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在官员等级制方面形成了官品、文武散阶及勋官等相互配合的复合体系，较之汉代的“禄秩”体系，这明显构成了文官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型。其意义在于，汉代禄秩官、阶合一，近乎于所谓“职位分类”体系；而唐代阶官制度下官、阶分离，近乎于所谓“品位分类”体系。

官品制始于曹魏，其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对唐代散官，学界已有多篇论文作专门探讨或介绍，不过在追述唐以前的发展渊源时，大多仍嫌语焉不祥。日本学者对魏晋南北朝的将军号有过一些探讨。在国内方面，陈苏镇先生的《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对周隋间散官及勋官的变迁及相关的政治社会因果，给予了很好的揭示。

不过，汉唐官阶制度演进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仍有众多问题有待研讨。最近我对北魏、北周和北齐文武散阶的发展作了一些探寻，试图进一步弄清唐代散阶制度的渊源。

大致说来，将军号发展到了梁朝、尤其是北魏，已经成了较成熟的本阶序列了；但文散官的“阶官化”，则还很不充分。在南朝，由于文官体制的传统较为深厚，且文散官、清浊分途以及包括士庶区分在内的选例已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所以文散官制度难以有重大变化。不过在北魏后期，尤其在动乱萌发之时，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泛滥开来了，这就是军号与文散官的“双授”。王朝往往把军号和文散官同时授予将士及官员，在升迁时二者也往往是同时变动。时至西魏，这就积累为一个质变关节点。首先此期“九命”中的军号序列，明显地与官阶一致化了，各级军号均匀地分布在官品诸等级上，而北魏尚非如此。更重要的进化是，“九命”中的散官，初次形成为一个首尾完备的文职阶官序列，并与军号——对应。换言之，文武散阶分立的体制，在西魏北周初步成立。对这个进化，始于北魏后期的“双授”起到了重大的“拉动”作用——在阶官化、序列化上更为成熟的军号序列，把与之“双授”的文散官，“拉”入了阶官化、序列化的境界。

不过魏末的名号滥授及文散官与军号的“双授”，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弊端。东魏统治者出于“正规化”的考虑，采取了与西魏截然不同的一系列制止名号滥授、“双授”的措施。但这样一来，文散官发展为阶官的势头，也由此在东魏北齐遇到了阻滞。不过西魏军阶与官阶一致化的改革，仍然因其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为北齐的《河清令》所效法。

隋朝构成了北朝至唐的过渡，并且面对着南朝、北周和北齐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在这时散阶制度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总的说来，隋朝制度规划者曾在上述三源间摇摆不定，出现了方向各异的数次尝试，这持续到了唐贞观年间才泥沙澄清、尘埃落定。其最终结果，则体现为北周制度的发展。

隋文帝建隋伊始就弃置了北周六官、九命体制。在官阶方面，他调整后周之制，设上柱国等11等散实官，以酬勤劳；设翊军等43号将军，用以ｆàｎ汎阶；此外，设有特进及诸大夫等7种散官。

散实官来自北周戎秩，主要用于酬奖军功，其受益者是府兵将士。隋文帝不能取消这个序列，是出于维系关陇集团权益的需要。就此而言，说隋制不采北周，也未尽然但昔日戎秩的主要8 级分布在正从九命两等，而隋文帝使之舒展开来，使之与正六品以下的43号将军大致衔接。这样，武号在官品上的分布看上去就较为匀称合理一些了，避免了名号的叠床架屋。同时用于ｆàｎ汎阶的军号限于正六品以下，从而对名位泛滥形成了限制。

至于文散官，仅有7等，被规定为“以加文武之德声者， 并不理事”。而这就等于抛弃了北周发展成果，使之回复到南朝与北齐之前的旧有状态去了。北周由诸大夫及东西省散官发展而来的完整文职阶官序列，至此而解体。北周文散阶的发展，本来与军号散官的“双授”有直接关系。这种混淆文武、名号重叠的做法，被寻求正规化的北齐统治者认为是弊端而予以废止。隋文帝的考虑很可能同于北齐。学者谓隋朝不采北周制度，这在文散官方面看，可以说是提供了又一条证据。

不过文散阶方面不久就有了转机。隋文帝开皇六年裁减东西省官而别设八郎八尉，自正六品至从九品。这些郎、尉显示了向阶官发展的浓厚意味，且在名号的整齐清晰上，超越了北周散阶。“郎”居“尉”上这一点，又显示了重文的迹象。假如把八郎与诸大夫衔接起来的话，那么一个新的文散阶序列，就呼之欲出了。

隋炀帝对官阶制度又做大刀阔斧的调整，散实官、八郎八尉及43号将军一律罢废，而以九大夫及八尉构成了一个全新的阶官序列。它首尾完备而名号清晰。“大夫”居上，似在示意文职居上，同时囿于北朝重军功、以武号为本阶的传统，不得不以“尉”之一名为武号保留一席之地。它无疑包含着新的发展，不过把文武散阶及散实官合之为一，这虽然简洁但也失于单调，不能充分满足文武分途的现实需要，所以在实践上这个文散阶序列不得不经常用于酬奖军功。

所以不久，隋炀帝就创设了散骑等九郎。这就为文士的起家和文官的升迁，提供一个由文号构成的阶梯。看来，隋文帝的八郎八尉颇有生命力，它继承了东西省散官起家旧制，继承了北周阶官的序列化、与官品一致化的发展，同时在名目和等级上又更为整齐清晰了。隋炀帝的八尉原为隋文帝八尉的变体，其“九郎”也等于隋文帝的八郎的复旧。

隋代散阶颇有进步，尤其是诸郎诸尉序列的出现，反映了文武散阶的发展已不可抑制。但从另一方面看，隋代阶官仍处于曲折行进之中，各种序列的多次废置调整，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隋代尚未完成的发展，是在唐初渐次完善的。唐高祖在勋官系列中采用了8个尉号，这显然是出自隋代八尉的影响。其由诸大夫、 散骑和16种郎官构成的文散阶中，16种郎号乃融汇隋代八郎及九郎而来。一个全由文号构成的文散阶序列，由此真正诞生了。至于军阶则只有十号，仍不完备。太宗贞观中，在文散官序列中排除了诸散骑，使名号更为划一；设置了由诸将军和校尉、副尉构成的完整的武散阶；勋官名号略作调整。还有一个关键之点，是贞观年间确立了“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的制度。

戎秩、军阶和散阶并立的体系，是在北周初步发展成形的，散阶的普授也以北周为盛。南朝的军号与官品尚未一致化，文散官也未构成本阶序列。北齐并无戎秧或勋官，文散官仍北魏之旧而不成序列，其军号与官品的一致化乃是学自北周。这样看来，贞观年间整齐清晰的文、武散阶和勋官序列，以及以散位入仕叙阶的制度，无疑是对北周制度的继承调整和发展。

在其之间，崇文与尚武的因素，等级制本身的条理化因素，都在发挥着作用。从更大背景看，较之两汉，唐宋官阶体制明显趋繁，形成了发达的阶官制度。而这一点，原来始于魏晋南北朝的名号繁杂猥滥，这使此期的士族和贵族官员获得了更多优惠。隋唐以来官僚政治重新振兴，阶官制度却在新的条件下保存下来了。它既体现为一种文官制度的新成果、更灵活的官员管理手段，同时也是历史发展中官僚阶级所获权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