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制建筑之一，在形制布局、建筑功能、礼典施行上历来争议不断，“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明堂是礼仪空间的实体建筑，它被认为是天子布政之宫、祭祀宗庙之所、朝贺谒见之地。在经学家的政治想象中，明堂表征了帝王人间秩序合法性，它通过勾连天人之际的建筑形制“标征”了天地宇宙与人的关系。如果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那么明堂则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天人合一美学思想的标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型表象”。隋代明堂建筑形制之争主要围绕建筑功能展开。明堂作为儒家礼乐美学最高的礼仪制度实践形式，是“统治者践行奉天承运、调理四时、布恩施政的神圣空间”，是儒家礼乐美学在政治空间的建筑想象。明堂建筑既是表征权力的空间美学符号，也是形塑权力话语的审美实践。明堂形制素来难定，在隋代掀起了关于明堂建筑形制想象的论争。
牛弘的明堂建制想象
明堂之所以是想象的建筑，是因“经构之旨，议者殊途”，儒生对于古制、周礼的理解各不相同，“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见经”。明堂形制从来没有统一的定式规范，其建筑形制亦因人而异，只需在经典诠释上找到可靠的根据，“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
隋代明堂建制想象主要以牛弘、宇文恺为中心。隋代明堂承自南北朝，“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照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隋文帝平陈之后，收罗杞梓，郊丘宗社，典礼粗备，唯明堂未立。隋文帝、炀帝先后两次提出建造明堂。开皇十三年（593），文帝诏命议之。“后检校将作大匠事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牛弘的明堂是“依古制”而建，古制即周制，他说：“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在牛弘看来，明堂的主要功能是祭祀通天，以此推行儒家礼乐美学教化。尽管他认为建造明堂应该遵循周礼古制，但因为记载明堂建制的礼书亡佚，其学说难以详考。相较而言，《礼记·月令》中关于明堂建制的规定较为详细，牛弘于是遍考郑玄、蔡邕、王肃等人明堂建制理论。他最为推崇蔡邕的《明堂月令论》“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称汉代二京所建明堂与此相同。日本学者南泽良彦指出，东汉明堂虽是九室十二堂，但明堂、辟雍、灵台各有所异，与蔡说不合，北魏平城明堂不但九室更是三雍一体，基本符合蔡邕的明堂设计理念。南泽良彦认为，牛弘的观点未必正确，但由于材料增多，可信度就提升了。
牛弘提出理想化的明堂建制想象空间形制。“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牛弘明堂建制的想象空间遵循了四大原则，可以总结为四点：明堂必须五室；形制必须上圆下方；必有重屋；必须为辟雍。最终这些形制原则统一于基本原则“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余书”。最终牛弘明堂建制的想象方案是：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牛弘的明堂建制想象符合儒家礼乐美学政教方针，“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
宇文恺的明堂建制想象
宇文恺是隋文帝御用的建筑大师，他规划设立了隋大兴城。大业三年（607），宇文恺上《明堂议表》提出明堂建制方案，“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他认为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以象天，居正阳之位，统人神之际。他的明堂设计方案遵循古制，采用郑玄五室说，反对今文经学的九室说。据称，宇文恺还专门制作了1:100明堂建筑模型。自黄帝以来，明堂的主要功能是祭祀，表达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宇文恺说：“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
宇文恺认为明堂制度自神农始，上古朴略，创立典刑。上古明堂是用祭祀祈谷之用，其形制有盖无方。“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从尺寸上看，夏之明堂大于殷、周。《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他认为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夏之明堂大于后世是不合理的。郑玄所谓明堂形制上圆下方的“方”不是长方形，而是正方形，如果是长方形则不能为上圆之制。
宇文恺重新设计了明堂的结构、功能、尺寸。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他否定了裴頠的“一屋之论”，认为明堂是天垂象，其建筑应该遵循天文之法，有重楼、璧水，以五室九阶为本。宇文恺对于南北朝之际的明堂也不满意，“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他认为南朝宋、梁、陈之明堂也不合规制。“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宇文恺最终的明堂方案是：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
明堂建制想象凸显权力之争
隋代明堂建筑形制的经学想象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首先，明堂作为实体礼制建筑主要功能是宗庙祭祀、布政施令、谒见朝贺。它是君主身份、皇权地位的表征。牛弘、宇文恺的明堂建制方案在当时虽都受到赞赏，最终却未能践行。明堂建筑从经学想象成为现实，需要由皇权意志推动。牛弘是隋代礼典的主要制定者，他参与并主持了隋代礼典行用和创设，但最终施行与否要由隋文帝裁决。宇文恺是建筑大师，主要从建筑美学、工程美观角度考察南朝明堂遗址。他的设计以法天垂象，标征圣人治道，却更像是一个艺术方案。
其次，牛弘、宇文恺明堂建制的差异是因其身份地位不同。南泽良彦说，牛弘的设计方案是文科官人的代表，宇文恺的方案则是理科官人的代表。这个说法或待商榷，然归根到底牛弘、宇文恺的身份和职能不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重视身份等级，牛弘是传统的学者型儒家文官，主要负责隋代礼典创设。宇文恺的身份只是一个匠人，他对于都城营建，工程设计美学的熟稔，充其量也只是技、术、艺而已，相较形而上的礼乐之“道”，建筑技艺是形而下的“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牛弘、宇文恺的明堂建筑形制之争是道与器之争。从整体上看，在专制社会，儒家礼乐之道是服务于皇权的。终隋一代，明堂未成，既是因其本身形制复杂，儒者各持己见，更为关键的是隋代帝王不能“圣情创造”“自我而作”。
最后，明堂建筑的主要功能是为帝王服务。隋代明堂设计遵循的原则是法天、尊经、崇古。法天垂象，以天文星相为范规划明堂设计，明堂代表了天子在人间统治的秩序，因此明堂建筑要实现天上秩序与人间秩序的一致，彰显皇权至上。明堂建制历代皆久议不绝，就是陷入了儒生之争。有隋一代尚且如此，唐代更是凸显了儒生之争对建造明堂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直到武则天时期才结束，武则天以绝对的权力意志，绕开旷日持久的明堂建制之争，真正地把明堂变成了现实。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