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深圳都市报，2007.8.
据说，费耶阿本德后来在瑞士归隐山林，不再理会人们对其著作的攻讦或者推崇。可以想见，被当作一个科学的挑衅者，他引发的争议怎么描绘都不为过。但是，居然今天能在网上的股评中发现老先生的名字，决不仅仅因为后现代者们将费氏推为前辈，只怕更重要的是：他发出了表达大众的原生冲动的呐喊：“怎么都行！”这句口号真切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的实践生活及其哲学已经不再成为一个整体，而是被撕裂成碎片；更进一步，这些碎片根本不能相互啮合，或者说，不能相互理解和通约。费耶阿本德之后，学者们竞相高呼背叛形而上学、科学、理性和专家，一种改朝换代的情绪充斥了文化人的江湖。然而，如果单单是“怎么都行”，知识及其研习者有什么资格对实践生活指手画脚——即使是“怎么都行”的妙药？很显然，背叛逻辑最后指向的是知识分子自身，更准确的说是目前的专业知识分子。换言之，如果费氏所谓“自由社会”真的到来，知识和知识分子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转换自己的角色。这样的形势，怎能不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对峙，是当下知识的特色。哲学曾经以“知识之女王”自居。在古希腊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中，“第一科学”拥有无可质疑的优先性。与之相对照，现在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大多没有进入哲学中，而是被当作“生产性知识”或技术。但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
从17世纪以来，我们就发现，今天所说的哲学处在一种变化了的情势中。面对科学，它开始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证明；而且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页。）
科学哲学的诞生，正是两大知识体系力图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产物（瓦托夫斯基语）。可是，历史的恩怨，导致了哲学对科学的矛盾态度，使得相互理解变得很不容易。一方面，哲学表现出对科学不恰当的亲近。众所周知，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几乎占据了哲学的半壁江山，甚至曾经立志要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改造哲学”。实际上，从“标准科学哲学”开始，20世纪的科学哲学就可以说是甘心拜倒在科学的石榴裙下，苦心孤诣地证明科学的所谓“合理性”、“优越性”和“客观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苦证的结果是使拉卡托斯“成为一个不幸以非理性而告终的理性主义者”，而劳丹终于放弃了哲学成为一个商人。奴颜婢膝并没有得到科学家的尊敬——试问马赫之后，哪一个大科学家象爱因斯坦、玻尔公开宣称马赫对自己的指导那样把荣耀分一杯羹给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下，哲学家们试图以科学导师的身份讲述自己的理论，要规范现实的科学研究。可是，哲学家们不是科学家，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科学，要为科学“立心”、为科学家“立命”，难免闭门造车——实际上，哪一个科学家又把科学哲学的教条和独断当成一回事（这就是费氏认为的马赫之后的情形）？科学成为科学，成为某种标准，不是因为哲学的论证，而是自身对社会的贡献。于是，这样的矛盾态度“便再一次产生了解决时空问题、实在问题这样一般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两种方法，即科学家的方法和哲学家的方法。”或者说，科学和哲学还是要各走各的道。然而，在费耶阿本德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样的局面之前，学者们总是对它遮遮掩掩以维护科学哲学的“基础”——要是没有科学哲学，20世纪要少了多少哲学家？换言之，20世纪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哲学贫瘠时代。谁曾想，智慧如哲学也难脱讳疾忌医的窠臼？难怪伽达默尔在上面的引文之后，加上了这样一段：“哲学因而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话虽偏激，可是，20世纪真理、道德和审美的分裂，作为时代精神导引的哲学能对此推脱得一干二净吗？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氏真正批评的不是科学，而是哲学。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与其说是紧密联系科学的形而上思辨，不如说是由个体“关于科学的体验”而引发的不着边际的冥想。这样的想象，的确丰富了人类的语言宝库，却让知识的鸿沟不是减少而是扩大。初衷到违背初衷，人的思想总是一出悲剧。
不得不承认，发端于奥林匹斯山的智慧之学，流淌到今天，似乎沾染上势利和独断的病菌。科学哲学在20世纪哲学天空的光彩，可以嗅出哲学的势利气息。谁都可以想象，没有20世纪的科学的辉煌，又哪有20世纪“科学哲学的兴起”（赖辛巴哈）？（在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还成为了哲学门类里独立的二级学科。）这些难免让人想起，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也曾经独步一时。当然，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一般都是真正的信仰者，相比之下，科学门外汉生产的科学哲学就稍逊了一筹。有人会说，鉴于科学对当代的重要性，怎么能把科学哲学的兴起看成哲学的势利呢？可是，谁能说科学比文化、宗教、艺术、道德有更独特的位置？进而言之，科学时代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其他一些文明的因素（比如现世的宗教）。哲学应当为它们鼓与呼，而不是为权力者大唱赞歌。从历史来看，真正的哲学家总是和社会保持一种距离；或者说，总是以前瞻性的目光关注未来，并在这样的前瞻中批判现实。这样看来，当代哲学的确难以摆脱势利的嫌疑。而哲学的独断，表现在对理性和实践之间张力的处理上。在这里，实践“堕落为技术”，理性被高悬于神龛之上。真理和价值只能在星河之畔遥遥相望，而不能一同开拓生人之生活实践。所以，费耶阿本德才会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其立论：“……理性和实践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个辨证过程的组成部分”，“所谓‘理性’和‘实践’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实践”。事实上，关于实践不是理论的对立物，亚里士多德早就中有所论述（亚氏的科学分类明显支持这一观点），只是后学健忘罢了。理性脱离了实践，科学哲学就只能自说自话，全然不理会科学的真实形相。科学也就不再理会形而上之思，在单向度的“求真”中愈行愈远。从科学史来看，任何独断的一般标准都不能完全囊括历史的科学案例。那么，寻求一劳永逸的简单标范，不过是理性的懒惰。理性懒惰，于是智慧偷偷地溜走。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直接讽刺哲学独断的失败，而非把科学归结为没有规律的运气。科学家们总是根据具体的困难采取特殊的实用逻辑，而不是信奉所谓方法论的教条。费氏归结科学哲学的失败就在于：寻找科学独特的优越性。这种寻找，就是要将科学与整个知识和生活实践分离开来，不过是西方思想分析痼疾的再一次发作。面对这些，费氏不能不发问：只有高人一等地自诩，才能被人重视？请注意：费氏已经不仅仅是在对哲学发问，而是在对整个当代知识/理性发问。
进而言之，整个当代知识又何尝不势利？哲学尚且如此，其他知识更是如此。以权力面貌出现的知识和专业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渴求，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而是当代社会重要特征。“……科学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它现在是民主政体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当然，教会和国家现在被仔细分离开了。然而国家和科学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权力的背后就是利益。一旦科学和权力联姻，功利的指向就难以避免了。自然科学从诞生起，就在以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两端的绳索上平衡。但是，只有在当代，功利才占据了优势——当代理论科学相对于应用科学的明显衰落就是一个佐证。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的成功：20世纪可能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将技术从支配自然的力量扩展为支配社会生活。100年前，技术和科学还泾渭分明，以工匠的虔诚聆听科学的教诲。今天，在世俗大众的眼中，技术和科学似乎开始共用一张脸孔，并且分享科学的荣耀。说我们的时代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众所周知，技术知识是以工具理性/功利为最高指示。即便退一步，仅仅因为科学技术迅速增长财富，其优先发展也可以窥见当代知识的势利选择。于是，人文学不得不衰落了，形而上不得不边缘化了。所以，克尔凯郭尔发出如下感慨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时代，一切皆可贩卖”。一切皆可贩卖？自然包括知识和学术良心了。再看一看顾盼自雄的经济学。经济学要有效地调配资源，资源中居然包括了人自己。这样的调配好象是突出了人，实际却是把人作为纯粹的工具给一笔勾销掉了。自亚当·斯密之后，以“理性人”和“资源稀缺性”为基石的经济科学的蓬勃发展，不知不觉中剥蚀着人类道德的基础。“经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另一面，不是人类高尚精神的失落吗？对此，难怪怀特海指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究竟是害多还是利多，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从哲学、自然科学到经济学，鸟瞰我们的知识总体，怎么不让人忧心呢？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知识即美德吗。这句话怎能不让今天的学院知识分子汗颜？知识即美德吗？也许，知识即权力，知识即利益。
知识的嬗变，从鄙视常识和生活实践开始。“现代思想的新形势的出现是由于科学理论超越了常识。”（怀特海语）自从18世纪以来，理论知识开始以异于常识、超越常识为旨趣，来凸显自己的独特之处。今天，这一点愈演愈烈，比如，当代量子力学匪夷所思的玄想。也许，我们的确接近了实在，可是玄思又如何来指导生活实践？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全部生活（伽达默尔语）。没有生活，理性又为谁而存在？实践知识的建构的失语和滞后，是当代知识病症的最高表征。分析，分析，再分析，世界分崩离析，实践只能在裂缝中苟存。分析，分析，在分析，知识分崩离析，知识只能在裂缝中望着生活叹息。知识分子们为治疗这一失语的努力太少太少，或者他们认为生活太不理论化了，理性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已经“专业化”了，都在知识的一隅皓首穷经，眼界狭隘得已经容不下生活的全体。对常识的偏见和独断，逻辑地导致知识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分子的诞生。歧视常识，必然求助于分析和抽象，结果就只能是抱残守缺。分析导致知识分裂，进而是学科的专业化。问题是，真实的生活并不因此而真正分裂，还需要整体对待。在思想上偏居一隅，在一生中便只会思考某一套抽象概念。但是，“任何的角落都不足以包括人生”。于是，专业进步了，人生却退步了。进而，专业概念如何能指导非专业的生活？如果，专业之外的生活只能用由专业引伸出来的思想范畴处理，这样的处理肯定是湖光掠影的，而不能深入生活的核心，不能全面把握实践。回溯历史，直到19世纪人类才认识到知识专业化的力量，找到培养专家的方法。是德国人引领我们彻底走向了专业化的陷阱，开辟了一个专家的时代。今天，知识分子都成立专业知识分子，连以整体性研究为自身合法性基础的哲学，也被肢解成若干狭窄的领域。然而，更糟糕的情形是，专业知识分子不是反思，而是沾沾自喜，要求并且已经获得了对整个社会实践的优先发言权。仔细分析起来，专家们有自己隐晦的既得利益，怎么可能以真正的道义和责任约束自己对专家权力的使用？并且，正如费耶阿本德指出的，专家从来就不仔细考察争论中不符合科学理性的观念。如此一来，能够期望专家意见是正确的意见吗？所以，费氏才会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传统，他们没有特殊的权利，他们的观点没有特殊的重要性”，“专家的使用应只限于专业领域。”的确，没有全面常识的专业化，是无知的专业化。仅仅以专业知识分子的意见来裁减生活，只能是误导。
怎么办？不能不象列宁一样发问。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费耶阿本德认为，出路在于“回到马赫”。对于整个专业知识分子来说呢？也许出路是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历史的轴心时代”，回到一种对存在整体把握的实践哲学传统。只有回到作为一切高深理论起点的全面常识，重新培养知识分子“健全的理性”（包括理论理性的大实践理性），摈弃“狭隘的理性”，以生活的态度看待世界、看待知识，才能使知识走出一隅，恢复最初的光荣。知识综合的潮流也好，破除专业化的素质教育也罢，都是指向这样的理想。与之相连的问题是：在“自由社会”中，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位置何在？费老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理论只能作为选择的一种，而且是没有特殊位置的一种；而知识分子只是作为建议者出现，决策者应该是“有利害关系的人群”，即具体的生活实践者。无论费耶阿本德正确与否，这种谦恭的态度才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本色。费耶阿本德之后，最需要的是面向生活的沉思，不矜骄、不迟疑、心平气和的沉思。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反对方法》，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告别理性》，保罗·费耶阿本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注：十年后再读，只有一句评论：哲学，它当然为权力者歌唱，否则它就不是哲学，而是殉道者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