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泉先生完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研究生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在经历半个世纪“历史风雨尘埃的冲刷掩埋之后”，易名《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以下简称《晚清政局》，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在一九九七年重新行世，至今又过了二十多年，这部“少作”“旧作”具有的学术价值业已获得公认，成为跻身经典之林的杰作。这首先取决于著作本身包蕴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与严谨的学风”，如刘桂生先生指出，“本书对史料之搜集、考辨、研讨、分析，可谓详尽、透彻、深细”，“体现了中国良史之传统”，“有其历史性的价值和切中时弊的现实意义”（序，4页）。另一不容忽视或为多数读者瞩目之因，则在于这是作者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时期在陈寅恪直接指导下所作的硕士论文，用他本人的话说，也是“先师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自序，1页）。在此意义上，《晚清政局》的基本思路、主要结论，一般被认为是陈寅恪观点的体现和发挥，于是此书也就有了借以窥知陈先生之于中国近代史理解的津梁意味。
关于近代史的看法，陈寅恪最为人知的一段表述要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不古不今之学”所涉之古典与今典，迄今聚讼未已，尚乏共识，不过陈氏不治上古及晚清史，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一九四四年对石泉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自序，1页；类似记载又见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及至晚年，却以口述方式，请助手代笔而作《寒柳堂记梦》，以叙家世及父祖三代经历之晚清政局，石泉认为“先师此时已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决心在晚年亲自着手阐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自序，3页）。
陈寅恪博通文史，对“文体”尤具敏感，“记梦”之作一仿宋贤司马光《涑水记闻》、陆游《老学庵笔记》二书，“取为模楷，从事著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究而言之，于前者取“每条皆注其述说之人”，重在“证验”，高度契合此稿“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的撰述宗旨；于后者则取“与寅恪之家世及草此文之时日，颇亦相合”（按：陆游祖父陆佃为王安石门人，后又名列元祐党籍，“是放翁之家世，与临川、涑水两党俱有关联，其论两党之得失最为公允”，此种情况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戊戌前后处境相类，故陈寅恪常以陆游自况），可径以“世家子弟”身份出发，“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陈寅恪晚岁作文，绝不乏“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的史家自律，然所记乃“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仍不免牵动感情，可憾、可惜、可怜者多存焉，撰述之际又有意“附载文艺琐事，以供谈助”，体裁近乎掌故，远于史著，遂有论者认为陈先生讨论晚清史事，“意在留下一己的见证，而非作旁观式的述史”，虽有此作，“仍不算真正做了近代史研究”（胡文辉：《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
其实，什么才算正儿八经的“近代史研究”，并不很重要，值得追索的是，“义宁史学”究竟如何影响了我们看待“近代”的眼光？最早表彰《晚清政局》一书的邓锐龄先生以为“这部著作实际上是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补续”（《迟开的蔷薇》，《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一期）。实则石泉成文在前，《寒柳堂记梦》撰述于一九六五年夏至一九六六年春间，为陈寅恪“然脂暝写”而成“最后之作”。原稿共七章，因“文革”抄家佚失，蒋天枢先生所得残稿（“蒋本”）命名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附录于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版《寒柳堂集》。一九八七年陈美延女士收回另一稿本（“新稿本”），石泉将二稿对勘，作校勘记，以《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为题附入二〇〇一年三联版《寒柳堂集》。据石泉记忆，《寒柳堂记梦》散佚的第三章“孝钦后最恶清流”、第五章“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的大致内容，当年“都曾听陈师谈到过”，也是“与陈师多次探讨”“论文中屡屡涉及的问题”（《追忆先师寅恪先生》）。刘桂生也指出原稿所残缺之篇章，可于《晚清政局》“得其概貌”，是故，“此书亦可视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书之传承联袂之作”（序，4页）。
关于“传承联袂”，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在陈门师徒间的传递授受，恰可做一印证。陈寅恪始读黄著应在一九四六年重返清华园之后（按：此处所读者极可能借自周一良藏书，据周记：“此书乃四六年归国后得于市场，第一页撕去，盖有瞿兑之序，而瞿是汉奸也。此书记掌故丰富有味，不宜以人废言。……昔年余季豫先生及寅老皆借余此册读之。”《周一良读书题记》，117—118页）。当时他兼任燕大研究院导师，正指导石泉的学位论文。石泉回忆说：
最初于一九四六年找到黄濬（秋岳）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之后，感到其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因而多有称引。后为燕大一位老先生看到，大不以为然，说此人是抗战初期已被枪决的汉奸，他的作品岂能引用。石泉把这话报告陈师后，陈师明确答复：只要有史料价值，足以助我们弄清问题，什么材料都可用，只看我们会不会用，引用前人论著，不必以人废言。
此事还有下文。至一九六二年，“陈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曾托人带口信，向石泉借用此书。石泉随即寄去了”（《追忆先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之作，在石泉寄书以后。也就是说，陈寅恪晚年从学生处借阅，重温故书，一面为回忆录补充材料，一面也做出著名月旦评：“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石泉在做《寒柳堂记梦》文本对勘时发现，“蒋本”原有与黃濬有关近千字为“新稿本”删去，“主要为引用黄秋岳书中搜集之史料与评述，以及先师对之所作的某些驳议”，此稿本写定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端午”，“文革”期间被没收，石泉推测“此‘新稿本’系曾经先师匆促删节，借以应付‘造反派’之检查，而免生枝节也”，敏感部分因“涉黄”全删，“乃迫于当时之不正常环境，非出先师本意”（《寒柳堂记梦未定槁（补）》）。
陈寅恪的光，透过石泉著作，照射到今人，后者仿佛一面镜子，但它本身并不是透明的。我读《晚清政局》，深感兴味的，是石泉与乃师的同中之异。《寒柳堂记梦》论“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节，最为脍炙人口，据陈氏自况之言，“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文中先引述黃濬书，复详加“补正并解释”，据我浅见，其说特出而少为人点破之处，约略有二：（一）不同于一般论“清流”（包括《晚清政局》），多聚焦于同光之交，或甲午后再起，陈先生视线更长，“光绪之末至清之亡，士大夫仍继续有清浊之分别”；（二）他人区别清、浊，多止于京、外对举，陈先生以为“自同治至光绪末年”“光绪末迄清之亡”两阶段，无论“京官”“外官”，皆有“清流”与“浊流”（按：“京官”以恭亲王奕、李鸿藻、翁同龢、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瞿鸿禨为清流，以醇亲王奕、孙毓汶、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为浊流；“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陶模、岑春煊为清流，以李鸿章、张树声、周馥、杨士骧为浊流）。
对于“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陈寅恪责以无识，不稍宽假，一则谓“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再则曰“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石泉发挥师说，分析自强运动何以失败，亦首重“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而后者表征即在“清议”，光绪初元至甲申十年间，“为清流全盛时期，而门户党援亦于此时渐起于清流士大夫之内，李鸿藻一派在当时最称有力”，甲午前后，“主战派以清流为中心，而翁同龢一系尤为重要”（45—50页）。不过，石泉也见及“清流士大夫之中，其认识固亦各有程度之别”，如甲申前之张佩纶、张之洞，甲午前之文廷式、张謇都属于“留心外事，见解较新者”，只是此辈“所讲求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与实际任事之人如李鸿章辈，则又常相水火，虽亦侈谈洋务，而与实际之洋务工作，则无甚关联”（20—21页）。
陈寅恪尝论“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即指李鸿章而言。他引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喻李如“裱糊匠东补西贴”，复援黄濬书，谓甲午之际，陈宝箴、陈三立“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相较而言，石泉更多从近代化的思路出发，对李鸿章不乏恕词。他推许李氏为“当时推行洋务工作之首要人物”，“故与清流士大夫之冲突亦最多，遂亦最成矢的”，同情其处境“甚为孤独”，“彼以数十年应付西方列强与夫建设新式国防事业之甘苦经验，对于人我实力之悬殊，自身军备之弱点，实较同时当政诸人更为明了”，惟主战士大夫“不能了解其意义”，于是猜测横生，李氏遂亦“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19、61页）。
凡论及清、浊流之关系，陈寅恪承认“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故提示“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今人如果不在“清流”或“洋务派”等概念名词上过分纠缠，而从较宽泛的互动关系入手，或更能得其真相。若同光之交以二张（之洞、佩纶）为代表的清流人物，即以“知洋务”自许，较诸实际从事洋务事业者，视野非局限于因应现实需要的一舰一炮，主张“用人”“经武”并重，规划更加宏阔。他们对待被外界奉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多有“假借”和“挟持”之意，两者关系近于“交而非党”（借用李慈铭的话，一则“挟以为重”，一则“饵以为用”），与李鸿章反而多有互动，远非如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那般疆界分明（说详拙文《清流、洋务“各有门面”？》）。
晚清“言路”起伏盛衰之由，端在清廷导向。陈寅恪便注意到“清流”虽一度为上位者鼓励，然“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若斯之类，其例颇多”，故《寒柳堂记梦》辟有“孝钦后最恶清流”专章，揭露不遗余力。石泉回忆陈师当年指导论文，谈过“不少精辟独到的概括性见解”，印象最深者即“太平天国后，清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统治势力削弱，为保持其皇权，其方略通常是‘扶植次要的汉人实力派，压抑、牵制最大的实力派’”，具体表现先为“扶淮抑湘”，继以扶植张之洞与朝内“清流”士大夫，从“实力”“舆论”两方面牵制李鸿章等汉人地方实力派，复为分化汉人，“扬浊抑清”，“近代中国之所以总是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核心领导集团以大力进行改革，亦颇由此”（《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石泉明显接受此说，在《晚清政局》中就“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两条线索大加发挥。
陈寅恪颇重视慈禧太后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认为“庚申之变”后五十年间“政治中心”正在“文宗孝钦显皇后那拉氏一人”，然对其人绝无好感，历数她“一生之行事”，不出“把持政权”以致光绪无嗣、“违反祖制信任阉宦”“纵情娱乐修筑园囿”“分化汉人扬浊抑清”各大端，而将“酿成戊戌、庚子之事变”“致有甲午之败”“令晚清政治腐败更甚”“遂启北洋军阀之一派，涂炭生灵者二十年”“终激起汉人排满复仇之观念”诸恶果一并归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孝钦后最恶清流》）。联想到陈三立诗文以“蛟蛇”“蛇龙之孽”譬喻那拉氏主持之政府（《述哀诗五》《祭刘忠诚公文》），下笔十足辛辣，反感溢于言表，则陈寅恪“记梦”之作一秉家训，亦“家史而兼信史”特色之一端？
石泉也同意作为“北京朝廷之最高领袖”的慈禧“才力足以控驭群下于一时，而学识则远不能相副”，“故其为政，因应敷衍，无所兴革，所亲信亦多浅识小人”，且认为甲午之际，“太后与德宗间，虽未必有猜疑之意，而因内外廷权利之事，对立之迹，盖已显露”（50、191页）。从以新、旧或战、和区分帝、后的立场出发，“宫廷矛盾”成为解释晚清政治史的一条主线，并统摄“恭醇之争”“南北之争”等政治派系运作，这一解说模式在《晚清政局》已见雏形，而以近人林文仁著作集其大成（《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二〇〇五年）。《翁同龢日记》为探究帝后关系的一大史料，石、林著作不同程度均存在误读。如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八月二十八日条：
（按：先谈者为遣翁去津事）既而与李公（鸿藻）合词吁请派恭亲王差使，上执意不回，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凡数十言，皆如水沃石……
此处所“请”事，为“甲申易枢”后赋闲的恭亲王奕重入军机，以因应甲午时局。石泉认为“恭王之出山，实德宗与清流人士合谋以促成者也”，解读所谓“上”，“自是指太后而言”（120页），以此条证明帝后意见不合。林文仁注意到“翁氏日记中有其笔法”，称慈禧多用“慈圣”“东朝”“皇太后”之类，则“‘上’必称皇帝而非太后”，但将拒绝所请解释为“德宗虽意向明确，词气决绝，却不甚怒，盖作姿态与慈禧耳”，即“执意不回”不具实质意义，只是虚与委蛇的姿态，其目的仍在证明帝后矛盾。
“上”指光绪帝，而非慈禧，应可定论，唯光绪当时有否如此曲折心态，则甚可疑。戊戌时人有言“素知后帝不睦，变法非其时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前述诸说，也是在知道戊戌政变结果后前溯甲午史事，帝后矛盾公开化、那拉氏政治形象负面化，都会影响人们看待戊戌前帝后关系的眼光。“后帝不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追溯往往过于随意，无视早期帝后君臣交往模式的微妙性，扭曲甚至夸大矛盾。另一显例为甲午十月十三日翁日记中“土木、宦官”二事，一般据字面义解释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和宠信李莲英，石泉指出“土木、宦官诸事之不洽清议，则尤昭然在人耳目，翁同龢且尝言于德宗之前”（185页），此后学者几无例外地将光绪赞同下诏罪己视为针对慈禧的抗争乃至羞辱。问题是两宫关系究竟不和到何地步，以致翁同龢敢做出位之思、光绪要借罪己诏泄愤？有新研究认为，翁氏所谓“土木、宦官”，指明季的土木之变和英宗宠信宦官王振事，此论符合本人一向委婉的言事风格，同时以古论今也是晚清士人常见的言说方式，以明代土木、宦官诸事不写入罪己诏来论证罪己诏之难作（杨雄威：《“土木、宦官”所指何事——甲午和战纠葛中的帝后君臣与朝政批评》，未刊稿）。“土木、宦官”究竟何指，尽可见仁见智，但避免从既定结果出发找寻“帝后君臣失和以及帝后党争的关键证据”，其提示确有所见。
“戊戌政变”是晚清史一大关节，也是义宁陈氏家族命运的转捩点。陈寅恪直接论及近代史另一重要文章《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作于“乙酉孟夏”，即一九四五年初夏，已揭示“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一是郭嵩焘、陈宝箴、张之洞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二是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较早注意到张之洞等士大夫“改革倾向”的，另有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一九三三年）。晚年回忆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卷入戊戌政变，更为“二源说”提供了史实的支撑：
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又闻曾保举先君。……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
长期以来，学界多以康、梁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陈寅恪初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便意识到此书“多取材于先生（梁启超）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梁氏“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吴氏撰此传时，“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至一九六四年与友人诗，忆及戊戌旧事，有句云“膺滂孙子惭才识，痛史当年待补删”（《赠瞿兑之》）。（按：李膺、范滂为东汉“清议”代表人物，以“党锢之祸”系死狱中，此处借指戊戌维新党人，陈氏父子均为“维新变法人物”，因政变罢黜，陈寅恪故以“膺滂孙子”自居。）他处又多以北宋元祐党人比拟维新党人，如一九二七年《王观堂先生挽词》“元祐党家惭陆子”，即以元祐党人之后的陆游自况，《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再次引用此典，自谓“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少喜王安石，老同司马光，正因为“新法”未改变事势也，验以事势，乃有“车轮之逆转”如退化论之感，这是陈先生所谓志士仁人“憔悴忧伤”之语。“删补”云云，当指下年开始撰写的《寒柳堂记梦》，“弁言”有谓：“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实则“痛史”成稿与否，尚在未定之天。
《晚清政局》叙事约至“战后政局新形势”而止，戊戌变法非本书处理的主要问题，不过石泉立论隐然也受到陈说浸润，指陈“百日维新，表面如火如荼，实皆纸上文章”，“当时比较开明通达、赞助新政之大臣，对于康之孔子改制学说，亦几一致不能同意，疆吏中之重心人物张之洞，且特著《劝学篇》，以矫维新人士过激之论”（261页）。近年来一批历史学家做出努力，在质疑、补充和修正康、梁话语方面，进展显著，如茅海建利用大宗未刊张之洞档案，全面刻画戊戌变法的“另面”（《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二〇一四年），马忠文以长程的历史眼光观照荣禄其人，挖掘“甲午战后的主张改革者”形象（《荣禄与晚清政局》，二〇一六年），均可谓对于陈寅恪说的呼应。这一研究取向，实际也是纠正以前晚清史研究过于倒向清政府对立面的偏弊，而有意重建清末改革中“朝野共同努力”的实相，因为“变法”也好，“新政”也罢，毕竟都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成功。这大概也是石泉最初发愿研究“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的“内政上之基因”的潜在关怀。这一切，皆造因于七十年前某一冬日中夜，一位年轻的学生在医院陪侍因目疾致盲的老师，闲叙时坦率地说出——“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新版），石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二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