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太虚大师对其特性有着深刻的判读：科技高度发达，但却是欲望扩张的工具与副产品，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反而将野蛮性的现实危害扩大；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但其真谛却没有显现，在被私欲桎梏之下追求自由，在强烈的分别“我执”之下追求平等，人生与社会都无法向上超升；世界被强制性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人我对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强化，在“纵我制物”的立国、做人之道主导下，制造了大量本不应存在的祸患。科学技术、自由平等、民主民治、全球化本应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但一切外在的“进步”都因为人类自身的问题而改变了方向。现今世界的问题是系统性、秩序性问题，改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匡救时弊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太虚大师 时代性质 中华复兴
太虚大师是民国时期著名高僧、思想家，是人生佛教开创者。他将“人生改善”、“后世增胜”、“生死解脱”、“法界圆明”视为佛法四个功能和效果，还原了大乘佛教改善、净化人间的功能。以人生为基础，进而究竟极果，这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宗旨。要改善、净化人间社会，不但要对人类社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要认清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太虚大师将现今时代看成是现代西洋文化开出的一大奇局，虽然被赋予了进步的内涵，但离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还相差很远。太虚大师站在时代的高处，对现今时代的文明属性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判断。其论说没有复杂的概念体系，却直指人心，绝非在时代山谷中做学说的研究者所能比。
一、科技高度发展，但野蛮性没有改变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类享有了从未有过的便利，但并没有因此而太平和乐，也没有真正化除野蛮。对其中的原因，太虚大师有着犀利的观察。太虚大师认为，现今世界是西洋文化弥纶的时代。虽然西洋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区域也存在文化的差异，但就现代西洋文化之盛行者言之，其特点非常明显，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发达科学知识，竭取宇宙所有，以争求满足人类之动物欲而已。”[[1]]现今时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伴随着欲求的解放，人类社会的创造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这两者并非平行而无交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的发展正是欲求解放的副产品。太虚大师指出：
“今世之偏用成弊者，虽在西洋文化之惟以发挥扩充人类之动物欲为进化，而致汨没人理，沉沦兽性。然由此所获之副产品，则科学之知识及方法也，工作之机器及技能也，生活物产之丰富华美也，社会言行之平等自由也，交通之广而速也，发见之新而奇也，在在足令人心迷目醉而不能自主。”[[2]]
在中华文化中，人与动物存在几希之别，这种几希之别正是灵明之性萌动的体现，存而扩之才能称得上进化。但近代以来的西洋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不但停留在人与动物的共欲之上，还将动物欲之满足和扩充视为进化。从“神本论”的“退化说”向“物本论”的“进化说”转变，这是所谓“袪魅”的过程，但在袪魅的同时，道德人伦却无法安立，动物欲成为支配人类生活的新型魔魅，并不断被“升华”或合理化，这种“汨没人理、沉沦兽性”的状况正是现今时代的写照。一般认为，科技进步意味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但这种线性思维与现实并不相符。从微观角度说，科学技术提升与好奇心、求知欲有关，但从社会现实层面来说，其直接动力却是改造外部世界的社会冲动，因此可以看成是副产品。所谓副产品，就是在“汨没人理、沉沦兽性”这种结果之外的附带产品。伴随着动物欲的扩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现今主导文化中内含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成果，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其与现今主导文化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称之为副产品，但这种副产品一旦产生，又会在主导文化的支配下成为进一步扩充动物欲的工具，将野蛮性的现实危害扩大。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能够彰显灵明之性，但被特殊文化弥纶之后，人性被动物欲所桎梏，人类成为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特殊动物，不但不能化除野蛮性，还将其破坏性发挥到极致。一方面是知识技能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沉沦；一方面是科技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性的埋没，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创造性和破坏性都达到了空前的状况。
在人类历史上，蛮族掌握先进技术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其扩张并不具备全局性。但在现今时代，动物欲的扩充却被打上了发展、进步乃至文明的标签，上升为意识形态，扩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科学昌明，但人心昏暗，这种状况必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太虚大师认为，科学是依五官感觉而建立，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迷信，但并不能契入宇宙万有之实相，无法依之而实现道德自觉。若人类自身无法改善，它只能被恶化恶用，成为满足少部分人的私欲的工具，无法“获人道的安乐”。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人类自身却沉沦向下，以制造整体毁灭的风险为代价获取自身的 “安全”，在制造生产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的过程中获取一时之利，竭尽资源满足少部分无休止的欲望，这一切都是野蛮性与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发明，本来可以增进幸福，“可是，由恶行的恣肆的结果，反得到较以前科学没有发明的痛苦更深厚了！这因为科学的发明，仅作了少数人纵恶的利器。”[[3]]
太虚大师认为，科学虽然存在其自身的思维模式，但本质上是形而下的工具，它只是知识的一种，而不是知识的全部，除了科学知识之外，还应该包括道德的知识、解脱的知识。当科学知识被极端化、唯一化的时候，人类社会无法摆脱野蛮的动物状态。科学本身是向外的，如两眼只能外视而不能内观，其所谓“客观性”是“著相尚识”的结果，仅仅依靠它并不能进善去恶，更无法契会真实性。在道德、智慧丧失的前提下，作为工具的科学只能服务于动物欲，其所带来的破坏性是动物无法比拟的。因此，问题的本质在于科学被恶用，而不在于科学自身。太虚大师指出：“能用工具之主人，则毫忽不能有所增进于善，惟益发挥其动物欲，使人类可进于善之几，全为压伏而已！”[[4]]进善之几被压伏，这是道德被放逐的标志，以科学为名蔑视道德及价值判断，正是这一问题的体现。“客观性”成为“去道德化”的挡箭牌，这并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人的问题，“客观性”遮蔽真实性，这正是人的“主观”状态的反映。科学的发展能打破建立在迷信基础之上的说教，但却不能破坏人人本具的智慧明德；可以撕破装神弄鬼者的戏装，但不能从外部关闭觉悟之门。将科学发展视为道德没落的原因，恰恰颠倒了因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虽然是特殊“文化”的副产品，但却并不一定是其附属物。如果人类社会能够以正智、正信化除野蛮，科学技术就会重新归位，在智慧与道德之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但其真谛却被掩盖
现今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知识大开，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若把自身看成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驾驭者，都会被民众视为“怪物”。神权、皇权所假借的“理由”不再被认可，这是人类心识发生变化的标志，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然而，自由平等的人生和秩序却并没有真正实现。人人追求自由，但这种追求却演变为奔走竞争，追求自由的过程恰恰制造了隔碍和不自由；人人要求平等，但实现一种平等却制造出另一种不平等。同时，自由与平等也成为两难选择的问题，选择自由就要放弃某种形式的平等，选择平等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由。平等的自由或自由的平等，这种本来一体的启蒙价值在现实中却成为无法同时实现的目标。自由、平等是崇高的价值，但是，在被私欲桎梏之下追求自由，在强烈的分别“我执”之下追求平等，这种内在的不自由、不平等必然会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太虚大师指出：
“近代从要求自由平等而出发的政治、经济等，虽合乎人性，然二三百年犹在纷扰不定之中者，则以一神的旧信仰打破以后，徒凭一时一处民众之情意迁流变动，未有一达到真正自由平等的真信仰以为根据。”[[5]]
自由平等是合乎人性的价值，是“祛魅”的标志，这种价值追求本应该提升人的品性，增进人类幸福，为社会带来安宁，但是在追求自由平等、打破神权同时，却带上了物欲的枷锁，物欲之魅取代了迷信之魅，内在的不自由、不平等反而更加严重，不但造成人自身的焦躁不安，也严重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贫富对立、种族冲突、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核弹危机就是其外在表现。这种纷扰不定的状态并不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代价，而是因为自由平等的真谛没有显现。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自由平等绝对是对治蒙昧的解药，但由于陷入“以迷破迷”的泥潭，它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毒药。太虚大师并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将现代性视为“同时产生出解药与毒药”，[[6]]这种论说从语言模糊性而来，建立在事理割裂基础之上，虽看似深刻，其实还是属于情意之见，并非从智慧心中流出。在太虚大师看来，问题的本质恰恰在于内在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一切外在的追求因此而失真失常。
那么自由平等的真谛是什么？太虚大师认为，只有契合宇宙人生的真相，自由平等的本质才能显现。从实事实性上看：
“小自一微尘大至一世界，近自人类远至一切众生，都是流行不息的生命之流。在这点上悉皆平等。一切众生皆有心，皆有现变实力，都有可以达到最高觉悟的可能性。”[[7]]
太虚大师此言将平等自由的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宇宙万有的真相是法界缘起，无论何事何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是法界（宇宙）各种关系的聚合。随举一法，必然与整个宇宙体系相互关联，既是因缘和合之果，又会成为生成其他诸法之因。上溯无始，下推无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这种互融互摄、相似相续、流行不息的生命之流中，“绝无可为独特的、绝对的、最先的、最后的、非果之因或非因之果。”[[8]]没有法界之外的本源，没有独立于心识之外的死物，没有离却“众缘”的具有实在体性的存在物，也没有本质意义上的自我。体悟到悉皆平等的法性，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人人有心，本具智慧明德，这是心性的平等，又是真正自由之所在；人人有心，皆有变现实之力，这是彰显平等性德，实现真正自由、达到最高觉悟的自由力量。“我欲仁，斯仁至矣”，以吾心之自由力，求吾心本具之德，这就是自由平等。从此出发，人生才能向上，社会才能超升，世界才能和谐有序。
若体悟宇宙人生的真谛，就能清楚地知道，唯神、唯外物、唯自我等观念的出现都是因为偏执于生命之流的片段。以假相、片段为实，自由平等的价值就会发生分裂，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也会出现问题。太虚大师指出：“人生可贵的意义，就在人生最富有自由性，而且有无限扩充的可能性。”[[9]]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本是人生向上的力量，但由于不明真相，将生命流上的假相视为自己，以扩充私我、放纵物欲为自由，不断地向外驰求，不但加剧了内在的痛苦与烦恼，导致人类自身的沉沦，还造成了社会的纷乱。虽然神权与皇权被打破，但由于“我执”和物欲的结合，专制与极权还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在特定环境下甚至比神权与皇权更为极端。同时，阶层、区域、国家之间的封闭阻隔越来越深，社会不平等也越来越秩序化、系统化。
自由平等是民主民治的基础，如果前者的真谛不显，真正意义上的民治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太虚大师高度评价民主民治的时代意义，但同时也指出，真正的进步必然是宇宙真实义谛的显现，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应该伴随着思想形态的改变，若没有这一点，“虽政治方面或强力的去改变，亦只得成其为表面上骚动而已。”[[10]]人人向上发展，人人追求真正的平等自由，民主民治的本然意义才能彰显。太虚大师将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酋长制、君主制和民主制。酋长制对应的是“多神论”的宇宙观，君主制对应的是“一神论”的宇宙观，民主制对应的应该是法界缘起的宇宙观，后者是自由平等的依据。虽然酋长制、君主制在现今时代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但与民主民治合宜相应的真信仰没有形成，旧思维变换形式出来作怪，因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形式与内容脱节、制度与人背离、价值相对主义、自我完善力量缺失、党派利益集团相互倾轧等，这些问题并非追求民主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自由平等的真谛没有显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凭空设计，而是立本，只要自由平等的真谛彰显，民主民治就会回到其本来面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世界被联系在了一起，但人类社会并没有学会如何相处
现今世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人类社会被联系在了一起，变成了在同一时空内的共同生存的“整体”，但这种“整体性”仅仅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关联，在其背后是族群、国家乃至文明之间的封闭与排斥。太虚大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今以地球上海陆空之交通发达，全地球已为近代欧美人自然科学之进步所征服。然人与人之间，则依各个国家之界域，造成各个民族战团，日相寻于扩充军备之一途，以求退可防御，进可侵略，而握得经济上、政治上之胜利，致随时可以爆发世界民族之大战争。”[[11]]
太虚大师所说的状况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全球化的深度广度已经不是太虚大师所处年代可比，但人我对立却并没有减弱。科技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压缩到了一个“共同”的空间，但同时也将战争危害及生态危机扩展到整个世界体系，人类社会首次面临同归于尽的风险。虽然现有的高科技武器已经可以毁灭全人类，但却依旧扩充军备，不断地提升整体毁灭的次数，以此相互威胁、获取利益。经济全球化虽然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是却演变成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征利，财富集中、贫富对立无论从深度到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同时，主流文化的全球化并未消除对立，“文明”变成斗争劫夺、获取私利的工具，成为族群的附属物，“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演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个特殊的时代开启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历史”，但这种所谓的“共同”并非源于同心同理，而是私利私欲扩张的结果。物理空间的阻隔减弱，但人心的阻隔反而越来越深，人类社会被强制性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学会如何共同生活，其结果必然是“同而不和”。太虚大师将冲突与混乱的原因归咎于源自西洋并广泛流行的立国之道与做人之道，这种立国、做人之道可以概括为“纵我制物”，即放纵自我而制服他物。“‘我’，指私己及由私己所发之贪欲、忿争等；‘物’，指自然界之万物及人间之家庭、国家、社会、经济等。”[[12]]所纵之我虽不一定是个人，但必以个人的“自我”为根本，以此扩展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之“自我”。与“自我”相对的一切都成为可以利用并制服的外物，斗争劫夺由此而生。在“纵我制物”的价值观念之下，不但自然环境成为征服利用的对象，他人、他阶级、他民族、他国都成了与我为敌的力量。自由是“我”的自由，自我的“自由”的实现必然造成他人的不自由；发展是“我”的发展，私我的发展必然会排斥他人的发展机会；安全是“我”的安全，对自身“安全”的追求必然造成整体的不安全。因为无法从“自他对立”的逻辑中解放出来，不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必将集中爆发。人类社会若不深刻反省，依靠经济、技术建立起来的“整体”终将爆裂。
太虚大师认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并非来自于外，而是自扰出来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不明“万事万物原来如此的真实性相”。真实性相是，“宇宙乃众因缘展转变化而成立。宇宙如此，人生亦然。大之说到国家，说到社会，小之说到各个人，无不待种种关系条件而存在。”[[13]]太虚大师指出：
“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之利益，皆由众人、众阶级、众国家的互相利益关系所集合成功的，……欲此方之利益，须兼谋其他各方之公同利益方能达到，绝不能以损害他方为手段，而可达到自方之利益的。”[[14]]
因为他方乃合成此方的众缘，所以害他则自身亦受损害。知道“一切彼此为缘”，就知道“利他则成自他两利，害他则成自他两害。”[[15]]被自他分立的假相所迷惑，看不到诸缘互遍互通、自他互融的真相，所以相互敌对，以为在斗争劫夺中才能获取利益，制造了大量本不应存在的祸患。太虚大师从“缘成观”出发认识真正的利益，对于解除现代人的蔽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争夺中获取私利，以私利的叠加计算“整体”利益，这种“发展观”与“进步观”已经走到了尽头。“利者，义之和也。”任何所谓“利益”都不会脱离人与人、现在与未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存在凭空而来、与关系体系无关的所谓增量“福利”。各得其宜、互不妨害，各种“关系”优化调和，然后才有真正的利益。自利而害他、利此而耗彼、遗祸于未来，这种所谓的“进步”绝不可能长久。
现今时代是“车同轨”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已经成为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但至今仍未学会如何相处， “书同文”、“行同伦”的大同社会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然而，实现这种理想却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没有人类自身的改变而单纯地向外驰求，根本无法走出时代的陷坑。实现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需要人类的自觉，需要回归文明与人伦的根本，需要去除附着在人心之上的蔽障。没有根本的改变，一切外在的改造都会落入旧的窠臼，只能改变问题的表现形式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四、发扬中华文化以匡救时弊
现今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变局。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神权及专制皇权被打破，民主民治深入人心，并且实现了全球共通。这种突变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自由”，但人类社会的福祉并没有因此而提高，世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风险乃至灾难并没有减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人类自身没有摆脱蒙昧状态的前提下追求外在的“文明”，只能是“野蛮的文明”。由于社会矛盾积聚，各种学说、理论大量涌现，但却停留在外部而不能触及人类自身，其所谓社会改造大都是“以病治病”，并没有摆脱时代的框架。现今世界的问题是系统性、秩序性问题，是时代之弊，而时代之弊的本质在人心，不改变系统、秩序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任何“理性”设计或安排都无法奏效，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独自解脱。太虚大师指出：“非救世无从救国，而救世的方法，则端在改易近代的立国之道与做人之道而已。”[[16]]太虚大师在民族衰败之时并没有将救国与救世孤立起来，提出发扬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此改变近代以来的立国与做人之道。这种自信完全来自于慈悲与智慧。
太虚大师认为，近代以来“纵我制物”的立国做人之道，其本质是“肆其私己之贪欲而妄为”。立国“唯以己国富强为目的”，做人“唯以个人权利为目的”， 无论是立国还是做人，都以争夺为手段达到目的。正因此如此，人类社会不能从“狂易之剧病”中解脱出来。虽有民主与科学，但皆不得其用。人类社会要从近代以来的困厄解脱出来，必须走出时代的泥潭，而“人心之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觉条件。如果解除人心蔽障，“无论政治、社会、文化，便顿成新的善的生机。”[[17]]没有人类自身的先觉，即便是激烈的反抗，也是体系内的对立，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在摆脱被动物欲桎梏的前提下发展科学技术，在彰显自由平等真谛的前提下追求民主民治，在解除隔阂的前提下实现全球共通，只有解决了根本的问题，三者的进步意义才能够显现。太虚大师指出：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皆“从内心薰修印证得来”，与偏执于一点一段的理论、学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中华文化又是为民、为众生的文化，它以“改善本身、提高本身”出发点，在闲邪存诚的前提下体现为民、为众生的功用。这种“施教化而行政治”的立国之道是内外贯通的，不是“为立国而立国”，而是“以拯民于水火”为目的，“以大公至正的存心，去做天下为公的大事业，而求世界和平安宁的幸福。”[[18]]在系统弊病已经显露无疑的现今时代，它有着很强的对治性，虽然在世界大变局下受到冲击，但终将发扬光大。太虚大师认为：“能有力的根本的改变近代立国做人之道者，即为为民的中国文化，与为众生的佛教。”[[19]]中华文化只有应机、应时问题而没有所谓变道问题，在现代环境下发扬其本质精神，改变近代以来的立国和做人之道， “将纵我制物的思想，改变成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克己崇仁”[[20]]，在此基础上吸收现代“文明”成果，则科学技术、自由民主、全球化就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华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但是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复兴只是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中通过竞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这种所谓的“复兴”其实只是在不变的旧格局中解决地位排序问题，这种沾染了时代之弊的“复兴”并不能真正地救国救世。太虚大师指出：
“中国不应在近代立国做人之道所产生的危迫中讨生活，以造成一现代的国家争得一较优的地位为目的，而应致力于改革近代欧、美的立国做人之道。如能将近代的立国做人之道完全改变，则由近代立国做人之道所生起之困厄，皆可解除。”[[21]]
太虚大师的告诫有很深的意义。中华复兴并不是压倒别人以彰显自身的价值，如果有针对性的话，它针对的是不文明的现实、不合理的秩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中华复兴的根本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这种复兴是与改变近代立国做人之道联系在一起的，是自化而化他的过程，绝非民族文化的扩张。看不到民族困厄产生的原因，离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纵我制物”的价值体系之下追求民族“崛起”，实际上就是在时代的危迫中讨生活，必然将时代之弊复制到国内。即便能解决被其他民族压迫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被时代压迫的问题。
中华复兴的本质不是秩序内的权力转换，而是人心之革、秩序之革。像猴群那样在无法革新、无法超升的秩序下变换猴王，这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状态。革除蒙蔽、化于斯文、复本体之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复兴。太虚大师在论及“中华”的含义时指出：“中者道备吾心，华者化成天下。”[[22]]以中华文化统摄民族，而不是将中华文化视为争权夺利的手段，在为文所化的前提下化成天下，这种救国与救世的统一正是中华复兴的本质所在。恢复中华之根，返至人心之所同然，则家庭、国族、天下并不会相互隔碍，虽然有家族、民族之形，但有形而无碍，不再是禁锢封闭的集团，而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前提。中华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在于展现其内在精神，恢复中华文化本来的生机活力，将其变成与人息息相关的活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匡救时弊。
五、结语
太虚大师生活的年代是世界局势极其动荡的时期，从太虚大师圆寂（1947年）至今已经过去了70多年，在这期间，自由平等、民主民治思想成为价值评判的起始标准，科技高速发展，资本快速扩张，人类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已经成为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但与此同时，人心的阻隔却依旧很深，国家、民族的封闭化、集团化也没有随着全球化而改变。虽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利益争夺、意识形态乃至“文明”的对立一直没有消失。核武器的出现让人们看清了战争的后果，被迫“理智”起来，但“纵我制物”的立国、做人之道并没有改变。在冲突和战争的原因没有消失的前提下，仅仅依靠“理智”和计算去阻止战争的结果，终会有用尽的一天。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理智”必然会用到极限，不可能永久停留在“不误判”的状态。人类社会在物质层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但精神层面的对立却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不走向内在自觉就有可能趋于毁灭的地步。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科学技术、自由平等、民主民治、全球化本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但一切外在的“进步”都因为人类自身的问题而改变了方向，人类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蒙昧、走向文明，反而在新的野蛮状态中徘徊。在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与太虚大师处在同一个时代之内，其对时代性质的判读并没有过时，其真知灼见应该令世人警醒。
参考文献：
[[1]] 太虚：《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 太虚：《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3]] 太虚：《从世界危机说到佛教救济》，《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4]] 太虚：《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5]] 太虚：《帝王于神民主于佛之据根》，《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6]]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8页。
[[7]] 太虚：《佛陀学纲》，《太虚大师全书》第01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8]] 太虚：《提供谈文化建设者几条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9]] 太虚：《人生的自由问题》，《太虚大师全书》第23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10]] 太虚：《民国与佛教》，《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11]] 太虚：《中国近代之民族生活》，《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12]] 太虚：《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太虚大师全书》第25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13]] 太虚：《缘成史观》，《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14]] 太虚：《缘成史观》，《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15]] 太虚：《缘成史观》，《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16]] 太虚：《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166页。
[[17]] 太虚：《革命当从革心起》，《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18]] 太虚：《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9]] 太虚：《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20]] 太虚：《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太虚大师全书》第25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21]] 太虚：《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69页。
[[22]] 太虚：《释中华民国》，《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刊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021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