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防务一体化是欧盟的诞生初衷与长期追求目标。然而，无论是二战后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还是当前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都无法达到欧洲防务一体化的预期，英国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由于特殊历史渊源，英国对欧洲防务一体化始终持保留态度。冷战后英国对欧洲防务一体化政策经历了从“双重遏制”到“恶意忽视”的一系列调整，对其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现在英国与欧盟即将分道扬镳，欧洲防务一体化能否因此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文认为，英国退欧意味着欧盟外部影响力的缩减和内部共识基础的弱化，这对于欧洲防务一体化来说并非利好消息而是雪上加霜。
欧盟与英国的退欧谈判仍在艰难进行，虽然谈判双方就英国退欧费用与欧洲公民权利等问题充满矛盾，但是英国的退欧意愿依然坚定。英国在欧洲防务结构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其保留态度是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 发展迟缓的一大重要原因。由于英国长期扮演欧洲防务一体化道路上的“拦路虎”角色，英国退欧能否成为 CSDP 重塑发展路径的重要时机? 英国剥离欧盟防务制度框架是否意味着欧洲防务独立倾向的增加? 英国退欧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本文将结合欧洲安全局势回答上述问题。
一、西欧防务诉求与欧洲一体化
当前欧盟已经从地区一体化组织发展为全球性经济实体与重要政治角色。然而寻根溯源，经济利益并非欧洲一体化展开的本源性动力，是西欧国家的安全诉求和防务战略推动欧洲从分裂走向联合。二战后随着苏联扩张态势加剧和德国重建，如何抵御苏联的侵蚀并重塑德国与西欧国家良性关系成为西欧领导人殚精竭虑的问题。英法等老牌强国在二战中普遍遭遇毁灭性打击，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小国则完全不具备抵御高强度军事进攻的能力。欧洲多边军事合作与防务联合是西欧凭借有限防务资源保障国家安全的高效战略选择。为应对德国与苏联的潜在防务压力，西欧国家积极地推动欧洲联合思想从理论走向现实。
在西欧大陆国家仍然摸索维系永久和平的道路时，英国已经洞察欧洲防务联合对西欧安全的重要意义并率先提出建立欧洲防务多边合作体系。1944 年 5月，英国经济和重建司司长格拉德温·杰布( Gladwyn Jebb) 先后提交两份与欧洲一体化相关的备忘录，认为虚弱和分裂的欧洲可能因为遭到苏联的利用而成为风暴眼。1947 年 12 月，英国外长贝文( Ernest Bevin) 分别会见法国、美国与加拿大三国政要，传达了英国希望西欧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的想法。英国为实现构想中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曾经尝试以双边防务条约拉拢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将多国双边防务体系拓展为欧洲防务联盟，但是此番努力仍然未能成功。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二月事件”给予了英国新的契机。1948 年 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政府权力斗争中遭遇惨败。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制定新宪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月事件”极大地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恐慌情绪，而英国准确地抓住了西欧各国的不安心理，一举促成《布鲁塞尔条约》的成功签订。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尝试通过建设超国家制度保障国家安全。让·莫奈 ( Jean Monnet) 与法国政府启动的欧洲联合计划是欧洲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的天然政策框架，特别是以直接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为目的普利文计划。作为二战后首个超国家性质的欧洲防务构想，普利文计划吸引了卢森堡等国家的积极参与。英国工党政府虽然公开拒绝参加拟议中的“欧洲军”，但是考虑到欧洲防务联合对欧美安全制度化的正向作用，英国表示愿意以第三方的身份尽可能地给予支持。
1954 年 8 月，《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历经 4 年艰难协商后得到除法国外的 5 个缔约国议会的批准。法国作为普利文计划的提出者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创议国，始终无法平复国内社会对条约日益高涨的抵制情绪。法国政府为取得国民议会中“欧洲派”议员对条约的支持，不仅将煤钢联营作为防务共同体的组织架构范本，还特别在机构设置中预留专职部门，负责防务共同体与煤钢联营的沟通合作。1954 年 8 月，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Pierre Mendès France) 邀请缔约五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提出名为《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适用性协定书》( Protocol of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y Instituting EDC) 的条约修改意见。《协定书》包括“两德统一或者美国、英国撤离欧洲的情况下，任何成员国都可以单方面退出防务共同体”等十一条内容。虽然弗朗斯总理屡次强调《协定书》是法国国民议会批准条约的最后希望，但五个缔约国仍然表示无法接受。1954 年 8 月 30 日，普利文计划被法国国民议会否决。随后，西欧国家在巴黎会议上通过协商达成一致，西德如愿重获完全主权国家身份并正式成为西欧联盟和北约的成员国。至此，美国主导下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制度框架基本成型。
二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对防务联合的探索成为欧洲一体化开端。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受传统“疑欧主义”的影响，“天然地”反对欧洲防务政策超国家性的加强。实际上，英国对待欧洲防务建设的态度非常积极，不但尽可能地支持了“普利文计划”，还凭借政治影响力和成熟外交手段促成了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冷战期间，欧美非对称军事依赖关系推动北约成为欧洲防务制度框架核心，法国等“欧洲派”国家对欧洲防务格局的不满被美苏对峙的高压环境暂时压制。1979 年石油危机后，欧盟致力于重归经济发展轨道和建设欧洲统一大市场，欧洲防务联合话题逐渐淡出视线。
二、英国与冷战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
冷战后至今，欧洲防务一体化历经 20 年的苦心发展，然而取得的成就远低于欧盟预期。随着欧洲政治环境的变化，英国对欧洲防务一体化政策经历了从“双重遏制”、“双推双反”到“恶意忽视”的一系列调整。虽然英国对欧洲防务一体化政策可谓影响深远，但并不是欧洲防务一体化长期裹足不前的桎梏。CSDP 作为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政策载体，它的发展状态是稳定环境中欧盟成员国安全利益天然差异与防务构想无法调和的真实体现。
梅杰( John Major) 政府时期，英国对重启欧洲防务一体化态度消极，认为以放弃北约为代价建设独立欧洲防务制度是效率低下的非理性政策选择。1991 年的南斯拉夫战争有力地佐证了英国的观点。欧盟在战争初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冲突态势的蔓延，而后期派遣的联合干预部队更是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和指挥体系混乱等原因难以发挥作用。英国认为欧洲国家既缺乏意愿也不具备能力处理欧洲及域外地区的武装冲突。梅杰政府时期，英国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政策是鲜明的“双重遏制”政策，即遏制欧盟防务政策超国家性的增强，阻止欧盟框架下大规模与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实施。政策目标是维护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夯实北约在欧洲安全制度框架中的稳固地位。1991 年 10 月，由于英国的强烈反对，法国和德国扩充法德混合旅为未来欧洲军团奠定基础的设想落空。随后英国又与荷兰、葡萄牙联合否决了欧盟武装干预克罗地亚战争的行动提议。1997 年英国投票否决旨在批准欧盟吸收并取代西欧联盟地位的提案。同年，由于英国和德国的联合抵制，欧盟和西欧联盟错过了接管阿尔巴尼亚危机管理行动的最佳时机。
虽然梅杰政府的“双重遏制”政策立足于英国现实利益，但也招致不少反对与批评言论，认为其政策束缚了英国以欧洲大陆为依托发挥国际影响的潜力。随后上台的工党政府对“双重遏制”政策进行了全面反思，推出了“双推双反”政策。英国此阶段政策调整不仅得到欧盟实权人物的大力支持，还受到以法国为首的众多成员国的热烈欢迎。1999 年到 2004 年间，欧盟紧锣密鼓地先后通过了一系列重要防务决议，欧洲防务一体化进入黄金发展时期。虽然推动 CSDP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英国并没有放弃抵制欧洲防务自主性增强的传统立场，警惕着任何威胁北约核心地位的防务制度安排。布莱尔政府推动欧盟国家军事能力建设与防务合作的同时遏制欧洲防务政策超国家性的增加与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实施，强调在现有欧洲防务制度框架下提升成员国的防务实力。然而英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取得预想成效，欧盟成员国在阿富汗和波黑等联合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仍然令人失望。2008 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成员国政府纷纷选择大幅度削减国防预算，欧盟军事与民事行动的实施规模和影响力辐射范围严重受限。2008 年到 2010 年间，欧盟成员国可供派遣的地面部队总人数从 125000减少到 106000，2011 年欧盟在波黑地区的阿尔西亚行动( Operation Althea) 需要武装人员数量为 2200 人，而欧盟实际派遣人员仅为 1100人。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目标的亚特兰大行动( Operation Atalanta) 也由于行动人员和船只舰队供给不足而无法达成预期目标。基于欧盟及成员国在欧洲地区和邻近线外域军事行动中的低效表现，英国认为除法国、爱沙尼亚和丹麦以外，英国很难在欧洲找到称职和可依赖的防务合作伙伴。
当英国意识到无法利用欧盟提升成员国防务能力与资源贡献意愿时，政府高层逐渐显露出从 CSDP 中撤身的意向，英国对欧洲防务一体化政策走向“恶意忽视”阶段。2009 年开始，英国对欧盟民事与军事行动的参与意愿明显下降，大量召回派遣军队和专家顾问。同时，英国收回对欧洲防务局的国防产业改革方案与防务能力整合项目的一贯支持态度，不仅在欧洲国防产业升级调整进程中采取更加强硬的谈判态度，还单方面宣布保留对本国国防采购的所有权利。“恶意忽视”政策实施后不久，主权债务危机席卷整个欧洲，经济议题占据欧盟成员国会议日程的首要位置，防务领域问题连续五年缺席欧盟峰会的重要待议事项清单。
三、英国退欧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未来
英国对于欧洲防务一体化来说，既是“领路人”，也是“挡路石”。现在，英国退欧已经成为既定现实，英国与欧盟的防务关系即将迎来全面的重塑。英国脱离欧盟防务框架不仅意味着欧洲防务资源的缩减和跨大西洋防务协调能力的削弱，更意味着欧盟权力制约体系的失衡和成员国共识空间的弱化。欧盟内部凝聚力的减弱将动摇CSDP的立足根基，影响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未来发展。
( 一) CSDP 短暂的“春天”?
英国退欧结果出台后，不少“欧洲派”人士振臂高呼“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春天到来了”。法国和德国迅速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正在密切合作，准备拟定一份包括建立欧洲军事指挥部在内的“更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欧洲防务计划。意大利则是由国防大臣皮诺蒂 ( Roberta Pinotti) 向欧盟提出以建设欧洲防务领域“申根政策”为主的更加激进的防务改革方案。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上台后，法国与德国加快防务合作脚步。两国首脑于7 月 13 日宣布将在高端军事装备研发方面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9月 26 日，马克龙总统向连任成功的默克尔总理隔空喊话，呼吁欧盟逐步建立欧洲干预力量、共同预算和军事行动准则。欧盟层面上，2016 年 9 月欧盟外长莫盖里尼( Federica Mogherini) 公开表示正在准备“提交一份按步骤建立欧盟军事架构的时间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政治空间，能够去做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容克( ( Jean Juncker) 也在重要讲话中称，布鲁塞尔认为欧盟应该逐步建立军事司令部、欧洲共同防务资源与共同防务预算。2016年11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出台《安全与防务执行计划》，意在增强 CSDP 框架下成员国的危机预防、危机管理和战后重建行动能力。同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防务行动计划》，旨在提高对欧洲防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夯实 CSDP 发展与改革所需的资源基础。2017年 6 月，欧盟宣布正式设立以振兴欧洲国防工业为目标的欧洲防务基金，基金总额高达55 亿欧元，主要使用途径包括推动成员国防务科技研发合作，缓解成员国国防资源压力和保障国防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
欧盟看似有条不紊地通过一系列防务决议，但实质上这些决议并没有触及防务一体化的核心改革区域。《欧洲防务行动计划》被众多学者和媒体解读为欧洲防务突破困境的关键，这无疑严重夸大了计划的实际意义。该计划的目标是提高成员国防务资金利用率，保障成员国财政紧缩情况下欧洲防务资源使用效能，不涉及欧洲司令部建设和决策程序改革等关键领域。欧盟为避免《欧洲防务行动计划》引起北约盟友的误解，曾明确表示此计划绝非以建立欧洲军为目标，目的是督促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更有效地为北约贡献防务资源。2016 年欧盟冬季峰会，欧洲防务议题虽然占据会议日程安排的重要位置，但是成员国商议重点仍然聚焦于欧洲国防工业市场的整合升级和欧洲国防科技产业的合作研发，而非地区安全保障与冲突干预。 2017 年 10 月 19 日，欧洲理事会全体成员在布鲁赛尔决议通过了由外长莫盖里尼制定的“永久结构性合作” (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on Security and Defence，PESCO)运作的时间安排。虽然 PESCO 提上日程是欧洲防务合作进程的重大进展，但是其运作基础仍然是全体一致原则，不涉及欧洲防务领域的主权让渡与超国家性质。
CSDP 发展凝滞的根源是欧盟成员国难以调和的安全构想。虽然《里斯本条约》对欧洲防务领域进行大幅度改革，但是并没有改变欧洲理事会在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中指导者、决策者和最后裁决者的角色，没有改变欧盟防务领域的政府间性。无论是阿什顿( Catherine Ashton) 还是莫盖里尼，他们的权限与能力完全无法与成员国相抗衡，以布鲁塞尔为大本营的各国外交官们依然保持着绝对战略优势。欧洲防务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作为行为个体并没有放弃国家权力，而是完成了超国家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重构。因为成员国意见分歧严重，欧盟筹备多年的快速反应部队( Rapid Reflect Force) 至今未能成为现实。仅有的一支战斗群( Battle Group) 虽然已经具备初级作战能力，但是从未执行过任何军事行动。冷战期间英国的自由贸易联盟无法阻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稳步发展与繁荣兴旺，20 世纪80 年代末期撒切尔夫人的怒火也没能阻挡欧洲中央银行的创建。英国即使是欧洲排名首位的军事大国，也没有能力凭借一国的力量对抗整个欧洲的意志。所以说，无论是欧盟军事司令部的缺失还是战斗群概念濒临失败，欧洲防务一体化进展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英国的拒绝而是欧洲的拒绝。
( 二) 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前景
1.英国退欧与欧盟防务能力
英国是“海陆空复合型”军事大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英国 2015 年国防开支高达 560 亿美元，占据欧洲国防开支总额的四分之一。作为欧洲传统军事强国，英国是拥有远程军事力量投射能力的核武器大国。英法军事力量合在一起占欧洲军事总能力的 50%，特别是英国视为骄傲与自尊心的皇家海军，经过几番裁军后仍然拥有“胜利号”等“前卫”级核潜艇 4 艘，以“海洋”号两栖攻击舰为首的两栖作战舰艇3 艘、驱逐舰 6 艘和护卫舰 13 艘。新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将于 2020 年正式服役。英国空军拥有 66 架武装直升机和 223 架快速喷气式飞机，空军力量占欧盟空军总能力的22%。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David Cameron) 在驳斥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Robert Gates)对英国军事能力的嘲讽时强调说，英国当前仍然是全球防务领域的“顶级玩家”。
英法德三国承担了欧盟军事行动所需的大部分资源。英国派遣大量军队与专家顾问参与了亚特兰大行动、马里军事能力训练任务( EUTM Mali) 和索马里军事训练任务( EUTM Somalia) 等多项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欧盟海军行动中，英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强大的皇家海军，担任了亚特兰大行动的领头羊角色。不仅伦敦成为欧盟海军行动的大本营，亚特兰大行动的前任指挥官罗博·马高恩( Rob Magowan) 与现任指挥官查理·史蒂克兰德( Charlie Stickland) 均为来自英国皇家海军的高级将领。英国在索菲亚海军行动中同样做出突出贡献，前后派出“进取”号回声级监测船和 “理查德”号护卫舰协助欧盟打击地中海的非法移民与人口贩卖活动。仅 2014 年英国就为欧盟提供 323 名武装军事人员，英国皇家海军解救的非法移民数量占欧盟海上解救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民事行动，英国的财政支持和军事资源是欧盟发挥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依托。特别是欧洲现在仍然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英国退欧将导致欧盟面临巨大防务资源缺口，严重影响欧盟框架下冲突干预、打击跨国犯罪和难民救助等重要行动的执行效力与范围。
2.英国退欧与欧盟—北约关系
英美之间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英帝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天然联系。二战后，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务实外交思维使得英国成为最能理解美国的“欧洲国家”，这份理解与互信成就了两国间成熟、高效的沟通合作制度，英国成为推动欧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跨大西洋沟通桥梁。
1999 年柏林附加协定签订后，欧盟与北约关系迈向制度化合作阶段。英国凭借着在北约与欧盟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成为这对双边关系的最佳协调者。英国毫无疑问是北约最称职的成员国，其不仅是北约五个足额缴纳会费的国家之一，而且缴纳的实际数额远远超过同样符合标准的希腊、波兰和爱沙尼亚。英国还严格遵守北约关于成员国国防开支使用途径的规定细则，每年将超过 20% 的预算用于新型武器装备的购置。英国对北约的防务资源输出量仅次于美国，提供的军队人员占北约所需军事部署人员的 20. 8%。而对于欧盟防务来说，英国不仅是与法国联合引领 CSDP进入蓬勃发展期的核心大国，更是欧盟军事行动的主要资源供给国，是 CSDP 影响力辐射至广阔外域的基石。凭借在欧盟与北约中的地位与话语权，英国当仁不让地成为两个组织进行有效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渠道。在 2003 年 4 月，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提出建设欧洲永久性军事行动指挥部，该提议遭到多个成员国的强烈反对，认为欧盟框架下的军事行动指挥部将不可避免地稀释北约军事能力，最后是英国以“中间人”的身份提出折中方案，满足“欧洲派”国家对欧洲防务独立要求的同时，缓解了“大西洋派”国家对北约地位松动的担忧。英国不仅作为“大西洋派”国家的代表，平衡着欧盟内部“大西洋派”和“欧洲派”的制约关系，还巧妙地运用岛国地域特质赋予的大陆疏离感和独立思维，为欧盟与北约关系建设提供独到和健全的全局观念。当前北约与欧盟关系面临诸多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竞选时期起就多次表达对北约与欧洲盟友的不满，其言行不可避免地影响欧美双方对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预期。现阶段欧盟仍然不具备独立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力量，借用北约军事资源开展联合行动是欧盟积累防务经验与提高实战能力的高效路径。北约与欧盟关系的对立将迫使身兼双重成员国资格的欧洲国家做出选择，由于北约在欧洲防务领域的比较优势，欧洲国家的战略倾斜将导致位于欧洲防务结构次级地位的欧盟丧失有限防务资源。
3.英国退欧与欧盟权力均势体系
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障碍是该领域浓厚的政府间主义色彩和成员国难以协调的安全利益与政策矛盾。欧洲虽然面临极端恐怖主义袭击等安全威胁，但遭遇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低。和平环境中的欧盟国家更倾向于实施稳健保守的防务政策。当前欧盟承受着多重危机的叠加效应导致的治理能力赤字与信任困境。英国退欧后，欧盟层面权力制衡关系面临重大调整，权力体系的重塑将打破各方力量原有的动态平衡。法德在欧盟防务结构中地位的相对提高将加深中小成员国对大国操控欧洲防务政策的警惕性，导致作为一体化发展基础的互信氛围的弱化。
自煤钢联营筹建阶段起，欧盟成员国间就不存在所谓的“完全平等”关系。即使经过多年的发展，成员国已经成为受超国家机制束缚的“有限主权”国家，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权力差值”。不同国家拥有各自的政策偏好，资源充足、实力雄厚的强国可以施展权术威逼利诱其他成员国跟随其政策偏好，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则利用强国间的矛盾“纵横捭阖”，灵活地谋求利益最大化。欧盟的中小成员国多数是欧盟预算制度中的“净收益者”，其接受巨额补贴款和享受 “搭便车”的代价是面对强国政策诱导时的身不由己。国家主权让渡和欧盟超国家性的增长逐渐剥夺小国的话语权，英国坚守的“自由主义”是他们争取政治斡旋空间与守护国家主权的关键。弱势国家不仅缺乏独立反对大国提案的勇气和谈判筹码，也更容易在面对政策补偿诱惑或威胁时选择妥协。撒切尔夫人就曾抱怨道，明明有些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但“让我感到沮丧的是，那些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出于种种原因都不愿说出他们的想法，而让我一个人既替他们说话又承受因此而招致的批评”。
英国奉行务实主义外交原则，中小国家跟随英国能够既保全国家利益又能免受“破坏欧洲团结”的批评。英国退欧后，反对欧盟超国家性质的成员国和支持北约防务核心地位的中东欧国家将被迫组建新的意愿集团来捍卫国家权利。英国退欧谈判启动不久，波罗的海国家和维舍格勒四国等中小成员国已经表现出在贸易、移民政策和俄罗斯制裁等重要事务上的踟蹰姿态。2017 年欧盟春季峰会后，法国与德国提出的“多速欧洲”概念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认为其能够解决欧盟面临的现实矛盾；反对者则认为“多速欧洲”概念将成为成员国间的又一道鸿沟。“多速欧洲”概念的提出加深了中东欧国家对于丧失话语权和决策边缘化的担忧。波兰表示将坚定地参与欧洲未来一体化进程，但是希望欧盟能够充分尊重成员国主权，保证成员国在政策制定中的最高权限。波兰民众还公开表达对欧元、欧盟共同庇护与移民政策和更紧密的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怀疑态度，而这三个领域正是“多速欧洲”的首要战略目标。“多速欧洲”将引发欧盟内部更深刻 的分裂。英国离开欧盟后，法国和德国必将联合成为欧盟防务一体化的主导力量。“多速欧洲”强调“不同步调下的深化改革整合”，看似给予中小成员国更多的自由，实质上摆放在这些国家面前的只有“跟随法德”和“边缘化”这两种选择。
四、结论
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并不意味着英国与欧盟防务制度框架的完全剥离。英国当前仍有大量派遣人员在非洲等地区担任着维和维稳、协助受援国边境治理和警察力量培训等多项重要任务。无论是出于安全利益考量还是为顺利退欧铺路，英国都不会贸然中断进行中的任务，而是尽量遵循挪威等国家的先例，以第三国的身份继续参与欧盟行动。英国在近期政府报告中明确表示希望与欧盟结成共同对抗全球安全威胁的 “深度安全伙伴关系”，在反对极端恐怖主义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重要安全事务中和欧盟保持密切合作。英国未来外交与防务政策必然走向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但英国始终是欧洲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欧洲防务一体化不可能绕过英国取得成功。欧盟应该尽快确定英欧防务合作关系的新基调，最大限度地将英国留在欧盟防务框架内，这对于 CSDP 和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