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技术治理主义成为科技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与技术逐渐一体化，在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表现出巨大的威力。很自然，思想家们想到：可否将科学技术应用到社会治理和政治活动当中，让社会运行更加科学和高效？此即２０世纪之交在欧美兴起的技术治理主义（technocratism）之主旨。它认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对此持支持的立场，对社会未来持乐观的态度。

何为技术治理主义

远溯古希腊，“真理城邦”理想在西方初露端倪。这在柏拉图“哲学王”和亚里士多德公民政治的主张中可见一斑：两人虽对民众的理性能力持不同看法，但均坚持依理性来治理城邦。技术治理（technocracy）试图建构“真理城邦”的现代形式即“科学城邦”，主张社会运行理性化尤其是政治活动科学化。这种思想一般追溯到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在《新大西岛》中，培根设想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中心是由科学家和技术家组成的所罗门宫，整个社会按照它所计划的方案来运转。在《论实业制度》中，圣西门主张用工业化和科学化来改造社会，把政治权力交给实业家和科学家。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他甚至主张创立牛顿协会代替教会，以科学家取代神职人员。

之后，技术治理思想被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等人从不同方面发展，１９世纪末传入美国，经美国思想家贝拉米、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和凡勃伦等人努力，逐渐成为较为系统的技术治理主义，并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技术治理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该运动虽然不久就失败，但它极大地传播了技术治理思想，使之逐渐受到全球性关注。技术治理主义理论家还包括：奥地利哲学家纽拉特、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著名的理论包括：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理论，纽拉特的“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理论，丹尼尔·贝尔的“能者统治（Domination　by　the　Gifted）”理论等。

技术治理主义散播极广，结合不同实际，分支和变种繁多，歧义纷呈，但均坚持技术治理的两个核心立场：（１）科学管理：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２）专家政治：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显然，主张专家政治是为了保证实现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社会是技术治理的实质。但是，对于这两个立场的含义，比如何为科学原理，何为技术方法，谁属于专家，专家如何掌权等，技术治理主义者（technocrat）的理解不尽相同，导致技术治理实践模式的多样化。

粗略地说，技术治理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举凡勃伦的理论为例说明如下：（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现代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凡勃伦认为，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１９世纪下半叶进入了工业社会，而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价格体系与精密运转的工业系统根本上不相适应。（２）如何科学地应对上述冲击？凡勃伦认为，只有精通工业系统的工程师才能高效运转工业系统，追逐利润的资本家阻碍了社会生产，必须把权力让渡给工程师，让后者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运转工业社会。他所谓的工程师不仅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还包括管理专家、经济学家等。（３）如何实现全社会的技术治理？凡勃伦认为，要发动非暴力的“工程师革命”，颠覆资本家的统治，让工程师掌权，之后组成各级“技术人员的苏维埃”掌控社会，最终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社会高效运转。

对技术治理主义的批评

凡勃伦比较激进，对资本家的批评非常尖锐，有人将他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显然，他与马克思相去甚远。马克思突出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他则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将其归结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他归结为生产与商业、技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直接的矛盾。关于先进阶级，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而他认定是工程师。不过，凡勃伦与社会主义者有一些类似的观点，比如认定资本主义最终要灭亡，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应当对经济进行计划，等等。

凡勃伦之后，技术治理主义者大多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聚焦于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提升和完善既有的社会秩序，舍弃了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改良的技术治理主义不再建构某种宏大的理想社会，而是实施某种工具层面渐进式的社会工程，尤其关注于利用科学技术成果提升公共治理和行政活动的效率，能够与不同制度和政体结合，因而成为全球性现象。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受到苏联学者的批评，被认为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修正主义，“成了种种官方乐观主义理论的来源”（苏联学者杰缅丘诺克语）。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治理主义一经兴起，就招致了各种批评声音。尤其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能源问题、环境污染和核武器等科技负面效应日益暴露，西方社会反科学思潮流行一时，对技术治理的讨伐成为“时髦”，但同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实践科学化却不断推进，业已成为当代政治活动全球范围内最显著的趋势。总的来说，对技术治理的批评主要可以分成几类：（１）人文主义者（如美国传播学者波兹曼、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和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指责技术治理主义把人视为机器，严重束缚人性，危及人的主体性，威胁社会的道德、文化和信仰；（２）自由主义者（如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批评技术治理主义侵害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盲目追求乌托邦，导致极权和专制；（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加拿大学者芬伯格）攻击技术治理主义成为新型意识形态，为维护既有权力和等级制度服务，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劳动者；（４）历史主义者（如法国哲学家福柯）和相对主义者（如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谴责技术治理主义把技术治理视为社会治理排他性的唯一模式，反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平等，主张政治活动多元化；（５）怀旧主义者（如福柯、芒福德和波兹曼）所反感的不局限于技术治理主义，而是包括整个现代生活方式和工业文明，主张“回到从前”“回到古希腊”；（６）卢德主义者仇恨机器和工厂，他们几乎都是行动者而非理论家，口号是“砸烂机器”“取缔科学”或“捣毁实验室”。

为适度技术治理辩护

当代社会治理不可能完全排斥技术治理，尤其是要应对许多与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公共治理问题，如转基因食品、核能民用、环境治理等，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技术治理。并且，随着高新技术迅猛推进，此类问题在公共治理领域越来越多。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而是要构建适合国情的技术治理模式。技术治理主义的西方批评者们普遍存在一个错误的出发点：把技术治理等同于追求机器式、宏大的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确，把完美的、终极的理想社会蓝图强行照搬到现实社会中，往往导致巨大灾难。然而，基于对科学管理和专家治国不同的理解，技术治理在实践中存在多种模式选择：有乌托邦模式，也有渐进模式；有总体模式，也有工具模式；有机械模式，也有实用模式、操作模式；有激进革命模式，也有温和改良模式；有专家决策模式，也有专家建议模式，等等。可以根据实际国情，把技术治理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对其实施模式进行选择、修正和调整，使之适应社会总体制度，为社会总体目标服务，比如为民主制服务。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文精神等与技术治理相冲突，就像认为文化与科学必然冲突一样，是缺乏剖析的先入为主之见。实践经验表明，某种温和的技术治理模式与民主制能很好地相互支持。

美国技术治理运动时期，技术治理主义就引起了民国时期许多中国学者的重视。在日本入侵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曾不得已吸收了一些专家参政。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干部被补充到党政机关工作。技术官员逐渐在中国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干部队伍日益知识化、专业化、技术化以及行政和决策日益科学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３０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科教兴国战略下的科学管理功不可没。中国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的科技素养，均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们不能赶西方的“时髦”，不能不加辨别地一味批评技术治理主义。技术治理应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目标，且要控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当中，且要警惕和防范它的某些缺陷，比如容易“只见数字不见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