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金山寺》诗，是苏轼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由京师赴杭州通判任途中，于十一月三日游览镇江金山寺后所作。全诗如下：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熙宁时期，是苏轼仕宦生涯的早期，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早期，但这首诗的写作却呈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它有无相生的篇章结构及草蛇灰线般的情感意绪。
清代纪昀评价此诗说：“结处将无作有，两层搭为一片，归结完密之极，亦巧便之极。设非如此挽合，中一段如何消纳？”（《纪评苏诗》卷七）指出了这首诗在结构上有无相生、两两相形的特点。所谓的“有”，可以理解为实写，即眼前之所见;所谓的“无”，可以理解为虚写，即心中之所感及耳中之所闻。全诗二十二句，可分为三个层次，前八句为第一层，交代作诗缘起，描写金山寺山水形胜。开头两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即一虚一实，一无一有，起笔奇横不凡，写尽苏轼作为蜀人满满的自豪感和数年宦游的由衷慨叹，晚清宋诗派人物陈衍对此有“一起高屋建瓴，为蜀人独足夸口处”（《宋诗精华录》卷二）的高度评价。诗的第三句“闻道潮头一丈高”，是“无”，是虚写，因为是“闻道”，而非亲眼看到。第四句“天寒尚有沙痕在”，是“有”，是实写，因为是眼前所见。第五句“中泠南畔石盘陀”，是“有”，是实写，是眼前看到的景象。第六句“古来出没随涛波”，“古来”涵盖古今，有大跨度的时间概括，虚写兼有实写。“出没随涛波”，是实写眼前之景，又是想象中的过去之景，也是有无相生，虚实相间。第七句“试登绝顶望乡国”是“无”，因为“乡国”望而不得。第八句“江南江北青山多”，是“有”，是眼前所见。则第一层的八句诗，通过有无相生，虚实结合，描写了金山的地理山水形胜。这种虚实相间的手法，就比单纯的想象之笔或者写实之笔要高明许多，既避免了不着边际式的虚空，也避免了笔笔写实的粘滞，使得诗作空灵驰骤，挥洒自如。
诗的第二层为中间十句，写诗人登眺所见的夕阳胜景、夜晚的江心炬火以及自己的疑惑和思索，亦是有无结合、虚实相生。微风轻漾下江面上像靴纹一样的微波细浪，半空中如鱼尾一般的赤色晚霞，景色瑰丽奇特，炫人眼目。难怪山僧要苦留诗人看落日，金山寺的江上夕阳的确值得一看。以靴纹比喻粼粼细浪，以鱼尾赤比喻重叠如鱼鳞的红色晚霞，新颖独特，夺人耳目。苏轼作诗擅长比喻，比如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的诗句，以美女西施比喻西湖，给杭州西湖留下“西子湖”的美称。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的诗句，给后世留下“雪泥鸿爪”的成语等等。“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两句，也体现了苏轼长于比喻的特点。接下来，“是时”四句写夜景，描绘江心炬火的奇特景观，是实写之笔。苏轼所见的江心炬火，古人称之为“野火”“阴火”，认为是海水随着阴晦变化而生的现象。《太平广记》引《岭南异物志》说：“海中水遇阴晦，波如然火满海，以物击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复见。”现代科学把这种自然现象解释为磷火，也有认为是海中某些会发光的浮游生物聚集水面而形成。漆黑夜色中突然光焰照山，惊动栖鸟，的确是触目惊心的景象。苏轼又一次给我们展现了游金山寺的奇特景观。然而，不论如何奇特，终究也是真实的自然景象。随后，“怅然歸卧”两句对这种自然景象的解释，却具有浓郁的主观情绪。如果说，“怅然归卧心莫识”代表着诗人的疑惑和思考，“非鬼非人竟何物”则表面是问句，实际已经是对心中疑惑的诱导式回答，在不动声色中，把对自然景象的解释引向了主观唯心的思考方向，为下文的引出埋下伏笔。苏轼的机敏睿智由此可见一斑。而这种诗性的智慧，在苏轼的诗歌中处处可见。
诗作的最后四句为第三层，抒写此游感慨，表露心迹。“江山”二句，是对上一句“非鬼非人竟何物”的正面回答。苏轼说，原来是江神显灵，警示他应当归隐。巧妙地由自然景象的描摹转入了主观情绪的抒写。最后两句指水盟誓，表达归隐的决心。古人常指水为誓，其典故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公子重耳谓其舅子犯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曰：“诸言‘有如，皆是誓辞。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皦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义，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黄彻《溪诗话》卷八评论这句诗说：“盖与江神指水为誓耳。句中不言盟事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则誓在其中，不必诅神血口，然后谓之盟也。”意思是说，苏轼的这句诗忠实化用了《左传》中的典故，誓在言中，不露痕迹。
全诗处处写眼前所见之“有”，也处处穿插所感所闻之“无”，时而是“有”，时而是“无”，有无相生，虚实相间。最后的“有田不归如江水”，将归田之愿的“无”指眼前江水的“有”为誓，“无”和“有”挽合归结一处。这就是纪昀所说的“结处将无作有，两层搭为一片，归结完密之极”。并且纪昀认为，如果不这样结篇，那么，中间一段，既写“有”，又写“无”，就像两条并行的轨道，绾合不到一处，诗歌的结构就是松散的、不严密的。
而关于这首诗的主题，一般认为表达了诗人的思乡归隐之情。这首诗的确有思乡之情在内。“望乡国”“羁愁”“归山”这类字眼，以及“有田不归如江水”的盟誓，都在传递着这样的情感。然而，写作这首诗时的苏轼，是否真的有坚定明确的归隐之志呢？结合苏轼的生命历程和仕宦轨迹，我们认为，答案是未必的。
中国古典诗歌中，思乡和归隐的情绪犹如一对连体婴儿，常常密不可分，并且这种情绪往往和政治境遇联系在一起。文人们在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影响下，一旦仕途遇到挫折，几乎本能地就会想到归隐，期望在大自然的宁静山水中抚慰受伤的灵魂。而故乡，则是文人心灵庇护所的首选之地。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儒家的宗法制度为纽带，家庭观念是人人固有的信念，思乡之情是人们自然本能的情怀。文人们在创作中表达思乡之情在在可见。这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农耕文明下的叶落归根的寻根心理有关。苏轼也不例外。这首诗中，苏轼同样表达了思乡之情，并且这种情怀的真挚不容置疑。然而，思乡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归隐呢？我们认为，在这首诗里，思乡和归隐是分离的，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顺承关系。
首先，苏轼的思乡之情浓烈却并不执着。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固然是每个人生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而言，精神上的家园似乎更为重要。苏轼对故乡的感情是豁达的。他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视漂泊动荡的生活为人生的常态。他曾作《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词，感慨他的好朋友王定国和其侍女柔奴被贬到蛮风瘴雨的广西的遭遇，其中有句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表面上是慨叹友人的随遇而安，实际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乌台诗案”后，在黄州贬谪之地，他写信给友人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晚年被远谪海南的黎州，他居然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荒僻落后的海南，竟然令他乐不思蜀。这种旷达自适、随遇而安的心态，淡化了苏轼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情结，具有了四海为家处处家的通达境界。考索苏轼生平，自从熙宁年间他丁父忧结束后从眉山返回京师，此后再也没有回过眉山。此一点，亦可证他潇洒通脱的故乡观。
其次，归隐只是苏轼说说而已的话头，终其一生，他都没有隐居过。苏轼的思想兼具儒释道三家，而儒家的用世精神始终占据他思想的主流。即便是身处人生逆境，他依然心忧天下，以社稷苍生为念。比如，他晚年被贬到惠州，看到惠州百姓生活艰难，就热心向他们传授中原插秧技术，减轻劳作负担。他利用溪流落差，指导百姓建造水磨，用于舂米磨面。还设法施医散药，救死扶伤。晚年苏轼以戴罪之身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在仕宦任上所做的那些为国利民的政绩了。所以，这样一位心系天下，有着强烈用世精神的文人，怎么可能超脱归隐呢？苏轼初到杭州，在写给兄弟苏辙的诗中说：“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一方面感慨党争激烈，难以作为，另一方面却不忍脱离红尘，独善己身。几年后，他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其间流露的依然是矛盾复杂的心态。据说神宗皇帝读到这几句词，感叹说：“苏轼终是爱君。”其《昭君怨·送别》词云：“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这种“欲去又还不去”的心态，正是苏轼在进退、仕隐之间矛盾纠结的真实写照。然而，诗人终究还是选择了用世有为，而不是超脱隐逸。或者说，苏轼对归隐的理解，也同他的故乡情怀一样，是通脱达观的。且看他的《浣溪沙·自适》词说：“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菟裘是春秋时鲁地的古邑名，后世因称士大夫告老退隐的处所为“菟裘”。此心安处即是故乡，此心安处即是归隐。此种境界，颇有大隐隐于朝的意味。
梳理了苏轼的思乡之情和归隐之志，我们再回到这首诗上来。苏轼究竟在此诗中表达的是归隐之志？还是流露的归隐与仕宦之间的矛盾？看最后一句“有田不归如江水”。这句话表面看来说得很坚定，指水盟誓，果断决绝。但是请注意苏轼说的归隐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有田”。即有了田产等私有财产以后才归隐。而苏轼这个时候“有田”吗？答案是没有！作为一名政府官员，苏轼辗转各地做官，没有私产，在家乡眉山，亦没有祖上留下的田产。没有田，哪怕指水盟誓，也不必归隐。所以，苏轼的最后一句诗，并不是当下的行动指南，而是一个对未来的许诺。至于当下，他是不能归隐的，因为有“我谢江神岂得已”的身不由己。也有他志业未酬的不肯归隐，正如他在作于同时的《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诗中说：“山林饥卧古亦有，无田不退宁非贪。”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说，这首诗表达了苏轼的思乡之情，却没有流露出归隐之志，顶多就是苏轼在郁闷心境下，有一点仕、隐之间的矛盾纠结，所谓归隐，不过是说说而已，或者说，是学其他人的样子，在“穷”的状态下做出的一种姿态罢了。事实上，苏轼后来有田以后，也并没有归隐。《东坡志林》卷二《买田求归》记载说：“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对于有志功业的苏轼来说，食言江神未能归隐，似乎在盟誓之时就可见端倪。
《游金山寺》的体裁是苏轼最为擅长的七言古诗，在大开大合、纵横捭阖中，苏轼自由抒写，尽情表达，既有对金山寺黄昏落日瑰丽景象的生动描摹，也有夜里江心炬火的触目惊心。更主要的，是他在诗篇中细致抒写了自己郁闷难解的心绪，把身处困境的诗人纠结矛盾却又不甘放弃，努力摆脱彷徨的复杂心理呈现了出来。这种高超的描写艺术，展示出苏軾在诗歌创作上的成熟境界。纪昀称赞这首诗：“首尾谨严，笔笔矫健，节短而波澜甚阔。”（《纪评苏诗》卷七）翁方纲也说这首诗：“苏公脱出实境来，神妙遂至不可测。古人之善于变化如此。”（《石洲诗话》卷二）因此我们说，这首《游金山寺》作为苏轼七言古诗的代表作之一，名副其实，毫无愧色。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