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竞争”这个词，中国官方是不承认的。因为其是学术的概念，所以我们会提到。因为中国力量的发展，导致中美力量差距缩小，但中美竞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关于中美竞争有很多解读，诸如“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等。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很多的论断，恐怕太过于简化历史。无论是跟历史上其他大国竞争，还是跟以前的中美竞争相比，今天中美竞争的特殊性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至少有五个方面。
一、海空是主要的竞技场
海洋是中美大国竞争的主要地域，这有别于历史上大多数大国竞争的案例。中美核能力及规模均相距甚远，中国不是美国在核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中美没有陆地接壤，美国军队尚没有部署到中国边境地区，故双方在陆上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很小。而唯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中美两军力量对比正在急剧变化，有可能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因而成为竞争的焦点。相比于以往的大国关系，今天中美间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主要集中在海上、陆上，而在核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安全的。
海上的竞争通常是不稳定的，因为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也没有固定界限的限制。海空平台都是移动的，这无形中增大了竞争的范围，并使得竞争态势更为复杂。就攻防平衡而言，海军平台有着先天的弹性，区分某一平台和武器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是相当困难的。一国发展海军和海权，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在对手看来都是扩张性的行为。这一方面会增强自身的威慑力，但同时也刺激了更多的冲突。尽管强大的防御力量通常被视为最有效的威慑，海权却是一种矛盾性的平衡，即在有效应对战争威胁的同时，也增加了摩擦与冲突的风险。
二、能力和利益的非对称与不对等
冷战末期，美国和苏联无论是在常规方面还是核领域，基本旗鼓相当。虽然中国近些年军事现代化成就显著且还将继续发展，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军事关系依然是不对称的，美国保有明显的优势。美军的武器、训练和体系能力依然远远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彼此缺乏可信的威慑，这种不对称性会导致不稳定性。另外，美苏的争夺主要集中在东欧和亚非拉等中间地带，除了核威慑外，一方通常不会直接威胁另一方的主权与安全。美苏（俄）之间并没有一方感到自己已取得的势力成果正在被“夺走”或一方认为本属于自己的就应该“收回”。而在中美博弈中，竞争主要局限于中国周边。中方处于明显的战略劣势，美国深深地介入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和海洋权益。而中国基本不具备在美国本土周边投射军力和军事介入美国事务的能力。而且，与冷战时期美苏能大体接受在欧洲的力量平衡不同，今天中美尚无法承认对方在包括东海、南海和台海在内的东亚海域内的优势地位和力量存在。
三、博弈环境的高度透明化
很长一段时期，互动的保密性和决策的集中性是中美关系得已转圜并发展的重要保证，但这个条件越来越成问题。一方面，美国国内参与和影响决策的主体越来越多，杂音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激化的背景下，对华强硬在美国已经是“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客观来看，中美危机管理博弈的战略环境和战术环境都变得越来越透明，这都会掣肘两国的危机决策。
首先是战略环境的透明。大众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极大影响了各国的决策。以往的大国军事博弈基本局限在两国的高层和专业的统帅机关，他们垄断了情况和信息。在军队内部，绝大部分人也只是依令行事。当今世界，开源数据丰富，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高度发达，大众对军事装备、行动和摩擦事件的关注度相当高，军事博弈很难保密，基本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处理突发事件或军事危机往往需要“静悄悄外交”，历史上大多数重大危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才得到了较好解决。然而，在当今的世界，这已经几乎不可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透明化带来的困境会更趋严重。20年前的中美撞机事件，如果发生在2021年，即便在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得到那样的解决。因为战略环境的透明会使得事件的解决更加棘手。
其次是战术环境的透明。在现场的对峙或对抗中，由于全天候和全方位的预警、监视和侦察（ISR）的发展，战场态势往往一目了然。这会加大“零和博弈”的困境，因为谁也不想成为胆小鬼或主动退让的一方。在中美间的海上摩擦与对抗中，由于双方都有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这种困境更为明显。
四、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
中美有着迥然不同的地缘环境、历史经历和国家制度，在运用和使用武力方面有着非常大的文化差异。以往的大国竞争中，各方间当然也存在战略文化差异，但鲜有中美间这样大的差距。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实行的是进攻性的国防政策，防线推至包括中国周边的广袤全球；而中国仍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战略重心集中在本土及其周边。这种差异导致他们在危机中的关注重点显著不同。美国最看重影响力，而中国的核心关切是领土主权。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比较了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等传统大国在危机中的行为差异，有相似的结论，即中国对领土主权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美俄等国。他给出的解释是，中国是新独立的国家，且在近代有着百年屈辱历史，有着特殊的政治合法性焦虑和民族主义。
中国文化以和为贵，历来谨慎使用武力，事实上不太习惯于威慑和对等反应。当危机发生后，中方多以外交攻势为主，谴责、抗议和讲道理，除非局面已无可挽回，否则避免使用武力。由于外交表态缺乏相应的行动支撑，外界往往会误认为中方的立场和底线是不明确的，因此就有升级事态的冲动。在冲突、危机爆发之前，中方不善于采取预防性措施积极应对。而当冲突、危机爆发之后，为了避免继续遭受损失，反应多有过激，这种过激的行为又被外界负面解读为好战、扩张等。而美国使用武力的门槛则较低，自独立建国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冷战后，美国精英圈子普遍支持使用武力，在维持秩序、推进民主等口号下，武力的使用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中国强调“稳定”和“大局观”的文化也决定了在危机没有彻底摊牌或爆发成全面战争前，中国通常会保持克制。强调“稳定”意味着中国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克制偏好。大局观则意味着危机中包括一线部队的各个层级，在考虑局部得失的同时，也得服从国家的整体外交和国防大局。而美国习惯于针对具体问题，用利益交换的方式，寻求军事上、法理上或技术上的解决。中国非常强调正义或责任的划定。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反应是厘清事件发生的是非曲直而非管控危机本身。出于责任区分和国家尊严的考虑，中国有时候更重视象征性姿态，比如道歉。美国则习惯于从博弈的视角以施压与妥协并用的手段来管理危机，更关注事件本身，其往往从工具层面考虑问题，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即如何塑造对己更有利的现场、外交和舆论态势，如何利用事件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双方在战略文化方面唯一的共同点，是缺乏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习惯，而这反而可能会构成危机管理的重大障碍。在古代的很长时期内，中国往往居于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近现代，中国往往作为一个弱国或大国在世界存在，鲜有作为一个强国与其他强国共处的经验。而美国已经对其世界的主导地位习以为常，带有先天的傲慢和美国例外主义。正如基辛格所言，“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参与过均势体系”，通过均势来促进国家利益“一直是美国人不能接受的”。
五、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
军事技术的发展往往是推动或左右军事竞争态势的重要因素，攻防平衡理论甚至认为，军事技术是影响战略稳定性的最重要的系统性变量。进攻与防御哪个更占优势首先是由当时的技术形态决定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平台机动性的创新更有利于进攻，而火力的创新则更有利于防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海战。但从那时起，许多技术发展起来———核潜艇、防空系统、隐身、垂发反舰导弹———还没有在连续的战斗中进行测试。最近的一些创新诸如网络武器、反卫星武器、高超音速导弹、远程反舰弹道导弹、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更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今天的海上军事体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陆、海、空、天、网等域与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海上的军事竞争已经是全要素、全军兵种的对抗。历史上，人类第一次出现了真正全域的军事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准确衡量自己和对手的能力变得愈发困难。这也意味着军备控制很难操作，信任措施很难建立。
无人系统和智能武器的应用还会削弱武力使用的政治和道德限制，从而降低冲突或战争的门槛。此外，智能武器还可能因算法紊乱或电磁干扰，出现误判或误操作的情况。例如，网络攻击能力的持续发展增加了意外升级的风险，可能会升级到核级别，这使得美中军事关系的恶化和亚太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更加令人担忧。在20世纪80年代，美军针对苏联酝酿海洋战略之时，内在的假定是，冲突在核门槛以下，双方都没有动机使用核武器。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很难有信心认为不会升级到核冲突。
总之，一些媒体与很多战略家的判断都有很大的问题，过于简化历史。如今的中美竞争，历史上可能找不到类似的情景，也找不到可以借鉴的类似经验。但不是说所有的经验都没有用，至少我们要看到特殊性，所以对很多判断我们要谨慎一些，包括冷战。冷战是什么概念？冷战是美苏领导下的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部门全面的集团对抗。今天怎么可能冷战了？今天显然不是冷战。但是未必说，不是冷战就会比冷战更好。今天中美的竞争，因为上述至少五个方面的因素，在历史上非常特殊，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非常强。美苏两国当年基本上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双方就已经稳定了，双方基本上大概知道对方的底线，而今天中美还在处于不断的战略试探阶段。所以这个阶段风险是比较高的。而海洋的竞争，没有前线后方，一般不太可能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今天来讲，依然是如此。对大国来讲，海上不决生死，所以大规模升级的可能性比较小，相对来讲比较小。所以未来中美竞争有两个趋势可能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是中美的竞争会继续加剧。第二个趋势就是尽管如此，双方依然在大规模战争门槛之下，这种状态大概率还是可以保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