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帕查拉提出了成熟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冲突仅发生在成熟国家之间。相对来说，帕查拉的观点更接近历史事实。但是，所谓成熟文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观点仍然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冲突是否发生取决于文明推广所采用的方式。当以武力推广文明时，成熟文明之间确实很可能冲突；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推广文明时，冲突就难以产生。帕查拉主要以西方的历史得出成熟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儒家文明的历史提供了证伪这种理论的反例。

关键词：文明相遇；普世主义；成熟文明冲突

近几来年，在具有浓厚科学行为主义氛围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历史研究方法似乎有抬头之势，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唐纳德·帕查拉（Donald J. Puchala，1939—）教授的新著《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3年）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该书中，帕查拉穿过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隧道，考察了一个宏大的历史现象——文明相遇（civilizational encounter），并提出了一个悲剧式的循环史观，即成熟文明之间的相遇总是导致冲突。对于这种“文明冲突”的观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因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已为大家所熟知。那么，帕查拉的“成熟文明冲突论”又有何根据？他与亨廷顿的观点有何区别？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介绍、分析，并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国际关系中的文明相遇

文化或文明是帕查拉考察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点。在他看来，文化间关系与国家间关系相互补充，至少与国家间关系同等重要。帕查拉对文化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其前些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就指出，对于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划分。[①]为了强调文化，帕查拉甚至修改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定义，将与文化密切相关的“人民”（peoples）概念引入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之中，把国际历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界定为国家和人民间关系的历史”。[②]在帕查拉看来，人民间关系就是一种文化间关系，是一种与国家间关系截然不同的关系，研究历史上文化的传播、相遇对理解当时的国际关系、指导认识今天乃至未来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文化或文明并不能脱离于国家。在帕查拉看来，“文明不是政治实体，但文明内部有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既被用于保护自身文化免于外部渗透，又在动机与机遇均备时推动文明向外扩张。”[③]这种政治组织就是帝国，多数文明内部都有一个核心帝国。因此，“国际关系历史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强大帝国的对抗史。”[④]帕查拉考察文明相遇主要是通过考察历史上的帝国相遇来进行的。他拿起一个超长的历史望远镜，最早考察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的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同时也关注到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关系。当然，相遇文明各方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而且文明也可能和另外一种还称不上文明的共同体相遇。因此，帕查拉将相遇的主体分为三种类型：成熟文明、早期文明和非文明。文明相遇也因此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两个发展充分或成熟的文明相遇；一种是发展充分的文明与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文明相遇；一种是文明与其他类型的共同体相遇，这些共同包括部落、游牧群体、民族或是历史上所谓的野蛮人等。[⑤]

那么，国际关系中的文明相遇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通过历史考察，帕查拉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文明并不常常冲突。在不同层次的文明之间，文明间相遇的结果主要是文化借鉴（intercultural borrowing），这种借鉴或者是较低层次的文明借鉴较高层次的文明，或者是野蛮文化被先进文明吸收。（2）文化借鉴主要是单向度的，即从较高层次的文明流向较低层次的文明，但不能完全排除文明影响从较低层次文明向较高层次文明流动。（3）成熟文明导致冲突。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将变得封闭，先进文明的精英们抵制文明间的相互学习。因此，成熟文明的直接相遇易于导致殖民化、相互隔绝或屠杀。间接相遇则因形成文化缓冲区（cultural roundabout）而得到缓和。（4）先进文明具有弹性。它很难被屠杀所灭绝，而是通过语言、神话、社会关系、历史叙述、宗教等形式潜伏下来。只要镇压结束，这种文明就会重新浮出水面，当然常带有一些新变化。（5）与文明相关的帝国是文明间关系的驱动者。文明的成熟与否与文明本身是否能够得到保护或对外扩展没有多少关系，但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文明相遇都源于帝国的行为。对这些文明推动者来说，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不是失去战争，而是是否保护或扩展了它们与之相关的文明。[⑥]

以上结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成熟文明间的直接相遇将导致冲突，而不是借鉴或融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事实，帕查拉重点分析了亚历山大的例子。亚历山大在征服东方特别是波斯人的过程中，有意融合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强令军中将士与本地人结婚。当然，他此举意在希腊化而非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但成熟的本土文化并没有屈服。虽慑于亚历山大的军威及后继的塞琉古（Seleucid）帝国的压制，本土文化对希腊文化采取了一种被帕查拉称为消极抵抗（sullen resentment）的方式。在希腊化的高峰过后，特别是随着亚历山大的去世，希腊化便遇到了挫折。在许多被征服的土地上，本土宗教、本土生活方式、传统的艺术形式、本土语言、本土的文学派别、本土的社会政治组织以及本土的统治者和王朝最终重新出现并再次普及开来。本土化最终战胜了希腊化，“在塞琉古王朝的许多部分，希腊定居点和城市仅是伊朗海洋中的仅有的几个孤岛。”[⑦]帕查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埃及和伊朗，希腊—马其顿式（Greco-Macedonian）的殖民化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失败了。[⑧]成熟文明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二 成熟文明的冲突与国际关系的未来

冲突为什么会在成熟文明相遇时产生？其他层次的文明相遇或是仅一方为成熟文明的相遇为什么又没有导致冲突呢？在帕查拉看来，成熟文明的封闭性和由此导致的自命不凡是一个重要因素。前面案例中亚历山大的希腊化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埃及人、伊朗人、多数犹太人和许多其他民族并不接受希腊文化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强烈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是优越的。”[⑨]但帕查拉对成熟文明为什么冲突还有更多的理解，在书中的第九章，帕查拉又专门花了一章的篇幅，隐晦地论证了成熟文明的普世主义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对冲突所起的作用。

帕查拉分析了三个成熟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和印度文明。在他看来，这三个文明都有一个普世主义神话，即认为人类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这个神话的根本要义是，“在根本道德与伦理事务方面，共同的人性超越了人们间的文化分歧”。[⑩]这几种文明之间的道德动机与本质都是类似的，如强调同情、尊重、正义和慷慨等等。由此来看，不同文明传统在道德层面并没有根本的互不相容。那么，普世主义与文明冲突又有什么关系呢？帕查拉在绕了一大圈后，终于在章末写道，“要实现普世主义，必须穿过大量而又相互矛盾的层次，这些层次包括本土主义（provincialism）、部落主义、民族主义、地区主义（regionalism）、宗派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例外论、民族优越感、东方风格、西方风格、无产阶级性以及许多使人们相信他们彼此不同、激发他们采取相应行动的其他神话。这些特殊的神话加剧了冲突，并证明彼此冷淡是正当的（黑体系引者所加）。”[11]请注意，根据帕查拉的论述，并非是普世主义，而是成熟文明中对普世主义的抵制才导致了冲突的发生。这种观点，补充了他关于成熟文明具有封闭特征的看法，也与他前面所举的关于波斯人抵制希腊化的历史案例是一致的。

还要注意的是，帕查拉的文明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帕查拉“自始至终借助历史来解释当代的形势。”[12]在帕查拉看来，历史并不只是一种借鉴，而是一种重复。这种循环史观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未来文明相遇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看法。在帕查拉看来，尽管不断出现新现象，但“一些特定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13]，历史是循环的而不是进步的。这种循环史观与对历史上文明的考察相互映证，使帕查拉对未来成熟文明间冲突深感悲观。他写道：“如果历史能够指明未来，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充满成熟文明的世界。从历史上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形势。”[14]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仍然动荡特别是局部冲突的加剧更加深了帕查拉的悲观看法。他指出，“不幸的是，后冷战时代中很少能发现潜在的合作地区，除非将合作的最低限度界定为防止冲突失控。”“要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建立一个新的、规范的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当一个大国竞争、政治—哲学根源竞争、文化价值和制度竞争的时代来临时，人类最终不可能建设性地联手解决共同问题。”[15]

当然，帕查拉的笔触中亦曾流露出一缕悲观中的曙光，那就是他引用了汤因比的一个概念，即文化缓冲区（cultural roundabout）。所谓文化缓冲，就是指两个成熟文明相互影响但不直接相遇，这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这样的区域，文化彼此交融产生了文明复合体，这种复合体具有重大创新甚至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初始文明。”[16]帕查拉注意到，位于古代亚洲西部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大夏国（即巴克特里亚王国，Bactria）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缓冲区。文化缓冲能够保持和平乃至促进新文明产生的机理何在？类似大夏国这样的例子今后是否还会产生？帕查拉并未明说。或许，在帕查拉看来，这只是代表了一种已经逝去的、偶然的例外。在今天这样一个文明相互影响迅速扩大的世界，要使成熟文明只是间接影响而非直接相遇是不可能的。既如此，继续分析文化缓冲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三 几点思考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遭到广泛批驳后，明确提出了另一种版本的文明冲突论——成熟文明冲突论。两种观点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重大不同的地方。具体说来，可将不同点主要归纳如下：

（1）帕查拉强调的是成熟文明之间的冲突，缩小了打击面，因此显得更有说服力。亨廷顿将世界划分为七至八个文明，并将这些文明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尽管他最后仅强调西方文明与伊斯兰、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但这只是作为文明间冲突的突出事例而出现的。按照亨廷顿的逻辑看，任何文明之间的冲突都是可能的。但帕查拉就不这么认为。他从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中国人与日本或韩国人这样的文明相遇案例中，发现当一方为成熟文明而另一方为非成熟文明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冲突而是一方被另一方吸收、融合或是屈从于其文明霸权。这种区别使得帕查拉的观点相对亨廷顿而言更加符合历史与客观事实一些，也更容易被人接受。这也正是我们必须对其观点特别留意之处。

（2）在解释文明为什么冲突上，两者的立论基点不同。在亨廷顿看来，“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7]，它是冲突产生的一个条件而非根源。根源是人们对各自文明根深蒂固的认同，西方的普世主义则促进了冲突的发生。在帕查拉看来，普世主义似乎并无不好。他虽然在论述过程中，也不得不注意到普世主义在导致成熟文明冲突过程的推动作用，但其批判矛头却最终指向了对普世主义的抵制上。他有点强词夺理地认为：是对普世主义的抵制而非普世主义本身导致了冲突，甚至抵制的出现也并非源于普世主义的推行，而是一种已然存在的东西。他在前几年的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最佳注解：“对帝国主义的怨恨只是非西方反对西方信条中的一部分。即使帝国主义从没有发生，今天对西方文化的抵制仍然存在。”[18]

（3）在谁是未来与西方文明冲突的主要对象上，两者存在不同看法。在亨廷顿看来，“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19]而在帕查拉眼中，中国文明完全取代了伊斯兰文明成为可能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对象。帕氏认为，“现在几乎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轨道”的“中国式共产主义”则“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20]他将中国称为“发展中的威权主义（developmentalistic authoritarianism）”，在他看来，由于这种威权主义在经济方面所导致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文明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帕查拉未加点明但与其理论顺理成章的观点，即儒家文明由于有了现代中国这样一个核心“帝国”，其对西方普世主义的抵制将更加强烈，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更加不可避免。

然而，仔细推敲下来，帕查拉的观点并非那么使人信服，在其貌似严谨和佐以大量史实的背后，存在一些显然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1）视对普世主义的抵制而非普世主义本身为冲突起因既于逻辑不合，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从逻辑上看，没有一种文明对外扩展，怎会有另一种文明抵制的出现？在文明之间，特别是成熟文明直接相遇之前，瞧不起另一种文明，自我满足、相互冷淡甚至自命不凡都是可能存在的，但这只是产生抵制的条件，而非抵制本身。抵制与扩展就像反作用力与作用力一样，反作用力总是产生于作用力。从历史上看，也是普世主义的强制推行即文明的野蛮扩展而非抵制才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在希腊人与波斯人相遇的例子中，帕查拉突出了波斯人采取的各种抵制措施，但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扩张与强制希腊化，又何来这种抵制呢？帕查拉的观点有“西方中心论”之嫌，特别是与前面所介绍的亨廷顿关于普世主义的观点相比较，亨氏似乎还有一些“反求诸已”的味道，没有把文明冲突的责任都推在非西方文明的头上；而帕查拉就带有相当浓厚的西方强势色彩了，因为自近代以来，西方是主要的普世文明输出者，而非西方则是被迫接受者。如果位置互调，帕查拉还会坚持这种明显违反逻辑与历史的观点吗？

（2）即使退一步讲，普世主义也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假如帕查拉按照正常逻辑推理，认为是普世主义扩张而非对普世主义的冲突必然导致成熟文明间的冲突，这种观点也站不脚。正如帕查拉自己所指出的，对于任何一种文明，特别是成熟文明来说，普世主义或普世情结总是存在的。然而，普世主义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是否导致冲突取决于普世主义赖以推行的手段与方式。推广普世主义有硬、软两种手段。有些文明完全将其他文明置于对立面上，主要以武力推广其普世主义，要求在短时间内毕竞其功；有些文明即使也看重推广自身的价值观，但能够以较为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较为注重以和平的、开放的手段对其他文明进行吸收、融合。前者往往导致冲突，后者则可能使文明相遇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相对而言，前者在历史上的实例可能更多些，从而给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不少实证支持，但后者也确实是存在的。不能不提及的是，儒家文明在这方面就有很多可取之处，如强调示范、教化而非武力推广，强调“和而不同”而不是“一个上帝”或“一个真主”，等等。这种文明推广方式截然不同于历史的基督教文明，也为帕查拉的观点提供了历史反例，从而证伪了其观点。

（3）与亨廷顿一样，帕查拉也犯了过于强调文明或文化作用的毛病。亨氏的观点是文明在21世纪将取代国家成为新的冲突范式，帕氏的观点则是文化间关系与国家间关系一直并存于历史之中。两者都强调，文化或文明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起主要作用的单位，文化或文明间关系不容忽视。文明的确不容忽视，但从历史以及目前阶段来看，文化或文明间关系还很难像帕查拉所宣称的那样，成为一种与国家间关系相并列的关系，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文明没有形成为一种政治组织（帕查拉也承认这一点）。没有形成政治组织，人们就无法依赖文明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追求，甚至要将自己的利益范围界定清楚也困难。迄今为止，是国家而不是文明给予了人们界定和实现自已利益的依托，文明至多起着一种辅助的作用。历史与现实均证明，文明间关系如与国家间关系重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如中美关系；如不能重合，就几乎说明不了问题，如中新关系、中越关系。正因为如此，亨廷顿和帕查拉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理论中加进一个文明核心国家的概念，如没有这个概念，他们的文明理论就找不到依托的框架。但也正因为加进了国家这个概念，恰恰表明文明还远远没有达到、更没有取代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现在没有，今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历史上更加没有。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

--------------------------------------------------------------------------------

[①] Donald J. Puchala, “Some Non-Western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4, No.2 (1997), p.129,130.

[②] 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3.

[③] Ibid, p.125.

[④] Ibid, p.95.

[⑤] 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25.

[⑥] Ibid, p.139~141.

[⑦] Ibid, p.154.

[⑧] Ibid, p.158.

[⑨] Ibid, p.159.

[⑩] Ibid, p.165.

[11] Ibid, p.188.

[12] Terry R. Morris, “Puchala, Donald J.,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Spring-Summer, inferrd from 2004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IMR/is_1-2_79/ai_n6145480.

[13] 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7.

[14] Ibid, p.141.

[15] Ibid, p.72.

[16] Ibid, p.133.

[1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18] Donald J. Puchala, “Some Non-Western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4, No.2 (1997), p.131.

[19]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20] 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