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是渐渐为读书人所了解的学者，近几年，他连续出版了《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偶像的黄昏》等著作，可谓厚积薄发的一个典型。他的书我大都没买，但一些文章倒是拜读过，渐渐地对这位关注近代中国言论史的、非学院的学者有了信任。和时下坊间流行的“戏说历史”或“将历史八卦化”的书不同，傅国涌的文字有着史家的血性和厚重，他选取的角度常常新人耳目，而他用力钩沉汇集的材料也大抵“文献有征”，读过之后，常常不由得你不感佩，不动容。

手头这本《笔底波澜》(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5月版)就有一个让我眼睛一亮的副标题——“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古人喜欢炮制各种“读法”之类的东西，如“三国读法”、“水浒读法”云云，常常给人一种不由分说的霸道，可傅国涌的“读法”却很低调，毋宁说只是一种“角度”。然而读罢全书，我才发现，作者其实是在“骄傲地谦虚着”，因为他分明已经独辟蹊径地提供了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写法”。在小说的叙事学上，人们早已达成“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共识，而在历史的书写中，傅国涌似乎正做着类似的野心勃勃的尝试。

事实上，这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报刊编年史，或者如作者所说，是“编年体的百年中国言论史”。以年代为经，报刊为纬，构成了这部书的大体框架。自1872年《申报》诞生始，至1949年《新闻报》、《申报》相继停刊终，选取了60个年份，记录了数百家民营报刊的创办、发展、贡献及终结的个案，语言平实，材料丰富，间或配以图片，正文之后附有当年报刊出版的“记事”，以与正文互相发明，可读性和史料性兼擅，令人欲罢不能。本书的《前言》有些类似于“史纲”，作者把百年言论史分成以下四个段落：以《时务报》和《新民从报》为代表的“梁启超时代”、陈独秀、胡适等的“《新青年》时代”、张季鸾、胡政之等的“《大公报》时代”以及储安平的“《观察》时代”。同时，又把新闻界、知识界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抗争分成“三次浪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长达十余年的抗议并废止袁世凯制定的《出版法》是第一次，1933年抗议《江声日报》主办人刘煜生被枪决是第二次，第三次则是抗战胜利之际全国杂志界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如此点面结合、纵横兼顾的梳理和提挈，堪称深具慧眼和史识。

阅读全书，不啻一场穿越历史的心灵之旅。民营报刊作为自由言论的载体，最终凝成了一个时代的知识人精神史和心灵史的缩影，而我们以为“万马齐喑”的时代事实上却是书生们用“铁肩”和“妙手”力挽狂澜、喋血三尺、九死未悔的虎啸龙吟之日。绵延千年的“士”的传统在清末民初风云突变的几十年里焕发出更其夺目的光彩。许多细节至为感人。如书中提到，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时，最初是随《京报》、《宫门抄》之类的官报免费赠阅的，读者对象都是王公大臣、各级政要，这有些类似于今天的邮政广告，不仅不盈利，还要倒贴钱给来往送报的小贩，所以梁启超戏称之为“沿门丐阅时代”。“丐阅”二字，读之令人恻然！

在写到于右任先后创办又先后被查封的《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时，下面的文字颇值得一引：

离《民呼日报》停刊不到两月，离会审公廨的宣判不过20来天，（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就诞生了。人还是《民呼日报》的人，机器设备也是《民呼日报》的，只是注册地点换在法租界，名称换了一个字，所谓“民不敢声，唯有吁耳”。一者“吁”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二者“吁”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三者清吏曾以挖双眼相威胁，“呼”挖去两眼不还可以“吁”吗？

这段文字必有出处，作者未曾出注，但这样一份被“挖去两眼”的报纸仅仅48天又遭到被封杀的厄运。历史被线性叙述的时候，个人命运的诡谲和惨烈局外人常常难以感同身受，一部百年言论史，赫然触目的关键词竟然不是“言论自由”，不是“监督政府”，不是“为民请命”，而是“罚款”、“停刊”、“查封”、“通缉”、“抓捕”、“监禁”、“驱逐”、“判刑”和“杀戮”。沈荩、卞小吾、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这些为言论自由而遭杀害的烈士的名字照亮了原本黑暗的中国言论史。还有许许多多蹈死不顾的报人和记者，他们的名字早和他们的鲜血一起被历史风干了，漂白了，蒸发了，饶其如此，单是把这些名字从时间的泥沙中钩沉出来，供后人念道和凭吊，也足可见出傅国涌这本书的分量和功德。

在本书《前言》中，作者还提到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主持的《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的一篇时评，题目是《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我从网上搜索到这篇文章，读来真是荡气回肠。让我觉得意犹未尽的是，傅国涌的这部号称“百年”的中国言论史至1949年便戛然而止，自兹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言论史的书写或许是困难的，但显然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