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1)在《政治学》(2)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众责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章。我读到这些文章时还在上大学，“二战”结束也还没几年。数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发觉其影响力或说服力丝毫不减当年。麦克唐纳关注的是战争罪责（war guilt）问题，他提出了疑问：当时的德国民众或日本民众，为其政府所犯的暴行负有多大的责任？然后，他顺理成章地把问题抛给我们：对平民的轰炸已被西方民主国家完善为一种战争技巧，在广岛和长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无疑是史上最难以言表的罪行之一，英国民众或美国民众对这些轰炸平民的恶劣恐怖事件又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于一个1945—1946年间的大学生而言——对于任何从种种经历（1930年代的经济恐慌、埃塞俄比亚战争、苏联的清洗运动、“中国事件”(3)、西班牙内战、纳粹暴行、西方国家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及其相互之间或多或少的共谋）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觉悟的人而言，麦克唐纳的这些问题都十分尖锐且意义非凡。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些同样令人忧心的问题。知识分子能揭露政府的谎言，并根据政府给出的理由、动机和惯常隐藏的意图分析其种种行径。至少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自由、信息开放和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拥有这种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为这些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提供了闲暇、设施、培训，使他们得以探求隐蔽在歪曲枉述、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而当代历史中的事件正是通过这些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之下的真相。因此，鉴于所享受的特权，知识分子的责任比麦克唐纳所说的“民众责任”要更有深意。
麦克唐纳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和20年前一样中肯。我们必须自问：美国对近乎无助的越南村民发动的野蛮袭击，对亚洲人而言就是世界史上“凡斯科·达·伽马(4)时代”的暴行重演，美国民众对此负有何种程度上的责任呢？这种灾难在过去十几年间慢慢地发展着，我们当中那些冷漠无言的旁观者在史册上又处在何种地位呢？只有麻木至极的人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我先大致谈一谈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在196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如何承担这种责任的。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道出真相、揭露谎言。这至少看似是一条不证自明之理，无需置评。然而，并非如此。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点体现得根本不明显。我们从马丁·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一篇表示拥护希特勒的宣言中读到：“真相(5)就是揭示使一个民族在其行为和知识上变得确定、清楚和强大的东西。”人们有责任说出的就是这种“真相”。美国人则更加直截了当。1965年11月，《纽约时报》要求亚瑟·施莱辛格(6)解释为何他发表的有关猪湾事件的叙述和袭击发生时他告诉新闻界的说法不一致，他只是说，自己撒了谎。几天之后，他又恭维《纽约时报》“为了国家的利益”压下了有关那次策划入侵的消息。在最近所著有关肯尼迪政府的回忆录(7)中，施莱辛格也如此谄媚地描述了这群傲慢、执迷不悟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个说法被这群人解释得很透彻。一个人乐意为明知非正义的理由说谎，这并不奇怪，但知识分子群体对此类事件鲜有反应、毫无感觉，却意味深长。比如，给某位历史学家安上一个人文学科的重要职位，他便深感己责，要说服全世界相信由美国发起的入侵邻国的行动没什么大不了，这其中总有些蹊跷。在涉及诸如越南谈判等事宜上，我们的政府及其发言人那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愿意了解的人来说，事实一目了然。谬误出现时，国内外新闻界已提供资料逐一驳斥。但政府宣传机器的力量十分强大，对该问题不做研究的公民几乎无法指望通过事实来对抗政府的声明。8
迄今为止，围绕美国入侵越南的欺骗歪曲之词已司空见惯，也不再令人震惊。因此，尽管愤世嫉俗的情绪现在不断地达到新高度，但有必要回想的是，此前明显类似的事件在国内被默然容忍了。有用的做法是，比较一下1954年美国入侵危地马拉时的政府声明和十年后艾森豪威尔的坦言（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夸耀）——美国飞机是被派去“帮助侵略者”的。9口是心非不只在危机时刻才被视为恰如其分。例如，即使没有号召“新拓荒者们”(10)为进行中的行动提供“宣传掩护”，他们也很少热忱地关心历史的准确性。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把1965年初对北越的轰炸和大规模升级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基于“完全合理的论断”，他写道：“……只要越共认为会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显然就不会对任何谈判协定感兴趣。”11日期很重要。如果这个说法在六个月前提出来，人们会视之为无知。但这一说法是在有关联合国、北越和苏联倡议（倡议在1965年2月冲突升级之前被提出，实际上在轰炸发生后的几周之内仍然有效）的详细新闻报道占据头版数月之久以后，也是在华盛顿通讯记者们反躬自问数月（他们拼命地为已披露的惊世骗局寻找减轻罪行的情况。以查尔默斯·罗伯特(12)为例，他忍不住嘲讽道：1965年 2月下旬“对华盛顿来说不像是谈判的有利时刻，［因为］约翰逊先生……刚刚下达命令对北越进行首次轰炸，试图把河内带到一个双方筹码相当的谈判桌上”13）以后才发表的。施莱辛格此时的主张与其说是欺骗的范例，不如说是藐视的范例——他藐视了读者，认为他们对该行为若不表示赞同，也会默然容忍。14
我们再来看看更加熟悉具体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人士，看一下华尔特·罗斯托(15)的一些反思，施莱辛格认为此人为肯尼迪政府处理外交事务带来了“广阔的历史视野”。16根据罗斯托的分析，是斯大林发起了1946年的中南半岛游击战，17而河内在1958年发动了反南越的游击战（《从第七层楼看世界》［The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第39和152页）。同样，共产主义规划者们在北阿塞拜疆(18)和希腊探查了“自由世界防御范围”（斯大林在这两个地区“支持了大量的游击战”——同上，第36和148页），依照1945年精心制定的计划实施了操作。在中欧，苏联并未“准备接受任何消除危险的中欧紧张关系的决议，哪怕东德共产主义势力面临着被分阶段逐步侵蚀的风险”（同上，第156页）。
把这些观察结果与真正关注历史事件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相对比是很有趣的。关于斯大林在1946年发动第一次越南战争的说法甚至无需反驳。至于据传河内在1958年采取的行动，情况则更加扑朔迷离。但连政府方面19也承认，河内在1959年收到首批行动报告，吴庭艳(20)把此次行动称作自己的阿尔及利亚战争。21此后，河内制定计划加入了这场战争。实际上，在1958年12月，河内的另一个打算是想在当时形势下与西贡政府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但再次被西贡和美国回绝了。22罗斯托没有提供关于斯大林支持希腊游击队的证据。事实上，尽管历史记录模糊不清，但斯大林似乎不会乐意看到希腊游击队的冒险主义势头，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扰乱战后令人满意的帝国主义格局。23
罗斯托有关德国的言论则更加有趣。例如，他认为不宜提及1952年3—4月间苏联的照会。(24)苏联在照会中提出，如果能保证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加入任何西方军事联盟，就在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并在一年内撤出德国境内所有的军队。25而罗斯托也暂时忘记了自己所描述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策略：“在有组织的欧洲体系中重新武装德国，能够与莫斯科对峙，在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之前，西方不会与苏联进行任何严肃的谈判”26——确切地讲，他是在无视《波茨坦协定》。
但最有趣的是，罗斯托提到了伊朗。事实是，苏联企图通过武力在北阿塞拜疆扶植一个亲苏政府，准许苏联获取伊朗的石油。但处于优势的英美军队在1946年破坏了这一企图。(27)当时，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扶植了一个亲西方的北阿塞拜疆政府，把使用伊朗石油的全权归为己有。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50年代初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当唯一有些民众基础的伊朗政府试图实现伊朗石油属于伊朗人民这一奇妙的想法时，都发生了什么。(28)然而，有趣的是，北阿塞拜疆被描述为“自由世界防御范围”的一部分。现在再评论“自由世界”的词义如何被贬低已经毫无意义。但哪一条自然法则规定伊朗连同其资源都是由西方国家来统治的呢？淡然地假定伊朗本该如此，明显表露了西方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根深蒂固的态度。
除了日益缺乏对真相的关注，我们从近期的宣传中还发现，对美国的种种行径所怀有的或真或假的天真态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最近把我们在1954年的对越政策描述为“国际友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29如果这番话不是出于嘲讽，就反映出他理解当代历史基本现象时相当玩世不恭或无能为力的心态，并且无惧他人评说。同样，人们又如何理解托马斯·谢林(30)于1966年1月27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言呢？谢林在证言中分析了全亚洲都“变成共产主义”后的两大危险。31首先，这会把“美国及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贫穷的、居住着有色人种并对我们暗怀敌意的一大部分世界中”排除出去。其次，“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如果不得不承认它所尝试的最伟大之事——在不发达世界创立尊严、繁荣和民主政府的基础——失败了，或承认这种尝试不会再来一次，它也许就无法保持自信了”。即使这番话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说的，也会令人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除非我们从更具历史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把这些说法置于过去那种伪善的道德说教语境（比如伍德罗·威尔逊(32)的语境）中，否则就让人难以置信。威尔逊想把良政的艺术教给拉丁美洲人民，他写道（1902），教给殖民地人民“守秩序和自控……［以及］……对法律与顺从的训练和习惯”是“我们的特殊职责”。或者在1840年代传教士的语境中，他们把丑陋、低俗的鸦片战争描述为“源自上帝的伟大计划，通过冲破中国排外的壁垒，使这个帝国更快地接触西方基督教国家，从而借人类的邪恶促进上帝对中国的慈悲之心”。或者往现在来说，在A. A.伯利(33)的语境中，在评论美国对多米尼加的干涉时，他鲁莽地把加勒比海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34
最后举一个使这种怀疑主义(35)无效的例子，就来看看亨利·基辛格在关于美国对越政策的哈佛—剑桥电视辩论中的总结陈词。他十分悲痛地说：最令他烦恼的是，别人不质疑我们的判断，却质疑我们的动机——对一个做政治分析的专业人士而言，这真是不同凡响的评论。政治分析就是根据官方宣传中未表露的、或许只有其执行人员才能隐约觉察的动机来分析政府的行为。对苏联人、法国人或坦桑尼亚人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并质疑其动机，从长期利益来解读他们隐藏在官方说辞之下的行为，人们不会感到困惑。可是，美国的动机是单纯的，不应拿来做分析，这是一个信条。尽管在美国知识史上——或就此事而言，在帝国主义自我辩解的通史上——这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随着它所效力的强权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并因此愈加擅长大众媒体每天所展示的为所欲为的恶意时，这种天真的态度就愈加令人反感。我们绝不是史上第一个集物质利益、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于一体的强权国家。然而，长久以来使我们的知识史蒙羞的天真和自以为是的传统肯定向第三世界拉响了警报（如果还需要这种警示的话），提醒他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声称的坦诚而良好的意图。
那些期待学院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人士应该认真思量“新拓荒者们”的基本假设。比如，我曾提到亚瑟·施莱辛格反对入侵猪湾，但说法不够准确。的确，他认为那是个“糟糕的想法”，但“并非因为支持流亡者推翻卡斯特罗的想法本身有多么地难以接受”。这种反应纯属感情用事，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会这样想。困难反而在于，这种欺诈似乎不可能得逞。在施莱辛格看来，此次行动考虑欠周，但也不会引起异议。36同样，他赞许地引用了肯尼迪对特鲁希略(37)被刺杀后的局势的“现实”评价：“有三种可能性，优先等级依次是：健全的民主政权、特鲁希略政权的延续或卡斯特罗政权。我们必须力争第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确定能否避免第三种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第二种可能性。”38他在几页之后解释了难以接受第三种可能性的原因：“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成功会对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当然，我们从未确定能否避免第三种可能性；因此，实际上我们总是会满足于第二种可能性，比如，就像我们目前在巴西和阿根廷所做的一样。39
要么看看华尔特·罗斯托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观点。40我们必须建立该政策的基础在于，“有人公开威胁我们，我们也感受到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恐吓”。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证明自己遭到了恐吓，也没人重视这种事；我们感觉受到了恐吓，这就够了。我们的政策必须基于我们的国家传统和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传统简要罗列如下：“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民以良知在这片大陆上努力推广其原则和力量”，并运用“多少有些弹性的门罗主义概念”，当然也把“美国的利益”延伸至“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岛屿……我们坚决主张无条件投降以及战后占领的想法……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所规划的安全利益”。我们的传统不过如此。至于我们的利益，事情也同样简单。我们的“深远利益”，即“海外团体发展并加强各自文化中的要素，提高和保护与政府相对的个人尊严”，是根本所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抗“意识形态的威胁”，也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可能用中国的进步向亚洲人民证明，共产主义方法比民主方法更好、更快”。这里只字未提身处亚洲文化中的人民。对他们来说，我们“关于个人与政府正确关系的构想”可能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观。比如，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个人尊严”，以抵御国内或国外的资本集中，或反抗由美国军队引入或推上台的半封建制度（例如，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暗示意味，指向“我们的宗教和道德价值体系”以及我们“模糊而复杂的概念”。在亚洲人看来，这些体系和概念比马克思主义教条“更加难以领会”，也因为“它们缺乏教条性”而“令一些亚洲人感到不安”。
知识分子的这些贡献说明，有必要纠正一下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所说的美国“伪装成理想主义的权力意志”这句话。迄今为止，与其说这种权力意志被伪装成了理想主义，不如说已沦为愚蠢，而学院派知识分子为这幅可悲的图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让我们回到越战及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反响吧。在最近开展的有关东南亚政策的论辩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人们普遍划分了“负责任的批评”和“感伤的”“情绪化的”或“歇斯底里的”批评。仔细研究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情况，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显然，辨别“歇斯底里的批评家”就是看他们是否毫无理性地拒绝一个基本的政治公理，即美国有权在可行的范围内无限地扩张其势力和控制。负责任的批评不会质疑这种假设，而是辩解说，此时此地，我们也许无法“摆脱”它。
这种划分似乎就是欧文·克里斯托(41)所考虑的。例如，在1965年8月的《文汇》(42)杂志上，他分析了针对越南政策的抗议。他把像《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李普曼(43)和参议员富布莱特（Fulbright）那样有责任感的批评家与“宣讲会运动”(44)做了对比。克里斯托强调说：“与大学里的抗议者不同的是，李普曼先生对‘越南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做自以为是的假设——显然，他也不在乎（越南人民的真正需求）——或者对越南是否发生‘侵略’或‘革命’及其达到何种程度不做法律上的诠释。他的观点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在极端情况下，他显然会考虑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可能。”克里斯托这样说是值得赞赏的，这与宣讲会运动中“那类不切实际、讲求意识形态的人”的讲话形成了有效的对比，后者似乎经常被“简单、善良的‘反帝国主义’”愚蠢论调所激励，就“权力结构”发表长篇大论，有时甚至屈尊阅读“国外新闻界关于美国在越南的文章和报道”。况且，这些恶劣之人通常是心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或哲学家（顺带说一下，抗议苏联最起劲的通常同样也是物理学家、文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不行使权力的人），而不是与华盛顿有接触的人，后者当然明白，“他们要是有些关于越南的新的好主意”，在华盛顿“就会得到及时、恭敬的倾听”。
在此，我不在乎克里斯托对抗议和异见的描述是否准确，我在乎的是这些问题所表达的假设：美国的动机是否单纯得无需讨论呢？抑或与讨论无关？应该把决定交给和华盛顿有接触的“专家”吗？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假设他们掌握了做出“最佳”决定所必需的知识和原则，他们会一致这样做吗？还有一个逻辑上的先行问题：“专家意见”适用吗？也就是说，有没有一套未公开的理论或相关信息能用来分析外交政策，或以某种连心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证明当前的行动是正确的？尽管克里斯托没有直接审视这些问题，他的态度预设了答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答案。无论如何用道貌岸然的辞藻去掩饰，美国的侵略本性仍是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力量，必须从其成因和动因进行分析。任何令外行费解的理论或有意义的相关信息都无法使政策免受批评。就国际事务中所运用的“专家知识”而言，要质疑其质量和所服务的目标肯定是合适的，对于正直之人来说，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些事实显而易见，无需更多的讨论。
克里斯托的奇特信条是，政府欢迎有关越南的新想法。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麦克乔治·邦迪(45)对此提出了修正。46邦迪正确地评论道：“在主要舞台上……有关越南的争论在于策略，而不在于根本性原则。”他又补充说，尽管“舞台旁边有些疯狂的家伙”。在舞台中央的当然是总统（在最近的亚洲之行中，他“威严地重申”了我们对“太平洋对岸人民的进步”抱有兴趣）和其顾问，他们理应得到“那些期望控制轰炸规模的人的理解和支持”，也理应因“对北方的轰炸是现代战争中最精准、最有节制的”这一事实赢得信任——南定省（Nam Dinh）、府里市（Phu Ly）和荣市（Vinh）的居民或之前的居民都会感激这种关怀。这些人也理应因马尔科姆·布朗(47)早在1965年5月所报道的景象而赢得信任，布朗写道：“在南方，该国的大片区域被宣布为‘自由轰炸区’，其中任何移动的东西都是合法的目标。每周都有成千上万吨炸弹、火箭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炮落在这些广阔的区域内。假如单靠随机定律来判断，也会确信这些袭击中的伤亡十分惨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幸运的是，邦迪向我们保证，“美国式的民主不会一直偏向帝国主义”，而且“总体上来看，美国所积累的经验、理解力、同情心和知识目前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的确，“全世界所有外国投资中有五分之四来自美国”，而且“最令人钦佩的那些计划和政策……几乎都表明与美国的利益相关”——正因为此话属实，我们才会在同一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读到，在米高扬访问哈瓦那(48)之后的几周内，（美国）对古巴启动了武装行动计划(49)，“入侵了长久以来几乎专属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常被不谙世故的亚洲知识分子视为“偏向帝国主义”的表现。例如，一些印度人表达了他们对下列事实“近乎愤怒”的情绪：“我们竭尽全力地吸引外资建设化肥厂，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私人公司知道我们处于弱势，因此提出令我们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50而“华盛顿……顽固地坚持必须与私营企业做交易”。51然而，这样的反应无疑再次显示出，亚洲人是多么无法理解西方人思维中“模糊而复杂的概念”。
仔细研究一下最近在华盛顿得到“及时、恭敬的倾听”的“关于越南的新的好主意”。对于专家建议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准，美国政府印刷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持续不断地提供着真知灼见。比如，在其出版物中，人们能读到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主管饶戴维（David N. Rowe）教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词。饶教授提出（第266页），美国应该买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所有剩余小麦，这样中国就会出现“大饥荒”。他的原话是：“提醒诸位的是，我不是说把这当作对付中国人民的武器。也许会这样，但只是偶然性的。这会成为对付中国政府的武器，因为一个不友好的政府面临大饥荒时是无法维持国家内部稳定的。”感性的道德主义会让人们把这条建议与类似希特勒德国的东进政策(52)相比较，但饶教授根本没有这种道德原则。53他也不畏惧这些政策对诸如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冲击。他向我们保证，从他“对日本问题的长期接触”来看，“日本人毕竟是尊重实力和决断力的民族”。因此，“面对从武力出发、通过向与我们对抗的当地人民实施武力而试图找到解决办法的美国对越政策，日本人不会感到太恐慌”。日本人可能会担心的是“优柔寡断的政策，即拒绝面对［中国和越南］问题、拒绝以积极方式在那里承担自己责任的政策”，比如我刚刚引述过的方式。一旦确信我们“不愿使用他们明知我们拥有的武力”，也许会“让日本人感到相当恐慌，并动摇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美国全力出击会让日本人特别放心，因为他们已经证实“美国惊人的行动实力……因为他们已经直接感受过我们的实力”。这肯定是欧文·克里斯托所推崇的“现实政治观点”的重要例子。
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局限于“大饥荒”这种间接的手段呢？为什么不轰炸？毫无疑问，西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远东研究院评议员德耶格牧师（R. J. de Jaegher）也在这次委员会发言中暗示了该信息。他解释说，北越人民和所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一样，“会很乐意在轰炸后获得自由”（第345页）。
当然，肯定也有支持共产主义者的人。但这真的不足为虑，正如1953—1959年任远东事务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森（Walter Robertson）阁下在这次委员会证词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向我们保证，“北平(54)政权……代表全国不足百分之三的人口”（第402页）。
那么想一想，与越共领导人相比，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何其“幸运”！据阿瑟·戈德堡(55)称，越共代表大约是“南越千分之五的人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相信五角大楼的统计数字，这仅是越共1965年在南方招募的新兵数量的一半。56
碰到这样的专家，克里斯托提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显然还继续在沙地上画圆圈玩耍着。
解决了抗议活动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之后，克里斯托转而质疑抗议的动机何在——更概括地讲，如他所见，在一片繁荣中，在自由主义福利政府的管理下，是什么促使学生和年轻教师“变得左倾”？他指出，这“是个连社会学家都未曾想出答案的谜”。因为这些年轻人衣食无忧、前途远大，等等，他们的抗议肯定是非理性的。那一定是出于太无聊、感到过度安全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还能想到一些可能性。比如，也许作为诚实之人，学生和年轻教师试着自己寻找真相，而不是把这种责任拱手让给“专家”或政府；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愤怒。克里斯托并未否认这些可能性，只是它们难以令人相信且不值得考虑。更确切地说，这些可能性无法被表达出来，对于铁石心肠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它们被构想的范畴（诚实、愤怒）根本不存在。
克里斯托以这种对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含蓄蔑视，反映出学术圈相当普遍的态度。我毫不怀疑的是，这些态度一部分源自社会行为学不顾一切地企图模仿具有真正知识内容的科学的表象特征。但也有一些其他的来源。人人都是关注人权和各种问题的道德个体，但只有大学教授（即经过训练的专家）才能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技术问题。因而只有后面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或真实的。负责任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专家会对策略性问题提出建议；不负责任的、“讲意识形态的那类人”会对原则慷慨陈词，为道德问题、人权而烦恼或为人类和社会的传统问题而烦恼，“社会行为学”对此只能提供细枝末节的东西。显然，这类情绪化的、讲意识形态的人士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手握权力，不必操心这些事情。
有时候，这种伪科学的腔调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比如，想一想赫尔曼·卡恩(57)现象。人们谴责卡恩不道德，又赞颂他有勇气。那些本应更明事理的人把他的《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说成“必定……［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斯图尔特·休斯(58)）。问题的真相是，通过把任何现有学科的学术标准放进该书中，通过对其中一些“翔实可靠的结论”追溯至所得出结论的“客观研究”，通过在可探查之处推知其论证方式，我们会发现这本书无疑是我们时代最空洞的作品之一。与自己试图模仿的科学所不同的是，卡恩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任何解释、任何能被结果检验的实证性假设。他只是提出一个术语，并以理性做伪装。当具体的政策性结论达成时，它们只受权威（ex cathedra）言论的支持，但似乎无人支持权威言论（比如，“每年的民防花费也许应略低于50亿美元”，以免激怒苏联人。但为什么不是500亿美元或5美元呢？）。况且，卡恩很清楚，这样说是苍白无力的；他只在更理智的时候声称道：“没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相对复杂的模型比更简单的、常用来帮助判断的模型和类比更有可能会误导大家。”对于那些幽默感近乎恐怖的人来说，像卡恩那样玩一下“战略思维”游戏，并证明希望得到的结论，都是很容易的。比如，卡恩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把所有资源投入到对应价值目标(59)的全面突袭是不理性的，除非苏联决策者特别缺乏智谋或者真的发疯了，否则这种袭击是绝不可能的”。简单论证一下就能证明这是适得其反的。前提一：美国的决策者按照赫尔曼·卡恩勾画的路线进行思考。前提二：卡恩认为，人人赤化比大家都死掉好一些。前提三：如果美国就对应性全面袭击做出反应，那么大家都会死掉。结论：美国人不会就对应性全面袭击做出反应。因此，这场袭击应该尽快发动。当然，这个论证还可以更进一步。事实是：苏联人还没有实施对应性全面袭击。由此可见，他们是不理性的。假如他们是不理性的，“战略思维”就毫无意义。因此……
当然，这一切都是胡诌，但与卡恩的胡诌所不同的是，这种论证比在卡恩书中所发现的任何论证都略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认真之人实际上也关注这些荒唐话，肯定是因为它们所显示的决心和伪科学的模样。
奇怪而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反战运动”也常常遭遇类似的混淆。比如，在1965年秋，召开了有关越南的另类视角的国际会议，会上向可能的参加者发放了陈述大会设想的手册。大会计划成立学习小组，代表三种“知识传统类型”： （1）地区专家；（2）“社会理论，尤其着重于国际体系、社会变化和发展、冲突与解决冲突或革命的理论”；（3）“对于根植于不同神学、哲学和人文传统的公共政策，从人类基本价值观方面进行分析”。第二种知识传统会提供“从社会理论得出并被历史数据、比较数据或实验数据检验的一般性命题”；第三种知识传统“会给出从中提出基本价值观问题的框架，并就此框架分析社会行动的道德内涵”。大会希望“通过所有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道德层面来研究有关越南政策的问题，相比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所显示的结果，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人类基本价值观更一致的解决办法”。
简而言之，研究价值观的专家（即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发言人）会提供道德层面上的根本性见解，而研究社会理论的专家会提供经实证检验的一般性命题和“冲突的一般性模型”。从这种相互影响中可以推测出，从对科学方法准则的应用中将产生出新的政策。在我看来，唯一值得争辩的问题似乎是，向社会理论方面的专家寻求充分验证的一般性命题，或者向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专家寻求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见解，是否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就这一话题还有更多可谈之处，但就此打住吧。我只想强调，毫无疑问、显而易见的是，崇拜专家既自私（对于建议这么做的人来说）又虚伪。显然，人们必须尽可能地从社会行为学中学习；显然，也必须尽可能严肃认真地致力于这些领域。然而，假如不接受这些领域，不以其优点和实际（并非虚假的）成就来判断它们，就会十分不幸且极其危险。特别是，如果用一种经过充分测试和验证的理论来处理外交事务或解决国内外冲突，那么其存在已经是严加防范的秘密。在越南问题上，如果那些自比专家的人士获得了一些原则或信息，能够证实美国政府在那个不幸国度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在把事实公之于众方面实在是毫无成效。对任何略知社会行为学（或“政策科学”）的人来说，有人声称某些考虑和原则对局外人来说深奥难懂，这简直是不值一评的谬论。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时，我们主要关注他们在创建和分析意识形态时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解释非理性的、专讲意识形态的那类专家和负责任的专家之间做对比时，克里斯托所用的字眼立刻让人想到丹尼尔·贝尔(60)那篇有关“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有趣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61。该文未曾言说的部分和其内容一样重要。贝尔介绍并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掩盖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尤其引用了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信条的描述，“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接着他又提出，讲意识形态的时代终结了，至少在西方社会已被一种普遍认同所取代，即必须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就事论事地解决每个问题，并假定公共事务方面的专家在该框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贝尔十分小心地描述了“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衰微”中的准确含义，他仅指“把思想转化为社会杠杆”的意识形态，是“一系列充满激情的信念，……［它们］……试图全面地改变生活方式”。“改变”和“转化为社会杠杆”是关键词。他认为，西方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将思想转化为社会杠杆并彻底地改变社会的兴趣。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实现了福利国家的多元社会，就没必要彻底地改变社会。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东修西补，但试图有效地更改它，那就错了。在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下，意识形态就死亡了。
关于贝尔的文章还有几个突出的事实。第一，他并未指出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私自利的。他没有把自己有关知识分子大体上已丧失“全面改变生活方式”兴趣的评论，与知识分子在管理福利国家过程中日益增强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他也没有把他们对福利国家的普遍满意度，与他在别处所说的“美国已经成为富裕社会，给从前的激进分子……提供了地点……和名望”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第二，他并未认真地通过论证来表明，在达成他所暗指的共识（这种共识排除了社会应当被改变的想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或许是“对的”或“客观上被证明是正确的”。的确，尽管贝尔对“新左派”的空谈反应十分尖刻，他似乎也抱有十分乌托邦式的想法，相信技术专家能认真处理现存的少数问题，例如，劳动被当作商品的事实以及“异化”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经典问题似乎还伴随着我们。人们也许会合理地说，它们的规模和严重性增加了。比如，富裕中的贫困这一经典悖论目前在国际上已是日益突出的问题。虽然人们可能会想出（至少从原则上）国内解决办法，但在贝尔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共识的框架之内，如何以这种方式改变国际社会以应对人类巨大的、可能仍在加剧的痛苦，就几乎无法得出理智的看法。
因此，用略微不同于贝尔的话来描述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会显得自然一些。我们可以用贝尔的文章第一部分中的术语说，福利国家的技术工人在贝尔的“科学”中为自己特殊而杰出的社会地位找到了证据，特别是从以下主张中找到了证据——社会科学能提供一种从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对社会进行修补的技术。然后，他们以常见的方式，进一步要求事实上的阶级利益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他们认为，自己要求获得权力和权威所依赖的特殊条件，实际上是现代社会能得救的唯一普遍条件；在福利国家框架内的社会修补工作必须取代对过去“所有意识形态”的遵从，即曾经关注社会转变的意识形态。在发现了自己的权力位置、获得了安全和富足之后，他们不再需要寻求激进变化的意识形态。学者型专家取代了“不受约束的知识分子”，后者“在发觉错误的价值观受到尊崇时抗拒了社会”，现在已失去其政治地位（也就是说，现在因为正确的价值观而受到尊崇）。
可想而知，将要（或希望）管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专家无须激进地改变社会就能应对那些经典问题，这是正确的。正是如此，资产阶级曾正确地把自身获得解放的特殊条件作为现代社会可能得救的唯一普遍条件，这大概也是正确的。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要有论证；没有论证的话，持怀疑态度就是正当的。
在泛乌托邦主义的同一框架中，贝尔继续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向福利国家的学者型专家和第三世界的思想家提出了问题。他十分正确地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问题，该信仰的内容“早被朋友和敌人忘记了”。他反而说：“这是个更老的问题：通过建立民主机构、允许人民自主选择以及志愿牺牲，新社会是否就能继续发展？或者，沉醉于权力的新精英阶层是否会用极权主义的方式去改变国家？”这种问题很有趣，但看到它被称为“更老的问题”时多少有些奇怪。他肯定不会暗示说是西方选择了民主方式。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农民自愿选择离开土地、放弃家庭手工业而成为工业无产阶级，在已有的民主机构框架下自觉自愿地做出19世纪工业社会经典文学所生动描述的那些牺牲。有人也许会就这样的问题进行争论：在不发达世界中，极权控制是否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但西方的发展模式几乎无法让我们引以为傲。找出像华尔特·罗斯托这样能提出“西方价值观预示着更人性化的［工业化］过程”的人62，也许不足为奇。那些深切关注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深切关注先进工业社会（原则上）在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必须要稍加谨慎地阐释西方经验的重要性。
再回到那个合理的问题：“通过建立民主机构”还是只靠极权方式来“发展新的社会”？我认为，诚实的品质要求我们承认，该问题必须更多地针对美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第三世界的思想家。落后国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和无法克服的问题，几乎别无选择。美国有很广的选择范围，还有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尽管显然没有智力资源或道德资源），至少能对付其中的一些问题。也许即使没有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包围”，革命运动中真正的民主要素（比如，在某些情况下是苏维埃各共和国和集体农庄）也可能会被官僚和技术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所破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革命运动目前必须面对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必然会导致这一结果。对于那些一心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要素、自发要素和民众要素的人来说，这种教训十分清楚。尽管必须付出努力，把西方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到能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及其真正的民主机构的发展提供“社会杠杆”的程度（就此而言，也可以在本国提高），有关两党制或在西方社会中已部分实现的真正民主价值观的说教，在这种努力面前也显得毫不相干。
按照以下结论可以得到好的实例：在已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中，或在那些感觉通过“接受社会”现状和推广被这个社会“崇尚”的价值观就能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共识。在取代过去那种自由随意的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中，这种共识很明显。在大学里，这些学者专家构建了一种“不涉及价值观的技术”来解决当代社会出现的技术问题，63并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之前提到的“负责任的立场”。在国内，负责任的专家学者的这种共识类似于那些在国际舞台上的人士提出的共识：无论耗费多少人力，美国在亚洲使用武力都是正当的，因为有必要遏制“中国的扩张”（诚然，这种“扩张”目前还是假设）64，或用国务院的新话(65)来说，是因为有必要逆转亚洲民族主义革命或至少防止其蔓延。假如我们仔细观察阐述该提议的方式，这种类比就很清楚了。1943年，丘吉尔在德黑兰以其惯有的清晰思路对当时的同事约瑟夫·斯大林概述了他的一般性立场：“……世界政府必须托付给那些心满意足的国家，他们除了已拥有的东西之外别无希求。假如世界政府落入饥饿的国家手中，总会有危险。但我们毫无理由寻求更多的东西。只有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且毫无野心的民族才能维护和平。我们的实力将我们置于他人之上。我们像富人那样平静地待在自己的住所中。”66
要把丘吉尔《圣经》式的修辞转为当代社会科学的行话，可能要求助于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在前面提及的国会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我怀疑，在长久的未来，中国对包围的担心将不会减弱、缓和和防松。但我希望，我们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会有助于全体中国人民变得更现实、更乐于忍受这一压力，而不是通过支持解放运动纵容它（诚然，这不仅仅依赖于外部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可操作性问题不在于这种压力能否被消除或明显减弱，而在于中国能否接受一种激励制度或奖惩制度，使其能乐于忍受这种压力。67
该观点被托马斯·谢林进一步澄清：“中国人能从中受益的长期积累的经验是：尽管美国有意包围他们，有意保护他们的周边地区，但如果他们愿意，美国也准备和平行事。”68
简而言之，我们准备和平地生活在我们的——当然是十分广阔的——住所里。很自然的是，来自“仆人角落的不体面的嘈杂声”冒犯了我们。比如说，假如一次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试图从国外势力手中获得独立，或推翻国外列强支持的半封建制度，或假如中国人不理智地拒绝及时回应我们为其准备的增援时间表，假如他们反对被那些想当然地控制其边境周围地区的仁慈的、热爱和平的“富人们”包围，那么，我们显然必须以适当的武力来回应这种挑衅。
正是这种心态说明了美国政府及其学术辩护者为美国拒绝在当地寻求越南政治解决方案而辩护时的坦白态度，虽然该解决方案是基于政治力量的实际分布。甚至连政府专家都直率地承认，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NLF”）是唯一“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的南越政治党派”；69民族解放阵线已“在当地做了大量自觉的努力来扩大政治参与度（尽管这种努力难免被操控），使更多的民众投入到一场自立、自助的革命中”（第374页）；这种努力已经非常成功，没有什么政治团体“认为自己在规模和力量上能旗鼓相当地贸然建立一个联盟，即使能这样，也害怕被鲸吞”（第362页）。此外，政府专家们承认，在大量美军入侵之前，民族解放阵线坚持认为斗争“应在政治层面进行，使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本身是非法的……战场将是越南乡村民众的观念和忠贞所在，而武器会成为其思想”（第91—92页；另见第93、98—108、155—156页）；相应地，直到1964年中期，来自河内的援助“主要限于两个方面——有关信条的基本知识和领导人员”（第321页）。所截获的民族解放阵线文件对比了敌方的“军事优势”与自身的“政治优势”（第106页），完全确认了美方军事发言人的分析，即把我们的问题确定为如何“动用大批武装部队和较小的政治力量［来］牵制拥有巨大政治力量而军事力量平平的敌手”。70
同样，2月的檀香山会议(71)和10月的马尼拉会议(72)最引人注意的结果是，西贡政府的高官坦率地承认，“他们不能忍受和平解决方案，这把越共的政治结构放在了合适的位置，哪怕越共游击队的组织已被解散”，这样“他们现在就不能在政治上与越南的共产主义分子竞争”。73因此，莫尔接着说，越南人需要一个“绥靖计划”，其核心是破坏越共的秘密政治结构并创立对人民进行政治控制的钢铁般的政府制度。10月23日，在马尼拉，还是这位记者引用了一位越南高官的话：“坦率地讲，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仅在政治基础上还无法与共产主义分子抗衡。他们有组织、有纪律。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则不是这样——我们没有组织良好的大党派，而且没有团结起来。我们不能让越共存在下去。”华盛顿的官员们非常明白这种情形。因此，国务卿腊斯克(74)指出：“如果越共作为全面合作伙伴来到会议桌前，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在南越和美国发誓阻止的目标上赢得了胜利。”（1966年1月28日）同样，麦克斯·弗兰克尔(75)在华盛顿报道说：“妥协在此毫无吸引力，因为政府早已得出结论，认为南越的非共产主义力量在与共产党人结成的西贡联盟中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正是这个原因——并非因为过于严格的协议——使华盛顿坚决拒绝和越共协商或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政治力量。”76
简而言之，我们会“宽宏大量地”允许越共代表出席谈判，只要他们同意承认自己是外国力量的代表，这样就放弃了参与联合政府的权利——他们六年来一直要求拥有这项权利。我们深知，在任何由代表组成的联盟中，没有美国军队的支持，我们选出的代表团连一天也撑不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增加美国军队，抵制有意义的谈判，直到有个傀儡政府能对其百姓实施军事和政治控制——这一天可能不会到来，因为正如威廉·邦迪(77)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确定东南亚“在西方势力有效撤离之后”是否安全。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中立旗号下寻求解决办法而谈判”，这“无异于向越南共产党投降”。78根据这种推理，南越必须永远做美国的军事基地。
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只要我们接受这条基本的政治公理：凭借一贯对弱者和受压迫者权利的关注，以及对落后国家正确发展模式的独特洞察力，美国必须要有勇气、有恒心以武力推行其意愿，直到其他国家愿意接受这些真理或者干脆放弃希望。
假如坚持真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从历史角度看待事情也是其责任。因此，必须为国务卿坚持历史类比的重要性（比如，慕尼黑类比(79)）而鼓掌。如同慕尼黑阴谋所显示的，一个强大的、有侵略性的盲信其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国家，会把每一次胜利、每一次自身力量和权威的扩展当作下一步的序曲。阿德莱·史蒂文森(80)对此所言极妙，他说起“在陈旧、古老的道路上，扩张势力猛推着越来越多的门，他们相信门总会被打开，一直到最后一扇门那里，抵抗在所难免，大战就爆发了”。此处存在绥靖的危险，正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向苏联指出的那样，他们说“苏联对我们在越南的希特勒扮演着张伯伦的角色”。(81)当然，自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不同于纳粹德国的侵略性，尽管这种区别对于正在吸着毒气或被焚烧的越南农民而言好像太学究气了。我们不想占领亚洲；我们只希望（回到沃尔夫先生所说的话）“帮助亚洲国家向经济现代化前进，成为相对‘开放’和稳定的社会，无论作为国家或作为公民个体，我们与这样的社会接触都是自由的、轻松的”。82这种说法很恰当。最近的历史表明，某个国家拥有何种形式的政府对我们无关紧要，只要其政府保持一个“开放社会的姿态”（以我们对该词的奇特理解），即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或政治控制保持开放。即便为了达到该目标在越南实施种族灭绝，这也是我们为了保卫自由和人权必须付出的代价。
详细讨论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向开放社会前进（而“我们与这样的社会接触起来都是自由的、轻松的”）的方式无疑是多余的。我曾多次引用近期的国会听证会，代表国际谅解商务委员会印度常务委员会的威廉·霍尔斯特（Willem Holst）和罗伯特·马尔（Robert Meagher）在其证词中讨论的一个例子颇具启发性。83马尔先生指出：“如果有可能，印度也许更愿意进口技术工人和技术诀窍而非外国公司。但这不可能，因此印度就把外国资本当作必要之恶(84)来接受。”当然，如果投资的基础不靠外国援助，如果不是出于必要才使印度被迫改变其获得外国私人资本的方式，“印度的私人资本投资问题……只会是理论上的做法”。但现在，“印度对外国私人投资的态度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愤恨和矛盾的角度转向接受其必要性。随着这种必要性日趋明显，矛盾心态会逐渐被更通融的态度所取代”。霍尔斯特先生提供了“一个也许很典型的历史实例”，即“在计划中提出与美国私人财团合作的印度政府每年再增加生产100万吨化肥，也就是成倍增加全印度目前的设备容量。这个大胆的计划不幸破灭了，很大程度上可能归咎于印度政府和企业的失败，在众所周知的十项刺激商业的计划框架内，双方都未找到可行的、彼此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此处的困难与业主权益所占的比例有关系。显然，“印度急需化肥”。同样明显的是，财团“坚持认为，事实上需要的是获得合适的过半数控制所有权”。但“印度政府公开坚持他们应该拥有过半数所有权”，而且“如此复杂的情况令人感到这又是弄巧成拙之事”。
幸运的是，这个独特的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之前引述的话是1966年2月发表的。几周之后，正如我们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报道中读到的那样，印度政府恍然大悟。来自印度国内的批评——“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想要独霸创立我们经济必须赖以运行的框架的权利”——平息了（4月24日）；印度政府接受了恢复经济援助的条件，即“印度为化肥厂的外国私人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款”以及美国投资者“拥有相当大的管理权”（5月14日）。截至4月28日，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新闻报道对这种进展做出如下概括：
改变的迹象发生了。政府同意为化肥厂的外国私人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款，也在考虑放手更多的行业，并准备对进口政策（如果能得到充裕的国外援助）放宽限制……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持续不断地受到来自美国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压力，去年它们一直在敦促大力搞活印度经济，给私人企业更大的业务范围。来自美国的压力在这里卓有成效，因为美国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量的外汇资助印度的发展，使其工业的车轮运转不停。印度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增加其援助的诸多条款，无论叫它们“附加条款”“条件”或任何什么名称，因为印度简直无处投靠。
该文的标题把这种进展说成是印度“从社会主义向实用主义的流变”。
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充分。于是，几个月以后，我们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2月5日）上读到，美国企业家坚持“进口所有设备和机器，虽然在他们的某些要求上印度已具备经过测试的能力。他们坚持进口液态氨这种基本的原材料，不用当地储量丰富的石脑油，并对价格、发行、利润和管理控制都设定了限制”。我已经引述过印度的反应（见第47页）。
我们以这些方式帮助印度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发展，用华尔特·罗斯托的话来说，这样的社会能正确地理解“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即“与国家相对而言的个人尊严”。我们也以这种方式拒绝接受那些亚洲人的愚蠢观点，继续用罗斯托的措辞来说，他们“相信或部分地相信，西方被迫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运作创立并依赖自己的帝国主义领地”。85
事实上，当美国恣意利用印度当前的痛苦，运用其经济力量推进印度“从社会主义向实用主义流变”时，印度也发生了战后的一起大丑闻。
在寻求帮助其他国家步入开放社会的这一目标时不考虑领土扩张，我们就没有开辟新天地。汉斯·摩根索(86)恰当地把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政策描述为偏向“竞争自由（你们可能称之为剥削中国）”的政策。87事实上，帝国主义强国很少有明确的领土野心。比如，英国议会在1784年宣布，“在印度追求征服计划和领土扩张是违背该国希望、荣誉和政策的措施”。此后不久，英国就开始全面地征服印度。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宣布它在埃及的意图时打出的口号是“干预、改革、撤离”。无需再评述这种承诺在后半个世纪里被兑现了多少。1936年，在对中国华北采取战争行动前夕，日本人颁布了其《基本国策纲要》，其中包括使用温和的、和平的方式扩张其势力，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铲除共产主义的“威胁”，修正列强的侵略政策，确保它在东亚维稳强国的地位。(88)甚至在1937年，日本政府也“对中国没有领土企图”。简而言之，我们都如出一辙。
顺便需要记住的是，直到1939年，美国明显仍十分愿意与日本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并做出临时妥协，如国务卿赫尔(89)所言，假如日本愿意“改变其针对我们在中国的权益的态度和做法”。的确，重庆大轰炸和南京大屠杀十分令人厌恶，但正如当时那些负责任的、不会情绪失控的人所清楚地看到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是日本对开放之门的关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
真诚的、投入的技术专家的声明常常让人惊奇地洞察到在最近的野蛮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看看经济学家理查德·林道赫姆（Richard Lindholm）在1959年的评论，他如此表达了自己对“自由越南”的经济发展失败的挫折感：“……如何使用美国的援助由越南人如何使用其收入和存款来决定，大部分受美国援助支持的越南进口货物要么是消费品，要么是直接用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材料，这一事实说明越南人渴求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愿意拿皮阿斯特(90)购买就表明了他们的渴望。”91
简而言之，正如越南人民在自由市场中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渴望拥有别克汽车和空调，而不是炼糖设备或筑路机器。不管我们对他们的自由选择多么表示悲叹，我们必须允许这些人随心所欲。当然，在乡下偶尔也会碰到那些负重的两脚兽，但正如任何政治学研究生所能解释的那样，他们不是负责任的、现代化的精英，因此与人类只有表面的生物相似性。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诸如此类的态度造成了在越南的屠杀。我们最好直率地正视这些态度，否则就会发现，我们的政府正把我们领向一个对越南的“最终解决办法”。不可避免的是，未来还会有很多个越南。
让我们最后回到麦克唐纳和知识分子的责任。麦克唐纳引用了对一个死亡集中营出纳的采访，当被告知苏联人要绞死他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起来，并问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做了什么？”麦克唐纳总结说：“只有在其道德准则与权威发生了难以容忍的冲突时愿意亲自抵抗权威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谴责这个死亡集中营的出纳。”在我们每天读到越南又发生了暴行时，在我们编造、说出或容忍为下一次捍卫自由的行动而辩解的骗术时，倒可以问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
（本文修改自在哈佛大学的演讲，1966年6月发表在《万花筒》［Mosaic］杂志，1967年2月23日登载在《纽约书评》，内容大致与本文相同。目前的版本翻印自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主编的《持异见的学院》［The Dissenting Academ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另重印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23—366
(1)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906—1982），美国作家、批评家，冷战期间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
(2) Politics，亦译为《政治》，是1944年由德怀特·麦克唐纳本人创办的独立杂志，支持无政府和平主义，1949年停刊。
(3) 指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4) 凡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早期殖民主义者，曾三次远航至印度。
(5) “truth”一词有真实、真理、真相、事实等意，海德格尔此处应指“真理”，而乔姆斯基更多地指“真相”之意。
(6) 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1919—2007），美国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之子，人称“小亚瑟·施莱辛格”，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1961—1963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1966—1995年任纽约城市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7) 此处指《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一书。
8 目前已经开展了这种研究项目，并以“公民白皮书”的形式发表，见F. Schurmann,P. D. Scott, and R. Zelnik, 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Boston: Beacon, 1966。关于美国在1965年2月局势大升级之前拒绝联合国倡议外交解决的进一步证据，见Mario Rossi, “The US Rebuff to U Than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17, 1966。也可参见Theodore Draper, “How Not to Negotia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4, 1967。在道格拉斯·派克著《越共》（Douglas Pike, Viet Co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一书中，有更多的文献证据表明，民族解放阵线试图建立联合政府，使该地区保持中立，但其努力被美国和其西贡同盟拒绝。我们在阅读后一种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要把所陈述的事实和所断定的结论区分开来，个中缘由会在随后简述（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Haganah］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有些人捍卫我们征服越南和建立由我方选出的政府的权利，看看他们对《越南政治局势升级》（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一书所发表的最早的、有点拐弯抹角的反应，会十分有趣。例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纽约时代杂志》，1966年11月11日）认为，《越南政治局势升级》的主题暗示出我们的领导人是“恶魔”。既然头脑正常的人都不相信是这样，该观点就被驳倒了。反过来设想（即认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恶魔”）又会显得“不负责任”（就该词的独特含义而言——这个词的含义讽刺性地与本文的题目相反）。斯卡拉皮诺继而指出，此书论述中所谓的主要薄弱之处在于，作者未能体察到我方认真寻求外交解决可能性的尝试，这一失误可能会被我们的对手视为弱点。
(10) New Frontiersmen，源自New Frontier，即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施政纲领。它分为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肯尼迪要求美国人民准备做出牺牲来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此处的New Frontiersmen指支持或实践新边疆政策的人，即新拓荒者。
9 《纽约时报》，1965年10月14日。
11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
(12) 查尔默斯·罗伯特（Chalmers Robert，1910—2005），时任《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记者。
(15) 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1916—2003），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1966—1969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13 Boston Globe, November 19, 1965.
14 在其他时候，施莱辛格的确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者式谨慎。例如，他在为《越南政治局势升级》一书所写的序中承认，河内方面也许“对谈判抱有零星兴趣”。至于政府有关谈判的谎言和其反复影响试探性谈判协议的行动，他只是评论说，该书的几位作者可能低估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证明他们是错的。必须把这种警惕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与施莱辛格对重新研究冷战起源的态度比较一下：在致《纽约书评》（1966年10月20日）的一封信中，他说道，修正主义分子试图证明，冷战可能不只是共产主义好战的结果，是时候对他们“吹响警哨”了。我们因而认为，无需讨论关于冷战起源这种相对直接的问题，更复杂的问题是美国为何回避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这应当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去思考。
需要牢记的是：美国政府在解释其不考虑通过谈判有意义地解决问题时，有时显得过于自信。正如大家欣然承认的那样，这种解决方式可能让政府无力控制局势。例子William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 Asia,” in Alastair Buchan, ed., China and the Peace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9-30.
1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 121.
17 Walt W. Rostow, The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149.还可参见其著作《世界舞台上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第144页：“斯大林利用战后世界的分裂和衰弱形势，为力保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扩张基地中抽身出来……转向东方，支持毛（泽东），煽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
(18) 引文出处如此，此处或指伊朗北部与阿塞拜疆接壤的伊朗阿塞拜疆地区，后文同。
(20) 吴庭艳（1901—1963），1955—1963年任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9 例如，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乔治·卡佛（George Carver）的文章《不露面的越共》（“The Faceless Viet Cong,” in Foreign Affairs 44 ［April 1966］），第317—372页。还可参见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Haganah］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
21 参见Jean Lacouture, Vietnam: Between the Two Tru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6, 21。当时的西方观察家也认同吴庭艳对局势的这一分析。例如，见外交关系委员会远东问题专家和主管威廉·亨德森（William Henderson）在林道赫姆（R. W. Lindholm）所编《越南：第一个五年》（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中的评论。他提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日益疏离”“南部武装异见者的复兴”以及“在过去两年间，安全情况明显恶化”的事实都是吴庭艳“严酷专制”的结果，他还预测到“自由越南的政治环境在持续恶化，最终会形成难以预见的灾难”。
(24) 1952年3月10日，苏联政府就缔结对德和约问题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提出对德和约的原则草案，敦促西方三国加速缔结对德和约的工作。
22 见Bernard Fall, “Vietnam in the Balance,” Foreign Affairs 45 (October 1966), 1-18。
23 斯大林既不愿看到希腊共产党内的铁托主义倾向，也不愿意看到巴尔干联邦在铁托分子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可能性。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在希腊游击队反抗的某个阶段，斯大林支持过他们，尽管很难找到确凿的文献记载证据。不消说，无需详尽的研究就能证明英美自1944年末在此次内战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更多有关从强烈的反共视角对这些事件进行的严肃研究，见D. G. Kousoulas, The Price of Freedom,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3和Revolution and Defea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5 详细记录见James Warburg, Germany: Key to Pe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89。因为沃伯格（Warburg）断定，显然“克里姆林宫正准备按‘全德民主’一词的西方含义，去接受这种民主的创立”，西方列强在回应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们计划‘确保德国加入一个纯防御性的欧洲共同体’”（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6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344-345. 顺带提及的是，那些正义谴责残忍地镇压东德和匈牙利革命的人也许恰好记得，如果美国愿意考虑中欧中立的提议，这些丑闻事件或许能够避免。乔治·凯南近来的一些声明为该问题提供了有趣的解读。例如，有人假设说，苏联试图攻击或以武力威胁欧洲大陆的西半部地区，而美军阻止了这一企图，凯南从一开始就评论说这种假设是虚假的；他还评论说，要求苏联单方面撤出东德，并“把德国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纳入主要以核武器为基础的西方防御体系之中”，这是极其荒谬且毫无结果的（Edward Reed, ed., Peace on Earth［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65］）。
值得指出的是，罗斯托评论中所显示的这种历史幻想，已成为美国国务院规律性的特征。因此，才会有托马斯·曼把我们对多米尼加的干涉辩解为对“中苏军事集团”行动的正当反应。或者以更深思熟虑的声明为例，比如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于1966年2月12日在波莫纳（Pomona）学院的演讲中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分析。他把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早期的苏联说成处于“非常军事化和侵略化的阶段”。与彻底的捏造所不同的是，这种幻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能是诚挚的，实际上也可能成为制定政策的基础。
(27) 指1946年的伊朗危机，也称阿塞拜疆危机。“二战”后盟军在伊朗的驻军陆续按协议撤出，但苏联仍借故拖延撤军，并在伊朗北部支持阿塞拜疆人与库尔德人势力，同时就石油问题向伊朗施压。在英美支持下，伊朗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后者也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撤军。
(28) 1951年，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当选伊朗总理后，奉行民族主义政策，提出国有化石油产业，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1953年8月，在美国中情局的操纵下，伊朗发生政变，摩萨台政府被推翻。
(30)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921—2016），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及军备控制方面的专家。2005年，因在博弈论领域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32)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政治家、学者，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9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
31 《美国的亚洲政策》（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分委员会的听证会（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6），第89页。
(33) A. A.伯利（Adolf A. Berle，1895—1971），律师、教育家、作家、外交家，美国总统罗斯福“智囊团”的重要成员，1945—1946年任美国驻巴西大使。
(35) 指前面提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态度。
34 《纽约书评》，1966年11月20日。这些评论令人想起特别的一幕：肯尼迪总统劝告英属圭亚那首席部长切迪·贾根（Cheddi Jagan）说，要警惕建立一种“使国家处于经济依赖下”的贸易关系的危险。当然，此处指的是与苏联建立商务关系的危险。见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776。
(37) 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1891—1961），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独裁者，1961年5月30日遇刺身亡。
36 A Thousand Days, 252.
38 A Thousand Days, 769.
39 尽管这一点也并不准确。我们必须记住特鲁希略政权的真正特点，才能意识到肯尼迪这番“现实性”分析中彻头彻尾的玩世不恭态度。
40 Walter Rostow and R. W.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New York: Technology Press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5.
(41) 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1920—2009），美国学者、专栏作家、出版人，因其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对美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
(42) 《文汇》（Encounter）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美文化圈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刊物之一，赢得了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青睐，后被曝曾长期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而陷入丑闻，1991年停办。
(43)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新闻评论家，其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奠基之作。
(44) 起源于1965年密歇根大学教师组织的反越战宣讲会， 后来指美国大学师生对争议性话题（尤其是政治话题）进行的专题讨论或辩论。
(45) 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1919—1996），美国国防与外交政策专家，先后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46 “End of Either/Or,” Foreign Affairs, 45 (January 1967): 189-201.
(47) 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1931—2012），美国新闻记者、摄影师，于1963年拍摄了越南大乘佛教教徒释广德（Thích Quảng Đức）在西贡自焚的照片，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该照片同年赢得“世界新闻摄影”大奖。
(48) 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古巴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及援助协定。1960年5月7日，古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
(49) 这些计划导致了1961年4月17日的“猪湾事件”。
(52) 亦称为“东方政策”，指“二战”后西德政府通过谈判与其共产主义邻居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策略。
50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26, 1966.
51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5, 1966.
53 尽管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应该记得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在他最疯狂的时候说要消灭3 000万斯拉夫人，而不是对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施加大饥荒。顺带提一下，这里的类比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就之前讨论的这个新词的技术含义而言）。也就是说，它基于这样的假设，美国人的主张和行动和其他任何人的主张和行动一样，都受同样的标准支配并接受同样的解读。
(54) 1949年9月底，北平（Peiping）更名为北京。
(55) 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1908—1990），美国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1962—1965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56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况且，戈德堡继续说，美国并不确定这些人是否都是志愿拥护者。这并非共产主义者口是心非的第一个实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962年，据美国政府的消息，15 000名游击队员伤亡达30 000人。见Schlesinger,A Thousand Days, 982。
(57) 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1922—1983），美国未来学家、军事战略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分析核战争的可能性后果见长。
(58) 斯图尔特·休斯（Stuart Hughes，1916—1999），美国历史学家、学者，倡导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历史研究。
(59) “对应价值目标”指敌方与我方实力对应的导弹或核武器。
(60)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美国社会学家、思想家、作家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荣誉教授，以对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研究而著称。
61 重印于论文集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0), 369-375。在这里，我无意考虑过去12年间讨论“意识形态终结”时提出的所有问题。很难看出有理性的人为何能就那么多被提出的论点与人争吵。例如，在某个历史时刻，“文明政治”（politics of civility）是合适的，也许是灵验的；鼓吹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这件事鲜少受到关注）的人有责任评估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应该与教条主义式的狂热和“世俗宗教”做斗争（或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忽略）；解决问题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行技术性的方法；“为了使思想能重现生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应该消失”（阿隆［Raymond Aron］）等。有时候，这会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值得牢记的是，这些情绪与诸如卢森堡（Luxemburg）、潘涅库克（Pannekoek）、柯尔施（Korsch）、阿瑟·罗森堡（Arthur Rosenberg）以及其他许多人所代表的非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无关。
62 Rostow and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10.
63 鉴于使用者目标明确，这种“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是毫无价值的几乎不重要。与研究相关的问题是五角大楼或大公司提出的，而不是什么巴西东北部的革命者或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全称为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提出的。我也不知道有哪个研究项目专门研究装备简陋的游击队如何更有效地抵抗野蛮的、有破坏力的军事技术的问题——当然，这是现在已彻底过时的自由随意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
64 有关无休止的“中国扩张主义政策”的宣传攻势，也许要稍加评论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典型的美国宣传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其去世前不久的评判（见《纽约时代杂志》，1966年3月13日）：“迄今为止，新的共产主义‘王朝’侵略性很强。印度被攻打，马来人不得不奋战12年以抵抗他们本可以用更和平的路线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的‘民族解放’。如今，在泰国北部的渗透和侵略组织已经开始活动。”
至于马来亚，史蒂文森大概把华人和中国政府混淆了。关心真实事件的人会同意哈利·米勒（Harry Miller）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威胁》（Communist Menace in Malay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4）第230页所说的话：“除了通过北京的电台时不时地吵嚷之外，共产主义中国对马来亚的事务并不感兴趣。”至于泰国北部，“渗透组织”可能在活动（尽管猜想是中国人干的是毫无道理的），而且这与美国把泰国作为进攻越南的基地脱不了干系。这种瓜葛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进攻越南”源于边界争端。最初，中国修建了一条从西藏到新疆的公路，印度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才得知这项工程。根据美国空军的地图，争议地区属于中国领土。见Alastair Lamb, China Quarterly, No. 23 (July-September 1965), 202-207。对于这位知名权威而言，“中国似乎不大可能制定出总体规划……接管整个印度次大陆，更别说它那稠密的人口”。相反，他认为，中国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印度对这条公路所通过的区域甚至也声称过主权。中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中国军队在大部分地区都撤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外，这条线是1914年英国企图强加给中国边界的，但从未被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美国或其他政府承认过。
身居要职的人把这一切描述为中国的扩张主义，真是了不起。事实上，对于被美国的导弹包围、被东南亚庞大的美国远征军支持下不断扩大的军事基地网络所包围的中国，争论假想中的侵略性简直荒谬之极。可以想见的是，未来某天，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变成扩张者。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想象各种类似的可能性，但当前政治中的重要事实是美国的侵略性。
(65) Newspeak，也可译成“新语”，该词来自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设想的一种人工语言，极权主义政府用它来限制民众的思想自由，现在指官方为了欺弄或操纵公众而故意使用的含混、矛盾的言辞。
66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d War, vol. 5, Closing the 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1), 382.
67 《美国的亚洲政策》，第104页，《美国的亚洲政策》（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分委员会的听证会（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6），第89页。
68 《美国的亚洲政策》，第105页。
69 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Haganah］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
70 Lacouture，前面所引述的著作（Vietnam: Between the Two Truces）第188页。这位军事发言人继续（不吉利地）说，这是我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会遭遇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反应”。
(71) 指1966年2月美国与南越政府联合召开的第13次檀香山会议，美国在会上提出了对越南的军事战略，之后开启了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
(72) 指1966年10月23日召开的马尼拉会议。美国宣称，如果北越武装撤回越南北部，美国及其盟国也会在六个月内从南越撤军。
(74) 指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1961—1969年任美国国务卿。
(75) 麦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时任《纽约时报》记者。
73 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hr），《纽约时报》，1966年2月11日。着重部分是我引用时添加的。
76 《纽约时报》，1966年2月18日。
(77) 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1917—2000），美国情报专家、外交历史学家，曾先后担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事务顾问，离开政府工作后先后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
(79) “慕尼黑类比”是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学中常见的经典实例。1938年9月29日，德、意、英、法四国在慕尼黑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地区割让给德国。英、法当时迫于德国的战争威胁，逼迫捷克斯洛伐克让步，而签署协定时捷克斯洛伐克却无权出席会议。一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事件被称为“慕尼黑阴谋”，由此产生了“慕尼黑类比”这种思维方式，即认为绥靖政策毫无作用，反而会鼓励侵略，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后来当美国对与其敌对的国家采取安抚、妥协的外交政策时，有人就用慕尼黑类比指其重犯“二战”前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错误。
78 William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 Asia,” in Alastair Buchan, ed., China and the Peace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9-30.
(80)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900—1965），美国政治家、外交家，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未果，1961—1965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8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对希特勒纳粹政府实行了绥靖政策，他因此备受谴责。
82 前面所引述的著作，第80页。
(84) “必要之恶”指为了全体利益而选择做某件恶行或含有恶意的事情。政治上通常指政府等国家机器的存在是必要之恶。
83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 191-201. 例子随处可见。
(86) 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1980），德裔犹太人，美国政治学家、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曾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对越政策。
(88)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又称《国策基准》），这份纲要伪称要成为东亚的和平势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实质上是日本法西斯势力试图称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纲领性文件。日本官方对国内的宣传与应对国联调查时的回应亦采取此类口径。
(89) 此处指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1933—1944年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因创立联合国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5 Rostow and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10.
87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 128.
(90) 皮阿斯特（piaster）是1955—1975年越南南方所使用的货币单位，当时的1皮阿斯特相当于1美元。
91 Lindholm，前面所引述的著作（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第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