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美国;“岛链”战略;亚太战略

摘 要：冷战初期，美国基于反共、防共、遏制共产主义影响而构建的“岛链”战略，其核心在于同太平洋近岸岛屿地区和国家的一系列安全保障条约。在“岛链”战略中，美国对不同的盟友关系进行了定位，美日同盟构成了战略的核心，美韩同盟是战略的心理安慰剂，美菲同盟形成了战略的基础，美台同盟则是遏制中国的关键。此外，为充分整合“岛链”战略的资源，美国政府把“岛链”分为离岸岛屿链、食物供应链、战略物资供应链、西亚链等四条“链”。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政府不断维护和巩固其霸权的努力下，“岛链”战略对美国大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影响，它不仅促进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权力均衡，还助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霸权的稳固，遏制日益发展的中国。

美國国防部发布的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体现了美国亚太战略重心的变化，也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地区力量分布的新的考量。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美国不再关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从历史上来看，从美国早期的太平洋战略，到亚太战略，到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到当前的印太战略，美国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都离不开对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和重视。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美国对太平洋近海岸岛屿地区和国家的利用以及“岛链”战略（Island Chain Strategy）的构建和实施。“岛链”战略作为二战后美国为围堵共产党在亚太地区影响而采取的一种遏制战略，其主要措施是把太平洋沿岸岛屿国家或地区，以条约的形式进行规范并使之置于美国的掌控之下，形成“链状”包围圈，从而实现首先从对苏联共产主义影响的遏制，到对中国的围堵和包围。1

尽管“岛链”战略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学界对其研究并不充分。国外学术界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军事等视角考察“三大岛链”对中国的围堵。2中国学术界则涌现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从不同视角就中国如何突破封锁提出方案和建议。3受现实因素影响，学界更多地侧重对策分析。然而，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是如何被提出的？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回答。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及美国解密档案在线档案文件，探讨冷战时期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的形成、实施，并分析其当代影响，以丰富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美国海洋战略理论和“岛链”战略的提出与发展

（一）美国海洋扩张战略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不断进行对外扩张，从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抵达太平洋沿岸，到迈出北美大陆走向海外，这不单单是美国对北美大陆地跨两洋的自然地理优势的利用，还是美国海外战略的实施。与对陆地的渴求和侵占相比，美国似乎对海洋充斥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在英美人的战略思考中，世界各地就是一个个特殊的“剧场”，而“所有剧场通过海洋连接起来，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选择世界的建筑模式”[1]128。而把美国人這种对海洋情感转变为美国对海权的控制和美国海外战略的实施，则归功于有“海权之父”之誉的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1890年，马汉首次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以战略眼光指出，海权的历史涉及“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主要是一部军事史;[2]绪论1—2海权之历史影响的两个主要命题是当客观条件同时有利于陆权和海权发展时，海权的回报更高，海权发展的影响更大。[3]97—107此外，马汉还著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等影响深远的著作，形成“海权三部曲”，系统论述了海权的重要性。[4][5]马汉首次从国家大战略角度对海权进行了详细考察，全面阐述了海权发展对国家、军事的重要性，并积极提倡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马汉还认为，“如果上天有意创造出这样一个国家：它所处的位置非常便于战略进攻，又能够轻易地进入公海，同时还控制了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就具备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6]22马汉的海权论思想得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重视并付诸实施。早在1897年罗斯福被任命为海军部助理部长时，就积极鼓吹军事扩张，推动海军建设，为同西班牙战争作准备。在担任总统期间，罗斯福积极扩充海军力量，使得美国海军崛起为世界第二的地位;而后美国政府利用其优越的海军力量进行对外扩张，除不断干涉拉美国家主权外，还发动美西战争，侵占菲律宾，不断建构其亚太战略和军事基地。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如何保持亚欧大陆及世界力量平衡成为欧美国家战略学家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在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和地缘战略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提出“陆权论”，强调陆地对全球战略发展的重要作用。[7]而美国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则在1944年提出“地理决定论”观点，认为“美国受到了地理上的包围”[8]108;美国若实行海军强国，必须借助陆上桥头堡国家对抗陆上强国，并以此构建以海洋基地为主的全球战略。[9]851—863就亚洲而言，斯皮克曼认为，“对势力均衡的威胁，过去是来自控制大陆沿海地区海道的国家”，而随着日本战败，中国将成为亚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8]108斯皮克曼所勾勒的战略理论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不但是基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天才想法，还为此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奠定了基础。二战之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众多军事基地，1同时强化亚太地区力量均势发展，扶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把遏制共产党的发展作为其主要目标，逐渐规划出一项“岛链”战略，使之成为后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其亚太霸权的有力工具。

（二）冷战与“岛链”战略的提出

战后美国海权战略认知深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岛链”战略不仅是为满足于应对共产党的影响和威胁，更是为布局其全球战略而制定的在太平洋地区进行霸权扩张的具体措施。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其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中就比较完善地阐述了“遏制”战略思想。[10]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转变，美国在亚洲对共产党遏制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由原来主要针对苏联转而遏制中国。1948年3月，凯南提出西太平洋环岛防御阵线的构想，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传达给麦克阿瑟将军。[11]133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接受采访时说：“太平洋被视为敌人可能进攻的通道，如今的太平洋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我们的防御线贯穿了亚洲海岸的一连串海岛。它从菲律宾开始，延伸到包括要塞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然后折向日本和阿留申群岛，直至阿拉斯加。”[12]357麦克阿瑟的提法明确了太平洋沿岸的一系列岛屿，诸如菲律宾、日本、阿留申群岛等被囊括在美国太平洋岛屿链战略之内。对于麦克阿瑟的言论，艾奇逊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提出有必要扩充美国西太平洋防御线，强调需要增强日本、菲律宾两国的军事能力以增强防御线的力量。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1949年6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起草对亚洲的政策时确定，美国在亚洲的首要目标是遏制共产党发展，消除共产党威胁。2因而，美国政府决定将其冷战战略与对亚洲各国家的具体政策相结合，以形成完善的太平洋环岛防御体系。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49年12月30日出台的对亚洲政策文件中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基本安全目标是促进亚洲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增强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军事能力以维护内部稳定和阻止共产党侵略，逐渐减少苏联在亚洲的威胁和影响，防止在亚洲出现的任何威胁美国安全和亚洲国家独立和稳定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认为，应支持非共产党国家在亚洲占据主动性、对亚洲国家的利益施加影响、采取行动促进亚洲国家获得与其能力一致的利益。3其中，美国在增强亚洲地区稳定和安全的措施中，主要是充分发挥岛屿链在防御共产党威胁中的作用，促进离岸岛屿的岛链防御体系建设。4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安全利益及其在太平洋的地位，美国认为“有必要在太平洋沿岸的岛链上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条约，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包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于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太平洋协定”理念应运而生，同时产生的还有美国“太平洋离岸岛屿链”的战略理念。

二、朝鲜战争催化“岛链”战略从理论变为现实

随着冷战在欧洲的不断深入，亚洲则以热战的方式“迎接”冷战。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但加速了苏美在亚洲的对立与斗争，也进一步加深了中美对抗。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积极构建“太平洋离岸岛链”（Pacific Offshore Island Chain），调整其亚太战略，积极围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对朝出兵“无疑促使美国政府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力量的平衡”[13]，加速了美国构建“岛链”战略。

（一）美日同盟是“岛链”战略的核心1

朝鲜战争首先冲击着战后东北亚的国际格局和秩序。朝鲜战争不仅加剧了日本的脆弱性，还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对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侵害”的日益关注。为增强对共产主义的遏制，美国政府分两步强化了日本的作用：第一，激活日本潜在的军事力量;第二，试图利用太平洋本地力量作为美国在西北太平洋安全作用的补充。然而，美国实现这两步措施，面临很大困难：重新激活日本的防卫力量，必须把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并与之缔结和平条约作为首要目标;对太平洋本地力量的利用需要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加入美国保卫日本的军事计划，并确保培养他们强烈的责任和义务来协助美军保卫日本防止“共产党侵略”。[13]为此，美国必须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来完成。

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 O. N. Bradley）向杜鲁门（ H .Truman） 总统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14]67。国务院顾问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于1950年7月19日建议“总统应该尽快决定签署一份关于日本的和约”，并指出“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2，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3随着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及朝鲜战局发生的转变，美国对日媾和的问题很快提上议程。10月26日，杜勒斯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Ia. A. Malik），就对日和约问题进行会谈。杜勒斯除向马立克强调苏联参加对日缔结和约的条件外，还明确表示美国计划在日本保持足够的力量确保日本的稳定，同时保证“将不会使日本有足够的力量威胁到苏联或其他任何亚洲国家”。4鉴于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此时美国的态度固然是使日本保持无威胁的状态，但是面对此时共产党在太平洋地区影响的增强，美国也试图为日本提供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以增强资本主义的力量，使之成为美国围攻共产党的一道力量。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连续胜利，给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的构建增加了急迫性。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连战告捷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12月13日在给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信函中推测：“亚洲局势，尤其是朝鲜局势的发展，表明苏联、中国和朝鲜正逐步主导亚洲，三国正准备使用武力且有发动全面战争的危险，它们至少在大陆方面具有联合国所不能匹敌的能力。他们的主要目标可能是工业和人力资源多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如果日本资源被苏联掌控，世界权力平衡局面则将大大改变，会对美国及其盟友极其不利。在这种情况下，防止日本落入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且必须确保日本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5艾奇逊提议强化“岛链”构建，并指出这是“十分必要”的。1

为团结太平洋沿岸岛屿国家和地区，增强其对美国抵御共产党的信心。美国国务院于1951年1月4日起草了《太平洋公约》（Pacific Pact）草案，其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2国务卿顾问杜勒斯认为，《太平洋公约》有两大目的：首先，团结内部成员国，防止成员国内部发生任何形式的武装颠覆，同时给予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足够的安全保证，使其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第二，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复苏创造一个框架，使其以国际组织成员而非以独立国家的身份重新建立武装。3六天后，杜鲁门总统任命杜勒斯作为个人特别代表（the personal rank of Ambassador）前往东京处理太平洋离岸岛屿链中的日本部分的条约问题。425日，杜勒斯代表团抵达东京，并于1951年9月1日签署《澳新美安全条约》。5与此同时，美国对日媾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美国通过对各盟国分别谈判的方式协调其与日本的关系，迫使其赞同美国的对日媾和方案。最终在1951年9月4日至8日，美国一手操纵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多数与会国于9月8日签署了《对日和约》，实现了所谓的对日“多数媾和”[15]。同日，日本吉田茂首相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主要规定了美日经济合作、安全防卫以及军事基地等方面的分工和合作。美日軍事同盟的建立，使得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的构建取得很大进展。

其实，早在1951年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已经制定了针对太平洋岛屿的战略文件，对太平洋“岛链”战略进行了明确规定：（1）维持离岸岛屿防御线的安全：日本-琉球-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阻止台湾建立任何与苏联结盟或受苏联控制的政权，加速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阻止共产党企图对南亚和东南亚的侵略企图;（2）帮助日本建设成一个对美友好的独立自主国家，使其有能力维护国内安全抵御外部侵略，并促进远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3）在美国的适当援助下，在自助和互助的基础上，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国家之间发展有效的安全与经济关系。6《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订以及对日和约的完成，使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得到进一步落实，为该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二）美韩同盟是“岛链”战略的政治心理安慰

朝鲜战争对美韩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方面积极出兵援助李承晚（Syngman Rhee）政权，同中朝军民进行对抗;另一方面也谨慎处理其与韩国的同盟关系。在美国看来，韩国对美国太平洋离岸岛屿链的构建具有强大的心理影响，正如在朝战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所言：朝鲜战争的胜利“在远东就是一个强大的磁石”7。与其说美国对美韩关系的处理是对朝鲜战争的应对，倒不如说美韩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美国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形象和地位，更像一场心理战。国务卿顾问杜勒斯认为，美国在朝战中的失败将会对“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及岛屿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1

鉴于朝鲜战争对美韩关系以及美国形象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太平洋防御的角度出发，于1951年提出了结束朝鲜战争的策略：（1）继续以政治方式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办法，把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作为最终目标。通过适当的联合国机制，把寻求美国能够接受的解决朝鲜冲突的办法作为当前的一项目标，至少根据适当的停战安排终止敌对行动;或建立韩国对朝鲜半岛整个南部的权威，最大程度地进行政治和军事防御，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三八线以南损失土地;（2）为非韩国军队从韩国撤离规划适当的撤军阶段;（3）允许韩国建立足够的军事力量，以阻止或击退朝鲜的新一轮侵略。此外，委员会表示，在实现上述目标之前，应继续当前战争;在保护美国及“联合国”军队安全的同时，避免与苏联在朝鲜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敌对行动，避免在没有主要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扩大韩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2由此可见，美国在见识到中朝军队抵抗的决心后，深刻意识到继续战争并不利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战争到了1951年下半年，就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但是，这很显然并不符合李承晚的意愿，并引发了后者对谈判的指责。3

李承晚坚持“北进统一”的目标，试图把停战问题与美韩关系绑定在一起，并提出了包括“必须统一朝鲜”在内的五项条件，指示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Yang You Chan）在1953年3月8日与国务卿杜勒斯的会谈中进行了传达。同时，梁裕灿还谈及美韩共同安全条约的问题，指出“该条约将大大缓解总是担心会被美国和联合国抛弃的韩国人的恐惧和忧虑”。4由此可见，韩国最终目的是与美国达成安全协议，由其保障韩国安全。其实，从美国的太平洋“岛链”战略而言，尽管搞好同韩国关系符合其太平洋利益诉求，也符合其遏制共产党威胁的战略目标，但是美国更希望韩国能够独立承担起其国内安全任务，不愿为韩国承担更多的安全保障。54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给李承晚，向其保证美国会考虑韩国的福祉和安全;同时重申联合国军在韩国的任务已经完成，并不计划武力实现统一。6尽管如此，李承晚仍继续他“不胜利就死亡”的反停战运动。7在停战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暂时搁置与韩国的争议，进而与中朝方面就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但李承晚为了“拖住”美国，完成“北进统一”的目标，甚至下令私下释放朝鲜非遣返战俘。此举令美国十分震惊，美国政府一方面对李承晚斥责，另一方面则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S. Robertson）于6月25日抵达首尔与李承晚进行会谈。在双方达成广泛共识的情况下，美韩双方于8月8日草签了《共同安全防卫条约》。[16]继而在次年11月17日，双方交换条约批准书，美韩同盟正式形成。8

美韩同盟的形成，一方面为韩国安全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岛链”战略的实施以及对共产党威胁的抵御提供了军事力量。美国通过美韩同盟向其盟友展示了其与盟友“休戚与共”的决心和意志，从心理上鼓舞了“岛链”国家和地区。

（三）美菲同盟是“岛链”战略的基础

就同盟关系达成的时间来说，美菲同盟无疑是最早形成的。这主要与美菲的特殊关系相关。战后初期，美国曾一度尝试仅与菲律宾维持国家间友好关系而放弃在菲建立军事基地。[17]30但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菲律宾自身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促使美国重新思考菲律宾的战略价值。美菲特殊关系的建立，一方面为美国构建太平洋“岛链”战略起到了“奠基”作用，另一方面也反过来进一步凸显了菲律宾自身价值。11951年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 48/5号文件指出，太平洋“岛链”战略的短期目标是稳定从日本到菲律宾的离岸防御线的安全，2其中在东南亚国家地区的任务则是继续支持增强东南亚人民抵抗共产党侵略的能力和意愿，让共产党尽可能付出代价，以便为离岸岛屿防御链的建设争取时间。3具体到菲律宾，美国认为，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打击胡克运动，以确保菲律宾国内稳定和安全，继而把菲律宾发展成为美国的一个强大且值得依赖的盟友;鉴于菲律宾的弱小，美国必须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继续承担菲律宾的国防任务，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菲律宾必要的政治、财政、经济和农业改革。4就这样，菲律宾在冷战中逐渐沦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棋子。8月30日，美菲双方签署《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任何来自外部对菲律宾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一种威胁，美国都将依照其宪法手续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18]324—325为了遏制共产党，美国政府把菲律宾拉入其太平洋防御链中，通过寻找“有能力”的代理人，进一步加深对菲律宾的干预。[19]101杜鲁门政府通过对其在菲律宾的政治、军事、经济目标的实施，一步步把菲律宾拉入冷战之中。

然而，美国政府意识到，在“岛链”中，仅仅依靠菲律宾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充分发挥东南亚的作用和地位。为此，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后，美国通过两种方式增强菲律宾在东南亚的作用：（1）稳定并增强太平洋“岛链”防御线;（2）建构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务组织，即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于1954年5月同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在马尼拉进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宣告美国将会具体实施对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20]6国务卿杜勒斯也向菲律宾政府保证，“一旦发生菲律宾遭受侵略的事情，美国将迅速采取行动”。[20]12—13至此，菲律宾的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岛链”的一端也得以增强。1954年8月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5429号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必须维护太平洋防御岛链（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并增强其实力，使之成为美国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强化该岛屿防御链在抵御中国共产党威胁中的作用，美国政府一方面提出对日本、韩国以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则希望充分利用欧洲盟友英、法两国的影响和作用，加强集体安全建设。5鉴于菲律宾及东南亚国家的弱小，美国在加强太平洋岛屿防御岛链中，强调支持增强东南亚人民抵抗共产党侵略的能力和意愿，让共产党尽可能付出代价，以便为离岸岛屿防御链的建设争取时间。69月6日，东南亚条约组织缔结国在马尼拉召开会议，并缔结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该条约宣布，“各缔约国将采用有效的自助和互助的辦法，维持并增强集体能力，以抵抗武装进攻，防止外来的针对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的颠覆活动”。[21]226—22712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NSC 5429/5号文件，对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进一步规定，明确指出加强太平洋沿岸岛屿“岛链”的作用，并声明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生效之前，若发生共产党进攻东南亚地区的事件，美国将给予反攻。11955年2月19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正式生效，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美国把菲律宾拉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促进了其太平洋防御岛链的建设，同时也强化了菲律宾国家安全，拉拢菲律宾保持亲美立场，促进其亚太战略的实施。

从杜鲁门政府时期促进菲律宾独立，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对菲政策的制定，美国政府围绕着菲律宾地位的问题2经历了一系列演变。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政府对菲律宾的战略期望不断增强，更加突出菲律宾在“岛链”中的影响和价值。

（四）美台同盟是“岛链”战略中遏制中国的关键

台湾问题作为我国的内政问题，美国在处理对台关系上很大程度依据新中国与苏联关系变化。随着战后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美国逐渐重视台湾地区的未来发展，并将其命运与其太平洋“岛链”战略联系在一起。1949年7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NSC 48号文件中对台湾局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台湾抵御共产党的弱势在于：（1）国民党政府的残酷统治;（2）人口的大量涌入给台湾增加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消耗了本地的食物和工业剩余物资;（3）国民党政府无力阻止共产党影响。鉴于此，美国对台的任务是，通过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的支持以确保台湾地区进行自治，防止其政权被共产党所取代。此外，该文件还分析了美国支持台湾所造成的优势：不仅稳定了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战略基地，还遏制了共产党的发展，同时还会给菲律宾等国形成一种积极的影响，从而稳固美国在亚洲的影响。3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不但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挠共产党武力统一台湾，还在战略上对台湾给予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台湾的地缘战略优势遏制共产党。1951年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指出，确保包括台湾在内的“离岸岛屿防御线”的安全，阻止台湾建立任何与苏联结盟或受苏联控制的政权，加速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企图阻止共产党对南亚和东南亚的侵略企图。4同时，文件还提出了维护台湾安全的具体措施：（1）继续由第七舰队保障美国利益;（2）鼓励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改革，以提高其威望和影响力;（3）提供军事经济援助，使其能够保障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5由此可见，此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台湾拉入己方阵营，并把它作为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台湾当局来看，蒋介石集团此时迫切借助朝鲜战争反攻大陆，并为此而积极主动与美国进行洽谈。经过一系列谈判，美台双方最终于1954年12月2日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台湾的安全得到美国保障。美台同盟关系的形成，使得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主要环节构建完成。至此，美国“岛链”战略得以初步实施。随着美国太平洋第一“岛链”建构的完成，美国在冷战中实现了在亚太地区的对苏、对华战略优势，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效果。

不得不说，作为一种政治和军事同盟，美国太平洋“岛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一种双向妥协的结果。一方面，美国需要在太平洋沿岸地区构建“反共圈”以增强对共产党的遏制。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国家出于对共产党的恐惧而积极与美国结盟，拉拢美国对其提供安全保障。双方的相互需求和依赖，为“岛链”战略的稳定奠定了基础。此后，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又不断炮制出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从而为其本土安全制造了层层防卫，也对遏制中国的发展设置了重重封锁。其后，美国逐渐完善整个亚太战略，除继续巩固其军事政治的基本功能外，还在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日益丰富亚太战略的功能。冷战结束后，无论是美国强调“亚太再平衡”，还是提出“印太战略”，美国始终未放松其全球战略的“亚太重心”。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府故技重施，不断制造其“岛链盟友”与中国的矛盾，继续发挥“岛链”战略遏制中国的目的。

三、美国对“岛链”资源的整合利用及战略实施

由于地理上的差异，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的“抵制共产党威胁”与否定苏中在该地区的一切活动密切相关，充分发掘并利用该地区的资源对保障“岛链”战略的稳定实施十分重要。1为实现“岛链”战略价值最大化，杜鲁门政府根据远东地区的地缘关系以及资源优势，进而对该地区进行资源的战略重组。195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为实现“保证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的安全，阻止共产党通过互利的安排获得亚洲地区的物质资源”的长期目标，美国必须采取可行的和长期的行动，通过互利安排，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该地区资源，以确保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在与苏对抗中利用亚洲地区物质资源的优势。2从美国全球战略布局来看，对“岛链”资源的充分利用关系到美国全球战略的稳定。

在实施全球战略过程中，美国根据冷战需求不断扩大太平洋“岛链”战略范围，并完成其全球布局：在欧洲，实现对英国、德国、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利用;在中东，保持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在地中海地区，引导希腊和土耳其加入西方自由世界;在大洋洲，发挥澳大利亚的主体防御作用;在东北亚，增强日本和韩国的抵御能力;在东南亚，加强菲律宾和泰国在该地区的影响。然而，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政府在实施“岛链”战略时面临两个问题，即“岛链”上的潜在“流氓盟友”——台湾地区和韩国出现的威权领导人及其政府——可能会通过发动战争方式拉拢美国进入一场大规模的地区战争，以及“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22]这两种问题的存在，将会极大地削弱“岛链”战略的潜在效应，同时增强美国政府的担忧。

为此，美国政府提出了两种解决措施以强化“岛链”战略的构建和实施。第一种措施是根据各盟友现实情况，进行分组和资源整合以充分发挥其优势资源和战略作用。根据太平洋沿岸国家在“岛链”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6月10日通过的NSC-48号文件明确将“岛链”分为四个支链：（1）离岸岛屿链：主要由日本、琉球、台湾和菲律宾组成。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能够对内保持稳定，但仍需美国的外部援助和安全保障。它们作为抵御共产党威胁的前沿阵地，十分依赖美国的安全保证。同时它们也是美国立足太平洋，完成对共产党进行围堵遏制的重要基地和力量。3美国对其目标是维持并加强控制，以防止该地区沦落苏联之手。（2）食物供应链：由印度支那、泰国和缅甸组成。这些国家都是重要的战略食品的提供者，但是由于其政府都没有能力建设一支维护内外安全的军队，甚至在短期内，其国内安全也要依赖于国外援助。4美国的目标是积极提供外部援助，帮助其国内稳定，尽快促进其恢复生产。（3）战略物资供应链：主要由马来亚和印尼组成。它们是远东地区最具战略物资生产能力的国家。但作为西方国家殖民地，它们会随着殖民力量的撤离而变得不稳定，可能没有能力发展本土军事力量来维持其内外安全。5美国的目标是防止因前宗主国撤离而造成的权力真空的出现。（4）西亚链：由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等国组成。它们由于地理位置而被美国视为一个整体，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无疑延长了太平洋“岛链”。6第二种措施是以经济发展来巩固各盟友的内部稳定，并以此对抗共产党的威胁。从“岛链”战略实现的过程來看，美国政府更多地是想利用亚太地区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并不想为维持该地区的稳定而花费大量的资源。因而，在强化“岛链”本身时，更多地以经济援助的方式来帮助它们实现其内部稳定和发展，并使之增强对外防御能力，从而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实施提供更多帮助。美国政府认为，“除美国监督之下的地区，在岛屿链的其他地方，共产党都会在五年内通过制造政治和经济的弱点的方式促使民主、亲美政府的垮台。如果共产党还未能实现控制，那么这些政权后续也将会屈服于共产主义的强大压力”1。因而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才能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从而给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及外部侵略减少机会，增强“岛链”战略的稳定性。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年）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增强其太平洋“岛链”战略的实施，对远东地区局势进行了一番评估，指出“维护太平洋沿岸列岛（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以及其实力的增强，是美国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通过以下措施来保卫“美国国家安全”：（1）加强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提高韩国和台湾的现有军事力量的效力，并继续参与澳新联盟;（2）在当地经济不足以支持其军事能力的情况下，向当地政府提供相关的经济援助;（3）积极鼓励并创造条件使菲律宾、日本、台湾、韩国形成并参与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协议，最终使之与东南亚安全结构和澳新联盟建立联系;（4）制定并实施有助于加强日本的经济、国内政治稳定及其与自由世界的联系的适当措施。2由此可见，美国的重心仍在于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等位于“岛链”中心环节上的国家和地区。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由于它们与其它地区相比能够较少地占用美国的资源，更是在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对美国的依赖使它们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战略价值。太平洋近岸岛屿链（Pacific Offshore Island Chain）作为“岛链”战略的核心，形成了美国亚太战略演变的根基。

随着冷战的进行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岛链”战略在遏制共产主义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美国维持其在亚太霸主地位的工具。因此，美国根据其对“岛链”的布局，充分巩固并发展与“岛链”国家的军事、政治关系成为美国构建亚太新秩序的重要方式。自罗纳德·里根（Ronald W. Reagan）政府以来的每任总统都会根据国际局势的需要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报告不仅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念进行论述，还对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和战略布局进行规划。3尽管历届美国政府根据国际局势变化对“岛链”战略的关注内容有所不同，且与其盟友间的合作领域和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但这并没有突破美国政府对“岛链”战略中各盟友的定位。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更为旗帜鲜明地突出“岛链”战略在和平时代的军事功效，其主要表现为强化在“岛链”上的军事基地4、提高美国在“岛链”的军队部署5、进行双边或多边的联合军事演习6。此外，在强化美国与“岛链”盟友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还出现了“军事联合”回归的趋势。从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出台的亚太政策来看，美国对其“岛链”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策出现整体的趋同性，即除对“岛链”盟友增强安全支持外，还进一步强调它们在维持美国霸权中所起到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如在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认为日本是其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之间应以安保条约为基础，不断强化日本军事力量;美韩是“铁血盟友”，美国应充分履行条约所赋予的双方义务和责任共同促进朝鲜半岛安全;美菲关系自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执政后有所降温，但双方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并未中断和降低;美台关系仍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同时，报告还进一步提出增强美国与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台湾、新西兰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1由此可见，美国当今的印太战略并未脱离“岛链”战略的范畴。

四、美国“岛链”战略的当代影响

“岛链”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战略是美国在走向国际过程中所制定的一种全球战略，不仅体现出美国全球霸权和利益的分布和设置，还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美国操控全球的能力。美国大战略包含在军事上占优势、安抚并遏制盟友、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设计的机制、抑制核武器的扩散四个相关联的目标，[23]具有長期性、现实性及强权性等特征。[24]此外，大战略的实施主要需要依靠国家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回归，美国大战略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2

在亚太地区，“岛链”战略构成了美国大战略在亚太地区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与西太平洋近海岛屿国家和地区军事同盟关系的构建，一方面为美国控制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前提条件，使美国能够充分发挥西太平洋近海岛屿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为美国施展其政治影响、围堵中国形成助力。第一“岛链”中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等近海岛屿国家和地区直接形成对中国的半包围。第二、三“岛链”作为对第一岛链的补充，形成了对中国的多重封锁。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就已明确太平洋地区与其国家安全的重要关联，把美国国家安全与亚太稳定联系起来。1954年8月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第5429号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必须维护太平洋防御“岛链”（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增强其实力，使之成为美国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4肯尼迪政府战略分析部门认为，远东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主要基于远东是世界力量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由于美国地理能够外延到远东地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5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提出构建“世界新秩序”，实质是建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新格局，而亚太秩序则是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之后，不管是美国历届政府关于亚太战略的提出，还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实质性的转移，其中都离不开美国所依赖的地缘优势及其与盟友之间的军事安全联盟。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对其亚太新秩序的称谓不断演变，但是当代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仍以其“岛链”战略为根基。不管是地理区位的延展，还是政治、经济、军事优势的体现，“岛链”战略中的国家和地区是重中之重。

此外，“岛链”战略还是美国维护亚太均衡和霸权的重要构成。冷战期间，美国对其霸权的维持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存在，依靠其与盟友的关系，还在于其心理影响和国家形象的维持、重视其对盟友信心的影响。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亚洲地区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担忧日益严重，同时也在美国大肆反共宣传下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忧虑：1949年6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起草对亚洲的政策时确定，美国在亚洲的首要目标是遏制共产党发展，消除共产党威胁;1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最担忧的也是一旦美国战败会给其盟友造成很严重的心理阴影2;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对南越政权的大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对盟友的“鼓励”;“尼克松主义”出台后，尼克松总统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游说”，积极消除其外交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影响。3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在构建“世界新秩序”的目标下，更多地依靠自身实力，突出国家力量的建设，而且在充当世界警察的同时，希望其盟友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来帮助实现美国的全球目标。[25]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该地区原有权力平衡形成冲击，从而也给美国和其盟友形成一种外在压力，迫使“岛链国家”更多地辅助美国，巩固联盟，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战略，达到维护力量平衡的目的。[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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