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莫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启印度第二轮经济改革。改革以“印度制造”为中心，重在启动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为此，莫迪政府改变过去对外开放、引入国际竞争的政策取向，全力保护国内市场，以进口替代路线扶持本土制造业，其经济政策的亲商、亲资本色彩亦更加浓厚。改革在莫迪上台初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莫迪经济改革并未改变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产业政策只强调对国内企业的庇护，没有推动企业从事出口型制造业，亦未能将外国直接投资引入到制造业领域；经济政策过于亲商、亲资本，反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累积。从根本上看，莫迪经济改革仍然奉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将广大农村和农业排除在外，这一模式脱离印度国情，难以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莫迪经济改革要实现工业化蓝图，难度较大。
[关键词] 印度 莫迪经济改革 工业化 二元经济结构
2021年是印度经济改革30周年。过去30年，印度通过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改革获得高速增长，成为令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30年之后，第一轮改革的红利开始减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莫迪政府开启了印度第二轮经济改革。与第一轮改革相比，莫迪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内容呈现哪些根本性的改变？莫迪政府为印度经济规划了怎样的发展前景？未来印度经济向何处去，能否实现新的发展规划，真正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本文从公共经济政策的角度，评价莫迪政府经济改革，并尝试描摹出印度经济在较长时段内的发展轨迹。
一、莫迪经济改革背景
2014年莫迪上台之时，印度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改革开展已久。印度经济增速在21世纪初明显加快，成为令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但是至2014年，第一轮改革的红利逐渐消退，内外环境亦发生显著变化，经济长期增长的隐忧渐趋凸显，迫切需要确立新的改革方向。
（一）上一轮改革红利渐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经济改革。改革突破了许可证制度、进出口限制等以往束缚，经济增长显著提速。1988年至2003年，印度国民经济增长率升至5.8%，2003-2012年进一步提高至8.2%，成为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人均GDP的增长同样在加快，由过去的1%-2%升至3.8%（1988—2003年）和6.6%（2003-2012年）。
2010年之后，第一轮改革的效应开始减退，印度经济向慢车道滑行。2011年，印度GDP增长率由前一年的8.5%骤降至5.2%，工业产出下降，卢比大幅度贬值，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重新攀升，一度达到12%的高位，加之国大党政府贪腐横行、效率低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民众怨言颇多。时任印度总理曼·辛格第二任期改革不力，零售业对外开放被迫叫停，削减燃料补贴等措施更激起广泛的民意反弹。由于对印度改革的速度与程度不满意，国际投资者放慢了向印度投资的步伐，2012～2014年，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升反降，辛格本人也被媒体称为“差等生”、“犹豫不决、无能的官僚”。
（二）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在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发生。当时，印度内部面临双赤字、高通胀等难题，经济危机迫在眉睫，倒逼改革。以许可证制度为代表的政府管制措施压制私营部门活力、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并滋生了普遍性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社会上下认可改革必要性。外部环境方面，90年代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席卷全球。一方面，苏联解体使印度失去了重要的贸易伙伴、贷款援助来源和效仿模板；另一方面，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风潮向全球蔓延，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不断扩张，原本与印度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中国和东南亚经济体参与其中、经济增长迅速，促使印度国内开始反思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印度总理拉奥指出，“当经济改革席卷世界，如果印度要生存下去，就不能落在后边”。与之相比，莫迪上台时印度的内外环境皆已改变。印度经济早已走出90年代的“双赤字”危机，并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时段的高速增长期，政府更多着眼于“大国崛起”的战略需求，为经济持续增长规划下一步路径、寻求新的增长点。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曾经的“超级全球化”潮水褪去，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风潮再起，各国政府纷纷强调推进出口、保护本国就业。由于价值链升级，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开始向外转移，伴随中美全球博弈加剧，一些西方国家厂商也谋求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布局生产基地。
（三）原有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局限性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增长路径，一类是沿着多数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道路，自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推动产业从下至上渐次升级；另一类是直接瞄准国际先进产业，大力推动这些产业在本国的发展壮大，继而通过技术扩散等方式带动整个经济现代化。中国等东亚经济体采用的是前者，印度则选择了后者。当时的印度领导人认为，信息技术产业可以直接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其发展和进化能够带动印度其他古老的产业现代化，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经济不必经过渐次升级的传统工业化而快速实现现代化。因此，政府下大力气扶持计算机软件等产业，出台各类优惠措施，降低投资门槛。1990～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印度GDP的比重由37.95%升至46.3%，成为印度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当工业和农业的表现都相对不佳的时候，正是服务业使GDP在90年代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由于计算机软件等信息服务业表现亮眼，印度获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是当时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少有的在高端服务业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
然而，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种以服务业为主导的过早“去工业化”模式弊端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服务业自身难以持续高增长。服务业附着于物质生产力的提升，无法长期独立于社会整体生产力的需求而增长。因此，若缺乏强有力的工业基础，服务业的增长只能是一时的。印度由于工业制造能力薄弱，服务业后劲不足的缺陷逐渐凸显。到2014年，印度服务业增速开始放缓，增长率由高峰时期的12.5%（1999年）降至8%左右。2012财年前后，印度非要素服务出口的增速大幅下滑，增长率在-10%至10%之间徘徊，远低于21世纪初40%甚至80%的增长率，对出口的支柱性作用明显减弱，迫切需要寻找新的产业来支撑高增长。
二是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的大发展并未带动生产率的全方位提高。服务业不涉及具体的物质生产，对前后产业链延伸、带动经济体整体向前的效果有限。事实证明，印度的IT信息技术、金融、用户服务等外包业务固然取得长足进步，但这些产业只是相对孤立地发展，且多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需求生存，未与国内其他产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即便如计算机硬件、电子元件等高度相关的产业，都未能享受到计算机软件行业红利而充分发育。传统的工农业并未如印度领导人期望的一般，生产率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的武装和拉动下快速提高，尤其是制造业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等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全球贸易版图中，印度仍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三是社会正规就业严重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其缩减的份额几乎尽被服务业吸收，但是，服务业并未能等比例地吸纳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到2014年，农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已由建国之初的近80%降至16.8%，但仍有45.9%的劳动力停留在农业部门。高端服务业固然可创造高产值，但其创造的岗位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对劳动力知识水平与能力要求较高，只能为一小部分人口提供高收入，无法为中下层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和谋生渠道。由于缺乏正规岗位，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只能流入小型、非正规的工业或仆役、小商贩等传统低端服务业。根据2009～2010年官方调查数据显示，印度全国就业人数为4.65亿，其中正式部门就业仅有2800万人口，剩余4.37亿都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这一大部分人口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在劳动力市场上严重缺乏议价能力，收入增长慢，难以支撑内需的持续扩张。
二、莫迪经济改革的三大转变
2014年前后，印度经济的多重问题逐渐暴露，经济面临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莫迪上台后，改变经济政策重点，更强调对原有短板——制造业的扶持，工业化重新成为经济发展目标。对外经济政策上，莫迪政府具备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同时，与上一阶段改革注重自由市场机制建设相比，莫迪经济改革呈现更具实用性的亲商、亲资本色彩。
（一）重点产业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莫迪上台后，重新将工业化确立为经济建设的目标，政府由重点扶持信息技术等服务业转向大力培育制造业，标志着印度经济增长思路发生重大调整。2014年莫迪上台后，重新将制造业确立为发展重点，工业化再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方向。2014 年，莫迪推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确立了汽车、航空、化工、国防军工、电子设备、制药等25 大产业，宣布到2025年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此后，印度国内主要经济改革都围绕“印度制造”展开：制度层面，莫迪政府致力于推进税收、征地和劳工制度改革，降低制造业企业投资设厂门槛，改善营商环境，相继放开建筑、医药、保险、畜牧、通讯、采煤等行业，提高私人投资和外资的持股比例上限。基础设施层面，莫迪政府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并推出“数字印度”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
莫迪政府之所以将“印度制造”确立为改革重点，主要着眼于印度制造业的巨大潜力。换言之，一旦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启动，其创造的就业机会可对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产生强大的吸力，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可转入正式工业企业就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的持续扩张，而内需的扩张又能为工业化源源不断提供助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因此，尽快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成为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重点。
（二）对外经济政策从开放转向自守。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对外开放、引入国际竞争被看作是提升印度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与之相反，莫迪政府认为本土企业应先倚重国内市场发展壮大，具备竞争力后再实行对外开放。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的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回摆，2019年以后更是呈现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
第一，掀起“自给印度”运动，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莫迪本人在讲话中多次号召民众“购买国货”“以印度产品取代进口”，并推出“为本土产品发声”（Vocal for Local）计划，主张对外贸易重新回到“只有国内没有的或国内不能制造的工业品才能进口”路线上。在替代性高的服务业部门，如手机应用程序领域，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等名义封杀数百款中国背景的手机应用，为印度本土应用程序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第二，提高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关税是莫迪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据WTO统计，自莫迪2014 年上台以来，印度改变过去降低关税的政策取向，其最惠国待遇关税水平由13.5%升至2019 年的17.6%。此外，针对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东盟的产品，印度频频使用反倾销调查、原产地规则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以阻隔这些商品进入本国市场。
第三，追求绝对贸易顺差，由向东融入亚太转而向西联结美欧。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一直秉持“向东看”经济战略，试图向东融入亚太经济圈。但是，由于印度在与中国、东盟的贸易中长期处逆差地位，莫迪政府认为东入亚太并未给印度带来多少好处，反而使国内市场饱受侵蚀。对往届政府与东盟等逆差伙伴结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莫迪政府评价负面，认为“过去印度签署的自贸协定并未服务于印度利益”，主张对这些协定全面重新审核或重新谈判，并于2019年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此同时，由于美欧是印度少数可获得顺差的经济伙伴，且这些国家资本相对充足，期望借印度的渠道加大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存在，莫迪政府加紧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并联手推出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强化与美欧经济纽带。
第四，以市场换投资。在吸引外资方面，莫迪政府一方面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以“蓬勃广大的国内市场”为最大卖点，围绕本国重点发展的制造业产业，制定相应产业政策，诱使外资进入,加速打造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
以“印度制造”的重点产业手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为例，莫迪政府借“进入印度市场”为筹码，推出“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PMP）以及配套的“生产关联奖励计划”（PLI）、“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业促进计划”（SPECS）和“改进型电子制造业集群计划”（EMC 2.0）一系列激励投资措施。其中，PMP以渐进性差额关税来推动手机及配件厂商在印投资生产。根据此政策，不愿在印度投资建厂的手机品牌只能缴纳超额关税作为进场费；同时，PLI对实行本土化生产、提升印度产能的企业提供4～6％的奖励措施，SPECS为已确定的电子商品清单（包括电子元件、半导体/显示器制造单元等产品和用于制造上述产品的资本货物）提供25%的资本支出财政奖励，EMC 2.0计划则为创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通用设施的电子制造商提供财务激励。莫迪政府奖惩结合，推动外资在印度投资建厂，打通手机制造上下游产业，在短期内培育出完整的产业链。
（三）国内政策转向更加亲商、亲大资本。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经济改革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为导向，政府重在给经济整体松绑，通过构建自由市场经济机制来推动经济增长。与之相比，莫迪政府奉行更为激进、直接的亲商、亲资本政策，倾力打造向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倾斜的“商业友好型经济”。
首先是对大资本、大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支持。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就给予大企业和大资本各种政策优惠，包括提供廉价土地、免除对工业企业污染许可手续、为大企业和大项目提供财税补贴等，其创立的“古吉拉特模式”本质上是优先向大企业、大项目倾斜的政商关系模式。当选总理后，莫迪延续了这一政策倾向。例如，其“数字印度”计划帮助信实集团电信服务子公司Jio快速扩张，政府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评估委员会亦不顾经济事务部和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Aayog）的反对，将数份机场私有化合同交予阿达尼集团。
其次是为资本提供便利环境，并大力推进私有化。莫迪政府推行征地、劳工改革，核心内容是放松政府对这些方面的规制要求，使得资本能够更迅速、便捷地获得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统一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同样是为统一全国市场，利好大资本和大企业而非地方性小业主。莫迪政府主张全面私有化，向私人资本出售国有资产。莫迪本人公开宣称，“政府不该参与商业”，大力推动国企私有化，先后出售了印度国家铝业、印度煤炭、印度国家水电等国企股份。2021年，莫迪政府推出更激进的全方位私有化路线图，计划出售包括印度航空、巴拉特石油、印度航运、印度集装箱以及印度产业发展银行等绝大部分中央一级的国企股权。
再次是削减平民补贴。与向大资本、大企业慷慨让利相反，莫迪政府对粮食、燃料等平民补贴的态度较为消极（大选季除外），认为这些方面的支出给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出台了限制对底层民众的燃料补贴、取消对农民的最低市场价格支持等措施。据印度财政部数据显示，莫迪上台后，补贴支出占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持续下降，自2012～2013财年的18.9%降至2016～2017年的12.4%。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莫迪政府亦不愿增加财政资源投入，这些领域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低位。
三、莫迪经济改革评价
莫迪政府推动印度新一轮工业化的改革目标是合理的，其对制造业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和扶持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改革难以突破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产业政策施力不当，对振兴制造业的效能有限，过于亲商、亲资本的政策倾向还有恶化印度收入分配、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莫迪经济改革始终围绕城市展开，忽视农村、农业，难以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些角度来看，莫迪经济改革难言成功。
（一）工业化目标有利于印度经济壮大。工业化是莫迪政府为印度规划的新增长点和发展方向，也是莫迪心中实现大国崛起的必经路径，这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验相吻合。回顾世界经济史可发现，一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工业化密不可分，无论是殖民时代的英国，还是美国、德国，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没有一个经济体绕过工业化、单靠服务业而发展壮大的。工业化对于维持国家经济实力、推动中等收入阶层发育和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也是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在实现“去工业化”、服务业占绝对优势之后重新推进“再工业化”议程的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服务业长期支撑着印度经济增长，目前后劲乏力的颓势逐渐显现。与此同时，印度制造业作为产业结构的短板，尚未真正发挥其增长潜力。制造业的真正起飞方能启动印度经济又一轮的高速增长期，真正成就印度的大国梦想。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莫迪政府才将其经济改革围绕“印度制造”展开。从这个角度上看，莫迪经济改革的工业化方向是无误的，有利于印度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改革在短期内有一定成效。与辛格政府第二任期时改革基本停滞、经济再度陷入困境相比，莫迪2014年裹挟“古吉拉特模式”的高增长业绩当选，上台后迅速推出征地、劳动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营造自身“果敢改革者”形象，同时开展经济外交，在国际场合高调吸引外资，强化了国内外投资者对其经济改革的信心。同时，相较于耗时长、见效慢的市场制度建设，莫迪政府着力打造的“商业友好型”模式容易见效，印度经济在2014～2017年走出一波小高潮。期间，印度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6%，一度超越中国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经济体，2017年，印度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这一时期，印度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升至6.5%左右，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新高，财政赤字率和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经济总体呈现出旺盛增长态势。
（三）改革未突破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莫迪经济改革以“印度制造”为核心，志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是，印度对外货物贸易常年处于赤字状态，海外市场始终没有拓展开来。至2018年，印度货物出口占世界市场的比重仅为1.67%，远低于同期中国（13.2%）、美国（8.7%）和德国（7.9%）等经济体的市场份额。国内方面，莫迪经济改革也未能维持一个稳定、旺盛的国内需求。2014年后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确有所上升，回到了6.5%左右的水平。但是，改革并未改变印度经济波动性较大的规律。2017年以后，印度人均收入增速急速下降，到2019年已经跌至3.1%的低位。自2017年开始，印度经济进入到新一轮的低迷期，银行业坏账危机和影子银行问题集中暴发，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遭受信贷条件制约而增长乏力。2019年GDP增速降至4.2%，表明印度经济正进入新一轮的震荡下行期，由此导致的人均收入增长放缓、内需疲软将拖累经济增长。
（四）政府产业政策缺乏引导效应，难以实现工业化目标。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并未有效引导企业从事出口型制造业。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实现工业化，其工业产品必然要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即具备实力强劲的出口型制造业部门。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多数只停留在保护主义层面，并未有效驱动企业进入制造业领域。“印度制造”实行以来，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15.58%一路降至2019年的13.6%，固定资产形成率也由30.0%下行至26.9%。
莫迪政府偏好大资本，大企业，但大资本、大企业出于自身的经济理性，更愿意在国内市场上垄断钢铁、电信等行业，坐收整个经济体的租金，或是购买海外资产、投资海外市场，而不愿从事竞争和风险较高、出力不讨好的出口型制造业。以信实工业为例，近年来致力于垄断零售、电信等服务业，布局国内消费市场，或进行海外并购，投资国内出口型制造业的意愿不强。对此，莫迪政府既没有政策引导，亦无强力干涉，其采取的市场保护措施只能减少外部竞争，纵容了少数企业在本国市场占据垄断地位，而不能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难以达到莫迪政府所设想的增加出口、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此外，“印度制造”并未有效将外国投资引入制造业领域。 2012～2019财年，流入印度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2016～2017财年达到119.7亿美元的高峰后迅速降低，之后年份横亘在70至80亿的区间内，较莫迪2014年上台之前（2011～2012年为93.4亿美元）不升反降。
（五）莫迪经济改革进一步拉大了印度的贫富差距。莫迪政府削减平民消费补贴、取消对农民的最低市场价格支持等措施，短期内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加剧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而且，改革并未如愿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且由于废钞令、税制改革等激进措施的实施，城市小商贩、小作坊的经营环境恶化，就业岗位流失。至2018年，印度城市及郊区男性失业率等指标创有相关统计数据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城市地区就业情况的恶化尤为严重，莫迪经济改革未能推动印度中等收入阶层充分发育，据《经济学人》数据，印度80%的人口收入水平低于其人均GDP。莫迪政府的亲商政策使得大财团、大资本不断壮大，信实、阿达尼等财团实力在莫迪执政期间迅速扩张。政府大规模激进私有化改革虽能解财政一时之渴，但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权钱交易、裙带关系等一系列风险，且助长财团和寡头实力，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引导和调节能力。莫迪政府的农业改革试图模仿西方国家的农业产业模式，但盲目将力量分散、缺乏议价能力的个体小农推向市场，将进一步恶化小农的生存条件，同时加速资本垄断农业产业。瑞士信贷银行、乐施会等国际机构纷纷发表报告称，莫迪主政期间印度社会分配失衡状况加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六）从根本上而言，莫迪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模式脱离国情，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莫迪政府的改革路径符合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城市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无论是推进“印度制造”，还是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莫迪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心始终在城市，改革主要围绕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展开。但是，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半数劳动力从事农业、70%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的超大型经济体而言，这种以城市为中心、忽视农业和农村的改革模式是片面且脱离实际的，难以取得成功。
莫迪经济改革未能有效提高印度较低的农业生产率。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印度农业生产率偏低。根据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的《2018-2019年农业数据概览》，2017-2018财年印度水稻、小麦、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分别为2578、3371、3032千克/公顷，同期中国这三种作物的产量为7027、5416、6108千克/公顷，印度生产率仅为中国的1/2左右。低农业生产率直接导致三大问题。其一，传统低效的农业生产占据大量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析出速度较慢。其二，农民收入难以提升，内需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力难以有效提升，导致工业化初期需要的国内消费市场扩张动力严重不足。其三，资本积累缺乏。农业产出和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缓慢带来经济体储蓄不足，一方面无法为城市工业投资提供至关重要的资本来源，另一方面，农村手工业等小作坊式生产亦缺乏资本来扩张生产规模、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率。此外，农民收入低下，无力负担教育、医疗等支出，只能实现低水平的劳动力再生产，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合格的劳动力生产要素。
低生产率的背后是印度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印度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不彻底，很多地区依然实行封建式土地生产关系，土地分配高度不均。2015～2016年，印度68.5%的农户耕种面积小于1公顷，但这部分人口仅仅拥有24%的土地。这一分配比例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相差无几。相反，占有1～10公顷土地的中小地主人数占农民总人口比例为31%，却掌握着印度66.9%的土地。无地或少地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却不享有对剩余农产品的支配权，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糊口，直接造成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莫迪政府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改革方案，而只在农产品价格和流转机制上发力，寄希望于农业资本化、市场化来增加农民收入，表面文章难以奏效。莫迪政府将工业化的期望寄托于城市工业，忽略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其工业化蓝图难以顺利推进。相较于二战后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平均分配土地的改革，印度的土地改革十分不彻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土地生产关系。土地生产关系落后，地主阶层（包括资本主义农场主）依然掌握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位居农村甚至整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从政治和经济双重层面阻碍工业化进程。放眼全球，凡是没有解决农村生产关系、未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之路都走得不顺畅，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说明这一点。威廉·阿瑟·刘易斯后期就曾有言：“印度强调工业发展而遭到失败的事实使我确信，农业的发展是第三世界经济幅利的中心。”
结论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印度经济改革行至中途，许可证等制度层面的显性障碍已被清除，经济结构中工业短板凸显，服务业驱动力减弱，有增长无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浮现，改革面临更深层次的“向何处去”的问题。莫迪政府此时提出新的发展方略，大力扶持制造业等工业部门，试图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实现大国宏图。
与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相比，莫迪经济改革重在扶持本土制造业，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莫迪政府改变前任对外开放的经济主张，多采用保护主义措施，在国内经济治理上则呈现明显的亲商、亲资本色彩。工业化思路符合印度经济发展壮大的需求，莫迪经济改革在其任期初期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改革未突破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亦有偏颇，难以实现工业化目标，亲商、亲资本的经济政策不仅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累积，也助长了印度经济的寡头趋势，不利于长期发展。从根本上而言，莫迪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脱离印度国情，无法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经济政策方向的逆转也影响到印度的外交决策。从前，印度主张对外开放、互通有无、互利共赢，必然需要相对和谐的外部环境；而今，印度更加保守内向，强调绝对收益，表现在对外关系中则少了些顾忌，强调以多重手段谋取实际得利。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印关系中，印度如今对中印经贸关系的负面定位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印度的对华政策，助长了后者短视和激进的倾向。这一影响是长期性、根本性的，在可预见的将来，除非印度转变思路，视中国经济为自身发展机遇，否则其对华防范、猜忌甚至敌视的态度将很难更改。
（宁胜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0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