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世纪至2000年前后，单极主导和霸权更替曾是海上格局的主要样态，而这种样态是否会延续已成为当前最重大的海上战略问题。研究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国际规范的变迁对于海上格局的演变有着决定性作用，在2000年之前，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国际规范，总体上都更有利于海上权力的集中而非分散；而进入21世纪，这种趋势被逆转，军事技术、国际规范正在改变传统的海上格局样态，世界各大国的海上权力都在受到不同程度地推回、制衡或稀释。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海上多极”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这一变局下，海上主导国和崛起国都需要超越传统的权力范式，进行相应的战略调适和政策调整。
关键词：海上格局 霸权更替 均势制衡 军事技术 国际规范
作者胡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北京1008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P78—P98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海上格局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尽管美国的海上军事优势仍然明显，但这种优势被认为正在遭受诸多挑战。美军开始频繁强调“重返制海”和大国竞争， 美国乃至西方战略界也越来越多地谈及“海上多极”。2020年第4期的《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就海上竞争与国际格局的关系进行集中讨论，强调以往的安全理论多是源自陆上或核领域的研究，缺乏海洋视角，不能很好地用于解释和预测海上大国竞争。但相关文章主要局限于陆海差异及新技术条件下对竞争的影响，未对当前的海上格局形态演变做深入探讨。实际上，除了传统的陆海竞争差异，由于技术和时代的变迁，21世纪海上格局变化趋势与以往的霸权更替已有较大不同。本文拟在系统分析历史上海上格局演变进程和规律的前提下，厘清影响海上格局演变的根本动因，从而研判未来海上格局演变的趋势。
海上格局演变的逻辑及周期
（一）国际格局与海上格局
国际结构（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即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或能力分配，权力是集中于一个大国，还是分散在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国际格局是一个含义模糊或混杂的概念，与英语文献中的国际结构通常并非同指。“中国学者所创造的国际格局概念内涵比较混杂，可分为四个方面: 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基本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涵盖能力分配和战略关系，以及更偏重于国际秩序的含义等。”“极”是国际结构或国际格局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数目直接决定了格局演变的样态：单极、两极还是多极。然而，在现实中，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或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国家的实力都是综合且动态的，需要诸如经济规模、国防预算和科技水平等一系列指标去测量，且不同指标的权重变化又会产生无数种组合。尽管如此，国际格局仍不失为一种粗略但有效的分析框架。本文的国际格局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主要考察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态势。海上格局指主要海洋强国间的海上力量对比状况，可视为整体国际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两者的方向和演进逻辑并非完全一致，时常会出现偏差。因为16世纪以来，海上长期处于次等战略方向，国际格局主要由欧亚大陆的博弈情况来确定，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海上方向也处于从属地位。
1500年至200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海上格局基本上是一个单极的霸权体系而非均势体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海洋霸主，特别是英国称霸海洋长达两个世纪，而基于海洋的外部制衡/联盟制衡是十分稀缺的。根据长周期理论模型的数据及测算，这些主导海权国的海上能力占据了当时全球能力的40%以上。面对这些海权主导国家，不仅其他海上强国的联合制衡是稀缺的，单个海洋强国的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也明显不足。其间，海上行动多是作为陆战的支援或辅助，其本身并不足以决定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走向。英国与荷兰在17世纪爆发的三场为了海权、基本由海战组成的战争（1652—1654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算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两个国家主要为了海权而彼此竞争，历史上只有过这一次”。海上霸权兴衰主要是各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及欧洲大陆权力博弈的间接产物，而非因为海权争夺或海上制衡。
不仅仅是欧洲的经验，当国际体系扩展至整个世界后，海上的制衡和均势依旧稀缺。18世纪开始，英国再次确立了海上霸权。其间，拿破仑战争曾经给英国海上主导地位构成了最为严峻的挑战，但拿破仑的主要目的也是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重点不是要与英国在海上决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军竞争对于英德关系的恶化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种竞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影响却较为有限。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英国海上霸权衰落和美国海权崛起之际，曾有一个短暂的多极世界，英、美、法、日等海权国家并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海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上力量，虽然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海上主导地位也曾构成了较为严峻的挑战，但海洋竞争并不是美苏争霸的战略重点，而仅仅是侧翼，双方最为关心的是东欧的陆上战略态势以及核优势。
16世纪以来的500年间，都是海上主导国家兴衰更替的历史，单极格局拥有着绝对优势。需要补充的是，在16世纪以前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在古代，曾经出现过雅典、迦太基、威尼斯、中华帝国等区域性海上强权，但由于技术的限制，并没有全球性的海洋国家。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大航海时代之时，其面临的或是奥斯曼土耳其和大明王朝这样的区域性帝国，或是处于碎片化的前现代权力。毫无疑问，16世纪以前，因为各区域间互动的不充分，因此不存在全球性的海上格局，海上世界处于各区域势力的割据状态。
（二）海上单极格局长期维系的主要动因
与国际格局类似，主要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一直被认为是决定海上格局的直接变量，尽管不同的学者或不同的理论流派对力量对比的评估指标和方法有所不同。关于海洋强国崛起和如何成为海权强国，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等海权理论家列举了各类要素。历史学家和世界体系论者，从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等方面解释近代以来海洋国家和海权兴起的原因。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会周期性地出现，霸权国通常会建立一套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行为规范来管理体系，权力的集中而非分散会带来体系的稳定，而体系中的大战通常是因为霸权的挑战者与霸权国之间展开的霸权更替战争。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世界体系和年鉴学派学者倾向于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视角探寻国家兴衰。问题是，战略选择、民族性格、先天地理禀赋、国家政府汲取及应用资源的能力等单元型因素虽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能而另一个国家不能海上崛起，却无法解释为何海上单极格局能长期持续。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海上制衡不足的问题。关于海上制衡不足的解释目前主要聚焦地理因素，即海洋与大陆的不同以及海洋对权力的阻隔。相比陆上制衡，海上制衡的能力门槛更高，大多数国家不具备发展强大海上力量并向海上霸主发起挑战或直接交锋的能力；而且，同等情况下，被海洋隔开的大国对彼此的恐惧要弱于陆地相邻的大国。除了地理因素，也有学者提到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的影响，但相关研究重点是从国际竞争或海洋秩序 的角度进行分析，鲜有论述直接触及它们对于海上制衡的影响。
有关地缘或距离因素的解释很丰富，但它们基本上是恒量，仍需要通过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起作用。因此，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对于海洋霸权/海上制衡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方式需要进行更全面系统的探讨。
1.军事技术
军事技术是直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包括各种武器装备及其研制、使用和维修保养技术等，它与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往往优先运用于军事，并引起军事技术的变革；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动力、船舶制造和载荷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对于海上力量的发展最为重要。
对于海洋霸权和海上制衡而言，军事技术对海洋霸权和海上制衡的意义首先在于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全球的海洋霸权成为可能。1500年前后，三桅船的出现、用于航海的四分仪和罗盘的普及，直接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随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美洲，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并踏入亚洲，全球贸易和全球体系开始形成。由于海军组织、造船业和重炮设计的进步，西欧人得以将哥伦布、达·伽马及其他同时代人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加以巩固和扩大。之后爆发的工业革命，极大改善了海上力量的投送半径和打击能力。在欧洲扩张的几个世纪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导航工具也日趋复杂和精密，而这些技术条件都是欧洲国家在全球探险和竞争的基础。军事技术既削弱了海洋的阻隔作用，也使得大国在生产、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比较优势能够投射到整个世界。
其次，技术的进步更有利于海上进攻而非防御或制衡。在远程轰炸机和导弹技术未得到大规模运用之前，远程机动和打击是海上力量的专利，舰船动力和火炮的不断进步，放大了海上力量的进攻性优势。技术进步的倍增效应，使得海上的强者更强，技术越发达，单极的优势就越明显。英国作为资源禀赋并不占优的岛国，凭借其在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和军事技术创新中的引领地位，在海上长期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倒性优势。与陆军作战不同，无论奉行何种战略的海军，最终都需要通过进攻来达到目的，海上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也没有固定的阵地可以依托。这就是为何强调进攻的“纳尔逊传统”在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海上战略界被奉为圭臬。在20世纪及以前，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在面对海洋霸权时，相对弱小的海上力量几乎很难抵御也无处可遁。
军事技术发展也推动着海上进攻效率的极大提升。在风帆时代，水手们大多死于疾病、感染或者营养不良而非与敌国交战，因此主导国家的优势并不明显。在1652—1815年间发生的10次主要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共损失了1452艘战舰，但其中超过一半的损失都是由于海难造成的。到了蒸汽与钢铁时代，情况则发生了巨变，军事技术放大了领先国家的优势。在二战期间，81%的战舰损失都是因为遭到了敌舰攻击而沉没。与陆上技术进步对进攻和防御的双向影响不同，很长一段时期内，海上军事技术的发展都更有利于进攻。加之海洋的联通性，这种技术形势极大便利了以“舰队决战”的方式夺取或维系制海权。
2.国际规范
国际规范是国际层次上的规则集合体，规定着国际交往的范围和限度，它包括有形的国际规则或国际制度，也包括无形的如国际关系的核心价值。国际规范的发展对国际格局的走向发挥间接性影响或作用。海洋无法被占领，海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规则的博弈。海洋体系与陆上体系不同，海洋霸权对海洋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关键通道和关键规则的控制，而非物理意义上的直接掌控。海洋体系和海洋秩序带有很强的“公域”色彩。海洋霸权国家通常也会为整个世界提供具化为原则、规则、规范和程序等的安全和经济的公共产品，虽然这往往是它们追求自身权力的附属品，但是机制化的公共产品在建立后具有自主性。对于其他海洋国家而言，它们或多或少能从海洋霸权国家建立或主导的开放体系中获益，当这个海洋霸主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时，这种公共产品更是不可或缺。国际规范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它的建立或塑造离不开实力的支撑，其一旦形成，就会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方面，核心国际规范的演进对海洋霸权国家的国力和互动烈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16世纪以来的500年间，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酝酿及形成是国际规范和制度方面发生的最大变革。15世纪是欧洲国家体系的重大转折点，西欧同时走向了主权国家和殖民帝国的道路，两者嵌套之下，开启了世界的海权时代。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民族国家体系，从制度和规范层面改变了国家的形态，从而极大提升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对格局演变的最直接影响是，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剧烈。在1945年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民族国家体系主要是存在于西方列强之间的体系，而其他地区大多处于欧洲殖民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使得西欧主权国家面对世界其他形态的国家时，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国家制度方面都有“降维打击”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以及处于“大陆岛”的美国，其成就和维系霸权的要诀有两点：一是维系欧洲乃至欧亚大陆的均势，防止出现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保持全球的海上优势地位。面对这些海上霸权，欧洲大陆国家因为陆上防务压力过大通常无暇实施持续的海上制衡；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因为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滞后而无力进行制衡。当然，这种情况在二战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民族国家体系扩展到全球，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印度等大国崛起，民族国家体系又逐渐成为制约海洋霸权的主要国际安排。
另一方面，主要海洋规范的发展长期有利于单极格局的维系。除了民族国家体系，海上单极霸权得以存在的另一大规范基础即是海洋自由。随着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人们对海洋空间的认识不断深入。早期，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英国，实际上都有将海洋变成如陆地那样封闭区域的冲动。1493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调停下，以教皇子午线划分了全球势力范围。1604 年，为了回应荷兰和西班牙在英格兰沿海的袭扰，英王詹姆士一世就曾提出“皇家领地”这一概念，试图占有相关海域；为此，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还于 1618年抛出了《海洋封闭论》，为英国君主占有英伦三岛周围海域的权利进行辩护。
1609年，荷兰学者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出版《海洋自由论》，提出“公海自由”，认为海洋应向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人民开放。此后，围绕海洋是封闭还是自由的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而随着英国取得了世界海上主导优势之后，其对海洋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成为海洋自由特别是贸易自由的拥趸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走向海洋，打的也是“海洋自由”的旗号。直至二战结束，海洋自由原则基本上主导了全球海洋秩序，沿海国仅有 3 海里领海带有主权性质。但即便是领海，他国也有通行的自由，与陆上的主权仍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国家间能力的巨大差异和不平衡，海洋自由先天对大国和强国有利。虽然这套海洋自由的规则是海洋霸权倡导的，但其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惯性，较“海洋主权”或“海洋封闭”论更符合海洋政治的特点，也更有利于强国维系海洋霸权或海上主导地位。
（三）海上格局的历史演变
上述研究表明，就体系层次来看，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确实是决定海上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当然，任何海上格局都带有当时的时空特点，同样的单极主导，英国治下的世界与美国霸权下的稳定也有不同。然而，就海上格局而言，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16世纪前的区域格局阶段、1500—2000年的单极主导阶段，以及正在进入的一个多极格局阶段（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规范的发展通常是需要漫长时间酝酿的。如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反介入技术虽然在20世纪都已较为普遍，但直到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它们才对海上战略竞争产生了战略性和颠覆性影响。另外，只有产生同向趋势的技术和规范叠加，才可能对海上格局造成根本性影响。由于不同的技术、不同的国际规范，它们的发展进度不一样，因此，单一技术的进步或规范的发展尚不足以改变大势，还需要时间与其他技术及规范进行聚合或叠加。如核武器及核威慑虽然出现在20世纪中叶，但在其他技术或规范进展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它对当时的海上格局并未有结构性影响。
此外，海上格局演变中渐变与突变并存，不同格局的时间段划分也绝非精确。如上图所示，21世纪的巨变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开始酝酿，1500年前后出现的世界体系和海上单极格局，至少发端于中世纪末期。因而，新的格局在形成后的相当长时期内都不具有典型性，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趋于成熟。例如，在1500—2000年的500年间，葡萄牙及荷兰主导的单极就远不如18、19世纪英国主导的霸权体系那么典型。同样，在新的技术和规范趋势的影响和制约下，尽管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的硬实力在全球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却无法达到当年英国在全球的海上地位。事实上，自20世纪海上单极的权力呈现下降趋势。
21世纪以来的海洋战略环境变化
自20世纪中期始，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就出现了一些不支持单极海上格局维系的迹象，进入21世纪，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显著。
（一）军事技术因素
二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对海上战略竞争产生了一些方向性影响，如核武器与核威慑、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等。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和基因技术等）尚在酝酿之中，未来影响尚不明确。不过，通常而言，平台、系统、武器和传感器相关技术带来的改变是缓慢和渐进的，而信息技术引发的改变，则经常是革命性的。目前来看，至少有三类颠覆性技术或平台正在改变或将改变海上力量发展和海上博弈的形态。
1.核武器与核威慑
核武器无疑是20世纪最具颠覆性的军事装备，对二战后的国际安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核武器及核威慑的存在，迫使美苏在冷战时期数次避免了直接军事冲突。因为核武器一旦被使用，其产生的快速和综合破坏力，会使得战争的意义变得模糊。基于决策者理性的假设，大国间的核威慑降低了它们之间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之所以没有相互攻击对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遭到核报复或相互确保摧毁的威胁，用肯尼思·华尔兹的话说，“那些爱好和平的人应该喜欢核武器”。虽然核威慑在制止侵略和战争方面缺乏实证的检验，但因为核武器及核威慑的存在，核大国之间的危机、摩擦甚至是冲突不太容易升级为大规模战争。不过，冷战时期，海上力量始终作为美苏双方的次战略力量，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欧亚大陆两端对苏联进行侧翼压制，而苏联海军的最重要任务是建立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的海上堡垒区，因此核问题对海洋战略环境的影响相对有限。
进入21世纪，核武器及核威慑对海洋战略竞争的影响凸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会加剧稳定—不稳定困境。在理论层面，核威慑一直遭受着批评。其中，格伦·H.斯奈德和罗伯特·杰维斯等人阐述了核武器造成的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即核武器虽然可以降低有核国家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但同时可能会刺激低烈度摩擦与冲突的发生，因为这些国家不用担心核门槛以下的升级。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和战略能力正在侵蚀核威慑的理论及实践的可信度。首先，核武器变得越来越小巧，低当量核武器或将改变未来战争的形态，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其次，面对常规武器的打击，有核国家可能会做出核反击。而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的核力量指控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暴露，网络渗透或网络战将直接增加误判的风险。
另一方面，各种新的因素使得“先发制人”核打击的难度和后果变得愈发难以接受。随着情报、侦察和监视能力的提升，陆基和空基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大幅减弱，这增大了优势核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冲动。而目前，主要核大国的核武器部署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依赖海基核力量，特别是中国海基核力量的成熟将极大促进全球的战略稳定。相对陆地和天空，海洋特别是深海基本是不易被感知的，海基核力量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生存能力远超陆基洲际导弹发射架和战略轰炸机。通过“先发制人”打击根除对方核力量的方案将不再具有可行性，二次核反击能力的确信度都在大幅提高。
总的来看，对于海上竞争而言，核武器与核威慑限制了大国间竞争的烈度和形式，至少决战决胜的可行性大幅降低。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大规模战争门槛下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2.反介入与区域拒止
反介入（Anti-Access，A2）旨在阻止敌方进入己方的行动区域，而区域拒止（Area-Denial，AD)则是在敌方占控制优势的区域削弱其行动自由。它既指代一类技术，主要是陆基航空兵、导弹和静音潜艇等，也代表着一种军事策略。无论是反介入或是区域拒止都是在无法遂行海洋控制时的替代策略。
进入21世纪，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技术及策略的发展逐渐具有了战略意义。2004 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要求美军要增强在 “反介入环境”中的行动能力。不过一直到 2008 年，美国军方对“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的关注只是停留在技术环境层面。而 2009—2012 年，“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介入作战”概念的酝酿与发布，则标志着美军已开始从战略上看待这类挑战。
随着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运用和扩散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陆海的攻防平衡。在目标跟踪定位方面，大陆国家可以凭借卫星、预警机、无人机及超视距雷达等侦察工具对海上目标进行定位。在进攻手段方面，大陆平台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可以依托陆基战斗机和导弹力量，对上千公里以外的对方海上力量及陆上纵深进行打击。侦察技术的发展仍然远远跟不上打击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对于超低空和水面目标，因为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岸基雷达和舰载雷达的探测能力进步缓慢，有效侦测距离长期停留在几十公里至一百公里左右，甚至是目视距离。但借助预警机的作用，“反介入”军事体系至少在离岸400—600千米对海上移动目标是有效的，对固定目标的侦打能力，则可达数千米乃至上万千米。
此外，当今的海上军事斗争包括了陆、海、空、天、网络等所有领域的联合行动，任何领域的脆弱性或漏洞都可能意味着失败,海洋控制变得愈发困难，而海上拒止则越来越容易。而且，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成本相对低，在攻防平衡方面有优势。因此，在特定区域内，大陆强权相对于海上强权形成了一定的天然战略优势，陆基战斗机、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等武器能够使沿海国家在不必拥有强大海上舰艇编队的情况下，即可屈人之兵。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技术和策略的广泛运用，使得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反介入或区域拒止的时代。
当今美国海军现代化大型主战舰艇的数量或吨位几乎是中、俄、日、英、法、印等海洋强国之和。如果没有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平台和技术，很难对美国构成有效的制衡。目前，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国家几乎都在积极尝试“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太平洋国家都在建设自己的“反介入”力量。针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美国已正式提出要在西太平洋采用拒止策略，并加强其自身的“反介入”力量建设。如美国开始发展中程导弹，鼓励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国及伙伴发展“反介入”能力。各国竞相采取拒止策略的这一态势正在改变海上格局的样态。
3.无人平台与自主系统
无人平台是指无人驾驶的、完全按遥控操作或者按预编程序运作的平台，涉海无人平台主要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等。自主系统是指具有一定自我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引导能力的系统，可应对非程序化或非预设态势。无人平台与自主系统已经给海洋战略竞争环境带来重大影响，这一点在美国、英国等海洋大国的相关官方文件中都得到了体现。而它们主要依赖的是各类传感器的进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是一种赋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就像是电力或内燃机，它不仅会影响军事优势的具体领域，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权力甚至是社会。人工智能的具体影响通常取决于人们和组织如何使用它，而不是其技术本身。大方向来看，人工智能将大幅提高对抗的速度以及广度。
在今天及未来的海上对抗或冲突中，人工智能从指挥控制和平台拓展两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的广泛应用。随着大数据、存储技术和计算能力的大幅提升，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正在拓展人类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在军事领域，尽管各军事大国在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的定位与使用方面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犹豫和审慎，但这些平台和系统的运用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机等无人平台已经被大量用于前沿侦察和定点打击。在各国未来的采购计划中，无人平台亦是重点。
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的发展，极大拓展了人类对海洋的认知、开发和利用能力，特别是水下活动及深海开发的能力。就军事领域而言，水下竞争和对抗将呈现全新的态势。无人平台将直接改变海军的兵力结构，并对海上行动产生颠覆性影响。深海空间由于通透性差、压力变化大、水文特性复杂等特点使其难以被感知，易实现军事行动的隐蔽性和攻击的突然性，其军事价值正在被各海洋强国挖掘。与以往主要依赖潜艇实施“点打击”或非对称制衡不同，现今水下军事竞争网络化和体系化特征愈发突出。
预计到2030年，无人潜航器将能执行布雷、监视、运送武器弹药等任务，并能与有人平台协作，在反潜战中提供更多的传感器、武器容量和反制手段。如果无人潜航器得到大规模运用，水下战的作战形式将发生显著改变。潜艇的作用和角色将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不再是直接攻击，而是将作为无人潜航器、无人传感器及防区外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平台，引导它们进行作战。潜艇作为战术平台到操作平台的转变，与20世纪中期出现的变革情景类似，当时海军的作战方式正由带有枪炮的战舰、巡洋舰直接攻击敌人的海岸，向着由航母和两栖登陆舰组成的远征部队使用战斗机、地面部队和导弹进行攻击的方式演变。
目前，海上的无人系统正从实验或试用阶段转向大规模部署应用时期。在美军未来舰队的规划中，大型无人平台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近500艘的总体海上兵力设想中，大型无人船艇（水面/水下）要有150艘。作为无人平台的底层或基础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管理和其他先进技术的应用，将成为未来海上战略博弈的一大关键。
虽然各大国的国防战略对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还存在伦理、风险管控等方面的顾虑，但毫无疑问，未来，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能解决高中低端不同层面的海上军事需求，而且正在改变竞争的形态和对抗的速度。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略、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如海军的条令和作战概念多大程度上能将它们有效地纳入其中？它们的大规模使用是否会对当前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构成重大挑战？无论如何，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的应用必将加大冲突及升级的风险、降低冲突的门槛和模糊冲突的边界。
（二）国际规范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生效及广泛实践等因素使得涉海国际规范在21世纪初有了一些革命性变化。
1.和平解决海洋争议
和平解决海洋争议的规范精神酝酿于二战后，在21世纪得到了广泛确认。1945年签署并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明确强调了和平解决争端的精神，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予以制度保障。战争虽然未能因此杜绝，但战争的门槛和代价无疑变得越来越高。就海洋秩序而言，二战后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国间的大规模海战，海上决战作为一种海洋国家崛起的方式不再有效。和平解决海洋争议逐渐成为世界的广泛共识。被称之为海洋宪章的《公约》多处规定了海洋利用的“和平目的”和“和平用途”，以及和平解决争端，至少有 23 处提及“和平”。尽管只是作为一种倡议，但在21世纪，它已经被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各国的官方涉海文书和国际组织的涉海文件之中。而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的发展，则极大提高了非政治组织和公众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能力，并极大制约了国家间冲突的规模和形式，更使得和平解决海洋争议的理念深入人心。
21世纪初，全球有多达 60 个左右的沿岸国与他国存在岛礁主权的争端，截至2015年6月，全世界约有640条左右的潜在海洋边界（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等）；目前，这些划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的不足1/2。剩下的都是难解决的，不少争议也已成为严峻的地缘政治热点，然而，大规模的武装暴力维权从来没有成为现实。
无论是全球各地区的区域安全共同体建设，还是各类双边或多边的海洋争议问题，和平解决海洋争议都是各方最容易接受的“政治正确”的原则。以北极问题为例，进入21世纪，北极问题已从领土争端扩展到航线、资源、能源、主权和环境治理等多维领域，特别是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北极冰川的加速融化释放了北极的经济潜力和战略价值。主权及海洋权益纷争、地缘政治竞争和海洋治理等矛盾不断凸显积聚。尽管如此，在和平解决争议的前提下，北极理事会在推动对话和促进合作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包括北极国家及观察员国的认可和支持。各方军事部署和军事类活动很多，但都保持在斗而不破的范围之内。
2.海洋自由原则的平衡
海洋秩序在建构过程中一直存在“自由”与“控制”、“开放”与“封闭”、“分享”与“独占”之争，并且此消彼长、此起彼伏，最终形成了“公海自由”以及沿海国得以对沿岸特定海域行使排他性管辖权的二元结构。在21世纪，《公约》制度和规则的广泛实践、海洋争议的加剧和大国海洋地缘竞争的回归，正推动着“海洋自由”向着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沿海国对此类管辖空间资源的“独占权”在世界上得到广泛认同，这其中也包括鼓吹“海洋自由论”的美国。另外，关于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军事“航行自由”是否等同于公海中的权利，还是说应该受到一定限制的问题，美国主张领海外的专属经济区为国际水域，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其国内规则或实践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保留。
21世纪，海上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海洋问题的凸显，以及全球海洋治理议题的发展，使得海洋自由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等价值的限制。正在进行的“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谈判，一方面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以外的海洋空间会掀起新一轮的“海上圈地”行动；另一方面，世界对环境保护议题的关注和重视，则也会限制传统的海洋自由。
自由是海洋秩序相对于大陆体制的最大特点。伴随中国和印度等后发海洋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海上崛起，海洋自由正越来越多地体现非西方的海洋传统和海洋价值。“海洋自由”和“适当顾及”原则宜平衡发展，既不能过度强调“自由”而忽视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也不能过度强调“适当顾及”而违背海洋自由的精神。
总的来看，核武器及核威慑、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和无人平台与自主系统的出现及广泛应用改变了单极格局存在的技术和物质基础；而大国间的总体和平博弈及海洋自由的变迁则改变了单极格局存在的战略和政治基础。大规模武力效力的下降、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技术以及主权原则的广泛确立等因素使得海上制衡变得相对容易；而海洋空间利用的复杂性和全球性海洋问题的大量出现，使得霸权国家提供的海洋秩序或公共产品愈发难以满足全球需求，海上制衡的动机愈发强烈。
21世纪海上格局演变的新样态
如前所述，海上格局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变革。与历史上长期的“单极主导”相比，多极将是未来海上格局的常态，而和平变革将代替大规模战争成为格局及体系转换的主要形式。自16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海上霸权的兴衰与更替，然而，正在不断演进的全球变革却要求平衡不同大国的权力诉求。
（一）多极平衡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制度与规范的作用日趋显现，国际政治环境变得日益复杂，海洋强国对海洋的控制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政治和法律限制，特别是“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技术的广泛扩散，使得拒止相对控制而言要容易得多，而制衡也变得不那么困难，海上多极时代正在来临。
就经济基础而言，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多极化进程，日本、德国、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快速发展，已经相当大程度上稀释了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尽管美国的相对下降可能仍会有反复，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无疑，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很难回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单极时刻。“从长远来看，某一大国在经济上的兴衰同其作为一个重要军事强国（或世界强国）的兴衰之间有着很清楚的联系……虽然两者经常会有时间滞差。”经济实力对比是大国海上格局的基础，得益于盟友体系的支持和成本分担，美国的海上地位下降相对较慢，但不可能长期与经济实力对比的趋势相背离。在认知层面，美国海军高层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海军原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 (John Richardson)承认，美国海军正面临多极海军的大国竞争。实际上，我们将面临的海上格局确实有可能处于“有限多极”的长期态势。
所谓“有限多极”，至少有两层含义: 一是“极”之间实力相差仍然很大。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只要各国自身不出大的变数，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英国和法国（或欧盟）很可能都是海上一极。从长远来看，全球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必然酝酿着全球海上格局的多极化，美国在全球日益下降的经济比重将很难承担起其在军事上的全球海上主导地位。在缺乏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长期的和平使得成功经验很容易被模仿，技术的扩散不可避免，因此，规模差不多的国家，其实力发展将趋于均衡。但如前文所述，美国实力依旧超群，这是一种不均衡的多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海洋大国间的实力对比会变得均衡，但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
二是权力分散的趋势使得各“极”有些名不副实，大国整体拥有的权力、能力和自由度都呈下降趋势。潜艇、导弹、先进战机和网络技术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中小国家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和海空装备投入正在提升其国际话语权。由于战争成本过高、军事技术加速扩散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多元化，海洋强国的战略优势往往局限于周边地区。在其他海域，毗邻的中小海洋国家甚至是大型非国家行为体都能对海洋强国构成强大威胁和挑战。因此，单就力量对比而言，中美“两极”的海上态势可能正在形成，但就全球格局而言，海洋仍处于“多极”态势。在“反介入”等技术和国际规范等政治条件影响下，甚至中等国家都可能在特定海域对世界海上霸权形成局部优势，传统的海洋霸权越来越难以构建和维系。
安全“无边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的到来，客观上降低了世界各国的安全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分工，加之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和信息的加速扩散，中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更容易打造一支相对不俗的海上力量。如果这些国家在不追求与大国对称的力量发展或总体战的情况下（这通常是常态），它们也能在特定的区域给大国海军造成较大挑战。如果我们将权力的标准再降低一些，权力不仅由大国向普通国家扩散，未来的“权力会扩散至更多层次、至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结合而成的众多无形网络中，至于谁当头挂帅，就要看地位、关系网络、外交手段及建设性行为的多少来分高低了”。
今后，力量平衡或均势将代替海洋霸权成为主流的格局形态。形势的发展使得掌握绝对制海权变得越来越困难，海洋强国在实践中将逐渐接受相对制海权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必然会形成多极共识而非单极主导的国际秩序。多极平衡的重点是指各主要海洋大国间相互制约，特别是优势国家遭到制衡的状态，而非强调各国间的实力或能力趋于对等。
（二）和平变革
海洋体系的变迁无外乎战争或变革两种形式，以往海上主导权的转移都伴随着大规模战争，但未必存在海上决战。长周期理论认为，各个世界领导国的盛衰更替和全球战争的周期性爆发是全球政治体系演进的动力。周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通过全球战争选择产生的新领导国选择性地继承前周期经验，并根据新的世界形势进行调整和创新，从而在领导方式和秩序规则等方面实现进化。然而，在未来从单极主导转变为“有限多极”或“多极”模式的进程中，以军事威慑和外交斗争为主要方式的和平变革最有可能。
海上格局转换的焦点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力量对比的竞争；二是关于海洋规则的博弈。一个稳定的海上多极格局必须有较为稳定的力量对比态势和一套具备广泛共识的海洋规则。而一个稳定的均势体系离不开主要国家有关体系运转基本规则的共识。在多极体系中，不仅存在基于物质能力的对抗性均势，也有基于观念和规则的联合性均势。力量对比的判断与感知一向是困难的，而且其本身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海上战略态势尤其如此。力量对比调整的关键是，美国作为海上主导国家能否接受其地位的相对下降，能否接受与其他大国分享权力，其他海洋强国能否接受各自力量的限度，接受一定程度的均势。虽然和平渐进的变革可期，但围绕权力的大国竞争本质并未有根本的变化，部分国家仍希望通过武力解决权力竞争问题，海上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竞争更加复杂化。即便主观上没有大国敢于发起或愿意承担针对另一大国的大规模战争，但通过中低烈度对抗和摩擦达成战略目标的冲动还在不断增强。
海洋规则的调整主要聚焦海洋安全规则，包括航行自由、危机管控、军备限制和军事行动规范等问题。当今的海洋安全秩序仍带有鲜明的强权烙印，它以美国为主导，核心是美国及其遍布世界的同盟体系以及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军事和安全规则。该秩序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强化，主要体现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海洋价值观念。未来，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或将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一旦大国各自建立排他性的安全网络和规则，则将导致海上多极对立。
长期以来，世界海上主导国家的力量优势与其海洋观念及规则是相辅相成的，用力量投射规则，用规则支持力量的投送。在多极格局下，将不再有占主导的规则，没有了霸权稳定，摩擦定然会增多。西方国家强调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究竟该依据哪些规则，越来越缺乏共识。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英国和法国等世界各主要海洋大国关于海洋规则存在各式各样的分歧，特别是美国信奉的霸权主义规则，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样的后发海洋国家强调的主权和安全理念有着较为尖锐的冲突。在力量对比不断动态发展中，缺乏共同认可的规则和制度将使得大国间的互动充满着摩擦和不确定性。简而言之，美国海洋单极性的迅速衰落，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复杂、结果非常不确定的多极时代。
尽管如此，核武器的存在、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全球社会的发展成为一股限制性力量，平衡着上述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战争的效率和适用性大幅下降，一个渐进的和平转变过程而非战争，或许可以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特征。未来，大国间的海上战略竞争、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战略消耗将代替决战决胜成为体系变迁的主要形式。权力转移大体上是和平的，但却是动荡不定且旷日持久的。大国间会在大规模战争的门槛之下，不断试探或测试彼此的底线，这使得局势变得动荡不定。不以大规模海上武装暴力来调解海洋强国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海洋安全秩序就更容易建立，相反，围绕海洋安全规则博弈的时间会变得更长，博弈的方式也变得更复杂。
在此背景下，海洋外交的重要性将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成为各方博弈的主要工具或路径。《公约》的谈判与签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外交谈判而非大规模战争进行了国际海洋秩序的重大调整。外交既是大国海上博弈的一大目的，也是大国海上博弈的重要工具。能否塑造、构建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世界大国的安全不仅仅在于其本土不受到直接威胁，还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缓冲地带和预防性手段，能将威胁消除在边界之外；也在于其拥有一定的威慑能力，当敌方威胁其安全时，有能力进行必要的反击；更在于它能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日益上升的权力地位。基于此，外交是海上力量在和平时期所能发挥的最广泛和最重要的作用。
除外交博弈之外，其他非军事手段的广泛运用及其与军事手段的结合正在成为推动体系变革的第二大力量，“全政府战略”和“一体化威慑”也正在成为大国海上较量的重要形式。在强有力的威慑和大规模战争门槛之下，大国越来越倾向于综合军事、外交、经济和法律等手段进行全方位的竞争，准备全频谱的冲突。
（三）多元议程及复杂行为体
传统上，控制海洋特别是重要海上通道，是海上战略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目标。二战后，一些低政治领域的议题如渔业、油气开发和环境保护等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国际制度应运而生。海洋权益纠纷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外溢效应，它们直接影响到海上格局，如东亚地区广泛存在的海洋争议直接影响到了该地区的海上战略关系。而各大国为了军事竞争和战略布局，又赋予了上述低敏感议题更多的战略色彩，如各海洋大国纷纷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环境，但也有出于权力竞争和制约他国海上行动的考虑。海上安全、海洋规则等不再是超级大国或海洋强国的专利，而是各海洋国家都要考虑的重大问题。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全世界各大海洋国家的共同利益，事实上，世界上的大多数重要海上战略通道被中小国家而非大国直接控制。另外，由于大国间长期保持总体和平状态，维护海上安全和强化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越来越成为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主题或焦点，维系良好的海洋秩序是当代海洋大国在权力竞争之外的关键任务。
随着人类的海上活动重点从近海转向深海远洋，从管辖海域转向公海、海底区域等公共海洋空间，从水面、空中、海底转向全海深、全方位，海洋环境恶化、自然或人为灾害等全球性问题将进一步发酵，并受到更多的关注，人类对海洋的人文情感和关怀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立体丰富，海洋公域治理规则的缺失问题也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国家在海上从事军事、经济等活动时都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海洋公益和海洋责任，国际海洋政治和国际海洋制度的中心任务也将由管辖海域的规则制定转向对人类在公共海洋空间活动的规范。
与此同时，各国国内的海洋行为体也愈发多元化。海上力量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海上民事力量，主要有海军、警备力量、执法力量和商船队等。其中，海军和警备执法力量是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广义上讲，我们所说的海上力量是包括所有能够作用于海上的力量集合。其中，海警等专业执法力量的大发展是21世纪海上力量的一大亮点和特点。随着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宽大陆架制度的实践，世界对海洋的关注度大大提升，各沿海国的海洋开发活动激增，围绕海洋划界的纠纷也日益广泛激烈。在此背景下，各国海上执法维权压力极大，纷纷强化了海洋执法力量建设。
海上执法力量或准军事力量在现代海洋政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进行执法活动外，它们还是展现前沿存在、强化海洋声索和进行“灰色地带”竞争的主力。在总体和平的当代海洋政治博弈之中，它们相对于海军有着诸多独特的优势。首先，作为准军事力量或民事力量，它们的出现不易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紧张，发挥的作用也可以张弛有度，相对海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其次，近海的管理和利用很多都属于民事职能，处置低烈度摩擦恰恰是执法力量的强项，以往由海军执法既不方便也不经济。此外，在全政府博弈和多元议程大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的外事部门、海洋经济产业、环境部门和媒体舆论等政府或民事机构对海上战略形势也发挥着日益强大的影响。
总之，如表2所示，人类正在走向全方位认知、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时期，海洋事务的复杂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它既是海上多极格局存在的背景及原因，同时也是其重要表现。
正如1500年前后，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开启了世界海上单极霸权的时代，海上单极在英国霸权时代到达巅峰，随后在20世纪初开始步入下降趋势；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酝酿的军事技术、国际规范和海洋复杂性等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区推回、牵制或稀释各大国的海上权力，及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正在进入“海上多极”的时代。与以往大国战争或其他突发式变革不同，这次海上格局的演变大概率会在和平的状态下渐进实现，其过程注定会十分漫长。海上格局及其样态转换的进程也不会太顺畅，甚至可能是非线性的，会遭到当今海上霸权——美国的抵制。目前，美国还在高调强调“大国竞争”和“重返制海”，抓紧构建传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正是当前中美在西太平洋激烈竞争的主要原因。而且，世界主要海洋强国的力量对比发展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从长远来看，美国能力相对下降是大势所趋，但在某些时段内，这种趋势也可能会被逆转。
“海上多极”的大趋势给中美都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全球海上多极格局的重要推力。对美国而言，面对这一大势，可能的选择是不得不接受与其他海洋强国分享权力，共同探讨一条和平共存的新路。当然，这个时间会非常漫长、过程会非常复杂。为此，各海洋强国都需要做出相应的战略调试以适应新的海洋战略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