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党的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推动民族独立和复兴、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这条主线，不断推进与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往与合作。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渊源，以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价值取向，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党的自身建设为属性定位，以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和新型政党关系的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国际统一战线和伙伴关系为战略思维方法，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方向，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即必须准确判断时代主题，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差异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还需注重以政党形象引领国家形象塑造，以政党治理对话推进全球治理合作，以政党经验交流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关 键 词：政党外交  中国共产党  新型政党关系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党的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始终把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国共产党更是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践行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责任，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因而有了新的追求目标和时代价值。站在新时代、新方位，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合作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全面总结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对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一、分析的维度与视野

外交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内涵外延有大小之别。狭义的外交强调的是一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落实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行为，外交关系自然也是“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①随着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成为组织国家政权和影响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力量，政党的影响广泛渗透到国家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通过政党外交增进国家利益，促进政党自身发展，成为现代政党的普遍选择。所谓政党外交，就是一国政党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关系而与他国政党及政党组织进行的交往与联系。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对外交往与合作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政党外交为推动国家独立和建设、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建党之始就有国际性的视野和联系。一百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以及世界政党政治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和实践不断趋于成熟。一是政党外交理论不断创新，从早期对独立自主的艰辛探索，到20世纪80年代完整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发展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二是政党外交的对象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发展到与发达国家社会党、保守党和广大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三是政党外交的内涵不断丰富，从最初局限于政治关系拓展到经验交流、能力培训、形象塑造、以政促经等全方位合作关系；四是交往方式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多边相互促进，特别是一系列双多边政党对话机制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政党关系行稳致远搭建了坚实的平台。一百年来，政党外交的格局和视野不断提升，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交往方式不断创新，逐步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格局。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政党外交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就有着远大的世界理想，有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据此探索党际交往合作的发展规律；其二，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秉持中国仁人志士“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世界理想，讲信修睦、兼爱非攻的政治哲学，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处世之道，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道德操守，在对外工作中始终注重展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个性，注重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观念；其三，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创新型政党，始终依据时代主题的变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提出一系列既有中国智慧又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党交往原则，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在此基础上实现各方求同存异和互学互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自然有大国大党的样子，自然有着一般政党难以企及的大格局、大思维、大远见。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需要有大历史视野。从500年世界社会主义漫长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可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特殊价值；从180年近代以来中国艰辛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民族使命，可以系统把握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实现独立和发展的伟大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赢得的宝贵支持；从40余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巨大发展来认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角色，可以全面理解中国巨大发展对于世界发展的特殊贡献，以及新时代中国政党外交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价值。从大历史视野把握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坐标，方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肩负的特殊使命和责任。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需要有大外交格局。在国内国际因素高度联动、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外交内涵更加丰富，涉及领域和议题更加宽泛，内外因素相互关联更加复杂，日益呈现出“大外交”局面，日益具有“总体外交”的新特点。中国外交注重有效统筹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共同参与对外工作，有效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境、海洋等各领域的对外合作，从而实现外交资源跨部门、跨领域、跨内外的有机联动，形成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外交大局、增进国家利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需要有现代政党政治思维。过去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党关系已经由苏联共产党主导的“父子党”关系演变为基于平等国家关系基础上的党际关系，政党外交由包办、代替政府外交演变为服务、促进国家总体外交。亚非拉民族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普遍采取了现代政党政治模式，通过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成为它们寻求国家发展和复兴的重要途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也不再局限于“选举党”或“议会党”，逐步重视开展国际交往，通过组建社会党国际、自由党国际、国际民主联盟等资产阶级政党国际组织以加强横向合作，捍卫共同的价值理念，同时不同程度地参与国家的外交活动，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起到必要的推动作用。就中国而言，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特别是国家建设全面展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党外交更多着眼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着眼通过政党合作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开展，正是在充分把握中国和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调整政党外交的原则和方式，由此显著推动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不断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推动民族独立和复兴、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这条主线，不断推进与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往与合作。党的对外工作由此实现了四次大的历史飞跃，即1921-1949年的早期探索；1949-1978年的发展与曲折；1979-2012年的转型与拓展；2013年至今的全面提升。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是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和复兴进程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启复兴进程的光辉篇章。

(一)1921-1949年的早期探索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就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在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在1922年中共二大后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联系，为党的发展获得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现实帮助，同时拓展了自身的国际主义视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遵义会议后更是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1943年5月，中共中央就共产国际解散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②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开始超越共产国际的范畴，有了更为广泛的视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借助对外联系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让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国内外友好人士对敌后抗日运动的支持。党中央先后接待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以及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一行。其中，为接待美军观察组，1944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确立了以“政治上平等”为主要内容的接待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外交理论、培养外交人才的新起点。1944年8月，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③延安时期的对外交往正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客观了解，同时有助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早期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1949-1978年的发展与曲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对外工作开始全面发展。当时面临最为重要的外交任务有二：一是为新中国争取必要的外交承认，打破外部势力的敌视和封锁；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尽快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下，中共中央实施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政党外交也自然重在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关系，同时有选择地开展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和左翼进步组织的联系。1951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对外联络部，以加强同各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联系，王稼祥同志出任中联部首任部长。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交往，在短期内为新生的人民中国赢得了必要的外交承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来自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到会祝贺。④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⑤至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与外国90多个共产党或工人党建立了联系并开展友好交往。⑥

中国共产党人不只是民族主义者，也有着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与苏联共产党一道帮助越南劳动党、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制定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政策和方针，并协助日本共产党解决内部纠纷。在自身百废待兴之际，中国有力支援了越南抗法斗争，出兵援朝反抗美国侵略，谱写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壮丽篇章。另一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有义务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这样中国革命胜利才更有意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与南非共产党和法国海外省留尼汪共产党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交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或民间渠道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许多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把中国视为重要的支持力量，纷纷来华寻求物质和道义支持，接受政治和军事培训。例如，中国共产党对几内亚比绍—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等政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提供了经济、军事援助以及道义支持。中国共产党把非洲视为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走进非洲，极大拓展了在第三世界的外交空间，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与广大民族主义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团结合作创造了条件。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理论基础，它把中国的命运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了一起。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间组织开展的。在建立正式的党际联系方面，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未有实质性进展，这一局面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根本改变。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曾遭遇两次重大挫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产生严重分歧，迅速演变为两党大论战，导致两党、两国关系最终破裂，进而引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分裂。这一时期，为批判苏共大党干涉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政党对外交往方针。党的对外工作所经历的第二次挫折，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大多数老资格的共产党断绝往来，此前有党际交往的89个外国共产党中的78个陆续与中国中断了关系。⑧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做法需要得到根本调整。

(三)1979-2012年的转型与拓展

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冷战逐步缓和，国内十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同志敏锐把握国内国际大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以及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总结党的对外工作经验教训，对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形成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并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随后，党际交往四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所有愿与中国交往的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随着党际交往理论的重大突破，党的对外交往得到迅速调整和恢复，并出现开拓性发展。以政党外交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以党际关系促进国家间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主旋律。

在短短几年内，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迈出了四“大步”：其一，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恢复正常党际关系。以197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访华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先后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波兰统一工人党、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等恢复了关系。⑨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实现正常化。其二，开拓了对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工作的新局面。1977年12月，党中央批准了中联部和外交部《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正式开启对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外交工作。1978年5月，中联部邀请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干部代表团访问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名义公开邀请的第一个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仅在开展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交往的最初两年内，中国共产党就先后接待了索马里、坦桑尼亚、几内亚、赞比亚、塞拉利昂、多哥、塞内加尔、布隆迪、扎伊尔、贝宁十国共11批民族主义执政党代表团访华。1979年12月至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受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邀请，以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率团)名义访问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十国。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拉美、西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也开展了党际交往，并在80年代中期逐步拓展到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到20世纪80年代末，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数量达到110多个。⑩其三，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社会党和其他类型政党的交往。1980年，中联部向中央上呈了《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此后几年，中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40余个社会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邀请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等访华，极大地扩展了中共对外交往的范围。其四，大力推进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1981年，中联部促成搭建的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开展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窗口和桥梁。(11)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了全面制裁和孤立。面对国际环境的剧变，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2)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致力于发展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把政党外交作为打破制裁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与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接触，推动自民党总裁、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及时调整对华政策，改变中日关系的停滞状态，并在1990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制裁中国，为打破外部世界对华孤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欧洲方面，中国共产党以愿意对华友好的政党、政治组织和友好人士为突破口，先后邀请意大利社会党人士耶玛、社会党国际秘书长助理塞德曼、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总书记朱佩等访华，及时化解了西方对中国制裁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不仅稳住了对外交往大局，还显著拓展了政党外交新局面，充分显示了新型政党外交原则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还妥善应对了苏东剧变和发展中国家多党制变革的新态势。一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迅速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农业党、统一俄罗斯党等建立了良好关系，与白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等50多个新成立的各类政党进行了联系和接触；二是沉着应对非洲、拉美等地区掀起的多党民主浪潮，先后与多个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开展联系和交往，开拓了政党外交的新局面。以非洲为例，1991年7月，应塞内加尔社会党、布基纳法索人民阵线、布隆迪乌普罗那党和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率团访问上述四国，在非洲政党政治急剧变化的背景下进一步拓展了与非洲政党的广泛交流，打开了对非政党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工作以来，出访该地区的最高级别代表团。(13)截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与非洲近50个国家1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党际交往关系。(1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注重内容和形式创新。一是逐步搭建了多个双边和区域性政党对话机制，如2003年开始的“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2004年建立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2007年起步的“中俄政党论坛”和“中英政党对话”、2009年开始的“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2010年搭建的“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和“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二是通过政党外交渠道宣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阐述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在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断抬头的情况下，政党外交注重通过政治对话驳斥西方顽固势力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努力打破西方国家长期垄断的话语霸权。三是注重“政党外交搭台、经贸人文唱戏”。2010年，中联部、农业部会同非洲国家执政党共同举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通过中非合作聚力非洲的农业与减贫。2011年，中国共产党会同非洲国家政党共同举办机制化的“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通过青年交流传承和巩固中非友谊。

(四)2013年至今的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全面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全面提升。国际形势也在加速演变，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显著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的视野和格局显著拓展，既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有力保障，又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责任期待，更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对自身世界角色的理论自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出发，科学界定政党外交的基本定位和属性，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新时代政党关系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推动党的对外工作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截至2019年9月，中国共产党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5)

一是科学界定政党外交的基本定位和属性。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擘画党的对外工作，思考政党外交的地位、属性和价值。党的对外工作已经成为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开展政党外交由此具有双重定位，既要与国家总体外交紧密配合、相辅相成，又要突出党的特点和属性，在党言党、在党为党，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开展政党外交的显著特征。

二是从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工作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大局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全面推进，政党外交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全局，主动塑造和用好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从国际大局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在增进世界人民共同福祉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自身14亿人口的减贫和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而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还不断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这是对世界的又一重大贡献。例如，2020年6月10日，中国同南非两国执政党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南执政党的探索与实践”为主题举行视频研讨会，就共同抗击疫情、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以及脱贫攻坚等交流经验做法。(16)

三是提出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时代命题。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17)新型政党关系的重要理论意义有二：一是提出了新时代政党交往的历史使命，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在继承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政党关系的内涵，即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把政党交流提升到不同文明包括发展模式的相互尊重和互学互鉴的全新高度。

四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政党外交的合作议题。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得到继续深化，国家治理、政党建设以及制度和观念等内容更大程度被纳入政党交往的视野。其形式，既有各国政党政要间的政治对话，也有智库学者、民间组织广泛参与的人文交流活动。中联部自2016年初发起主办了“万寿论坛”，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广泛邀请国外政治精英、智库学者和民间社会组织来华参与对话交流。至2019年，中联部共举办29届万寿论坛，交流主题涉及精准扶贫、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文合作、全球治理等多个议题，如2018年第24届万寿论坛的主题为“精准扶贫与中非合作”，会议呼吁各国政党、政府、企业、智库、民间组织协力推动非洲国家的减贫和发展进程。同时，万寿论坛还积极对外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党的治国理政经验，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思想交流和战略沟通。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联部分别于9月1日和11月10日举办了中国共产党同刚果共和国执政党刚果劳动党，以及津巴布韦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干部网络研修班，双方执政党就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党建工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8)

五是搭建全球性政党多边对话平台。中国共产党在此前搭建双边和区域性政党对话机制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搭建全球性政党对话平台。中国共产党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举办三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2017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

随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已经形成。所谓“全方位”，即政党交往在地域上涵盖了各大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政党性质上包括了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保守党，以及广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所谓“多渠道”，即不仅有双边渠道，也重视开展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交往渠道；不仅注重发展党际关系，也注重通过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开展同外国政治组织和民间团体的联系，扎实推进做“人”的工作。所谓“宽领域”，即政党交往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智库、青年、妇女等各领域、各行业。所谓“深层次”，既有党的领导人和党的对外工作部门的引领和推动，也有各省市、各行业、各团体的积极参与；既有高端层面的政治对话、高层互访，中观层面的发展和治理经验交流，也有更为细致的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一个政党大外交格局已经形成。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探索与时代创新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改革和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始终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不断创新和发展党的对外工作思想和理论，不断调整和完善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着显著的民族和国家特性，不断回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因而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科学的指导意义。

(一)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渊源

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19)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当前阶段则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对外交往中倡导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外交往中依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对外交往中注重开展人心相交、民心相通，夯实国家关系的人文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人自古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景，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济世情怀，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奉献精神，有“重义轻利、弘义融利”的义利观，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敛精神。党的对外工作的思想和理论自然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浸润，思维和方法自然会受到传统战略思想的影响。当前，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念和政策、目标和愿景，深刻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

(二)以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机统一为价值取向

无产阶级是天然的国际主义者。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国际性事业，因此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援、共同奋斗，实现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团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0)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都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但是，无产阶级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实现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21)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首先立足于本国，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必须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毛泽东主席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22)

理解中国政党外交的价值取向，需要有双重维度。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国际主义旗帜，把广大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看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自身极为困难的时期向它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从一开始就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更为远大的使命和抱负。周恩来总理曾指出：“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23)但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始终着眼于增进中国国家利益，始终服务于外交大局的通盘考虑。正如毛主席在接见非洲代表时说的那样：“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24)中国共产党曾大力支持朝鲜和越南的正义斗争，以及广泛声援亚非拉的反帝、反殖运动，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也着眼于团结更多的力量以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锁。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中国坚定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外交立场，集中诠释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完美统一。

(三)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党的自身建设为属性定位

党的对外工作在基本属性上有双重定位，既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战线。作为总体外交的一部分，政党外交必须服务于国家外交全局，必须着眼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由此显示政党外交的特殊功能与价值。相对于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独特作用。所谓基础性，就是通过政党外交推动政治对话和人文交流，达到释疑增信、求同存异，不断增进人心相通和各方共识，不断夯实国家关系的民意基础和情感纽带。所谓战略性，就是通过政治对话推动各方共同关注彼此关心的重大战略问题，共同关注关乎人类共同福祉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所谓引领性，就是通过政党共识推进国家共识，通过政党交往推动国家交往，在国家未建交时为国家关系铺路架桥，在建交之后促进国家关系行稳致远。(25)总之，通过与外国主要政党、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良好关系，在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认同，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更多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2020年，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面前，中国共产党推动世界110多个国家的24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出共同声音，呼吁各国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26)外国政党、政要纷纷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表达对中国抗疫举措和成效的高度肯定，高度评价中国为全球抗疫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在南海问题、台海问题、香港问题、涉疆涉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得到其他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大力支持。

政党外交还是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战线。一个政党的发展，需要注重理论建设、能力建设、形象建设、人脉建设，等等。首先，中国共产党需要认真研究世界政治思潮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认真研究各国政党政治变迁和政党兴衰历史，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增强自身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同时，虚心学习和汲取外国政党的治党治国经验教训，通过治党治国经验的互学互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好发挥党在政治生活、国家建设乃至世界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这是党的理论建设和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次，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交往与合作，向世界阐述大政方针政策，讲好党的故事，从而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同时，不断做大“朋友圈”，广交天下友，在国际社会争取到更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这是党的形象建设和人脉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以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和新型政党关系的精神为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外交原则的探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处理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探索独立自主的原则。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国际形势显著变化，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党的对外方针政策必须有大的调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认真反思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交往的成败得失。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各国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7)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四项原则在本质上继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精髓，是国家外交原则在党际关系中的运用与发展。其核心在于，主张政党不分大小、强弱、新老一律平等，反对在党际关系中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反对强行输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和内外政策。四项原则最初是针对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展党际关系而提出的，随后扩展到同所有愿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政党外交的基本原则，也为国际社会不同政党开展国际交往提供了基本遵循。(2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建设“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对政党外交理论和原则有了与时俱进的重大发展。其理论逻辑在于，求同存异是基础，即政党交往要超越不同文化、理念、价值、制度的差异，在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相互尊重是关键，即各政党彼此尊重对方独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和解决自己内部事务，这种权利不应受到其他政党的无理干涉。互学互鉴是目的，即各政党需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分享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经验，共同探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如果说党际交往四项原则重在汲取历史教训，强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新时代新型政党关系则着眼未来，重在强调不同理念、道路和文化的“互学互鉴”。(29)习近平总书记把党际交往上升到不同文明相互包容、不同发展道路互学互鉴的高度，抓住了党际交往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新时代新型政党关系是对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人类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信心和决心。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中联部于2020年11月17日以视频会议方式向非洲政党、智库、媒体通报了全会精神，重点宣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两个大局、运筹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主要情况及重点内容。撒哈拉以南非洲36个国家43个政党共160多位政党政要和部分重要智库、媒体代表参会。

(五)以国际统一战线思维和伙伴关系思维为战略思维方法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注重把统一战线思维运用于外交领域，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部理解和支持。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指出，“团结世界人民”是新中国的一条重要外交方针，既要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倒”，也要团结争取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30)在中国外部环境异常恶劣之时，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国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定支持，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团结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统一战线思维有了新的发展和阐释，积极倡导伙伴关系思维，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呼吁“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31)他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32)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需要弘扬和践行伙伴关系思维。

新时代政党外交尤其注重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国际社会做好政治工作。通过党际交往、交流、交心，引导外部世界理解、尊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和方针政策，同时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自信进一步发展，从主要宣传中国对外工作方针政策扩展到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政党外交的格局更加宏大，从为改革开放争取理解和支持发展到更加积极关注全球治理问题，携手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注重做好“人”的工作。政党外交具有交友广泛、相对超脱的独特优势，可以通过与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和各类政治组织的全面交往，通过与智库、学者、媒体和各界民间人士的广泛接触，打造党政并蓄、朝野相济、官民兼容的人脉网络。作为开展政党外交的主渠道，中联部注重发挥人脉优势，坚持开展人脉建设，不断探索政党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三位一体”的工作布局。其目的，就是要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广结人缘，通过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地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人士，不断积累和扩大我们党在世界上的“朋友圈”，为中国同有关国家关系发展持续注入正能量。(33)

(六)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方向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型政党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其相互关系在于，构建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是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政党关系因此也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间关系。同时，新时代新型政党关系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支撑和核心变量，能够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发挥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作用。新时代新型政党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形成一种反对强权政治、零和博弈、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政治氛围，有助于形成各方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包容互鉴的合作新气象。从本质上讲，新时代新型政党关系在价值取向和核心理念上与新型国际关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新时代新型政党关系的重大时代意义，还在于它从根本上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类共同福祉，着眼于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为人类社会擘画的理想发展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宏大的系统性世纪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问题是如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步一步转化为世界现实，这就需要找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从全球视角看，以国家间合作为主线，以政党国际交流为牵引，以重大国际组织为助力，以各国人民相交相知为基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条基本路径。新时代新型政党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是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政党外交能够超越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歧，超越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以相对超脱的姿态就彼此关心的问题加强对话、减少分歧，从人类共同福祉的高度就重大全球性问题增进交流、培育共识，进而汇聚起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四、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经验与特色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国独立和复兴、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为己任，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出许多符合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势，又有着自身显著个性和特色的实践做法。

(一)准确判断时代主题

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是准确研判世界发展大势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关键，是清晰厘定对外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具体方略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善于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世界主要矛盾，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始终致力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在推动亚非国家民族解放和终结西方殖民体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一度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过高估计了冷战对峙的严重程度和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对党的对外工作带来了损害。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领导人开始改变对世界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调整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34)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5)党的十三大将邓小平同志的观点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党的十四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一直延续至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为中国共产党对内转变工作重心，集中精力搞好自身建设，对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营造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提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显著增强了全党全国全军聚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信心和战略定力。

(二)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切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最高准则。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际关系发展自然也是政党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于维护民族大义，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注重捍卫国家尊严，注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阐述过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原则，主张在“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36)“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是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政党外交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体现在通过推进人心相交和情感相通，夯实国际关系的情感基础；通过各方政治对话培育和增进共识，对国家关系起到政治引领；通过对外宣介国家大政方针，为国家的内政外交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认同。当下，中国共产党尤其需要着眼两个大局，通过政党外交配合国家总体外交，主动塑造和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三)弘扬独立自主精神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国之本，是党的对外工作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对独立自主的探索，从建党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之时，也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理论和实践。新中国执行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三原则，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在华殖民特权。在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谈到独立自主时这样说道：“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37)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针对苏联表现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给予了坚决抵制，在理论上给予了坚决批判。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批评苏联共产党在处理两党关系时搞“父子党”“猫鼠党”。(38)邓小平同志在回顾和总结无产阶级发展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路线和政策。”(3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重申并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坚定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和正义。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成功最为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40)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认真学习苏联的建国理念和方略，但也强调以我为主。毛泽东主席曾说：“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4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探索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新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稳步前行。

(五)正视意识形态差异

意识形态差异、社会制度不同，是世界政党政治多样性和历史性的表现。尊重世界政党政治规律，不以意识形态画线、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不断扩大党的对外交往对象和内容，同世界各国政党普遍交往并建立友好关系，是当前政党外交的时代趋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受冷战格局的影响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政党外交的对象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文革”时期，政党外交一度以意识形态因素为首要考量，甚至出现牺牲国家利益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认真总结了此前党际交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断调整党的对外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制度的异同，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差异。在此后的政党外交中，中国共产党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广泛开展同各国政党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羁绊，党际关系发展就比较顺利，凡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掣肘，党际关系发展就容易出问题。这里还需强调两点：第一，政党交往要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但超越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超越是强调求同存异，要相互尊重各党对意识形态的自主选择。第二，政党外交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但淡化不同于同化。既不要求对方改变立场，尊重其他政党自主选择的权利；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捍卫自身意识形态的独立地位和特殊价值。(4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43)

五、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需要继续着力的几个方向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新时代政党外交还需继续挖掘和探索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

第一，以政党形象引领国家形象塑造。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思想理论是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基础和来源；党的建设是引领国家建设的关键。这就需要以党的形象建设为牵引，全面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通过政党外交这一特殊渠道，配合以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全面开展，着力讲好中国故事，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性和正确性；全面阐述中国的制度和理念，不断提升中国理论和制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主动宣介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表达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深刻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展现中国致力于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在当前全球抗疫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是通过政党外交渠道，携手各方共同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对华污名化的各种丑恶行径，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展现出的积极抗疫精神，同时高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旗帜，积极塑造各国合作抗疫的全球共识，携手推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以政党治理对话推进全球治理合作。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全球治理合作，自然需要发挥政府间合作这条主渠道，也需要充分调动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积极参与，构建起全球层面多元主体参与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特点的复合治理网络。通过党际交流与对话，共同把脉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难题，共同探讨推进全球治理的思路和对策，在影响国际舆论、塑造国际共识方面发挥重要的政治引领作用。当前尤为重要的是，把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作为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规则，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协调规范国际关系，反对恃强凌弱的霸权行径，也反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

第三，以政党经验交流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政党间的政治对话和经验交流必然涉及制度和观念的相互了解，涉及文化和文明的相互交流，涉及人心和情感的相交相知。因此，政党交往就不只具有政治属性，它在本质上属于人文交流的范畴，还具有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由此，中西方政党交流在本质上是一种东西文明对话，有助于增进西方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正确认知，形成中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与包容，由此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党交流，在本质上则是一种南南文明交流互鉴，是南南互信互助互利合作的一部分，其深入开展有助于各方通过互学互鉴增进文化自信，有助于各方共同探索适合自身的复兴道路。(44)从更大层面上讲，南南知识和价值共同体的建立从长远看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格局的深刻演变，推动世界范围知识流动在“东西”“南北”间呈现更加多元、平等的格局，延续几百年之久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文明体系或将发生某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变。这正是世界百年大变局最富历史意义的变化之处。

①[英国]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5版，第3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③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前引书，第314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2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18页。

⑥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光辉的历程

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的建设主要成就与经验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08页。

⑦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一些国家执政党曾以不同方式提出与中共建交，中共以只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交往为由婉拒了他们的要求。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⑧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前引书，第509页。

⑨艾平：《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党的交往》，载陈公元主编：《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内部印刷，2000年版，第12～13页。

⑩王家瑞主编：前引书，第147页。

(11)随后，中联部于1985、2005年、2011年先后搭建了3个民间组织，即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1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1页。

(13)王家瑞主编：前引书，第184页。

(14)钟伟云：《新世纪中非党际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9页。

(15)《讲述党的对外交流故事——中联部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19日。

(16)《中国—南非举行执政党交往史上首次视频研讨会》，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10/c_1126098870.htm，2021-04-10。

(17)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18)《中国同刚果共和国执政党举办干部网络研修班》，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01/c_1126441154.htm，2021-04-10；《宋涛出席中国和津巴布韦执政党高级干部网络研讨班开班式》，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10/c_1126723224.htm，2021-04-10。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21)同上书，第267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25)在中日建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间组织曾与日本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自民党广泛接触，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也曾长期支持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为1997年中国与新南非建交奠定了基础。

(26)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引领政党合作

助力全球抗疫》，载《求是》2020年第8期，第46～56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28)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删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表述，把交往对象扩展到“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在超越意识形态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重申四项原则基础上，明确重申“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交往对象扩展到一切愿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政党，政党交往目的明确为促进国家关系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在四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交往对象进一步扩大，政治组织和民间团体也进入了政党交往的视野。

(29)彭修彬：《新型政党关系：内涵与建设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7～20页。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31)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发展新蓝图》，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32)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共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33)宋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载《求是》2017年第7期，第9～17页。

(34)邓小平同志认为，“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页。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5页。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4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9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7页。

(42)周余云：《论政党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第16～21页。

(43)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44)罗建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历史、理论与世界意义》，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4期，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