应聘赴美，曾先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及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1969年，应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至该校任亚洲研究系教授迄今。一生从事教学工作，虽在流离艰苦中，未尝间断，今日计之，盖已有三十八年之久矣。主要著作已刊行者，有《迦陵谈诗》、《迦陵谈词》、《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迦陵论词丛稿》等(前三种在台湾刊印，第四、第五种原在香港中华书局刊印，近已由国内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最后一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此外，尚有发表于国内外各大学学报之中英文论著多篇，又有《迦陵论诗丛稿》一种，现正由北京中华书局刊印中。至于诗词曲之创作，则旧日在家居求学时期，虽时有所作，而其后为生活所累，忧患之余，遂不复从事吟咏。直至七十年代后期，因多次返国，为故国乡情所动，始再从事诗词之创作，而不复为曲矣。部分诗词稿曾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其中刊印或有脱误，或有经编者因编排需要而加以改动者，均尚未加以整理。
平生论词，早年曾受王国维《人间词话》及顾羡季先生教学之影响，喜读五代及北宋之作，至于南宋诸家，则除辛弃疾一人外，对其他赏爱者甚少。其后因在各大学任教，讲授词选多年，识见及兴趣日益开拓，又因在国外任教之故，对西方之文学理论亦有所接触，于是对诗歌之评赏，遂逐渐形成一己之见解。对旧传统之词论，渐能识其要旨及短长之所在，且能以西方之思辨方法加以研析及说明。所写《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见《迦陵论词丛稿》）及《〈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见《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三章）诸文，皆可见出其对评词之理论方面所持之见解。至于从《温韦冯李四家词之风格》、《梦窗词之现代观》及《碧山词析论》诸文中(以上诸文皆见《迦陵论词丛稿》），则可以分别见出其对不同风格之作者，在评说时所采取之不同途径。要而言之，则其对词之看法，盖以为词与诗二者，既同属广义之诗歌，是以在性质上既有其相同之处，亦有其相异之点。若就其同者言之，则诗歌之创作首在其能有“情动于中”之一种感发之动机。此种感发既可以得之于“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大自然界之现象，亦可以得之于离合悲欢抚时感事的人事界之现象。既有此感发之动机以后，还须要具有一种能够将其“形之于言”的表达之能力，然后方能将其写之为诗，故“能感之”与“能写之”实当为诗与词之创作所同需具备之两种重要质素。然而诗人之处境不同，禀赋各异，其能感与能写之质素，自亦有千差万别之区分。故诗歌之评赏，便首须对此二种质素能做出精密正确之衡量。同是能感之，而其所感是否有深浅厚薄之不同；同是能写之，而其所写是否有优劣高下之轩轾。此实为诗与词之评赏所同需具备之两项衡量标准。是则诗与词无论就其创作之质素而言，或就其评赏之标准而言，二者在基本上固原有其相同之处也。然而诗与词又毕竟为两种不同之韵文体式，是以二者间遂又存在有许多相异之点。而造成此多种相异之点者，则主要由于形式之不同与性质之不同两种重要因素。先就形式之不同言之：词之篇幅短小，虽有长调，亦不能与诗中之五七言长古相比，而且每句之字数不同，音律亦曲折多变，故尔如诗中杜甫《北征》之质朴宏伟，白居易《长恨歌》之委曲详尽，便皆非词中之所能有。然而如词中冯延巳《鹊踏枝》之盘旋顿挫，秦观《八六子》之清丽芊眠，则又非诗之所能有矣。再就性质之不同言之，则诗在传统中一向便重视“言志”之用意，而词在文人诗客眼中，则不过为歌宴酒席之艳曲而已。是以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令，其内容所写皆不过为伤春怨别之情，闺阁园亭之景，以视诗中陶、谢、李、杜之情思襟抱，则自有所弗及矣。然而词之特色却正在于能以其幽微婉约之情景，予读者心魂深处一种窈眇难言之触动，而此种触动则可以引人生无穷之感发与联想，此实当为词之一大特质。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以“深美闳约”四字称美冯延巳之小词，又往往以丰美之联想说晏、欧诸家之词，便皆可视为自此种特质以读词之表现。然而此种特质，在作者而言，亦有得有不得也。是以作诗与说诗固重感发，而作词与说词之人则犹贵其能有善于感发之资质也。其后苏、辛二家出而词之意境一变，遂能以词之体式叙写志意，抒发襟怀，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此固为词之发展史上之一大盛事。盖五代北宋之小令，在当时士大夫之观感中，原不过为遣兴之歌曲，自苏、辛出而后能使词与诗在文学上获得同等之地位，意境既得以扩大，地位亦得以提高，此其丰功伟绩固有足资称述者在也。然而既以诗境入词，而词遂竟同于诗，则又安贵乎其有词也?是以苏、辛二人之佳作，皆不仅在其能以诗境入词而已，而尤在其既能以诗境入词，而又能具有词之特质，如此者乃为其真正佳处之所在也。夫诗之意境何?能写襟抱志意也。词之特质何?则善于感发也。是以杜甫在诗中之写其襟抱志意也，乃可以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之句，直写胸怀，古朴质拙，自足以感人肺腑，此原为五言古诗之一种特质。然而如以长短句之形式写为此种质拙之句，则不免有率露之讥矣。此盖由形式不同，故其风格亦不能尽同也。是以苏东坡之写其高远之怀，则以“琼楼玉宇”为言，写其幽人之抱，则以“缥缈孤鸿”为喻。至于辛稼轩之豪放健举，慷慨纵横，然而观其《水龙吟》词之“楚天千里清秋”，《沁园春》词之“叠嶂西驰，万马回旋”诸作，其满腔忠愤郁郁不平之气，乃全以鲜明之形象，情景之相生，及用辞遣句之盘郁顿挫表出之，无一语明涉时事，无一言直陈忠爱，而其感发动人之力则虽历千古而常新。后之人不明此理，而误以叫嚣为豪放，若此者既不足以知婉约，而又岂知所谓豪放哉!至于苏、辛而后，又有专以雕琢功力取胜者，如南宋后期诸家，此固亦为各种文学体式发展至晚期以后之自然现象。若欲论其优劣，则如果以词之特质言之，固仍当以其中感发之质素之深浅厚薄为衡量之标准。梦窗、碧山纵不免晦涩沉滞之讥，然而有足观者，便因此二家之作品，仍并皆蕴含有深远幽微之感发之质素。至若草窗、玉田诸人，则纵使极力求工，而其感发之力则未免有所不足矣。昔周济在其《宋四家词选序论》中，即曾云：“草窗镂冰刻楮，精妙绝伦，但立意不高，取径不远，当与玉田抗行，未可方驾王、吴也。”所论实深为有见。而其所谓“立意不高，取径不远”者，固当正由于其“能感之”之质素既有所不足，“能写之”之质素亦有所不足，是以既不能具有感发之力，亦不能传达感发之力故也。平生论词之见约略如此，至其详说，则有《迦陵论词丛稿》诸书可供参考焉。
至于对词之写作，则少年时虽往往触物兴感，时有尝试，然未尝专力为之。其后又饱经忧患，绝笔不事吟咏者有多年之久。近岁以来，虽因故国乡情之感，重拾吟笔，而功力荒疏，纵有感发之真，而殊乏琢炼之巧。前岁返国，与旧日同门诸友，在京聚首，回思昔年在沦陷区中从羡季先生读词之日，羡季先生往往写为寓兴深微之作，以寄托其国家民族之悲慨。而今则国家重振，百业方兴，欣喜之余，曾写有绝句一首，云：“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历尽艰辛愁句在，老来思咏中兴篇。”故近年之词，每多关怀家国之作，此则平生为词之大略经过也。友人或有询其论词之作中曾对梦窗、碧山二家剖析精微，而所自作诸词则与二家殊不相类，其故何在?此或者一则由于生性简单与二家繁丽精工之词风不甚相近，再则亦由于时代不同，不须更以隐晦之笔写凄楚之音之故欤?
又昔日所写论词之作，往往多为单篇独立之论说，虽在理论方面亦曾逐渐形成一系统之概念，然而所说诸家之词，则并未尝有意做系统之安排也。自1982年返国在四川大学讲授唐宋词选，猥蒙前辈学者缪钺教授之知赏，相约共同撰述论词之专著《灵谿词说》，以七言绝句撮述要旨而附以散文之说明，喜其体制有简便灵活之妙用，遂商定共同合作，拟以此种体制对历代之词人、词作及词论，做较具系统之介绍。其中由嘉莹撰写之部分，已写得温、韦、冯、南唐二主及北宋初期之大晏与欧阳诸家，曾在《四川大学学报》先后发表，现仍在继续撰写中。至于关于撰写《灵谿词说》之动机、体例之详细说明，对于论词绝句、词话、词论诸体长短得失之衡量评述，以及此书所以取名“灵谿”之故，所有此一切，均详于拙稿《灵谿词说前言》中，亦将在《四川大学学报》中发表焉。
本文刊发于《江海学刊》198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