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经常会谈到文学的物质基础及其思想文化背景，谈到现在文学的生产机制和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我今天想着重谈一下当下文学的精神资源，当下中国作家的精神状态，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创作上的一些重要变化和创作中的重要阙失。

直面当代文学的不和谐音

近来文坛上比较热闹，出了不少花边新闻，让人看了感到遗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是心存神圣，在自尊地、艰苦地、大胆地探索着，辛勤地创作着，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最近有记者问我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等言论的看法，还有的问我对于网上流行的“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中国作家已经死亡”、“中国评论家已经死亡”、“中国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中国教授已经死亡”等“十大死亡”的看法。这被称为“垃圾论”和“死亡论”。顾彬的话后来有所澄清，但主要意思还是清楚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我觉得下一个“悼词性”的整体否定的结论也许比较容易，而我更欣赏的是一种分析的态度，一种能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态度。我希望尽可能多看原作，在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品性的基础上再去下结论不迟。其实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不无合理的成分和某些严酷的真实，也涉及到了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问题。

去年七月，我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的文章，谈的也是问题和危机：比如，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正面精神价值弘扬的缺失，精神超越性的弱化，原创性的缺失等等。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了，或者只剩几个诗人值得一提。比如，说《狼图腾》是宣扬法西斯主义，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道理，但未免失之偏颇。这本书的文化宣言部分破绽较多。我曾写过《〈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批评得也非常尖锐，认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还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没有上帝，人啊，是什么都可能做的”，指出滑向极端的危害性。因为书中认为中国的人种狼血太少了，羊血太多了，如果改换一下血液配方，让狼血多一点，转换成狼文化，中国人就厉害了，这当然是错的。但是，细读文本，又不能不承认，在生态层面和形象层面，它对文革期间的瞎指挥，粗暴的行政干涉对草原的破坏，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狼的团队精神和狡黠凶顽的野性方面的精彩描绘，富于原创性，能带来一些震惊化和陌生化的效果。这也是《狼图腾》吸引很多读者包括外国读者的原因。

今天我们讲精神生态，也并不是要下个什么样的结论，而是分析今天中国文学所面对的问题。近来文坛上比较热闹，出了不少花边新闻，什么“裸诵”，“乞讨”，“梨花体”之类，让人看了感到遗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是心存神圣，在自尊地、艰苦地、大胆地探索着，辛勤地创作着，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我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才是站在世界和全球的高度上看问题，不是那种局囿在国内的眼光。站在世界的高度，那就要追问我们文学的国际形象怎么样，国家的文学魅力怎么样，以一种新的标尺来要求。事实也是这样。比如今天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很多中国作家不再将世界文学简单视为西方文学，那种与西方文学潜在的隔阂甚至对立心态发生改变，向着共生共融方向行进，也把自己视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在上升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文学如何在建设和谐文化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们曾经讲了多少年的斗争哲学，非此即彼，现在提出和谐理念，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我理解，和谐不是绝对的同一，不是统一律，不是“同”而不和。如果只存在一种声音，那不叫和谐，和谐强调的是和而不同，不同的音调才能组成美妙的音乐。一个调好了音的琴和弦，显得很宁静，其实有内在的紧张性和不同力量在一个更高程度上的调和。如果不和谐，弓可能折了，弦可能断了。看不见的内在和谐，比表面上的和谐更重要。对于追求政治理想上的和谐，社会观上的和谐，大家是一致的。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家如何处理他的创作，政治家的政治与文学家的政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作家来说，如何在和谐理念的大背景下，处理悲剧意识，处理苦难意识，处理贫富悬殊题材，如何大胆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可能都是需要深入思索的新课题。事实上，为了和谐，更要敢于直面差异和矛盾，直面不和谐音，大力克服它才是通向和谐之途。

市场的力量与文学的分化

文学有自己的标准，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发行量最大的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活，价值取向，审美精神确实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七八年前，我们谈论私人小汽车，还只是个梦，离我们很遥远；七八年后，小汽车在一些大城市里急剧膨胀，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限制了。现在我国互联网的注册数达一个多亿，手机注册近四个亿，石油消耗居世界第二位。这些都反映了经济高速发展。神六上天，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国家，这都是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但也要看到精神层面的生态中存在的逆人文态势：贫富悬殊，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真情缺失，友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贪污腐败，怀疑永恒的种种现象同时存在。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复杂语境。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语境下，就出现了我要谈论的“新世纪文学”。为什么不叫“新时期文学”呢？我觉得该换一换了。这绝不是玩新术语，这个名字其实是历史给的，是时间给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给的。我们叫新时期文学已经叫了三十年了，跟现代文学史一样长了，就像一个人，小时候你可以叫他的小名，等他长大了，结婚了，你若还叫他小名就会别扭，并失去新鲜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和之前的文学是不一样的。

必须看到，“新世纪文学”的出现是有一个准备期的，忽略了这个就不科学了。这个准备期大约从1993年开始的。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比较充分条件下的文学。现当代文学一百多年了，如果用不尽科学但接近事实的说法来看，它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三四十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还经历了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的文学，以及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进入了一个以较充分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学时代。简单地说，进入市场后，精神的东西变成了商品，文学写作越来越技术化了，文学也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还涉及到今天我们作家的生存状态。如今的文坛早已是三分天下：纯文学刊物、市场化出版、网络传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坛了。最近我看到作家“富豪榜”，不知热衷此道的人想说明什么。恐怕只能说明，作家队伍也在贫富分化。但别忘了，文学有自己的标准，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发行量最大的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最近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刘心武讲红楼、阎崇年讲清史，都很火，这一方面说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市场价值的厉害，把文学娱乐化、通俗化、人情化、实用化了。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出不了大师级的大学问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很少有一件事物，一位作家、艺术家能得到全民集中地认可。我发现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都说没有想到自己能获此大奖。现在要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和权威，在作家生前就做到这一点似乎比较难。而且，大师和权威的树立需要时间的辨识，甚至数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否与日常化的、平庸的、商业化的时代有关系呢？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人的热情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这只是外在原因。难道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就没有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吗？当然有。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作家的几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透支的矛盾；市场要求的出产必须快，与文学创作本身的求慢、求精的规律之间的矛盾。此处不再多说。

新世纪文学“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

城乡文化的冲撞，以及由此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空前强烈。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多少已经把这个现实写出来了呢？

下面我从文学本体方面谈一些主要看法。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化的叙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以乡土叙事为例，这几年的一些乡土作品虽然没有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高度，但有些作品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例如《生死疲劳》中体现出来的奇思、变形和想象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贾平凹的《秦腔》，写得那么实，那么黏稠，主要依靠生活的细节和原生态缓慢向前推动。我读了以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它的无名状态，也就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而鲜明的东西来概括它。其实这部作品还是有其文化内涵的，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秦腔，前者是乡土的象征，后者是文化的象征，都是盛极而衰。铁凝的《笨花》走向了宽广和诗意，体现了华北大平原特有的审美意象，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平凡的、不惊不乍的世俗烟火，作者摆脱了传统的和她之前固有的视角，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概括力。又如阎连科的《受活》，也不是很好读，作者在试图探索一种惨烈化的中国式叙述。阿来的《空山》写的是藏文化的解体，但他强调的是共通的人类性的视角。乡土叙事是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最深厚的一片领域，对我们的文学非常重要，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但它主要体现在纯文学作家中。而现在书店里最畅销的是面向城市的东西，比如犯罪小说、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校园小说、青春小说、科幻小说、玄幻小说等等。都市叙述与乡土叙述，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最近读到杨斌华的《文学“乡土”：理解与返回》一文，其中涉及的启蒙、阶级、田园三种乡土叙事类型的归纳以及对新的乡土叙事的期待，我觉得非常好。我也希望有第四种叙事，就是不再局限于现当代传统资源之下的叙事，而把目光投向新的在乡村中诞生的具有现代性的健康的个体和文化人格。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亚乡土叙事”。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人在写这类东西，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家都在写这类东西。何谓“亚乡土叙事”？就是指当前一大批笔触伸向城市，不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整个体现的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空前强烈。在乡村，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多少已经把这个现实写出来了呢？真正表现流动人口内心感觉的作品我觉得还很不够，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农民是在被动地“自我现代化”。这种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写的应是农民主体的变化，他们是一些“在路上”的农民，是一些正在“自我现代化”的农民。乡土记忆在强大的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乡土记忆的祛魅化———使得在乡下的人也大量地丧失了农民性，成为城市欲望主体的异型。这一块是新世纪文学很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点是日常人的再发现。这涉及到我们对人的理解，它不同于八十年代我们对人的那种理性的理解，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对人的原生态的理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的人。指的是在和平的、世俗的日常化生活中，怎么去发现丰富多样的人性。当然也不排除那种突发性的、爆发性的表现。在此顺便说一下“身体写作”问题。有的人把身体写作等同于性描写，其实是不完全的。身体写作或“躯体写作”最早是由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强调身体的再发现。身体曾经在我们的文学中缺席，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在阶级斗争文学中。现在身体回来了，但身体是如何回来的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它与女性写作纠缠在一起。在一些大家热知的身体写作中，表现的是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发现，企图用身体来反抗男性话语。可之后的某些作品越来越走向了极端，只突出了写性，缺乏一种精神的维度，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女性的地位。仅仅把女性作为一个性的符号，而忽视女性对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偏执而狭隘的。其实身体并不忠实于人，身体是会衰老的，一味依恃身体，必将带来自身价值的失落。在今天的许多作品中，女性仍然处于被男权文化塑造的地位，这是很可悲的，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新世纪文学如何在这一领域增加它的人文内涵，增加它的审美深度我觉得也很重要。

另外一个变化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那就是政治视角的隐秘回归。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一部作品要厚重、深刻，要概括一个时代，往往与政治紧密相关。伊格尔顿就认为，“伟大的作品总是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性”，这话很有些道理。现在国际上的大奖如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都很看重政治文化类的作品。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场小说写的是一些非常表层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政治小说，它们离政治小说的真谛还比较远。政治不仅仅是权力层面的，政治也是一种文化，政治也是一种文明，政治还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真正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中国作家并不是很多。这里我愿提到《沧浪之水》，它的作者悟出了政治是一种文化生态，政治甚至与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政治与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把政治转化成心理深度，那么这个政治才有意义了。在这部书的后面，我写了一段话：“这部书给了我一种天机泄漏感。”而现在很多犯罪小说成了教人如何升官发财的教科书，商战小说成了教人尔虞我诈的教科书，言情小说成了展示一男多女的游戏图，还有的小说纯粹是没有精神深度的恶搞。文学在对政治的理解上要有深度。

当代文学的精神缺失

今天的文学中还存在超越精神的弱化。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

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仍是当下文学重要的缺失。什么是正面价值？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如果都是暴力、血腥、看不到一点希望，以为这才是最大的深刻，我以为这样的文学不算是好的文学。这个问题其实与我们的精神资源有关。我们的民族精神资源很丰厚，但今天面临的是如何整合和转化的问题，如何把它们化为我们内心深处很丰富的信仰，并且运用到我们的创作中去，把它们转化成我们作品的精神力量———不仅有形而下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关怀，而且还有形而上的精神关怀和灵魂关怀。现在我们的文学中还有“去资源化”的问题，因为资源已经太多，而我们不知道如何转化利用，这就影响到我们创作的水准，以至于有的作家以为只要他敢于批判，敢于暴露，就是最深刻的作品。而真正深刻的作品是不仅能有揭露和批判，还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今天的文学中还存在超越精神的弱化。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于表达精神的作家能够做到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极度矛盾和深刻忏悔，从道德的审判到灵魂的审判，而我们很多作家仅仅关注故事本身。

有人提出，小说的难度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现在也很突出。当下很多作家谈不上灵魂写作、生命写作，当创作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或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当年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底稿毁于战火，他经过回忆，将其中精华浓缩成中篇《月牙儿》，长度其实跟短篇差不多，却成了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对此老舍先生幽默地说：“我是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缩龙成寸的苦功，那么消费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会不断有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出现。

（本文为作者2006年12月27日在上海作协举办的“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讲坛系列讲座”上的演讲节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