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关于隐士的，不是关于隐士的其他东西，而是关于隐士的哲学。三教一直是个很热闹的地方，今天晚上尤其热闹，刚才过来的时候那边都有很多活动。我们今天提到隐士的时候，也会提到怎么样在热闹的环境隐居这样一个话题，不过这只是隐士生活方式的一种，比较早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有点像我读大学那时候的三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三教，这是一个非常空旷荒凉的地方，我记得也没有篮球场。也好比我们现在的中关村和我以前读大学那时候的中关村的对比，有一个从荒凉到热闹的转变过程。其实隐士的生活方式，也差不多经历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一般把知识分子有时候都称为“士”，而“士”也可以分很多种，有我们要讨论的隐士；有游士，游就是旅游的游，当然游士不仅仅是旅游的人，是指那些奔走于各个国家之间，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的人，像孔子、墨子这样一些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游士；比如说还有勇士，我们知道，就是那些很勇敢的人，读《孟子》就会发现里面谈到很多勇士，他们可以做到“不肤挠，不目逃”，我们都做不到，除非你把眼睛闭上，当然那些勇士不会那么做；还有像壮士、谋士、义士等等。这些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每个生活方式背后都有支撑他这样生活的一些观念。那些支撑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我们可以从最广的意义上把它叫做“哲学”。所以说当我们讨论隐士的哲学的时候，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什么是隐士？隐士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我们的讨论大概就是围绕这样几个问题来进行。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隐士？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来，所谓“隐士”是由“隐”和“士”两个字组成的，不属于“士”的不能称作“隐士”，这样首先就排除了女子，女子不能称为隐士，我们历史上的隐士没有一个是女的，因为女性本来就是隐的，她们没有显的机会。另外还要排除一类人，因为虽然从广义上来说男人都可以称为“士”，可是我们一般是不这么用的。士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士，从最初“士”字造字的原因来看，就和武器有关，我们讲武士，日本还有武士道，就保留了士的这层意义。另一个意义，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士大夫或者士的集团，这里讲的士一般是指有知识的人，或者至少是有德行的人。这些人当然不全部选择隐士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刚才提到他们会采取很多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游士、义士等等。因此，隐士的另一个规定就是“隐”，他们必须采取隐的生活方式，才能称为隐士。
什么是隐？这个字通常的意思就是隐蔽、隐藏或者说逃避等等，所以隐士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隐藏起来的人，稍微转个弯说就是逃避某些东西的人。这样说来的话，所谓隐士就是那些想要隐藏或者逃避某些东西的有知识、有德行的人。这个规定好像还不够，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因为和别人有矛盾就逃避了，因为欠别人钱就跑到哪里去躲几天，这不是隐士。我们说的隐士必须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而去躲藏，而不是为了什么世俗的目的。这些高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待会儿会提到，也就是他们隐居的理由，反正这是一个大概的规定。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想要隐藏起来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小孩，不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都会玩一种游戏，就是“藏猫”，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经历过。我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都喜欢玩“藏猫”呢？不知道。这是一个很表面的现象，还可以往回追，追到最后也许人都有一种先天的，或者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形而上的一种想要躲藏起来的愿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这种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要借助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武王和纣那个时期，我们看《史记》的列传，可以看到第一种就是《伯夷叔齐列传》，各位可能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那我们看他们为什么被称为隐士，或者说可以帮助我们来诠释一下刚才讲的隐士的“隐”。这两个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大哥，叔齐是三弟，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大概和他们就不太一样了。他们的父亲要把君位传给叔齐，这当然不符合一般的规矩，照理是应该传位给长子的。所以在他们的父亲死后，按照父亲的遗命，叔齐应该做国君，可是叔齐认为伯夷是大哥，应该大哥来做国君，结果两个人互相推让，都不做国君，老二最后占了便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然这里的利是从另外一个标准来说的利。最后，伯夷和叔齐就选择了离开这个国家。
从离开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道德冲突，也可以说是一个道德的困境。这个困境是他们父亲的遗命和继承的一般原则的冲突所引发的，这个冲突在具体的事件中表现为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他们选择了一种逃避的方式来化解这种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有道德感的人，正是这种道德感使他们选择了离开这个国家。
最初离开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去寻找一个乐土，也就是当时文王管辖和治理的西周，可是在去的路上，文王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继位，连父亲的葬礼都没有举行，就出兵伐纣。这个行为让伯夷和叔齐感到非常失望。也就是说当他们处在一种道德困境里，选择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希望去一个有道德的地方，可以适合他们生存。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道德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对秩序的破坏，第一种是对君臣的秩序的破坏，在他们看来，武王作为一个臣子，兴兵伐纣是不忠的。另一个方面，他在父亲死后，不举行葬礼就出兵，是不孝。一个是不忠，一个是不孝，伯夷和叔齐发现这里同样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地方。这种失望再加上从孤竹国离开时的失望，使他们作出了另一个决定，就是逃避。
这种逃避不只是逃离一个地方，而是要和这个世界隔绝。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把逃避分为几种：“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最初伯夷和叔齐只是一种避地的选择，譬如我在这里有仇人，我可以从北京迁到上海去，像稍后会提到的嵇康的先人，就是因为避仇而从南方迁到了北方。伯夷和叔齐最初逃离孤竹国，想要到西周去是一种避地的方式。可是他们发现所有的地方都让人感到失望，这是一种伦理的失望，一种对道德的失望，一种对现实的政治秩序的失望。这种极度的失望让他们作出另外一个选择——避世，就是逃避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如果我们不喜欢三教，不喜欢人群，我们可以去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像北大山鹰社那样去登山，去登珠穆朗玛峰或者是卓奥友峰，登上去以后就没什么人。当然了，我们不必做一个职业的登山家，就可以躲藏到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而又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地方当然是和山有关系，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山林。对避世的人来说，山林就是最初的选择，这是一个可以和人群、和世俗社会、和世界相对隔绝的地方。
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周易》，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周易》有六十四卦，其中有一卦叫“遯卦”，“遯”是逃遁的意思，遯卦的卦象是乾上艮下，乾是天，艮是山。《周易》的作者实在是聪明得很，遯就是天下有山，天下的山当然不是供天隐遁的地方，而是供人去隐居的一个地方。看来《周易》创作的年代，也就是西周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一批人选择了隐居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伯夷和叔齐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这和文革时候的上山下乡还不一样，那是要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这完全是要和劳动人民隔离开。当然他们不是为了逃避劳动人民，而是为了逃避一种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所以从伯夷和叔齐来看，这个所谓的隐士，就是要和世俗的社会、世俗的政治权力、世俗的道德观念作一种隔绝，他们要把自己和这个社会隔离开来。
当他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和这个社会是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的，这个区分我们可以用两个字眼来概括，就是清和浊，象泾水和渭水一样。在《孟子》书中曾经对古代的一些圣人进行过评论，他把伯夷和叔齐称为“圣之清者也”。清是和浊相对的，在他们看来，世俗的世界是太浑浊了，怕自己被这个浑浊的世界所淹没，或者自己也被染浊了，所以他们选择了逃避。这种分别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这只是适合某些世俗的人生活的地方，他们是要找一个清的地方，一个和世俗的人群生活不同的地方。
在做这样的区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他们骨子里那种孤独感。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安于那种世俗的生活，安于那种虚幻的道德和政治秩序，他们的清醒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孤独感。这种根深蒂固的孤独感，促使他们去寻找适合他们生活的家园，这个家园在哪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的，山林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里记载，他们两个人做了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西山也就是他们躲藏的首阳山，在山上他们没有食物，只能去吃草，也就是薇。“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以暴易暴就是指武王伐纣，纣当然是一个暴君，但是武王采取武力讨伐纣的同时，自己也是在以暴易暴，也是在犯错误。一个错误是使用暴力，另一个就是以下犯上。“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神农虞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去哪里找一个归宿呢？这个歌里面，一方面是包含了一种对世界的失望，另一方面是他们要寻找一个家园的渴望，任何人都希望有一个家，这个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家，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物理的家，他们是要给他们的心灵和价值观念找一个可以置放的地方。他们找不到，就只好选择这样一种在山林里靠采薇度日的生活，最后的结局是兄弟两个都饿死了。当然如果他们没能坚持到底，而是做了隐士的叛徒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声了。
后来有很多人并不赞赏他们这种方式。这种不赞赏来自很多方面，有的人认为他们纯粹是为了虚名，而不惜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的心理就更复杂了，后世就有许多编造故事讽刺他们的。我们可以从伯夷和叔齐的故事里，了解隐士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他们是一些隐藏起来的人，他们是要逃避这个世界的一些人。他们为什么要逃避呢，我们也提到了，他们不是为了一些琐碎的理由，他们是为了一些道德、政治秩序、价值信念方面的理由而选择了逃避。这个正是以后所有的、各种各样类型的隐士逃避的基本理由。无论是庄子、孔子时候的那些隐者，也无论是汉代的一些人，魏晋时候的阮籍、嵇康、在某种意义上的郭象、陶渊明，当他们选择逃避的时候或者说做一个隐士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些理由。归结起来就是伦理的和政治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可以反衬出隐士的一种关怀，当他们为此逃避的时候，恰恰可以衬托出他们对此的关注，他们是对伦理和政治秩序非常关心的一批人。
我们说这样一种隐居的方式，伯夷叔齐最后这样一种饿死的命运，显然不足以称为隐士们的一种楷模。最平常的心理，人都不想死，你可以选择各种生活方式，但是对大多数人，甚至是大多数隐士来说，他们都不希望死。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另外的方式，一种可以让自己活下来的方式。怎么样才可以生存？在山林里面显然会面临一个生存的困境，于是这种方式慢慢的就被很多人所遗弃，他们会选择另外一些方式。
同时像伯夷叔齐这样的隐士，他们也会面临自己的一个道德困境，因为当他们选择逃避的时候，选择去山林里隐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一些他们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说治理他们的国家的责任，对于叔齐来说，还逃避了服从他父亲遗命的责任，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两种责任，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君臣和父子。
《论语》里记载孔子曾经见到过一些隐者，那些隐者对孔子当然是抱一种讽刺的态度。我们知道孔子是周游列国，到处去游说君主，但是全部都失败了，惶惶如丧家之犬。所以那些隐者对他就有很多讽刺。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路，是非常勇敢的人，出来批评这些隐者。子路说他们“不仕”，即不做官，不参与到政治中去，是不合乎义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这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隐者只知道为自己考虑，“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他们只是想让自己从这个混浊不堪的世界里爬出来，完全离开这个污泥，来做到不被污泥所污染，但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却破坏了另外的一些东西，“而乱大伦”。我们中国人讲人伦，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选择过伯夷叔齐那样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这两种关系，这确实是隐者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提到，他们有两个困境，一个是他们自己的道德困境，另一个就是生存困境，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两个困境，给它们一个解决。怎么解决？那么好，这时候有另一个人，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隐士的一个代表，他就是庄子，他就是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庄子很清楚的意识到像伯夷叔齐这样的避世型的隐士所面临的困境。所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化解这个困境。他是怎么来化解这个困境的呢？化解的惟一办法就是我们承认，这些东西是无论任何人都应该遵守的。不论你是做一个游士也好，做一个一般的仁人志士也好，甚至是做一个隐士也好，你首先都要遵守这样一些大伦，你要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也曾经讲过一段话“天下有大戒二”，天下有两个最重要的，像命运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命”，一个是“义”。什么是“命”？这个“命”就是父子关系，“子之爱亲”，儿子侍奉或者孝顺父母亲，这是“命也，不可解于心”，就是讲这是你自己心里永远不能解开的一个结，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义”当然就是指另外一种关系，君臣的关系，“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也就是说不论你逃到什么地方，都有一个君主，就像《诗经》上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你逃到了首阳山，那个地方也是属于周天子的，事实上你仍然是在他的地盘上生活。所以他说这个君臣关系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很清楚这一点，这是无所逃的，你想要逃，可是你逃不掉，只要你生活在天地之间，你必须要面对这种关系。这样的话，当庄子以“命”和“义”的形式来肯定君臣和父子关系的时候，事实上，他就已经给隐士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不避到山林里面去，因为山林里面是没有君臣和父子关系的，你可以在人群里面实现你的目的，也就是隐居的目的。
对于庄子来说，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同时还可以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不必是像伯夷叔齐那样，仅仅来自于食物的匮乏，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恶劣。对伯夷叔齐这一类型的隐者来说，他们因为这种逃避到山林里去的生活方式，而带来了一些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于人群，来自于政治权力，来自于社会的威胁。这个威胁就是人为的，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险恶。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战国策》里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是齐国国君的弟弟，在思想史上很多人把他归为道家。我们知道道家里有很多隐士。《荀子》里曾经提到过他的名字，就是叫陈仲，陈就是田，我们知道齐国的国君姓田，是从陈国去的。这个人就是想做一个隐士，大概是想向伯夷叔齐学习吧，他就躲到一个山里面去生活。可是毕竟他身份不一样，战国的时候和殷周之际也不一样，当他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而且很多人都想效仿他，跟着他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人显然得不到政治权力的眷顾，不要说眷顾，就是喜欢也得不到。所以以前法家韩非一直批评儒家，认为如果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去做的话，国君如果信奉儒家的观念的话，就没有人替国君去打仗了。譬如说“孝”，如果人人都要做孝子的话，“父母在，不远游”，要在家里侍奉父母，说如果我死了的话，双亲怎么办，韩非就说，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谁来替国君打仗呢？所以他很清楚的告诉那些君主，那些信奉儒家学说的人，对于你的权力和政治秩序的巩固是没有用的，不仅没有用，而且是有害的。那么同样的，像这样一些隐士，比如陈仲和伯夷叔齐这样的类型，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对政治权力本身也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他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典型，和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逃避一定的政治秩序的这样一种典型。我们可以想象后来的佛教，佛教让人要出家，出家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出家就不用去服劳役，也不用服兵役，对整个社会的秩序，对国君的利益会有很大的损害。这是一样的。像这样一种人，他们确实会对国家起到一种不利的作用。我记得当时齐国国君的一个长辈，一个女性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把他杀掉，这种人你还留着他干什么？所以，这种类型的隐士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比起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来说，要更加突出一些。不仅是那时候的自然威胁了，也许自然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人为的威胁出现了，而且变得非常的突出。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了。什么矛盾？对于这些隐士来说，他们原本的想法是要逃避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俗社会作一个隔离。可是当他们选择这么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他们恰恰成为最显眼的人。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和别人格格不入的人，觉得大家都太俗了，非常势利，每天追求的是功名利禄，而他自己就不一样。那么这种人的话，应该说在一个群体里面，或者对其他人群来说，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这种特殊，一方面又让他原本隐的初衷发生了变化。本来是想隐的，可是现在变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由隐到显，他本来想做一个隐士，可是恰恰相反他变成一个显士。这种“显”让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人物，同时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得更不安全，那么他的生存困境就变得更明显。对庄子来说，很明显他是了解到了，或者说很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要想办法解决。
这个解决方案在他对命和义的肯定当中，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什么端倪呢？就是他是希望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在人群里面可以来实现他隐居的愿望。我们知道庄子是一个隐士，根据史书的记载，楚王曾经想聘庄子做相，可是庄子拒绝了。那么在庄子的生活和思想里面，他也和早期的隐者一样，他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界线，就是这个清和浊的界线。这个界线，对于庄子来说，对于伯夷叔齐和孔子时候的一些人来说都有，这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也是所有隐士的共同点。但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前提，并不妨碍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你可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隐居的方式。我们说对庄子来说，他很不喜欢，或者说他由于看到了那种避世型的隐士的困境，所以他选择了隐居于人群中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庄子就由这种隐居方式，开辟出一种新的隐士类型。那么这种类型的话，他怎么样在把自己的形体置身于人群或者说社会里的同时，来保持自己和世俗社会的一种区分呢？当然，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这个就是庄子所作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区分，就是心和形的区分，就是心灵和形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心和形两个方面，心和形是不一样的。古人常常说，心和形有不同的来源，心是来源于天的，形是来源于地的。这种区分就注定了人可以成为一个分裂的人，没有关系，你可以心灵有心灵的生活，形体有形体的生活，也可以说这个区别完全是形而上的。那么对于庄子来说，他首先认为像伯夷叔齐这样避世型的隐者，其实他们选择的是一种形体的隐居的方式，一种形隐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想让自己的形体消失，想让自己的形体消失在世界里面，不和别人发生接触。好比是刚才讲的小孩的捉迷藏的游戏，他让自己的形体消失了。可是庄子不一样，庄子由于意识到形隐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困境，他选择的是一种所谓“心隐”的方式。这种心隐就是说，我的形体可以不隐藏，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每天和别人一样吃喝玩乐，可是我的心是特别的，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但是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当你选择形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非常清楚的区分，就是你和世俗的道德、政治权力、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区分。你怎么样来保持？当然你可以说，我在心里就可以保持，可是你在心里的一种保持，怎么样又可以表现在形体方面？这就是说，当你选择心隐的时候，你的心对形还有一种要求，来自于隐的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让你要坚持某些东西，要坚持一种区分，比如说清和浊的区分，你要不和世俗的社会同流合污。但是同时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一个人是一个有形体的存在，你生活在人群和社会里的，你为了一种生存的需要，你需要和这个群体作出某种妥协。
我们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于心对形的要坚持某些东西的要求，另一个就是形体要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的话，必须要和这个群体，这个社会作出某种妥协的需要。那么这两个需要之间你怎么找到一种平衡，对庄子来说，他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方式呢？可以说是一种忘形的方式，或者说有点接近于放浪形骸。《庄子》里面说过一句话“形莫若就”，对形体来说最好的办法大概是“就”，也就是随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它是这样，我就这样，它是那样，我就那样。在我们刚才讲的平衡里面，他似乎是倾向于这样一个方面。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他还有一个说法，“就不欲入”，就和入是不一样的。入的话就是说你进入了，进入就是说你的形体完全投入到这个世界中去了，入当然就不是隐，和隐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又不是完全的出，如果出的话，就变成了那种避世型的隐士。“就”就是在出和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类型，这样一个类型在庄子看来，就是在刚才我讲的两个方面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一种方式。庄子给他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很多理由，如果我们读《庄子》，我们会发现很多对形体非常不在乎的理由，如果读《齐物论》的话，他对万物形体的区别完全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比如说大小，泰山很大，秋毫很小，可是他无所谓，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这个其实就是给他那种忘形的生活寻找一种依据。那么这种生活也恰恰可以衬托出人作为一种有形的存在，他的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你必须要遵守某些东西，而且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形体不受伤害，这样才能生存下来。生存为体的确是很重要的，这是早期隐士遗留给庄子的问题，庄子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一个解决。
形体遗忘之后，庄子就把自己对于隐的追求，主要放在心上面了，庄子希望可以通过一种心的自己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心的自主，来显示出自己作为一个隐者和这个社会的区别。我们读《庄子》，可以看到里面很多关于心的论述，心是可以独立的，但是形是不可以的。形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存在，可是心却可以通过一定的功夫和修炼，达到某种境界，和世俗的人群、世俗的心灵不一样的东西。庄子通过这样一种心隐的方式，通过忘形给隐士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这种类型在《庄子》里有一个词，我们可以记住，叫“陆沉”。对于庄子来说，他所谓“陆沉”，有他一个特别的含义，陆就是陆地，他是生活在大地上，生活在人群里面，可是他又沉下去了。这个陆他是就形体来说的，这个形体必须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沉是对心来讲的，心灵可以和形体不同，可以在陆地上就沉下去，沉到哪里去呢？其实是绕一个圈子，沉到天上去了。所以说这种沉，对于庄子来说是一种提升，就好比《逍遥游》里讲的那种大鹏，大鹏展翅，可以扶摇而上九万里，这是一种提升。这是对庄子的生活方式很形象的一个表达。
这种生活方式对后来的隐士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就是以后很多的隐士，他们吸收和借鉴了庄子对隐士的这样一种了解，从而给他们进一步选择一种新的隐士的生活奠定了基础。什么基础呢？就是他们可以在形体上，选择进一步的和世俗社会结合起来，所谓进一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打破庄子的一个界线，就是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一个绝对的隔绝。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这里面有几个界线，有一个界线是所有的隐者所共同的，这个界线就是清和浊的界线。但是对于不同的隐者来说，另外的界线，譬如用来表现清和浊区分的界线是不同的，像伯夷叔齐就是和所有的人群之间有一个界线，所以他们选择避世的方式。对于庄子来说呢，他是和政治权力有一个界线。第一种就是和人群有界线，第二种就是和权力，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庄子是绝对的要和权力划清界线，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可是，当我们沿着庄子的思路向前去想的时候，比如庄子说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心隐的方式，你可以保持心的一种特立独行，你可以放浪形骸的时候，形体的东西不是很重要的时候，你可以进一步。既然我可以生活在人群里面，为什么不可以进一步到政治权力里面去呢？确实有这个问题，稍后的人就提出来了。
所以在稍后的时候，跟权力的界线又不存在了。汉代有个人叫东方朔，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生活在汉武帝的时候。《史记·滑稽列传》里面记载了很多有关东方朔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庄子之后隐士生活方式的进一步的变化。东方朔这个人是非常有才的，而且非常善于著书，著书很多。他去见汉武帝的时候，就把他的书全部都带过去了。当时书都是抄在竹简或是帛上面，要几个人才抬得动，武帝看了好几天才看完，看完之后对这个人就非常喜欢，就让他做一个官。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别的官不一样，我们可以了解或者是注意，正是这样一种不一样，才衬托出他作为一个隐士的性格。他怎么不一样呢？比如说，汉武帝赐给他很多食物、酒肉，他当然很能放开吃，吃完以后，又把剩下来的拿衣服包起来带走，最后搞得衣服都是脏的。这个似乎看起来不太合适，可是东方朔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应该是一个很滑头的人，这样的话，武帝才会比较高兴。又比如说，他每年都要在长安城里娶一个太太，今年娶了，第二年就换了，所以他没有钱，皇帝赐给他的钱，他全都花在女人身上了。这个人很有意思，所以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狂人。
说到狂人的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论语》，里面提到一个狂人，和孔子有过接触，叫做楚狂接舆或是狂接舆。《庄子》里面也提到过这个狂接舆，他还说了很多话，总之就是一些给他的生活方式提供依据的话。其实稍后的一些隐士，也都表现出狂的性格，很奇怪，狂和隐士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当时的人说东方朔是一个狂人，东方朔自己也很喜欢喝酒，每次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就会唱歌，说古代的隐士都是避世于山林之中，而我东方朔是避世于朝廷者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东方朔直接点出了隐士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变化，由山林里的隐居，不仅仅转向世俗社会，而且是朝廷里的，政治权力里的一种隐居，他也提到了庄子这个词“陆沉”，他要“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意思很清楚，他就是说要在朝廷里避世，他说朝廷里就可以隐居，何必一定要去山林之中、蒿庐之下，不必一定要去山林里面和草房下面，朝廷里面也可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第三种隐士类型，也可以说是隐士的生活方式。
那么他给他自己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们说东方朔和其他人当然不会像庄子一样，因为我们称庄子为哲学家，他给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些基础，他用很多的文字把他表现出来，东方朔没有。但是从他对于《庄子》的那些引用来看，像“陆沉”这个词的使用来看，他无非是在心隐的这个方面继续发展，或者说开拓庄子所提供的那种隐居方式，同时他扩大了人的形体生存的空间。其实任何时候人都是很“贪婪”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很“贪婪”，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士都很“贪婪”，隐士也一样。隐士最后是想得到人们可以得到的一切，比如说最初的隐士在山林里面，生存空间很小，接下来到人群里面，接下来就到朝廷里面去，他可以在享受世俗社会的种种快乐的同时，保持独立的或是他自己认为隐藏起来的心灵。其实以后宗教方面，中国佛教也有一个类似的模式。禅宗对以前的改变，就有点类似于这样一个过程。比较早的时候你修行必须到山林里面去，禅宗说不必到山林里面去，在人群里面也可以修行，“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稍后的话，你甚至也可以进入到政治权力当中去。似乎在历史的发展里面或者人们的生活方式里面，会有某些共同的方面存在着，像东方朔这种类型的话，成为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共同选择和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隐居方式。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可以看一看魏晋时候的几个人，他们有的是在生活里面实践这种生活方式，有的是在理论上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论证。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典型的像阮籍，我们知道他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喝酒，他的酒量当然也是大得惊人。他为什么喜欢喝酒？实际上当阮籍在喝酒的时候，他是想通过酒带给他的精神和生活状态来逃避某些东西。我们知道阮籍是政治权力中的一份子，他一直做官，虽然官并不是很大。而且早在魏的时候他是皇室的姻亲，改朝换代以后还是做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我们为什么称他为隐士？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的文字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阮籍在某些方面也是和东方朔以及其他人比较类似的，也是属于一个狂人。阮籍在生活里是一个非常不拘于小节的人。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正在和别人下棋，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坚持要和别人下完，而且守丧的期间他还喝酒，很多人都说他这种行为是不合乎规矩的。这是他狂的一个方面。其实形体的这种狂，正是他内心的一种隐或者说痛苦和孤独的折射，有点像东方朔的狂，是用来表现他内心和别人，和他的同僚的不同。
稍后有一个人就是郭象，他是给东方朔、阮籍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提供理论依据的这样一个人。我们知道郭象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庄子》注释者。他对《庄子》的注释，事实上是把庄子所保留的隐者和政治权力之间的界线彻底打破了。那么在郭象看来，山林和庙堂就变成了完全一样的东西，就是说最初的隐士所要逃到的地方，在郭象看来，几乎是可以和政治权力和谐的统一起来的。郭象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他说圣人形体虽然在庙堂之上，但是他的心可以无异于在山林之中。我们知道山林和庙堂，原本是用来形容隐士和其他人、政治权力中的一些人的，他们本来之间是有界线的。特别是在庄子看来，山林和庙堂、权力之间有一个很严格的界线。可是到郭象这个地方，那个界线就没有了，已经完全被打破了。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其实从第二种类型到第三种类型，他们的方式都是建立在心和形分离的基础上的，虽然我的形体这个样，但是我的心灵是可以那个样的，这就是第二阶段的隐者和第三阶段的隐者所共同采取或者说他们共同接受的东西。
以上我们提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隐士，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稍微的涉及到了他们选择不同的隐居方式所给出的理由。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的总结一下，隐士、隐者他们最终的依据。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隐居？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可以从心和形的问题入手，因为这是在隐士的生活里面，隐士们自己一再强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是源自于人自己由形体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孤独感。也就是说，从形体上来说，我们只要是一个有形的存在，那么这个有形的存在就注定了你是个有限制的东西，你只能是某种东西，而不可能同时是另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是男人，就不能同时是女人，这是形体所带给你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事实上让人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比如说我和各位的差异，或者说你们每个人之间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和心的差异比起来，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人的心灵和心灵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更突出的，或者说更主要的。
我们说到隐士，他们表现为对道德、政治权力、世俗的价值观念等等的排斥和批评。这个好像说只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东西，这个可能成为他们隐居的一些直接理由。但是这个还是表面的，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隐士的最终依据的话，我们可以从人自身，应该从人自身去寻找，从人作为这样一个存在物去寻找，这种存在物就决定了人始终会有一种隐藏的欲望。这么说并不是说人没有其他的欲望，比如说人同样也有一种建功立业的欲望，在武林里面要扬名立功，在世俗社会里面要做很高的官，在班里希望可以学习很好，这是一种欲望，你还可以有其他等等的所有欲望。但是人仍然是有一种隐藏的欲望。这种隐藏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而且我们每个人可以表现为很多方面。有时候我们厌倦了这种很喧嚣的生活，我们选择到—个很清静的地方去；有时候我们会喜欢一个人独处，或者从事我前面讲的小孩那种“藏猫”的游戏等等。这种欲望，在我看来，就是和人本身这种特殊的结构有关，如果我们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这个地方。
这样，也许我们再去了解隐士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必把他们看作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群体，事实上他们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历史上，很多人在某一时期愿意选择过一种隐士的生活，但是在其他时期他不这样。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政治权力，追逐权力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人；或者很多人，他即便没有选择一段时间隐士的生活，但是总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和场合显示出自己隐藏的愿望。隐士们只不过是那些把隐藏的愿望表现得很充分的人，对他们来说，隐藏的愿望压倒了其他的欲望，这种东西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一种隐士。
就第二和第三阶段的隐士来说，他们和第一阶段的隐士还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的，他们会更加关注生存问题，也就是生命的问题。像伯夷叔齐，他们为了坚持某种东西，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对于第二和第三阶段的隐士来说的话，他们不一样，生存问题始终构成了他们隐居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放弃生命。我们说阮籍在那里费尽精力和权力周旋的时候，他并不愿意周旋，他很痛苦。你可以从他的诗歌和其他的一些文字里面看出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保证生存的问题。同时，他之所以选择权力，或者说投身于这个权力，作为一个隐居方式的时候，他也未尝没有生存的考虑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嵇康，当他选择不做官的时候，当他选择和政治权力在表面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线的时候，他会受到来自政治权力更直接、更猛烈的压力，这种压力足以令这个人的生命毁灭。所以对于庄子以后的隐士来说，生存的问题和隐居的问题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构成了隐士或者说隐士的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我们在陶渊明的诗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陶渊明为了摆脱贫困、侍奉双亲而去做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内心的那种无奈。他说自己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恰恰能衬托出他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困境。最后当他选择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去读他的《归去来辞》的话，你可以看出他自己的那种心境。这种心境，一方面是对自己的生命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心灵的恬静和自由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