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泉先生在谈及“隐逸文化”时曾指出：“隐逸文化所呵护的一批士人及士大夫，相对于封建政统现实，成了边缘人，相对于文艺审美实践，则成了主角和旗手。”这句话概括了中国古代绝大部分隐逸之士的状态，但也并不全面。元代初期的耶律楚材就是一个特例。
耶律楚材是金末元初人，蒙古灭金后仕蒙古三十年，身居高位。按照常理来说，政治上受到重视的耶律楚材在心态上即使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那至少也应该是安然闲适的。但是，我们在阅读他的诗歌作品时，发现其中较多的内容反而表达了一种渴望隐逸、厌倦官场的情感。这与诗人的外在处境似乎正好相反，实在引人深思。本文便试图通过对耶律楚材诗歌作品的研读来分析其“反常的”隐逸情怀。
一、 耶律楚材诗歌中“隐逸情怀”的表现
耶律楚材在他的《湛然居士文集》开篇第一首诗《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成趣园诗》中就流露出了这种反常的隐逸之情：“丁年彭泽解官去，傲游三径真三友。悠然把菊见南山，畅饮东篱醉重九。”（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本文所引耶律楚材诗皆出此书。）诗中提到的正是堪称“隐逸之宗”的陶渊明。耶律楚材想象了陶渊明解官归去后“悠然把菊”“畅饮东篱”的情景，隐隐流露出了羡慕和向往之情。诗歌的后半部分看似是感叹黄华老人，实则也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知音谁听弦断琴，临风痛想纱巾酒。嗟乎世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作为耶律楚材文集的第一首诗，我们在这首和诗中不仅没有读到想象中的踌躇满志，反而读出了浓重的悲凉和伤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隐含意味的。
和上面那首写给黄华老人的和诗一样，耶律楚材的诗歌中有不少关于陶渊明的内容，或是直接提到，或是使用与陶渊明相关的意象、典故。如《和裴子法韵》：“岂止渊明慕松菊，晋室高贤十八九。”《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其九）：“文史三冬输曼倩，田园二顷忆渊明。”《寄武川摩诃院圆明老人五首》（其四）：“归与不得效渊明，细碎功名误此生。”等等。据统计，《湛然居士文集》中光是“渊明”二字就出现了15次。如果再加上其他指向陶渊明的词语或诗句如“富贵非予志，卜筑临东篱”（《次韵黄华和同年九日诗十首》其四），那就更多了。傅秋爽先生干脆直接把这些诗歌称之为“亲陶诗”。自从陶渊明在唐宋时被重新认识以来，他几乎已经成了“隐逸”的代名词，受到此后历朝历代文人尤其是隐逸文人的推崇。而耶律楚材诗歌中如此高频率地使用“渊明”或“渊明类词语”，不仅仅是引用和对历史人物的致敬，也不仅仅使他们成为其诗歌中的一个意象。这些已经成为了韦勒克所说的“通过不断重复和再现意象和隐喻，形成了一种象征。”（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译《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而这种象征不言而喻，都表达了渴望归隐、厌弃官场的情感。
除了大量的“亲陶诗”，耶律楚材的诗歌中还有不少描写的是闲适生活的画面，如《和李邦瑞韵二首》（其一）中的“他年共纳林泉下，茅屋松窗品正音。”《用前韵感事二首》（其二）中的“读书一目下数行，金石其心学正常。”《西域河中十吟》中的“开樽倾美酒，掷网得新鱼。”等句，恬淡惬意，令人神往。而这种“田园风”在耶律楚材的诗歌中并不少见。如果说一位当朝高官偶尔有一两首这种风格的诗歌，那可以理解为心里的悠闲自得，比如晏殊。但如果不少诗歌都流露出這种基调，那就有些反常了。可以大胆推测，这绝不是造作之语，一定是诗人有我们没有看到的苦衷。
无论是“亲陶诗”还是“闲适风”，耶律楚材的诗歌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新朝高官积极进取的豪情。当然，并不否认耶律楚材也有不少此类风格的作品，如“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混一华夷通。”（《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其二）但文集中反常的隐逸情怀相比之下更加引人思考：作为深受元朝统治者重用的高官，耶律楚材的诗歌中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隐逸情怀呢？
二、 隐逸情怀背后的幽微
真实的耶律楚材并不像我们想象之中的那样春风得意，他的隐逸情怀有其深刻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耶律楚材喜好佛学，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很深。他年轻时曾拜入当时的高僧万松行秀门下，“杜绝人迹，屏斥家务”（《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潜心修习佛法。他自号“湛然居士”，“湛然”不仅表示“安静、淡泊”，而且还是唐代高僧、天台宗九祖荆溪大师的法号。“看尽人间万卷书，较量佛法总难如。”（《再和万寿润禅师书字韵五首·警世》）耶律楚材是真的把佛法中淡泊自然的旨趣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在《和薛伯通韵》中说道：“诗章平淡思居易，禅里纵横忆道安。”在普遍“宗唐”的元代诗坛，耶律楚材结合佛法和禅道，以倡导平易自然风格的白居易为榜样，其诗歌自然也就显得淡泊平易、浅近通俗。而且，佛教提倡参禅悟道。耶律楚材后来身居高位，不得不放下佛门修行的愿望，整天为天下计。但是，佛教的思想到底根植在了他的心间，使得他在政务繁忙之余常常怀念佛门的清净，屡屡生出隐逸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他看来，隐逸生活虽然有时清贫，但以松竹为伴，以琴诗为侣，却更悠闲自在。他曾多次在诗中表达如“我本嗜疏懒，富贵如桎梏”（《冬夜弹琴颇有所得乱道拙语三十韵以遗犹子兰》，下同）之类的情感，认为“旦夕饱纯音，便是平生足。”而这种类似陶渊明的隐逸之风，与他修习佛法时感悟的“为学未必如为道，选佛从教胜选官”（《再用韵唱玄》）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还会看到，耶律楚材在“湛然”后面还加上了“居士”二字。“居士”一般指“隐居的人”或“不出家的信佛之人”。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耶律楚材虽然深受佛教影响，向往佛教生活，但其内心仍是积极入世的，是渴望建立一番功业的。他的名字“耶律楚材”其实用了“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对他是充满期待的。耶律楚材自己也渴望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成为“治天下匠”。（语见宋濂等编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谢方先生在《湛然居士文集》前言中指出：“耶律楚材真正的思想，并不是崇佛而是宗儒。”芳郭无名人在《湛然居士文集》的后序中也称耶律楚材是“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所以，耶律楚材虽然深受佛教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其隐逸情怀的表层原因。我认为其深层原因是政治上的失意和双重异族人的矛盾心态。
耶律楚材在归顺蒙古统治者后虽然被授予高位，但实际上如履薄冰，屡遭排挤。例如《元史》中就有这样一则记载：“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连一个善造弓的匠人都敢诋毁耶律楚材，可见他在元朝的险恶处境了。耶律楚材一心想要推行儒家文化，试图以此来治理粗陋的“马背上的国家”，但排挤之人千方百计阻挠。郝经《立政议》记载：“耶律楚材为相，定赋税，立造作……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设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而死。”对于这段坎坷的经历，楚材自己在诗歌中也有表达：“边城十载绝知音，琴断七弦鹤亦死。”（《和南质张学士敏之见赠七首》）成吉思汗在位时，耶律楚材的境遇较好，统治者需要他这样有才略且愿意在新朝做官的文人来尽快平定天下。后来到了太宗朝，太宗大部分时候也能尊重楚材的意见，但明显已经不如太祖时期。尤其是太宗十一年（1239），回回人奥都剌合蛮开始受到窝阔台的信任，耶律楚材逐渐失势。刘晓认为：“大凡人的一生，总是处于积极进取和淡泊情怀二者的相互影响中，当一帆风顺时，前者的因素自然会多一些，但当身处逆境时，后者的因素亦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儒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使得耶律楚材的心里不断回响着隐逸的声音。但是，他“治天下匠”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政治处境险恶，他仍然想坚持下去。这种复杂的情绪无法言说，只好借助诗歌来排解。所以，在他的诗歌中，“隐逸情调的作品竟然占去了一多半。”（刘晓著《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耶律楚材的出身。“耶律”本是辽国的皇族姓氏，而耶律楚材也确实是辽国皇族的后代。他的九世祖就是著名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其八世祖耶律倍是阿保机的长子，被封为东丹王。其后代祖先多有被封为辽国太师等高官显职之人。耶律楚材对于自己的家世也是十分自矜的，他常常在诗歌中表明自己的这一身份：“我祖东丹王，施仁能善积。”（《子铸生朝润之以诗为寿予因继其韵以遗之》）“辽室东丹九叶芳，曾陪佩剑侍明昌。”（《赠侄正卿》）“自怜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过云中和张伯坚韵》）但是，这些毕竟只是往日的荣耀。当辽国被金人所灭时，耶律楚材和他的父辈又转而为金国效力。这时他们契丹皇族后裔的身份便格外尴尬和引人注目，他们不得不比其他大臣更加小心谨慎。当蒙古人灭掉金国后，他又受到了成吉思汗的重用。虽说耶律楚材是契丹人，没有汉族传统知识分子极为浓厚的“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但他也非常爱好并且通晓儒学，身为契丹贵族的他在历经多次朝代更迭之后内心恐怕也难免有过挣扎和痛苦。这种痛苦在他推行政令一帆风顺时或许并不强烈，但一旦当他受到阻碍和猜疑时，便是多重的煎熬。除了内心的斗争，统治者的猜疑和防范也让楚材如芒在背。《元史》曾记载：“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这里既是提醒耶律楚材“辽金世仇”，让他不要试图为金复国报仇;也是在试探楚材是否仍然心念辽国或者金国，试探他作为辽的贵族和金的降臣，对元朝到底持何种态度。看似短短一句话，其实蕴含了安抚、试探、猜疑等多种心理。楚材身为双重异族人的尴尬、微妙的处境也就可见一斑了。
这种异族人的微妙心理在元明清易代之际尤为明显。距离耶律楚材所处时代不远的赵孟也是如此。他本是宋太祖后裔、宋朝宗室，却在元朝做官。他本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却没有真正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所授予的官职都是闲官，而且常常受到猜疑。忽必烈曾经对他“问叶李、留梦炎优劣”“问宋太祖行事”。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限制了这些异族人在新朝的发展。他们不顾“气节”出仕新朝本就是个艰难的决定，这意味着他们很大程度上会失去原先的亲朋故旧。当他们满怀热情来到新朝时，却发现自己对新朝期望过高了。失落、伤感、愤懑、迷茫等情绪在心中混杂，他们在诗歌中流露隐逸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耶律楚材“隐逸情怀”的渊源和影响
诗歌中的“隐逸情怀”自古有之。耶律楚材诗歌中“隐逸情怀”的表达同样受到了前代诗人的影响。大致考量后我们会发现，陶渊明、白居易等人对他产生的影响较大。
作为中国隐逸之风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耶律楚材诗歌中存在大量与陶渊明相关的词语或意象、象征，可以看出不论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归隐生活还是他质朴自然而又平淡精练的艺术风格对耶律楚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耶律楚材虽是契丹人，但从小对于汉学的热爱和深厚的积累使他对汉族的文化十分了解。身为蒙古高官，他不可能真的像陶渊明那样率性地辞官归隐。因此，亦官亦隐的白居易也许更贴近楚材的心理。所谓“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恐怕就是如此吧。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平实浅近的风格主张，并落实到自己的诗文创作中。耶律楚材受到白居易的影响，在抒发隐逸情怀时总是以朴实自然的手法来表现，不使用晦涩的典故或华丽的藻饰。无论是“十年沧海尘空起，百岁黄粱梦乍惊”（《和李振之二首》其一），还是“虚心悄悄生来劲，直节亭亭老更刚”（《题平阳李君实此君轩》），都继承了白居易平实浅近的诗歌风格，使得自身的隐逸情怀更加真实明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耶律楚材“其诗语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则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与耶律楚材同属元代的王邻也称赞楚材“有天然之才”，所写诗歌“皆信手捏来，非积习而成之。”（《湛然居士文集》序二）除了陶、白二人，应该说自魏晋南北朝、唐宋以来的众多文人或多或少都对他的诗歌表达产生了影响或触动。而如果说隐逸情怀的表达有一条线，线上串着大大小小的珍珠，那么这条线传承至元代，耶律楚材就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明珠。
这条线在楚材的增色下还在继续延伸，那么，我们不禁会想：耶律楚材诗歌中的这种隐逸情怀对与他同时代和稍后时代的人是否产生了影响呢？仔细研读元代的诗歌后，我们不难发现和他类似的隐逸情怀。
查洪德先生曾指出元代的隐逸之风十分盛行，而且隐逸意识比隐逸之风更加盛行。（查洪德《元代文坛风气论》，第二届元上都遗址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与耶律楚材几乎同时代的许衡也有着相似的隐逸思想。他在《病中有感》中写道：“如何藉我知音力，五亩耕归沁北村。”在《辞召命诗》中写道：“留取闲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丝。”耶律楚材稍后时代的刘秉忠看似与忽必烈成就了一番君臣之间的风云际会，但他真实的内心也存在着隐逸的思想：“华屋山丘都是梦，且图沈醉卧烟霞。”（《山家》）虽然他的归隐与他佛门弟子的身份有很大关系，但是他与耶律楚材的地位和隐逸情怀是类似的。许衡和刘秉忠等人的隐逸诗歌同样平实浅近，与耶律楚材的这类作品十分相似，可以推测是受到了楚材隐逸诗歌较大的影响的。至于元代南方的隐士以及元中期、后期的诗人，他们诗作中流露出的隐逸情怀虽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受到了耶律楚材的影响，但是楚材作为元初政坛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其诗歌的流传度是非常广的。其光芒虽没有被后来的每一个文人所吸收，但是他承前启后的位置基本是公认的。
四、 结语
“四海干戈尚未平，不如归隐听歌声。”（《过济源登裴公亭用闲闲老人韵四绝复用前韵》）當我们深入了解耶律楚材之后，便能体会这样看似矛盾的诗歌之下的辛酸。宋子贞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评价：“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我们过去只看到了楚材表面的风光高位，却没有发现他一心为国的抱负和战战兢兢的心态。但是，即使心中有千头万绪的复杂情感，耶律楚材仍然为元朝统治的巩固和儒学的推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努力为国举荐人才。“三齐电扫何须郦，六国雷驱不用秦。”（《过天德和王辅之四首》其一）总体来看，他仍是积极入世的“东丹八叶孙”，是高居庙堂的“孤独者”。但是，现实的艰难也让他常常在诗歌和佛教的“湛然”中隐逸。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