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研究“社会生物学争论”和“科学大战”，舍格斯特尔提出了重建科学技术研究的主张，对于把握科技哲学未来发展极具启发意义。她的观点反映了当代科学哲学前沿发展的两大重要特点：(1)从物理学哲学转向生物学哲学，(2)从辩护论、批判论转向审度论，它们是新科学哲学兴起的重要表征。

关键词：奥莉卡·合格斯特尔/社会生物学争论/科学大战/新科学哲学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2XNJ023)。

20世纪末，科学哲学陷入了混乱或危机中，90年代“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就是明证。科学哲学将或应如何发展?这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界近年来最为关注的问题。舍格斯特尔(Ullica )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学界两次最重要的科学争论即“社会生物学争论”(Sociobiology Debate)与“科学大战”的研究，提出了“重建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以下简称STS)”的观点，对于把握整个科技哲学未来的发展极具启发意义。

一、反思“社会生物学争论”

舍格斯特尔对“社会生物学争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这场争论发生在70、80年代，参与者主要是美英科学家。争论的双方为社会生物学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核心参与者均为顶级生物学家。争论触发点为1975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逊出版的《社会生物学：新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该书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框架，主张系统地研究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他认为，人类所有行为如性角色、攻击性、道德关注、宗教信仰等均能与人类进化过程及其遗传性征联系起来，即潜在的基因排列是人类何以如此行为的基础。威尔逊的理论立刻招致大量批评，也得到一些支持，双方展开了论战。之后，美国的社会生物学争论迅速蔓延到英国。

舍格斯特尔指出，“社会生物学争论”的焦点不是科学证据、实验操作等具体问题，而是涉及何为科学的基本科学观问题，尤其是：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如何?争论双方均视自己为“真理辩护者”，但“恰巧他们对真理存在于何处有不同的概念”[1]1，因此“这是一场关于科学本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和特定时间中可接受知识本质的争论——它被看作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1]2。这是一场基本局限于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争论。社会生物学支持者们认为，科学与道德分离，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干涉科学的自由探索，而且科学必然是有利于人类福祉的。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接受政治和道德的审查，对于错误意识形态观念指导下的“坏科学”要进行批判。

与传统观点不同，舍格斯特尔认为，以道德和政治关注为核心的“社会生物学争论”推动而不是阻碍了社会生物学发展。首先，争论澄清了社会生物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某些问题，促进了社会生物学中许多具体科学问题的研究。其次，社会生物学是跨学科研究领域，争论扩大了学科影响，吸引了许多科学家注意并加入其中。最后，争论让社会生物学接触到更多其他知识领域，推动不同领域知识在社会生物学中的综合。因此，舍格斯特尔认为，社会生物学争论说明，道德正确对于科学家学术成就、新知识被共同体认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科学家们都希望积累某种“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在科学活动中，真理问题与道德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社会学对科学的反思是无法将两者截然分开的。

在舍格斯特尔看来，“科学家们对于科学的标准有多种意见，唯一标准的科学‘质量控制’是很难建立的”[2]。在社会生物学领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冲突的研究传统，社会生物学争论同时也是这些传统间相互竞争的表现。

首先，社会生物学支持者属于自然主义传统，而反对者属于实验主义传统，两种传统的实践者信守不同的科学范式。自然主义传统试图按照自然本来面貌来研究和理解自然，这是包括达尔文等人在内的进化生物学乃至自然史在内的悠久传统，而实验主义传统囊括如基因学、分子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等领域，不仅缺少自然主义精神，而且坚持以讲求实际和批判态度来训练实践者，要求精确数据、实验证据，不接受尝试性、假设性的观点，对既有科学文本坚持批判性阅读。

其次，社会生物学支持者属于作为“种植者”(planter)的科学家，而反对者属于作为“铲除者”(weeder)的科学家。“种植者”科学家以建设性的态度生产新知识，坚信所有新知识均有用，至于新知识的应用则应交给民主程序处理。他们是科学界的主流，对追求知识以及科学知识产品的诚实和社会作用带有毫无疑问的信仰。而“铲除者”科学家不相信民主程序能铲除坏科学，因而把自己的责任视为帮助大众在“坏科学”没有产生社会危害之前清理它们。种植者鼓励公众相信科学家的中立性，铲除者则不相信科学家，认定政治目标会滥用科学，把阻止这种滥用视为必须的政治任务。作为铲除者的批评者对将科学生产置于民主化之外不满，努力推进科学的民主化即公众要参与整个科学活动。

再次，社会生物学支持者被批评为还原论者，被认为犯了将人类的本性还原为基因的生物决定论错误，而批评者自称坚持进步的环境主义，即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将生物学争论视为典型的进步的环境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对抗保守的遗传论者(hereditarian)的自然—教化(nature-nurture)争论，是整体论范式对抗还原论范式的斗争。但是，正如舍格斯特尔指出的，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还原论被泛化，被等同于生物决定论，成为攻击他人的方便工具或某种宏大攻击手段——“反还原论推理中最麻烦的假定可能是，一个人能区别‘好’‘坏’科学，而且‘坏’科学而不是‘好’科学当受谴责”[3]。

舍格斯特尔认为，“社会生物学争论”既是科学论战，也是文化对话。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看，社会生物学争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有关，是该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是西方思想中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争论即自然—教化争论在当时的体现。人性究竟是先天自然遗传决定的，还是后天教育教化的，是该争论的核心问题。“二战”后该问题集中表现为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争论，最著名的就是存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对立。萨特等人主张的存在主义从自由选择的角度力主人的自由意志，要求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战后对纳粹战争罪行以及其他辩解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的人的审判中非常重要。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者相信“完全自由”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基因限制的意志。面对批评，社会生物学认为，由于基因与环境之间互动，预先设定的东西会改变，建立在这些设定之上的伦理学认知也是会改变的，因而也为自由意志留下空间。因此，社会生物学争论的双方均认可人有自由意志的观点。

二、反思“科学大战”

20世纪80年代，社会生物学争论逐渐归于沉寂。这期间，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迅速兴起，从英国蔓延至整个西方学术界，在90年代甚至占据了欧美讲坛。SSK所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把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加上与之相呼应的后现代主义者、激进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把科学视为与政治共谋的权力、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引发了持正统科学哲学观念的哲学家、科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针锋相对地奋起反击，在90年代导致了以“索卡尔诈文事件”为标志的、科学卫士与科学反方持续碰撞的“科学大战”。在科学卫士们看来，科学反方均属于“反科学”思潮，不仅敌视自然科学，并且实际上对科学很无知。直至今天，科学卫士与科学反方的争论仍未完全平息。并且，“科学大战”逐渐从北美辐射开来，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科学大战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而表现为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论战，并且引发了学术界之外的媒体、非政府组织(NGO)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有趣的是，社会生物学争论的一些主角比如威尔逊、道金斯后来又参与到90年代“科学大战”之中，并且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了科学卫士。并且，科学卫士的干将格罗斯和利维特也是生物学家。因此，舍格斯特尔把“科学大战”与“社会生物学争论”联系起来解读，甚至追溯到50年代、60年代由斯诺《两种文化》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野的讨论。

在舍格斯特尔看来，科学大战实际上既不是人文与科学的对立，也不是整个STS与科学家的对立，而是占少数的两个极端的对立。准确地说，是某些坚决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与强纲领SSK学派以及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矛盾。科学卫士并非所有科学家，而是很小一部分科学家。科学反方并非所有STS研究，而是其中持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STS内部，SSK一经提出就遭遇了各种批评，近年来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虽然SSK的兴起完成了STS内部的一次范式转换，但它终究只是STS的一个流派，并不能囊括整个STS研究的立场。

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被批评的是“坏科学”；而在“科学大战”中，被批评的是“反科学”。被称为“坏科学家”的是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成员，而被称为“反科学家”的则是某些人文社会科学家。舍格斯特尔认为，“坏科学”和“反科学”的认定均没有明确或客观的标准，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中、在不同的视角下标准是变化的，并没有某种一致的对自然科学进行攻击的思潮或运动，批评自然科学即被认定为“反科学”是不公正的。

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很可能看起来是关于科学的文化内涵的冲突”[4]114。科学反方认为自然科学仅仅是一种文化或共识观念，而不应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优于其他的、理想主义的文化。“科学大战”真正的界限在于此，而不是某种政治的左右之分。“科学大战”双方持有不同的科学观，对于科学的客观性、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民主关系等理解不同。科学卫士认为科学客观性是理性知识和有效实践的保障，能为具体的社会目标和人类福祉服务。科学反方把科学客观性看作社会压制和精英统治的工具。科学卫士认为科学促进民主，但科学本身是精英的专业实践，科学反方认为科学压制民主讨论，坚持科学要民主化。但是，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的双方均毫无疑问地认定自然科学的理性是有问题的，科学理性是在实际科学实践中确认和变化的。

舍格斯特尔指出，与“社会生物学争论”相比，“科学大战”爆发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科学大战”爆发之际，西方校园流行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进行激进的文化分析，尤其以建构主义科学观为标志。诚然，“强”建构主义者遇到了挑战，但“弱”建构主义者断言科学被社会因素影响的观点获得了大量拥趸。以后现代主义者和SSK社会建构论为主干的科学反方共同组成了所谓“文化左派”的主干。美国的科学卫士们对SSK对科学的批评非常重视。在科学卫士们看来，科学作为进步文化的优势地位正在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价值观如客观性、无私性和事实判准等支撑起美国文化的基础。60年代，美国的科学主义文化遭遇了马尔库塞等“新左派”的挑战。90年代，“文化左派”延续了对科学的攻击，甚至成为大众文化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反击在科学卫士们看来不可避免。因此，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可以看成是围绕科学主义的文化霸权之争。

从某种角度来说，科学大战可以视为新老左派之间的争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上，左派们主张学术自由，反对国家对科学的干预，强调科学无国界，比如默顿基于纳粹的雅利安科学运动、苏联的李森科事件的反思，提出著名的“默顿规范”，反对政治对科学的干预[5]。显然，威尔逊秉持的是老一辈左派如默顿所坚持的学术自由的传统观念。60年代、70年代，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新左派”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分析工具科学，将科学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异化了科学使之成为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而西奥多·罗斯扎克则强烈反对技治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亦是当时“新左派”对于科学的重要批评声音[6]。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文化左派”不再关心“好科学”“坏科学”科学与意识形态以及真理问题，而是质疑政治与科学实践在一切现代体制下的共谋。因此，舍格斯特尔指出，从“二战”到90年代，左派的外延和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从左派流变的角度看，社会生物学争论实际是老左派经新左派向文化左派变化中的一个转折点[7]。

就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而言，前后左派均喜欢运用对科学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比如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舍格斯特尔所称的“道德阅读”(Moral Reading)。但是，新左派的列文丁等人仅仅对他们认定的“坏科学”文本进行分析，揭露其政治意涵，而“文化左派”对所有科学的文本进行分析，认为权力属性是自然科学的本质属性。老左派认为，科学可以用来对抗社会权力的不当应用，因而要保持科学的独立性。“新左派”“文化左派”则认为，科学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实际上，“文化左派”致力于颠覆现代社会的理性准则和启蒙理想，对科学的批判只是他们攻击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

三、“找回科学家”

舍格斯特尔指出，科学反方和科学卫士内部对待其敌对方的基本态度也并非一致。就科学反方而言，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共同点在于：否认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权威，彻底解构正统科学认识论，坚持科学是社会或文化建构的，这与传统的STS研究如默顿学派处理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进路是不同的。而SSK与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也并非完全一致。舍格斯特尔指出，反科学的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坚持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主要兴趣在于价值和意识形态”，而SSK坚持科学建构论，关注的是“理性主义者的解释模型的不合理性”[4]10。同样，科学卫士们也并非是一致的，反对SSK的人不一定反对STS。很多反对科学反方的科学家指出，对科学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视角的研究是必要的。科学卫士们反对的不是全部的STS，而是其中的SSK。并非所有的STS流派均对科学持有敌视的态度，而是其中的SSK。因此，舍格斯特尔主张，应该重新定位STS研究，STS研究应该与科学家合作，共同来处理科学和社会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度被SSK的流行所掩盖，之后又被科学大战所淹没。

必须要强调的是，舍格斯特尔所称的STS并非通常意义的STS。通常STS指的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以默顿学派为主干的狭义科学社会学研究，舍格斯特尔的STS指的是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即从7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科学为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从事此意义STS研究的学者不仅来自哲学和社会学领域，还包括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4]31。在此意义下的STS比狭义的科学社会学要宽泛得多，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SSK，科学文化研究，科技史研究，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cience，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以下简称STPP)等均囊括其中。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单地将各分支学科研究拼凑在一起，而是试图将不同视角的研究围绕问题有机地整合起来。舍格斯特尔对STS的扩展理解很好地反映了当代该领域发展的现状。

舍格斯特尔认为，目前自然科学家与STS研究之间关系的恶化是暂时的，并非必然如此的。STS领域有许多其他理论传统如默顿—巴伯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它们被SSK所遮蔽，不为科学家们所熟知。因此，STS研究应该加强和科学家交流，“找回科学家”[4]30。SSK的支持者们对自然科学缺乏了解，并且认为没有必要和科学家进行对话。这是错误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它能被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本人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用的。”[4]30因此，舍格斯特尔指出，“科学大战”对于STS研究意义重大，刺激着该领域的研究者自省。未来的STS研究应该求得科学家们的帮助，增加对常规科学研究的关注，提出对实际的科学实践活动有新价值的看法。

四、从科学哲学最新发展看舍格斯特尔

“科学大战”和“社会生物学争论”对于科学哲学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科学哲学界对它们的研究和回应还很不够，因而舍格斯特尔的研究不可忽视。总的来说，她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走在了正在发生的科学哲学范式转型的最前沿，即科学哲学从物理学哲学转向生物学哲学，从辩护论、批判论转向审度论。

首先，社会生物学争论研究牵涉到科学哲学从传统的“以物理学为样板”向“以生物学为样板”转型的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学停滞不前，所谓“物理学帝国”开始衰落，相反生物学群落包括生命科学、进化生物学、基因工程、生态学和认知科学等创新不断，不同于传统科学的“后现代科学”迅速兴起，物理学不再是其他自然科学惟一的基础或模仿对象，使得自然科学从“科学帝国”走向“科学共和国”[8]。在“科学共和国”中，生物学范式逐渐成为与物理学范式并立的最重要的科学范式。显然，生物学范式与物理学范式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差别，比如由于人是一种动物，同时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物学范式没有办法完全剔除与人相关的心灵、道德和政治问题，这在社会生物学中表现得很突出。科学哲学是反思科学的学问，自然科学范式的转变必然会导致科学哲学范式的转变，生物学范式崛起直接导致生物学哲学的兴起。一般认为，生物学哲学很大程度上起源于60年代兴起的反还原论与反实证主义立场[9]，而社会生物学争论对于生物学中整体论主张复兴至关重要。由于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均以物理学为样板，因而彼时的分支科学哲学可以说是物理学哲学或它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科学哲学就是物理学哲学。因此，生物学哲学并不仅仅止于一门分支科学哲学，而是要走向一种全新的科学哲学。比如，生物学解释不能摆脱目的论，不能做到物理学那样纯粹的因果解释，这就注定生物学认识论和物理学认识论明显不同，也注定生物学哲学一开始就与某种意义研究或文化研究纠缠在一起，不能是传统以真理分析为唯一旨趣的传统认识论研究。

其次，对“科学大战”的反思提出了科学哲学基本取向从辩护、批判走向审度的问题。毫无疑问，“科学大战”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已经并更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进入21世纪，许多学者开始跳出争论本身，试图以旁观者立场客观中立地审视论辩双方的立场，进而找寻争论对于科学哲学发展的借鉴意义。其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哲学对科学进行反思的基本取向要从极端片面的“辩护”或“批判”走向更为全面谨慎的“审度”[10]。从思想史发展来看，科学论也是大致经历了一个对科学“从辩护到审度”的转变。科学论产生之初，主要宗旨是为科学辩护，即证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并试图用科学方法改造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把非科学问题划归为无意义命题。辩护科学的思路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之后，辩护的声音逐渐衰落，质疑科学的声音越来越响。到了20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质疑甚至走向全盘否定科学的极端，出现以另类科学哲学为代表的“反科学论”。但是，对科学的全盘否定显然与常识和现实需要不一致，很快引起反弹，“科学大战”就是佐证。应该说，单纯的辩护论或批判论在现实中走到了困境，不能说明科学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审度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实际上，审度是辩护者与批判者的激烈辩驳而催生的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对待科学，科学哲学不能一味地辩护，也不能一味地批判，而是要走向谨慎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审度。实际上，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表现出审度科学的某些迹象，如舍格斯特尔“重建科学技术研究传统”的主张、苏珊·哈克的“批判常识主义”以及约瑟夫·阿伽西“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等，可以称之为“科学审度论”。

总之，当代科学哲学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型，将出现与维也纳学派诞生以来以往所有科学哲学均不同的“新科学哲学”，而舍格斯特尔的研究正是这种转型的征兆或先声之一。目前，新科学哲学还正在兴起和发展当中，还远远没有成熟，还有待观察。从总体上看，新科学哲学并没有一致和连贯的进路或范式，而将采取多元化、异质性的哲学反思策略，但始终将主旨收敛于破除极端、反对总体化，进而在具体、历史和现实中审视科学技术问题。

作为一种新科学哲学，舍格斯特尔提出了“重建科学技术研究传统”的呼吁。这是非常有创见的。STS的默顿传统存在3个问题：(1)忽视知识生产的社会学分析；(2)科学与外部社会关系研究重视不够；(3)缺乏对科学的批判意识。但是，默顿传统紧紧抓住科学建制和科学家本身，形成了与科学界良好的互动关系。如果能用审度论对默顿传统、SSK等进行改造，构建某种新STS传统是可能的，最近颇具审度意向的STPP研究的兴起就是佐证[11]。舍格斯特尔与SSK一样研究了科学知识的生产问题，然后又把科学活动展开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审视，把科学作为生产、传播和认可的连续过程来处理，从而避免SSK的极端批判立场。并且，舍格斯特尔提出了一些长期被科学哲学研究忽视的问题，如公众参与、科学民主化等，这些问题长期被作为科学外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新科学哲学的发展，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内史/科学外史、科学认识论/科学价值论等传统的科学哲学二分法将逐步被消解。最后，舍格斯特尔对STS概念进行重新解释，试图把STS变成一种以科学为中心的、综合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科学史等不同学科的跨学科问题学研究，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当然，舍格斯特尔的研究还很初步，问题也显而易见。首先，最大的问题是提出了新主张，但对如何重建STS传统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其次，研究过于经验化，回避了传统科学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停留在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的层面。再次，立论的基础缺乏物理学、化学的分析，更多采用生物学的讨论。显然，生物学哲学的兴起，并不代表物理学哲学的结束，未来新科学哲学更应该是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

原文参考文献：

[1] U.Defenders of the truth:the sociobiology debat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 U.Negotiating "sound science":expert disagreement about the risks of relea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icro-organisms[J].Political and the life science,1990(2):221-231.

[3] U."Bad science",and politics:a critique of anti-reductionist reasoning[J].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1992(2):199-214,221.

[4]舍格斯特尔.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默顿.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ROSZAK T.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reflection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 its youthful opposition[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7]Barkow J H.Review of defenders of the truth[J].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2002(1):377-378.

[8]段伟文：科技哲学的进路重整与时代关照[J].哲学动态，2014(5)：14-25.

[9]SMOCOVITIS V B.Unifying Biology: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105.

[10]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94-297.

Reflecting on Science Debates:Ullica Segerstr?l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llica {B2AAC10.JPG} proposes the idea of reconstruc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 by researching sociology debate and science wars,which is very illuminable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Her views of point reflect two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the frontier of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 from physics philosophy to biology philosophy,(2) from defense theory,critique theory to reconsideration theory,which are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Ullica /sociobiology debate/Science Wars/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作者简介：刘永谋(1974- )，男，湖南常德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与公共政策，E-mail:legend74@163.com；张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第20164期